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西办）是国民党、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胜利的产物。从它的前身冯海伯牙科诊所、红军联络处开始到最后撤离西安，共计10年时间，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初期。10年间，这个在全国数十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创建最早撤离最晚的机构，利用它特殊的政治和地理地位，在维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联系与沟通；为八路军领取款项、采购物资，做好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组织广大国统区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走向抗日前线以及其它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光荣的历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设立办事处。西安七贤庄一号门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
早在1936年春末，西安七贤庄10套院落成之初，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就用200块银元作押金，租下了一号院，以“冯海伯牙科诊所”为掩护，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转运站。在西安事变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秘密联络转运站，除了出色地完成采集并向西北苏区转运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紧缺物品外，还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把中共中央设在保安（今志丹）的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转播到全国各地去。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代表陆续到达西安。先是叶剑英、左权等住在七贤庄一号，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罗瑞卿等亦由张学良公馆迁到这里，代表中共中央同事变各方共同协商，谋求团结抗日之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七贤庄一号院便成为红军联络处，又称中国红军西北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发展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络团结工作；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采办西北苏区和红军部队所急需的粮秣、服装、武器等物品。由于这时共产党还未与国民党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红军联络处只是半公开的办事机构，因此，一号院大门外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三十八军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其工作由叶剑英总负责，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先后担任秘书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红军联络处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与充实，林伯渠（林祖涵）、宣侠父、叶季壮、伍云甫等先后赴西安，为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做准备。
8月25日，西办正式成立。办事处诸同志及时将自己油印的朱德、彭德怀就职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发给西安各界及各机关团体。通电引起极大的反响，爱国知名人士、政界要人、军界将领和抗战团体纷纷致电致函，表示热烈祝贺。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于是七贤庄一号门口改换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仿宋体蓝底白字的长条木牌。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负责人员有，处长：伍云甫（1937年8月～1942年初）；周子健（1942年初～1946年9月）。副处长：李华（1939年初～1941年）。
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1937年8月～1940年10月）、董必武（1940年10月～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1937年8月～1938年7月31日）也长驻西办，实际指导西办的工作。
（一）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是抗日的大后方，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这里汇集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西安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办就负有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人民群众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西办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西办曾协助中共陕西省委发动西安群众救亡运动。通过西安地区建立的20多个救亡团体，把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派出干部在西办工作，其联络员常驻西办。二者的密切配合为组织协调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西办工作人员经常到社会上去，向各界群众进行演讲、讲课、演出。林伯渠带头应邀在省立二中和扶轮社讲课。伍云甫在铭贤中学作“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报告。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举办骨干训练班，请宣侠父去讲“怎样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还请过往留住西办的彭德怀去讲“怎样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游击战术”等课。