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
* 根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保存的复印件刊印。编者有删节。
一、反共顽固派近来做了什么？
1、军事方面，除了在边区[1]周围建立5道封锁线外，现在又在三原、泾阳、咸阳、西安4个据点建立坚固工事。在人民中动员的口号：①防备日本进攻。②你们（人民）不需要知道。实际上是为了防共，不过不敢向人民公开的宣布。7月初开工，原打算一个月完成但到8月底还没有完成。经费准备400万元，实际上需2000万元，不敷之数由地方摊派。4县人民凡有劳动力，差不多都动员去做工事。如果因生活离不开，不能参加建筑工事，出10天的工钱——100元——也可以。例如给我们理发的工人因为不能参加，就出100元。如有两个或3个不能参加就出200元或300元，余此类推。另外对木料的征发与铁料的摊派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西安所有木料行的木料十之八九都征发去了（名义上发官价实际上等于不给钱，因为所发的价钱只值市价的1/10，但有时也得不到），三原曾因为摊派铁料太重而酝酿请愿的事情。
2、在政治方面，（1）强迫所有受训的人——国民兵团、义务警察、防护团、警训班——去进行特务工作。每个受训的人都应监视你周围的人——亲属、朋友、同事、老板或上级——是否有“不法的行为”。例如在西安特务机关就利用受训的人去监视每个商家不准卖东西给我们。受训的人对于老板有无限的权威，因此西安商人对于派去受训的人感觉非常头痛（派去受训的人老板要管吃管穿照付工资，同时又不能在店内做事情）。不过特务机关收到成绩也不大，因为每个受训的人都不见得给他们努力的工作。（2）利用保甲组织进行特务工作——保甲不仅实行连坐法，而且每个保长以上的干部都要加入国民党做特务工作。这还不够，另外每个联保还要派一个曾在干训第四团毕业生去充任副联保主任以加强特务工作，同时监督该联保以内保甲长工作与行动。（3）西安市加强检举工作——检举工作分为以下几种：（A）定期检查。（B）不定期检查。（C）全市检查。（D）分区检查。（E）分街检查。（F）分职业团体检查。（4）特务机关行动日趋统一——西安特务机关，据我们所知道系统有十五六个——办公厅第一处，第四处，三十四集团军特务室，干训第四团，七分校，劳动营，动员指挥部，宪兵六团，特务四团（属军政部），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省党部，陇海路特党部，保安处，三青团，民运部。他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行动极不统一，经常相互逮捕与跟梢。他们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起见，于去年11月间成立特务组，在谷正鼎领导之下，每礼拜开会一次，互相交换一般的情报与讨论对付我们的办法，自他们行动比较统一后，对于防止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了效果。（5）造谣——在新四军事件[2]发生后，他们即造谣说我们要成立中央政府，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等。在中条山战争[3]，他们造谣说我们同日本人配合进攻国民党军队。当时胡宗南在他的干部会议上亦说日本会过河来，共党一定要乘机攻进西安。不久他们又说我们又从前方调回边区几师军队，贺龙为南进总指挥，林彪为西进总指挥，进攻西安与兰州。在何应钦到西安时他们即造谣说我们组织暗杀队由彭青负责进行刺杀等谣言，在谣言底下来积极进行反共工作。
3、经济方面，（1）封锁边区，一方面不准边区内部的东西出去，另方面不准任何东西向边区内进。这不仅仅在沿边区周围封锁，就由邮局寄少数东西亦在被没收之列。如西安东关某商号寄往延安某商号之小包中药亦被没收。（2）省党部在去年12月曾召集商会各行业委员在党部大礼堂公开宣布任何商人不准卖东西给八路军，如果检查出有人卖东西给八路军应以资敌论罪等语。（3）关于盐、面粉的统制——现在边区封锁不能出口，西安一带的食盐的来源主要由青海运，交通又不便，现在西安吃盐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盐价现在涨到4元钱1斤（13两），每天要排成长串串去买盐，有时等一天还买不到，军队买盐亦要排成长串串。面粉也要排队去买（官价处），但经常买不到。面粉价在7月初官价26元到月底涨到38元，4天后又涨到40元，但还买不到。但另一方面各个银行的仓库里以及华峰公司的面粉又堆积如山。更奇怪的是各银行仓库存的全是军粉（军粉价比一般粉价便宜2/3，但只能供军用）而照市价出卖。其它零用东西在7月至8月一个月内都涨了一倍（如牙膏春天1.2元，7月2元，8月涨到4元）。（4）军粮——长安县派9万包（每包200斤），三原派11万包，西安市3万包，而每县的人口都不过十四五万。今年收成又不好（5成），人民负担非常重。因此高陵县因派军粮曾发生罢市（高陵有一小商人曾派1000余元的军粮），泾阳因派军粮与建筑工事费曾发生交农具的事，不久泾阳县长亦被保安队打死，三原的军粮直到8月底还不敢派。
