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成立后，工作人员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们艰辛地奔波，走访老同志、知情人、档案馆、图书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终于获得大量的珍贵资料。现馆藏文物344件，回忆录630余篇，照片近3000张，重要文献资料403件，其中有31件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走进七贤庄旧址，一张张栩栩如生、背景生动的照片一定会吸引住你的目光，它们再现了当年的战斗、生活情景。
1937年，童小鹏作为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随周恩来同志来到西安七贤庄，李克农把自己买的照相机送给了他。从此，童小鹏走南闯北几十年，这架相机一直伴随着他，相机“咔嚓”的瞬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留下了回味无穷的记忆。童小鹏拍摄的照片有周恩来、叶剑英与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的合影，周恩来与孔石泉、张云逸1937年5月崂山事件后在七贤庄的合影，周恩来、林伯渠、博古1937年7月与蒋介石谈判后回到七贤庄的合影等等，这些照片成为观众最喜爱的展品。1996年耄耋之年的童小鹏同志千里迢迢从福建来到七贤庄，亲手将伴随他60年革命生涯的德国蔡司相机捐赠给纪念馆，成为纪念馆不可多得的珍品。
伍云甫处长1937年到“西办”工作后，在西安买了德国生产的EESEA牌照相机，因为他常住西安，所以拍摄了为数更多的照片。他拍摄的照片内容广泛，在陈列展出中形象逼真，富于故事情节，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一号院前院工字房窗下，展出了一张大幅照片，这张照片是1938年夏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小院里给同志们作报告时拍的。朱老总的上衣敞开着，白色的衬衣束在裤腰里，周围挤满了身着八路军军服的听众，朱老总就像一个老兵，和战士们融为一体，他们认真地聆听着总司令的讲话。1985年，伍修权同志重访七贤庄时一看到这张照片，就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起当年朱老总作报告时的动人场面。拍摄了朱老总作报告动人场面的相机，也于1972年由伍云甫处长的爱人熊天荆同志捐赠给了纪念馆，成为馆藏珍品。
熊天荆同志1937年由南京监狱获释来到西安，担任“西办”党支部书记。纪念馆建立后，她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她专程回到七贤庄，对纪念馆的工作一一具体指导，馆里工作人员也多次到北京熊老家中征集文物资料，她给纪念馆捐赠了珍贵的历史照片100余张，伍云甫1939年至1942年的日记、皮箱、被子及1940年至1942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官兵花名册。这三份花名册均用16开的黄麻纸，由伍云甫处长用毛笔书写，详细记录了“西办”人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职务。这三份花名册除了本身的文物价值，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纪念馆利用它扩大了访问线索，整理出近300人的原“西办”人员的通讯录。
伍云甫处长的日记，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每天的工作情况，来访客人情况，外出拜见的名人、要人，对时局的评论及个人心情等等。1978年，刘彤璧等三名业务人员在北京伍云甫处长家里看到日记后，如获至宝，通过日记，考证了许多历史史实。比如关于周恩来多次到七贤庄的时间说法不一，在这本日记里，寻找到了最准确的时间。上层统战工作的内容在日记里也有许多处的记述。特别具有情趣的是开垦荒地、种蔬菜的记述，不只写了建立生产委员会的组织人选，而且记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累累硕果，如大白菜，小棵三斤，大棵十斤，收获时节，自己吃不完，还送给附近贫民。这本日记成为科研工作的资料源泉。
纪念馆将征集的革命文物充实在原状陈列和辅助陈列中，使宣传效果提高了品位，文物也在熠熠生辉。1977年1月，在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七贤庄旧址里里外外回荡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悲泣声。很多观众在“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文物图片展览”中看到周恩来的两件遗物，一件是打着补丁的白衬衣，一件是一双破了六个洞、有四个补丁的白丝袜子，观众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说：一位国家的总理，竟然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和袜子，总理为国家和人民操碎了心，心里唯独没有自己，看到总理的遗物怎么能不让我们感到悲痛与感动？