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八路军东渡黄河连战告捷，军威大振的情况下，西安许多学校、团体不仅采取各种形式热烈拥护八路军，而且竞相邀请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去讲演。西办有求必应，利用一切时机扩大宣传。西办组织的宣传队在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送郎上前线》、《汉奸作寿》等宣传抗日的节目。西办还组织全体人员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前线的战况，增强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1937年11月，西安同仁医院副院长罗锦文联络一些医护人员，组成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西办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救护队。西办还动员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工厂，宣传抗日救亡，搞募捐，并把群众捐献的寒衣等物转运到前线去。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就给西安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重要时刻，爱国志士及各团体十分渴望聆听他对时局的远见卓识。1937年11月，周恩来由山西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在办事处留住一天，西办全体人员动手，印发请柬，布置会场，周恩来给西安各界300多人做了《五个月抗战的总结》的报告。1938年3月，周恩来在省立二中就抗日问题给学生们做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报告。许多当年亲耳聆听者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操场上挤满了人，连墙头、树杈上都坐着不少听报告的人。在长达3小时的讲话中，会场是那样的肃静，又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其盛况在西安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周恩来在西安还做过《目前抗战形势及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演讲。这些都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等与各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德涵、刘古风、郑伯奇、曹靖华、于振瀛、陈建晨、侯外庐、张知道、宋联奎、李敷仁等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些知名人士很仰重周恩来和朱德，西办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安排会见。他们中许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和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如东北军子女学校——竞存学校校长车向忱就是这样。他积极任用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担任教师，扣人心弦的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就是该校任用的教师。车向忱还亲自向西办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东北军调离陕西后，他办的学校经费发生了困难，西办从统战经费中每月抽出200元发给学校，使学校渡过了难关。还有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的杜斌丞先生，竭力支持并帮助西办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身居要职的特殊条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陈建晨主编的《大团结》刊载过林伯渠、宣侠父的讲话，向国民党管辖区各界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更可贵的是他开办纺织厂，招收抗日军人家属进厂作工，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积极的工作。
西办在接待安排全国各地来西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单位的过程中，也做出了贡献。1938年3月初，著名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进行演出。为争取“西战团”在西安活动的合法地位，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利用他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蒋铭三）、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学友的特殊关系，陪同丁玲会见这些达官要人。“西战团”33名团员齐心协力，演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节目，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参加了座谈会、纪念会，声势浩大，轰动了古城西安。蒋鼎文给“西战团”捐款200元，胡宗南邀请丁玲、宣侠父赴宴。“西战团”在西安站住了脚跟，坚持演出达4个月之久，1938年7月回到延安。抗战初期，宋之的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樊镜秋率领的难民孩子剧团、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等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在来西安演出过程中，都得到过西办的支持与帮助。
发行共产党的书刊，是西办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办千方百计地做好发行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1937年10月26日，西办在北大街通济坊375号开设了《解放》周刊分销处，还承担了销售武汉、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任务。《解放》和《新华日报》在西安倍受欢迎，群众踊跃购买，互相传阅，时常出现夜半叩门和拂晓等在门口候买的动人情景。为了满足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西办除将两报刊张贴在来往行人多的闹市区外，还在七贤庄一号院临街的窗口设立销售处，在平民坊、马坊门、土地庙十字的书店设立代售点，同时还通过邮局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并与进步的报社、书店建立联系，向外地区、外县发售书报刊物，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扩大了宣传面。
