□ 《林伯渠传》编写组
* 本文节选自红旗出版社《林伯渠传》。标题是编者所加。
洛川会议以后，林伯渠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驻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并负责这里的工作。
当时，西安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国民党西安行营的驻地。中共和八路军对外交涉，领取分发经费、弹药，各地人员往来，运送各种物资，都要在此地进行或者经过此地。因此，林伯渠肩负的工作任务非常重大。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林伯渠以西安八办为依托，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林伯渠在西安期间，非常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1937年10月，他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和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自由。他还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商定，由徐彬如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络人，经常与国民党省党部接洽，解决有关民众运动的问题，以避免误会和纠纷。请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来西安，以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开展国共两党的合作。1938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林伯渠协同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交涉，动员社会舆论和社会人士，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的5个青年，使13个抗日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并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林伯渠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到处说共产党确是政党的风度”，而且使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也较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有了明显的不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工作对象，为交涉办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谈判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晤谈或书信来往。为了影响蒋鼎文，他还广交蒋部下的厅长、秘书和处长等，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程潜继任行营主任（番号为天水行营，驻西安）。林伯渠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过事，私交尚好，便与他促膝倾谈，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和疏导使程潜答应批准发放子弹，放行5部车床，负责解决八路军办事处的其他困难问题。
与此同时，林伯渠也极力在民主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多次在西安接待爱国知名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洲、高崇民等，同他们恳商抗战大计。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以后，积极拥护中共的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林伯渠在政治上对他十分关怀，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即亲自送他一本，后来又多次同他交谈读后感。这对杜斌丞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他们互相学习，也互相尊重。杜斌丞曾说，他与林伯渠之间是“心往神交”，林是他的“良师益友”。
维护全民族抗日的大局。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勒死，投入西安下马陵的枯井中。林伯渠为此事，向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多次与蒋鼎文进行交涉，要他负责把人交出来。他还将宣侠父“失踪”事件，报告了在武汉的周恩来，请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开始国民党矢口否认，后来，经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才只好说，宣侠父是他的学生，违反了纪律，他自有权制裁。实际上承认了宣侠父是他下令杀害的。
从1938年冬开始，在西安及其附近连续发生扣押八路军人员、物资事件。为了制止此类事件，林伯渠多次以西安八办或个人名义致电蒋介石，指出，抗战时期，“团结更为重要”，“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而国民党有关军警，却“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致令抗战军入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因此，当局应该“令饬制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样事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曾掀起过三次反共高潮。他们经常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林伯渠都给予义正词严地揭露。有一次，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会上有人公开攻击八路军搞摩擦。对此，他十分气愤，当即提出国民党顽固派在旬邑、陇东制造摩擦的种种事实，使其无言以对。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他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一席话，说得那个副官哑口无言。然后，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地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
在对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斗争的同时，林伯渠对党内出现张国焘叛逃之事也尽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他曾在西安对张进行了挽留说服工作。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祭扫黄帝陵。扫墓之后，他托词“要到西安去找林主席”，叫秘书和警卫班先回延安，自己带着警卫员张海直奔西安。可是到西安后，他却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当林伯渠得知他已到西安，要他来八路军办事处居住，他不但拒绝来，而且拒绝同林伯渠会面。直到4月7日，他带着张海来到西安火车站，才交给张海一个电话号码，叫他打电话约林伯渠到车站会面。但当林伯渠赶到车站时，他却钻到国民党一列军用专车内，不肯下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谈。”双方争执了五、六分钟，他死活都不肯下车，到武汉去了。林伯渠回到办事处，立即将事情的原委电告中共中央和在武汉的周恩来，并告知张国焘正在去武汉的途中。张国焘最终做了可耻的叛徒。
抗日战争的开展，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为八路军、新四军运送革命同志，招收进步青年，领取、购置和转运抗战物资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
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亲切地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青年，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他们的去向，指导他们的工作。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方少逸等，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牺盟总会常委兼牺盟会宣传部长黄玠然，由于阎锡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来派去山西的，经与周商量后，安排他去重庆工作。1939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20多辆汽车，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救护车运回来。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指示他暂时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了西安“八办”和延安。
在此期间，林伯渠还安排过一个欧洲记者去延安。那是1938年5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去了解那时青年人十分向往的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特意结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通过她见到了在汉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18岁的战士为他作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写了许多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抗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巴苏、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给予许多帮助。
林伯渠对来访的进步青年，绝大多数都帮助他们实现了奔赴延安的愿望。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出力。
进步青年从西安前往延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林伯渠领导办事处的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留难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年由重庆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前往延安，途经离西安不远的草滩时被扣押。林伯渠与伍云甫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挂起中校徽章，带上两个警卫，乘坐小汽车前往营救。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现在我要把他们带走。”话声刚落，没等对方回答，转身对青年们下令说：“跑步！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跑走了。国民党连长见他是中校，不敢发火，只说他们回去不好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说明这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后来这批青年终于安抵延安。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或生活用品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对此也倾注了心血。
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采购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如购买棉纱，就很棘手。当时西安只有一个大华纱厂，老板是广东的一个大资本家，为了使日本飞机不轰炸他的工厂，每月给日本人交3万元的“保险费”。他不卖纱给延安，我们也拉不上关系，怎么办呢？林伯渠借重李敷仁在西安创办的《老百姓报》把这个资本家交“保险费”的事揭了出来，他再也不敢给日本人送钱了。后来他的纱厂被炸坏了一些机器，开工困难，工人们扬言要去延安种地。资本家慌了手脚，惶惶不安，找省政府，省政府也没法。最后请林伯渠去给工人做工作，纱厂才开了工。自此以后，老板也开始卖纱给延安了。
购得了物资，要将它运到目的地，在很多情况下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开辟这一交通渠道，林伯渠指示办事处的同志，要千方百计让铁路也能为我们服务。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西安铁路局不少人对陕北的羊毛筒子很感兴趣，林伯渠即从贸易处调来了一批给他们，以争取他们为办事处运送物资。铁路上有一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一些事情。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自书写挽联，派处长伍云甫和副官王荫圃携往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一次，朱德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给他安排了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他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我们大量运来，因此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
为了解决边区人民和军队的被服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发动农民广种棉花。为了解决购买、运送棉种的问题，林伯渠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同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联系。杨亦周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抗日战争一开始，林伯渠就同他交朋友，不断鼓励他，赞扬他团结抗日的精神。他每次到西安，林伯渠都盛情接待，促膝交谈。一次，他告诉林伯渠，说国民党委任他为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他不大愿意担任这一专门同共产党作对的职务。林伯渠说：“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作对就是了！”后来，国民党认为他反共不力，撤了总干事长职务，让他当了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伯渠要求在三原县购买30大车棉种的书信后，就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一个正式报告，由他批复。后来这批棉种购齐运到边卡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也只好放行。
林伯渠在西安渡过了几个酷暑严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大城市里，生活却是很俭朴的。他吃穿和大家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他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5元钱津贴费，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买些书籍和文化用品。
他非常关心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学习，将全体同志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还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则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当时，办事处的环境十分险恶，一个不到50万人口的西安，竟有4500余国民党职业特务，他们监视办事处的活动和来往人员，经常跟踪盯梢。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林伯渠亲自给办事处的同志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桔颂》等，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1940年底，林伯渠不再担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奉命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