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珍珠
从1936年底到1946年初，周恩来曾在西安八办留住23次，他在西安的革命活动，给西安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一下飞机蒋就逼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了西安事变时被扣押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第二天在南京又软禁了张学良。还抽调5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西安的形势骤然紧张。在突变的形势之下，西安城内东北军和战分歧越来越大，少壮派与元老派的斗争日趋激烈，以至发生了2月2日杀害王以哲将军的事件。主战派甚至准备向中共代表发动“兵谏”。周恩来临危不惧，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谈话，指出，内战开始，对团结抗日的前途不利，对营救张学良将军不利，对东北军的前途更不利。苦口婆心，耐心规劝。无奈，事态越来越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由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自己和刘鼎及少数几个警卫和通讯人员留在西安，迁往七贤庄居住，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危局。
经过艰巨的努力，周恩来以七贤庄为依托，渡过了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总是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他一心维护团结抗日局面、一片真诚对待朋友，把一个一心拯救民族危亡的，活生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现在西安各界人士面前。
由于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每次路过西安，都住在八办，他在这里和国民党要员打交道，致力于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也从未忘记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和西安群众，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1937年11月，周恩来途经西安要在“八办”留住一天，工作人员即发出请柬，邀请西安各界300多人，听周恩来作了《五个月抗战总结》的报告。1938年3月，周恩来在陕西省立二中，就抗战问题给学生们作报告，许多当年亲耳聆听的同志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操场上挤满了人，一些人无处站，就上到墙头上。坐在树杈上听。这次报告长达3个小时，人们听的很认真，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1940年5月，周恩来还应中华邮政总局少将军邮总视察的邀请，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给驻陕军邮局的四五十名职工讲了话。并为林卓午赠送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此外，周恩来在西安还作过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讲演。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到抗战胜利的8年中，在西安还会见和接待过杜斌丞、杨明轩、车向忱、郑伯奇等许多进步人士和许多中外记者，在接待北平、天津记者时，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建议中央，指定人以化名写文章向《大公报》、《益世报》、《晨报》投稿，参加这些报纸关于统一救国问题的讨论。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向她宣传中央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并通过她向国际上报道。
早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就曾接待过一个在西安的英国传教士，向他讲了许多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后来这位传教士在西安见到新西兰记者贝特兰时曾激动地对他说：“对共产党在西北的行动，我们的某些教友居然散布了一些毫无根据、最能使人恐慌的谣言故事，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这些故事不是从事实出发，完全出于一种最恶劣的偏见。”这位传教士在回忆到他和周恩来谈话情景时说：“当时的气氛就向现在你我交谈一样平静。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种印象：他们是真诚的，而这对我来说，要比无论什么宣言都更有意义。我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也学到了很多——很多他应该明白的道理。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真正统一的前景，今天的条件要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他还情不自禁地对贝特兰说；“我非常喜欢他。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
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大肆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胡宗南，把保卫黄河河防的军队西调，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蒋介石署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党，并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的革命力量。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国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从政治上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延安群众举行万人紧急集会，向全国发出了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朱德总司令也分别致电蒋介石和胡宗南，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解放日报》还发表文章，义正词严的批判《中国之命运》一书。
7月9日，周恩来由渝返延途经西安，住在西安八办，在这里他看到了朱德总司令给胡宗南的电报，对胡的所作所为甚为愤慨。胡宗南为了掩饰自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邀请周恩来第二天出席专门在小雁塔为他安排的招待酒会，第二天周恩来如约前往。席间，他向胡宗南询问了许多情况，其中有胡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欲发动新的内战。胡矢口否认。周恩来面对胡宗南虚伪的本质，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举杯说到：“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周恩来的一席话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公之于众，彻底给予揭露，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未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在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和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攻努下被制止了。
周恩来在西安，白天要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要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还要接见新闻记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晚上，常常要起草文电，向党中央请示汇报要作。
在这样紧张工作的情况下，周恩来还关心着警卫战士，经常给他们谈形势，讲政治，教他们学文化。李思明是周恩来在七贤庄时的一名警卫，他说：
一天夜晚，我在他办公室值勤，他亲切地问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说不知道，我不识字。他拿起毛笔，写了我的名字看，用手指着对我说，是这个“李”，思念的“思”，光明的“明”，你思念光明，这个名字好啊！我们就是要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光明前途。接着，他又一一问了另外3名警卫员，有两个也不识字。他就给我们说，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明天给你们请个文化教员，教你们认字，你们每天都要学会几个字。
请来文化教员后，他规定我们每天学习两个小时的文化，还给我们4个内勤警卫员每人发一个学习本，并且亲笔都给我们写上名字，当时，我们一心想学好文化，可是由于基础差，学习不得法，觉得学文化比打仗还难，有时前边学，后边又忘了。这时，他教我们边听边看边练习。他还经常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一次，他看我的学习本，当看到我写的“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行字时，鼓励我说，写得不错嘛，不仅要学会写，还要懂得意思。接着打着手势对我讲，我们就是要在全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年多的功夫，我学会了写信，看报纸，懂得了不少的革命道理。
1937年七七事变的当天，他叫我们到街上买《西京日报》关于事变的号外，他心情非常沉重，连话也很少说。
晚上，他坐在台灯下写东西，我在一旁值勤。我深夜12点钟下岗休息时，他还在工作。第二天6点钟我起床时，他的台灯还在亮着。7点钟开早饭时，勤务员小杨喊他吃饭，他说，快办完了。8点钟我去接班，正碰上小杨把饭端来，他说，先放下吧，快办完了。这时，饭菜都凉了，小杨把饭菜端回去，热了热又端回来，再次催他吃饭，一直到10点多钟，饭菜热了两次，他办完事才吃早餐。那时，我们警卫战士多么希望他饭后能睡一觉啊！谁知，他放下饭碗，停也没停，又继续工作了。午饭后，我想这回可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他想着全民族的大事，哪能睡得着啊！
周副主席睡时已经12点半了，1点15分他就起来用凉水擦一擦脸，又外出办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