西办还肩负着做好国民党西安军政上层领导人的统战工作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通过西办这个据点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经常致力于上层统战工作。1940年5月，周恩来赴重庆、朱德回延安途经西安时，他们两人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先后分别访问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中华邮政总局军邮总视察林卓午、驻陕军邮局局长西密斯、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副部长卢佐以及谷正鼎、郭紫峻、周心茗等，接待了西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温起凡、杨明轩、刘古风、卢竞群的来访。他们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的接触，为巩固西安各界团结抗日的局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林伯渠作为中共驻陕代表，也很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和一些上层人士交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使得他们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卓午是中华邮政总局少将军邮总视察，负责晋、陕等省的军邮工作，在西安设有办事处。林伯渠与其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帮助其积极开辟战区邮路，沟通边区与国统区的联系。从1938年4月起，由西安至延安通邮，邮件由西办汽车队带运。三原至绥德的邮路也切实得到了整顿。为了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诚意，以及激励林卓午的爱国热忱，1940年5月，周恩来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给驻陕军邮局四五十名职工讲了话，并给林卓午赠送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1942年，林卓午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亲切会见。
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38年秋天，由“抗大”毕业的陈希愈等奔赴敌后工作，途中被一小撮顽固分子扣留监禁。消息传到西办后，林伯渠致电天水行营主任程潜（1938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交涉。经过一番努力，程在公文上作了“合作救国，立即释放”的批示。1939年10月间，西安某汽车兵团几个歹徒把西办的5辆汽车偷走。西办人员抓获歹徒后，得到程潜等人的秉公办理，使西办的汽车失而复得。
帮助抗日友军的刷新与整顿，是西办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抗战开始后，八路军与友军之间，互相帮助，互通情况，有时互通战报。西安有师以上部队的办事处100多个，都与西办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八路军在前线打了胜仗，友军办事处都来表示祝贺；友军在前方打了胜仗，西办也去人表示祝贺。友军、地方武装还要求八路军给他们派干部，帮助他们刷新、整顿部队；有些还将他们的干部送来，要求进“抗大”学习，以便返回后更好地工作，西办都尽力满足其要求。1938年6月以前，通过西办派到友军去工作的计有：新编六师13人，十七师8人，八十三师5人，十四集团军2人，山东第六游击区12人，晋东游击队12人，晋南游击队10人，陕西警卫二旅2人；派到地方去工作的计有：河南12人，陕西16人，山西1人，江苏7人，山东3人，浙江6人，四川7人，安徽9人。对于在友军中担任高级职务，要求进延安参加学习或别有任务的，如何基沣、张克侠、何柱国等，西办都派专人护送前往。1938年3月，张克侠住在西办时，突发急性阑尾炎，被正在办事处住着要去延安的白求恩大夫碰上了，他马上在地下室架起了简易手术台，顺利地给张作了手术。
接待好每一位外国朋友与客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西办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在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的时候，一些国际友人、海外爱国侨胞克服各种困难，前往延安。有的是考察情况，向外界作出公正的报道；有的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日前线。外国友人有：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范查理、白求恩、马海德、路易·艾黎、米勒、詹金斯、伊文思、爱泼斯坦，等等。外国团体有印度援华医疗队、世界学联代表团等。这些经过西安的国际友人，都得到西办从生活、交通及安全等方面的周到安排。
（二）采购运输物资
从1936年春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联络转运站到1941年年底，西办是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后勤供给的中枢站。它承担的采购运输任务很重，工作人员仅西办经理科就多至近百人，下属有好几个仓库、兵站，还有一个汽车队。延安的工农业生产资料、原材料、生活用品、文化办公用品，不少是由西办经理科采购供给的；前方八路军的经费、服装、医疗卫生用品、弹药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西办经理科领送和采购的。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后勤供给工作，在西安事变以后，派红军供给部长叶季壮率领一些同志到西安，租用七贤庄四号院，成立了与西办平行的“采办委员会”，设粮秣、采办、交际等科。其工作任务是：采买延安和红军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办理服装、鞍具等军用品的加工；运送采买及加工的各类物品到延安或红军驻地。此时，尽管国共合作尚未正式开始，但已有了合作的气氛，因此“采委”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西办成立后，“采委”改为经理科隶属西办，主管军需供给工作的各项事宜，原各科改为股，张元培、吴习智、汤池、喻杰先后做过科长。经理科的工作任务除过去的采买物资、服装制作外，又增加了领取款项、运送物资诸项。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初，其军饷、军需品等均由国民政府定期发给，还不定期地发放一些犒劳费、河防工事费等。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由太原迁到西安，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领取由西办在西安办理。1940年11月，何应钦得蒋介石指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在这以前拖欠未发的也予以作废。