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岁月里，周恩来曾23次过往办事处，住在一间不到九平方米的房间里，他生活俭朴，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但他对战士们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西办”经理科的黄世田是个大个子，统一发的军装穿在他身上是又窄又短，周恩来同志看到小黄后，拽了拽他的衣服，连声说：太短了，太短了。即刻领上小黄，叫总务科长给重做一套。几十年后，当纪念馆工作人员访问他时，年事已高的黄世田，回忆起往事，满眼泪水，哽咽着说：“他心里装着战士，唯独没有自己，我分明看见他的棉裤膝盖与裤脚上露出了棉花。”
周恩来同志的这两件遗物来源于他的侄儿周尔萃。在陕西户县十六航校的周尔萃随学校集体参观七贤庄时很受感动，把珍存的周恩来同志遗物捐赠给了纪念馆。1954年，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到西安，百忙中让当年在办事处开车的黄金友，开着车在七贤庄周围看了一次。1985年5月，82岁高龄的邓颖超同志重回七贤庄，走进她与周恩来住过的那间小屋，回忆悠悠岁月，坐在藤椅上写下了“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坚持勤俭朴素的作风”的题词。
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有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的遗物几十件。其中有1936年斯诺冒险访问陕北时背的采访包，让海伦笔下生辉的“沃特曼”钢笔，及打印出震惊中外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英文打字机，还有他们倡导并帮助建立的“工合”生产出的第一条毛毯，海伦在延安采访时穿的红军裤等等。他们的这些物品怎么会被收藏在七贤庄呢？1978年，海伦率领电影摄制组来到中国，重走当年冒险访问延安之路，陕西省对外友协的安危全程陪同。安危为海伦的经历所打动，自此，两人不仅成了忘年交，而且安危也成为研究斯诺的专家。1985年，安危赴美公干，特地到康涅狄格州看望海伦。海伦是个细心保存旧物的人，她那间小木屋存放了不少在中国时的工作、生活用品，安危恰恰又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交谈中得到海伦捐赠的允诺。回国的时候，他用八个纸箱装了海伦捐赠的实物，而没有带一件洋货。西安“八办”曾经是斯诺夫妇几次留住生活的故地，也是陕西斯诺研究学会的基地，所以，安危把这些珍贵文物捐赠给纪念馆保存。
1987年，在纪念斯诺夫妇访问延安50周年时，纪念馆利用这批实物和他们夫妇亲手拍摄的45张照片，在他们居住过的“八办”旧址举办了展览，展览内容与展柜中的展品遥相对应，格外引人入胜。展出的那一张张小小的名片：少将处长伍云甫、中校统战科长居敬、中校交际副官王荫圃等等，很有情趣。在20世纪30年代，延安不需要用名片，但在国统区的西安，待人接物则需要。小小的名片体现了时代的印记。时过境迁，国内当事人都把它忘到了脑后，而在大洋彼岸的海伦还依然保存着它。这小小的名片虽已泛黄，但完好无损，几十年后又回到了原来主人的故地，观众听着很具传奇色彩的久远故事，不断发出令人心动的感叹声。
1987年夏天的某日，一位中年妇女在一号院旧址一边看说明牌一边掉眼泪，纪念馆工作人员上前关心地询问，这位女同志自报家门，原来她是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她特别感激纪念馆对她已故父亲的宣传，历史没有忘记他。
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72年业务人员在北京访问吴老的一幕。那时吴德峰同志住在北京饭店后面的红霞公寓，当纪念馆工作人员说明来意时，吴老和蔼地说，在西安我搞的是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没有中央的同意我不能说出来。吴老是一位自觉保守党的机密的老共产党人，虽然没有获得一些与“西办”有关的资料，但同志们对吴老打心眼里非常钦佩。后来纪念馆在公安厅的档案中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从正反两方面了解了一些“西办”与地下党的联系情况，比如叛徒张保才、李应全变节投靠敌特的报告，军统企图暗害宣侠父的报告，国民党当局关于监视“西办”情况汇报会记录等等。吴持生激动中讲述了父亲革命活动的许多事例，并说清理父亲遗物时有七贤庄“八办”的一些照片底版与其他物品。得到这个信息，纪念馆立刻派人专程到北京吴持生家中征得这些底版及物品，洗印出照片一看，原来都是非常珍贵的关于七贤庄的照片：邓小平、林彪、杨尚昆、李伯钊、吴德峰、谢觉哉在七贤庄的合影，朱德与朱光在七贤庄的合影，邓颖超坐在她居室外的台阶上，右手抱着几个月的伍绍祖，左手抱着吴持生的照片等等。经对照片进行寻踪考证，搞清了史实。1938年9月至1938年的11月初，延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与会的领导同志纷纷南下西安，由此中转赴全国各地，因为七贤庄是出入延安的门户，因此当时住的人很多，搞地下工作的吴德峰一面想方设法捕捉信息，关注领导留住七贤庄，反映外面的动态，一面找机会来七贤庄会见战友，因此拍摄了不少照片。
