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耑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因此，西安八办始终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对它的工作希望甚殷，对其工作人员关怀甚切。
毛泽东亲自给西安八办配备干部。
西安八办成立之初，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但由于派往这里工作的同志大多长期生活在红军队伍中，对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工作方式一时难以适应，工作局面不易打开。1937年9月下旬，西安八办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它的工作任务、方法，人员的配备等问题，被毛泽东同志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深思熟虑以后，决定派林伯渠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长驻西安主持西安八办的工作，并调伍云甫任西安八办处长。不仅如此，就在林、伍赴西安之前，毛泽东还谆谆告诫他们，西办的工作必须是在国统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用极大的精力去发展抗日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切机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指示和安排，为西办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西办在林伯渠、伍云甫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在国统区以其公开合法的地位，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毛泽东给西办工作的指示及时具体明确。
毛泽东与西办之间的电报书函往来，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始终没有中断过。毛泽东的指示每每在关键时刻指导着西办的工作。
1938年2月、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下令取缔西安13个救亡团体，从5月底至7月又先后逮捕了西安爱国5青年。对此严重事件，西办与中共陕西省委一起组织了多种有效的声讨和救援活动。6月13日，林伯渠同志就此向毛泽东等同志作了汇报。15日，毛泽东复电：“甲、国民党进步中某些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慌。乙、应该在各地利用机会动员群众，给顽固分子以相当打击，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指国民党中央——编者注）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遵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林伯渠亲自出面同国民党省党部交涉，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坚决揭露，同时，他还指导西安各界利用各种社会媒体，提出抗议，要求保障抗日救亡团体之合法地位，释放被捕之爱国青年，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周恩来同志路过西安，也直接与程潜交涉。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于9月4日将5青年无罪开释。
赶走反共摩擦的绥德专员何绍南。绥德专区是陕北比较富庶，政治文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二战”时期属苏区，后其城镇逐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派专员为何绍南。何在这一地区不顾团结抗日大局，积极反共，诬蔑攻击驻防的八路军，指使反动地主豪绅反攻倒算，绑架民主政权县长，枪杀民主政权的干部和伤残退伍军人。边区军民对之十分痛恨。为了揭露和打击何绍南的反动行径，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连电南方局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乙、决不放松对于何绍南贩卖白银、贪污数十万、伪造八路军护照和贩大烟土及贻误河防动员等罪，必须固执地追究下去，陕北民众要求逮捕何绍南解回公审；丙、绥德五县属边区范围，要求委王震为专员。”1940年2月10日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指示西办“伍永福（即伍云甫——编者注）、李华将乙、丙两项在西安放出空气”。有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西办对于何绍南的反共罪行开始了公开的抨击。也正因为有这一指示，才有彭德怀在西安怒斥何绍南一节。经过斗争，国民党政府决定撤销何绍南的职务，但又拟派包介山为绥德继任专员，对此，毛泽东又电令伍云甫严正交涉，除王震任绥德专员外，一律拒绝。最后，不仅赶走了何绍南，抵制了包介山，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撤走了边区境内13个县的县长，结束了这13个县存在的“双县长”的怪现象，使边区得到了巩固和统一。
1943年，胡宗南调兵遣将，试图对陕甘宁边区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为了制止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反共阴谋，毛泽东于7月3日致电周子健并转周恩来、林彪，要求“向胡宗南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周子健接电后即赴胡公馆，促胡明大义、晓利害。10日，周恩来参加胡宗南的招待酒会，将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公诸于众，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发生的“周公把酒斗胡顽”的精彩一幕已被传为佳话。
毛泽东对原西北军各将领的统战工作也有很多指示。1943年，中共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准备公布一批投降日寇作伪军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名单，其中包括原西北军中的将领。中共中央将这个名单通过西办转告有关人士，望注意收集意见。有些人看了名单以后，感觉到是否人数列得多了些，建议原西北军中的人员是否可以不列或少列。周子健将这个情况电报中央，不到两个小时，毛泽东回电，名单上所列的人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个也不能减少，减了就是政治错误。他还要周细心地做好有关人士的工作，从政治上多加解释，使他们打消思想疑虑。这样做有效地遏止了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对西北军中的投降分子也给予了政治上的打击。相反，毛泽东对西北军的进步将领又特别关怀。1945年2、3月间，周子健向任弼时报告了原西北军将领孙蔚如“对我方态度近有转变。”因孙在抗战之初曾与共产党有过接触，1936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孙“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经过近8年的抗战，孙蔚如对共产党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他曾对杜斌丞讲：“蒋的军队在河南，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到处遭受老百姓的反对。我们（四集团军）亦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因此亦不大拥护我们。可是，共产党到了后，能很快将老百姓组织起来，收复失地取得人民的真正拥护。同时，他们答应不到我们防区活动，而能守信，这是我过去从没有看到过的。”由此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即“承认我们有办法，只有我们才能将中国的事办好。”（周子健电报语），接到这个电报后，任弼时转送毛泽东阅示。毛泽东当即向当时驻在河南与孙蔚如部经常接触的王树声、戴季英作了如下批示：“王、戴：请你们约束部下，勿侵犯孙蔚如部利益，并和孙部妥为联络交好。”毛泽东的指示团结了孙蔚如及一大批西北军将领，有力地促使其走向人民的阵营。解放后，孙蔚如任陕西省副省长。以上仅择出几例。借以说明毛泽东同志对西安八办工作的关怀指导。
毛泽东同志对西办乃至整个国统区的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极为重视。
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在西安做与东北军联络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八办前身——秘密交通站的负责人）致电：“剑鼎二兄：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帐。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理治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毛泽东敬告这些“苦久了的人”不要在灯红酒绿、鲜花霓裳中丧失自我。这段话，今天读来仍令人回味无穷。西办成立后，正是继承了它的前身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树立的优良传统，教育每个同志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他们开展了“节省一文钱，增加一分抗日力量”的运动，号召大家“爱护公物”，“要节省电灯、要节省书报费”，“不浪费一张纸、不浪费一粒米、不浪费一滴油”。可以说，西安八办及其前身存在的10年间，它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做的。
毛泽东同志对西办工作人员的安全关怀备至。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达到其反共的目的，对西办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手段，妄图迫使西办撤离西安。他们接连不断地通知西办缩减人员，以多出规定数目者不保证其安全相威胁。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毛泽东同志指示西办，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象征的阵地不能丢，尽管环境险恶，但保存它就可以增加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意义重大。同时他也指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证同志们的安全，建议西办改变工作方式，尽可能地开展合法斗争，把工作人员尽量控制在最小限度以内。据此西办工作人员陆续撤回延安，由最多时的200多人裁减至最少时的20人。
1946年9月，西办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撤回延安。回首七贤庄10年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倾注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