除领取军费外，西办还到驻陕军医署、驻晋军医署，领取战场救护药品、卫生材料、医疗器械和疫苗；到华阴、宝鸡、襄樊、汉阳军械库，领取由军委会配发的步枪、手榴弹、子弹、机关枪、小炮、被服等。
八路军制作服装、军革件需要的布匹、棉花、皮革等原料，由军需局统管价拨，质量高、价钱低，但数量有限制。经理科的工作人员利用关系，想方设法到军需局指定的厂家、地区采办较好较多的原料，再交给工厂加工。1938年上半年用这种办法，购买到6600多匹布，节约4万元。当时，西安只有同和、永兴、万聚、裕生祥、典园、同聚等7家军装加工厂。由于在西安制作军装的部队多，经理科除在西安联系了几家工厂外，还在咸阳、武汉等地联系厂家，在各处制作军装。但唯利是图的厂家也是有的。1937年，西办在西安南院门裕生祥加工的一批军装，送到山西前线后，发现质量太差，尺寸不够规格，缝合处开缝，以次料充好料。根据左权副参谋长的反映，八路军留守处派王力生等人到西安调查，从中吸取了验收教训。从此，经理科规定，每次制作服装要先订合同，按合同办事，并对经办人规定了必须遵守的纪律，堵塞了漏洞；同时还注意发挥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以保证质量。成东制革厂经理董耀东是共产党员，西北化学制革厂协理向蕴生曾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八路军加工了大量的枪衣、炮衣、鞍具，还为延安支援了制革机械、原料以及技术人员等，帮助边区建立了制革厂。
除了领取和制作军服、军需品外，为了满足部队和边区的需要，西办扩大了采买范围。1938年上半年，采买的物品有：鞋、皮革、纸张、簿记本、蜡烛、香烟、肥皂、自行车、行军锅，以及通讯、兵工、卫生材料等，还有一些特需物品，倒如毛泽东要买的各种书籍、报刊等。
从1939年开始，西办给延安采购运输各种机械、金属、化工原料等生产资料，为边区发展工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陕甘宁边区的纺织厂、振化造纸厂、兴华制革厂、新华化学厂以及几个小兵工厂，就是用西办在西安采办的各种机器、工具、材料一步步建设起来的。
在运输方面，1936年和1937年，西办主要靠借用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的汽车，同时雇用商车，把采买到的物品运往陕北。以后在爱国商人李雅轩的帮助下，开始买车。1937年9月，西办成立了汽车队，到1939年拥有22辆汽车。汽车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承担着大量的运输任务。1937年到1938年，西安城内的汽车约有300辆，和西办签订过合同关系的达120辆。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在和朱德总司令会面时，对合同办法提出了异议，为了抗战大局，西办就主动解除了许多合同关系，长期雇用商车40辆。西办还有一个大车队，在运输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38年，新疆盛世才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羊皮大衣，就是由西办大车队从长武运送到陕北去的。
另外，当时可以使用铁路军用车皮的有3个地段：西安至宝鸡、西安至渑池、西安至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明文规定，西办向前方运送枪支弹药、汽油、面粉、服装时，由经理科提出申请，经过国民党军政部驻陕军需局运输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免费使用。然而，事实上不是申请了不批，就是获准了也要遇到麻烦。西办总是从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去完成运送物资的任务。
（三）红色的桥梁
抗日战争时期，西办成为延安连接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管辖区的桥梁。根据历史资料与老同志的回忆，大约有两万多人经此处进出延安。过往人员中有以下4种情况：一是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二是八路军、新四军调防的指战员，“抗大”等校毕业到敌后去工作的同志；三是国内知名人士和外国友人；四是爱国的、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后，在这里住了较长时间，尔后又有23次过往这里。朱德在西办住过7次。刘少奇6次化名过往西办。周、朱、刘和党的其他军政领导人，在西办期间都为党的事业和党的统战工作倾注了心血。
西办接待最多的是爱国青年。他们为报效中华、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排除千阻万难，从海外、从沦陷区、从大后方来到西安，要求西办介绍他们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保证这些青年顺利去延安，西办秘书科于1937年初设立了学生股，熊天荆、布凤友、罗成君、王邦屏等负责接待工作。要去延安的青年有以下5种情况：一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持有当地地下党介绍信的；二是持有当地救亡团体介绍证件的；三是社会著名人士推荐的；四是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五是什么介绍都没有，自己跑来要求去延安的。
1938年上半年前，由于国共合作的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西办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而紧张，处长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接待。1937年11月，西办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说：“最近投考陕北公学和训练班的非常之多，每天总有十数起来打探消息”，“从天亮起一直缠到夜深止”，“应接不暇”，“如果‘抗大’或训练班继续招考的话，请派一得力干部来主持。”党中央采纳了此建议，同意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招生委员会”。1938年4月，“抗大”派来了柏克、鲁明，“陕公”派来了张涛，安吴堡青训班也派了人来，一起协助西办共同办理招生的各项手续。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冯文彬，西青救宣传部长胡乔木等常住平民坊5号院，亲自指导招生工作；1938年“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也亲自来西安招生，迎接200多人去延安学习。毛泽东于1938年3月14日指示，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说，不要害怕混入坏人，要求多招些青年。朱德总司令在西办亲切会见前往延安的青年时，勉励他们“学好本领，上前方来”。安吴堡青训班，每周都要开“迎接新学员，欢送毕业生”的晚会，“再见吧，相会在前线”的歌声天天都能听到。”