4、对办事处的压迫与封锁——最后一部分详细报告。
二、他们自己内部的矛盾。
1、复兴社与CC[4]的对立——在中条山战争的时候，复兴与CC均估计敌人一定要过河，西安绝无法守。CC系彭昭贤到处说陕省府平常对于军队人员补充物质的供给尽了最大的力量。如果敌人来了军队不能阻止着，那么负责军事的人应负完全的责任。复兴社则一方面宣传敌人力量怎样强大，另方面则说政府（指陕省府）对于军队平时帮助怎样少。而到战时如果不能给更多的帮助与配合，届时军队如失利军队本身应该负责，但政府亦应该负很大的责任。这是第一。第二，动员指挥部在临近边区周围各县都设有分部，而各该县的指挥部实际上代替了各该县的党政工作（党政工作多半操在CC手里）。因此CC与复兴在临近边区各县矛盾也非常深。第三，复兴社所领导警备司令部搜查CC系所办《西北角》（专门反共的刊物王德傅所主办），在社内并搜出电台一座与有汉奸嫌疑的文件，并将该负责人赵某带走以打击王德傅。
2、西安的汉奸案——在7月中旬警察局曾破一个汉奸案。据说是敌人由太原派来一个汉奸，视察西安工作。这个人住在中正门内中国饭店内，工余之暇，时常跑在革命公园玩耍（公园离办事处非常近，因此特务非常多），为特务注意（特务以为他与办事处有关系）而被捕。当时即承认自己是汉奸，不过不说任何关系，经过8个钟头后才说出骑四师办事处是总的机关（据汉奸说他与骑四师办事处约定如6个时辰不回去即是发生问题，应将任何文件烧掉）。据他自己说因为时间已过，说出这机关已经没有用处了。警察局立刻派人去搜查，搜查出各种化妆用的东西——学生、商人、叫化子、工人、农民、妓女——并有电台一架与各种文件，捕了30多个人（处长到南郑视察工作去了未有捕去）。据说是新民会西北的总机关，阎锡山为该会会长。另外还牵连西安许多高级负责人，但究竟是哪些人则无从得知。
一 反共顽固派对西办的压迫。
1、使外面与办事处断绝来往。特务四面包围，凡发现由办事处出来（外面人）即予逮捕，如今年3月间，曾有黄笏承老先生者70多岁，信仰佛教，会画古画，来办事处找我，出门后被捕去（带上黑帽子拉跑）。有些商人到办事处取钱亦被捕去。在8月中有位给我们修理炉灶的泥水匠也被捕去，写过悔过书后才放出，但不准以后再给我们修理东西。中国银行职员送取款通知单与省银行职员到办事处取房租亦被跟梢与警告，甚至于联络参谋到办事处采亦被跟踪追迹。
2、使办事处与外界断绝往来。处内工作人员到任何地方去，每次都有一两个特务跟着，如果是到商家去，商家受警告罚款与逮捕。在8月20号曾有一酱油铺因为同我们共卖买而被捕并罚款600元。如果是到医院治病，而医院就受警告与监视，例如广仁医院与市民医院都被注意而认为系共党的转达机关。如果是到普通老百姓家，老百姓立刻就被逮捕，甚至到警备部或办公厅他们亦是同样跟踪追迹。
3、对物质运输与人员来往的限制。（1）我们的护照不能用，一切物质运输与人员来往都须经过办公厅批准，而我们每次走车的公事至少一月至两个月才能批准（平常公事只须一个礼拜）；（2）对于钢铁一类的物质不允运，他们认为可以做枪炮打他们，如：硫酸、盐酸之类卫生材料亦认为可以做毒药也不能运输；（3）用法律手续来限制与阻止，例如要司机证、通行证，而我们的车多半没有司机证（军用车有背章符号即可），而通行证是由公路线区司令部发，但咸榆公路没有线区司令部，别的线区司令部又不管；（4）检查过苛，稍有不符即予扣留，甚至于完全符合亦常发生留难的事情（如伍修权同志来时车子物件人员完全符合，在城门检查时故意留难一天半，耀县无故扣留一天；（5）办公厅准许走的车，特务机关又秘密令各检查站所设法阻止与扣留，例如在新四军事件后每次走车的困难与阻碍完全是特务机关从中作祟。
4、办事处经常遭受特务机关扰乱与检查。8月10号至23号特务机关曾到办事处检查了4次。第一次去了4个宪兵，警备司令部两个参谋（内有一个系特务机关冒充警备部的人），警官3个，警察4个，将办事处所有工作人员与客人集合点名。第二次又去点名。第三次去对像片（仓库也去了，并将仓库所存电料、钢铁材料、汽油，一部分书籍详细登记）。第四次去询问钢铁、电料、汽油、书籍的来源与是否有统治机关的许可证或登记。同时要将仓库存的书籍（联共党史）查封。据云甫来电说特务机关在9月26号派军警武装重重包围荷枪实弹，将办事处全体人员点名对像片，并将所有公私住房一律搜查捣毁后，扬长而去。