邓小平等人的合影照片上，全都身着八路军棉制服，从每人微带笑意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流露出的自信。此去北方，邓小平到一二九师，林彪到一一五师，杨尚昆到北方局，他们肩负着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重大使命。
1986年12月，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由于七贤庄一号院曾是地下交通站与红军联络处所在地，是与西安事变有关的革命旧址，纪念馆专门举办了“秘密交通站与红军联络处”展览。展柜里一本厚厚的《解放日报》和版面上一张外国人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这本报纸是西安事变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至1937年2月的合订本，报纸连篇累牍报道了事变的情况和社会各界的反响与动态。同时还有七贤庄一号牙科诊所牙医博士、张学良将军牙医顾问冯海伯的讣告。报纸年久发黄变脆，破损严重，参观的观众，尤其是100多名全国各地前来参加西安事变纪念活动的领导与专家们看到这本罕见的50年前的报纸十分惊奇，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其实，这本报纸的来源有偶然性。“文革”时期，许多书籍报刊被销毁，原来存放于陕西省文史馆的许多书籍被当做坏书处理掉了。这本报纸同其他少量政治面目不太清楚的书报被送到了纪念馆，当年纪念馆没有人来“破四旧”，搞打砸抢，这份记载西安事变内容的报纸保存了下来。
面对版面上的冯海伯照片，观众在看完介绍后肃然起敬。正是这位热爱中国，支持中国革命并为之献出生命的国际主义战士冯海伯以牙科诊所为掩护，才使得地下交通站安全工作八个月之久。
为了寻找冯海伯的照片，纪念馆业务人员将能想到的各种信息排了队，穷追不舍地搜寻，给各地有关联的人和部门发信请求帮助。一封又一封信，封封石沉大海，当时还托常去美国的安危向海伦求助。就在万般无奈之际，1985年4月，丁玲重回办事处，她精神饱满，兴致极高，给大家讲起她1936年、1938年在七贤庄的往事，讲起她同冯海伯、史沫特莱、斯诺在会客厅四人用三种语言唱起《国际歌》的动人场景。她说他们中三人都去过或即将北上延安，只有冯海伯为了交通站的工作必须留下来，谈吐间流露出对冯海伯深深的怀念之情。同时，丁玲向纪念馆同志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北京著名翻译家江枫处可能有冯海伯的照片。当同志们满怀希望发出信不久，江枫同志也旧地重游，并满口答应回京即给邮寄，很快纪念馆得到了这张照片及有关资料。
纪念馆馆藏文物中，烈士宣侠父同志的遗物属于三级以上革命文物的多达九件。雪花呢大衣，深灰色长袍，藏蓝色西装，米黄色西裤等等，这些遗物距今已经60多年了，每当看到烈士的这些遗物，宣侠父那高大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宣侠父当时在办事处领有特别经费，文字记载是74304元。因为他的身份特殊，着军装不便，于是便给他做了几身便装，并在外面租了房子，派警勤人员，便于他开展工作。
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外出工作返回办事处途中，被特务绑架后暗杀，享年仅39岁。
宣侠父牺牲后，烈士的遗物一直由爱人金铃的兄长、延安交际处处长金诚收存。自1938年起，金诚将烈士的遗物当做家宝，夏天取出晒，冬天存入箱，精心保护，战争年代到处转移，他宁肯扔掉自己的东西，却将烈士的遗物保留在身边。转战陕北途中，毛驴背上的筐子里一边是重要文件，一边就是烈士的遗物。1983年，纪念馆同志赴北京向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诚同志提出请求，宣侠父终生的辉煌在西安，牺牲在西安，收存烈士的遗物和宣传烈士事迹应该在西安。金诚老前辈被纪念馆同志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他也深知由纪念馆收藏的意义与作用，遂慷慨地将保存了40多年的烈士遗物捐赠给了纪念馆。
馆藏文物中有一份长19.4厘米、宽7.9厘米，质地为丝绸的参加证。参加证平整干净，上面有一行小字：“祭黄帝陵”。
主人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杨明轩是陕西教育界名流，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领袖。在他家里发现的参加祭黄帝陵活动的参加证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强大外敌侵略，炎黄子孙在祖宗面前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壮烈场面的见证。事情追溯到1937年的清明前夕，国民党中央派了张继一行，延安派了林伯渠一行，各阶层、各党派、各救亡团体代表均在黄帝陵前发誓言表决心。杨明轩是祭陵队伍中的一员，他和所有祭陵者一样胸前佩戴了参加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