爱国青年经西安去延安形成了一股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正如1938年下半年西办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延安学生总数将近万余，差不多完全经过西安。”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重大变化，即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此时，在国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支撑抗日的旗帜，但行动上已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面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提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1939年冬到1943年7月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西安作为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据点，因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和在陕西的国民党党政军组织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西办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这一块阵地，使人民群众看到了这个国共两党团结象征的存在，增强了国统区各界人民继续抗日的决心和信心。西办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仍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政策，团结国统区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积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西安成为一个特殊的“战场”。
坚决打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逐渐加剧。他们妄图依靠政治上、军事上的力量达到其“限共”、“溶共”、“灭共”之目的。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一方面叫嚣要解散共产党，一方面积极部署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国民党特务也纠集人员冲击西办，用碎石砖瓦向西办院内投掷，要求西办撤走，一时反共浪潮甚嚣尘上。对此，中国共产党予以政治上的坚决反击，通过《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申明中共坚持抗日的主张，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时期，西办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中共中央通电和《解放日报》的社论的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机会向在西安的各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社会群众广泛传达，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那些愿意团结起来坚决抗日的力量共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周恩来、彭德怀途经西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揭露淋漓尽致，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7月10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途经西安，胡宗南为了掩饰自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周恩来在酒会上询问了胡宗南是否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后对大家说：“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这就把胡宗南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公之于众，有力地制止了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进攻。
1939年11月，彭德怀从延安去太行山路过西安，在林伯渠、伍云甫陪同下拜会程潜。在程潜处恰遇国民党绥德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何绍南在陕北专以反共摩擦为能事，暗杀绑架抗日干部，制造谣言诋毁共产党，其罪行罄竹难书，恶贯满盈。见何以后，彭德怀大怒，历数何之罪行，并警告何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回到西办，彭德怀对林伯渠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
西办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还尽量采取合法的形式，以赢得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1939年4月旬邑事件发生后，西办除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事件真象以外，同时向国民党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致电，以图“避免同室操戈”、“共渡时艰”。林伯渠在致天水行营电中说：“第十八集团军体念精诚团结共同御侮之旨，深感领袖、长官关怀爱护之诚，再三忍让免起内争，不意仍未见谅于一部分袍泽，诚令人惶惑不解，更足以引起国人误会，扰乱国际视听。仰恳重念第十八集团军艰苦奋斗，坚持华北抗战之忠诚，与敌人加紧西犯企图渡河之形势，鼎力解决此案，务使旬邑事件不致再形扩大而得早日了结。”在对国民党设立哨卡，日益增多地扣留八路军人员物资之事，西办向国民党有关当局多次致电。1939年5月14日林伯渠致蒋介石电：“委座威德远播，恩泽所及全体同粘三军感奋。仰恳府念第十八集团军转战华北艰苦奋斗之忠诚加以维护，俾得不受歧视，更能发挥力量替民族尽忠，为国家尽孝，并恳令饬放还被扣人员器材等物，严禁以后发生类似事件，则不特一军之幸，抗战前途实利赖之。”语言诚恳，语气委婉，表现出中共完全以抗日大局为重的豁达大度。西办以合法的形式沟通同国民党有关方面的联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这是其它所不能代替的。
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西办的围困封锁。西办地处国统区，国民党顽固派视之为眼中钉，百般刁难、破坏，必欲拔除而后快。1944年1月，国民党军政部西安办事处通知，自设电台限于15日前撤消，否则以泄露军机论，照敌探台治罪。并明令第十八集团军也不例外。妄图切断西办同中共中央等的空中联络。16日，40余名宪兵特务包围西办，要强抢电台。对此，西办改变方式，采取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办法，密切地保持同中共中央和有关方面的联系从未间断；国民党特务在西办周围布满了监视哨，昼夜进行监视，凡进出西办之人，几乎都要被特务跟踪。为了更严密地封锁，国民党特务还在西办前面的开阔地打起了一道围墙。但西办工作人员采取机智巧妙的方式同国民党特务周旋，使其始终没有达到阻断西办同外界一切联络的目的。国民党特务不允许任何商人同西办做生意，就连西办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穿衣，他们买来缝纫机，拆了旧衣服比着自己缝；购买粮食有困难，他们就设法通过关系四处购买。他们被迫在办事处内办了小商店、理发室，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特务还把毒药交给西办拉水的炊事员，欲投毒加害，幸好炊事员回来后把情况报告了组织。西办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下来的。