5、利用登记的手续想取消办事处电台。今年上半年电台曾被检查3次，并举行临时登记，发一临时登记证，期限3个月，在3个月内属军事机关的电台应向重庆军政部请领许可证。如超过3个月的期限领不到军政部颁发的许可证即取消在该地（西安）设置电台的权利。现在3个月已过，军政部仍不发许可证。办事处又向交通分处去公函，要求将临时许可证延期，该处已允延期两个月。
二 办事处半年来做了什么？
1、巩固内部。（1）加强秘密工作，提高警惕性，处内工作人员无特别必要不准外出（机要人员原则上不准上街），自己设一小型合作社，零用东西不到周围小铺（多半是特务开的）去买。（2）加强内部文化娱乐工作，经常开小规模的晚会或座谈会，早起实行体操或打八段锦，休息时间打扑克、乒乓球。（3）加强内部的教育工作，干部教育曾进行讨论战略与策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党内讨论施政纲领，“七七”4周年宣言，增加党性的决定，调查与研究的决定，每周根据中宣部发的宣传要点讨论时事等；事务人员每天上两小时的课，一小时的复习，每一个人都参加了学习（这种现象是过去任何一时期所没有），经过半年教育原来不识字的现在都可以看简单书报（如群众周刊），记简单的日记；施政纲领在事务人员中进行两个月教育，“七七”宣言进行一个月，时事每周一次，作文两周一次，每天一篇习字，记周记，生活座谈会每两周一次；教育是收到一些成绩，但仍有些缺点如教条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等，这是在巩固内部中进行的具体工作，也确实收到了成绩。
2、在物质与人员输送方面。（1）开回延安6辆卡车（新四军事件后）。（2）送延干部近90人。（3）近万斤钢铁、医药品、水银、电料，书籍也输送一些。（4）在物质的运输方面有些非法的东西用合法的名义才准运延。如：有的钢铁冒充做行军灶用。元钢料充做拉拉轴用，水银是装在铁筒里面偷运的，不然这些东西都无法运来的。
3、统一战线工作。自皖南事变后很难进行这部门工作。白天简直无法出门（公开机关的人也不敢见我们），有些必要的关系夜间偷着跑出去联系，有些不重要的关系大部分都失了联系。现在能设法见到的有以下的人：杜斌丞、刘古风、杨明轩、吴剑西（吴觉先）、景梅九、成柏仁（秦风日报社长）、莫绍明、王子纬（医生）、杨亦周（过去是北平大学教授，现任农本局专员办事处主任）、郭乐三（杨虎城的政训处长，现赋闲）、陆树东（树东大药房的老板）、钟楚珩（原来当过县长、专员，系董老的同乡，现已调洛川税务局长）、薛培基、姚曾依（电政署专员办事处秘书）、高复宇、丁向明（办公厅职员、朝鲜人）、蒋自明。
4、党的重要文件我们都设法发到群众中去了。现在公开的散发当然不可能，我们现在完全采用秘密办法发行，一部分由邮局寄（伪装的好大部分可以收到），一部分经过以上统一战线关系散发一些。在西安各个主要的机关与团体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重要文件，如我们军委的讲话与命令，施政纲领，抗战4周年宣言等。
三 对今后工作的意见。
1、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将处内工作比较少的人都组织进来，收集党、政、军、民、学、商、农、工各方面材料加以整理，设法送回后方（恐怕车上不能带，将来是设法派交通经常去取）。
2、巩固自己内部，加强内部团结，提高学习情绪，活跃内部生活，提高警惕性与秘密工作。
3、坚持同外面必要（统战）的联系，但不妨碍秘密工作。
4、对物质与人员的运输仍须坚持，但尽量减少目标，并设法取得合法手续。
[1]注：边区，即陕甘宁边区。
[2]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1941年1月8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泾县茂林地区陷入国民党顽军的重围。新四军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和大部壮烈牺牲外，其余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途中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3]中条山战争，即“晋南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与日军在山西南部中条山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
[4]复兴社与CC，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