加强革命理想和气节教育。处在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之下，为了应付突发事变，西办加强了对工作人员的革命理想、气节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强勇敢的精神和必要时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生命的信念。西办有几位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们在狱中的表现非常坚定。与此同时，西办内部还注意工作人员的政治文化学习，加强了业余文化体育娱乐工作，不少同志在此期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建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是，国民党却妄图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加紧部署消灭共产党及一切民主进步势力的军事力量。1946年6月，国民党自认为已作好了军事力量的调配，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1946年8月，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也采取了“驱逐”的政策，限令其在3至5天撤销，逾期不撤者，由军警宪联合武装接收。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有10年的历史，要在三五天内全部撤离，谈何容易，况且此时还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但是，如不在规定时间内撤出，就会成为国民党当局扣留西办人员的口实。处长周子健一面与当局据理力争，一面通过地下党电台请示中央。后经周恩来与陈诚的交涉，陈同意派护送人员与交通工具，这为西办安全撤离西安赢得了舆论和时间。1946年9月2日，《新华日报》发布如下消息：“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日前接到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限于8月以前撤销，具报所有人员，限于9月5日以前返回原帮。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昨日已电令西安办事处周子健处长以及所属人员遵命回延，并电请胡宗南司令长官拨给交通工具，并保障沿路安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是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的命令。该命令要求所有军事机关在各地设立之办事处一律撤销。另据关中消息，西安特务机关正在计划某种暴行，企图嫁祸于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并以此借口强行查封和逮捕‘办事处’全体人员。延安方面希望西安当局能负责保护该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安全回延。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早在民国25年底就作为国共和解之象征而开始存在的，但自抗战后期至今，备受残酷压迫。8月6日，周子健处长曾被西安特务在大街上公开包围，劫去衬衣以外的全部衣物。”《新华日报》的这一消息给国民党当局以严正警告。他们虽答应护送西办人员安全回延安，但又节外生枝，要办事处把武器弹药全部交出，否则不保障安全。周子健处长同大家研究后，果断作出决定，将能用的武器扔进一号院和二、四号院内的水井里，把手榴弹挖坑埋了起来，要交的只是几支不大能用的步枪、短枪和一些子弹，以作应付。
胡宗南长官部参谋长李昆岗亲自来西办验收武器，也是来窥探情况的。他走进西办院内，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神气十足，不断地发号施令。周子健耐着性子，把武器、子弹按“清单”一一清点，例行公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现在这些枪支、子弹交给你，以后还得归还我们。”李昆岗先是惊愕，但马上又放肆地大笑起来：“还要归还！哈哈，你等着吧！”周子健进一步正告他：“李参谋长，你就不觉得这笑有点早么？有句名言，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历史嘲笑了他们。一年之后，在山西的新县，周子健负责收审战地俘虏，李昆岗竟是其中一员，他并不健忘，抬头看见一年前打过交道的周子健，低垂下脑袋。
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下午，办事处做好了撤退前的全部工作。他们从容不迫地把文书档案用水泡烂倒入渗水井，把面粉、油类等日用品转送给地下党的同志，把要带回延安的东西打点捆绑起来，并把房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挂得端端正正。晚上10点钟，周子健催促大家整队出发。在离开七贤庄的当儿，不少人眼眶里涌出了泪花，大家对就要回延安感到高兴，对生活和战斗了10个春秋的七贤庄又感到留恋。20个同志列队走出了大门，在月光下凝望那朝夕相处的院落和挂在大门口的牌子，心中默念“再见吧，七贤庄！”
至此，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由于历史的贡献，建国后党和政府决定在西办旧址设立了纪念馆，并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不负厚望，在开馆的30多年中，接待国内外观众500多万人次，成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纪念馆越发显现了它的重要作用，成为不可多得的国情、党史教育的宝贵资源，人们说“这里是一片净土，为先辈们建树的一座丰碑。”千千万万的观众中有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学生、个体户，或集体活动，或个人在这里默默地细看着，思索着，企盼从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中得到历史与现实的启迪，汲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这处纪念地还先后被命名为“西安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相信它必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建功立业！
（执笔：刘彤璧、李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