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贤庄光荣的十年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在这纷繁夺目的史册里，先驱们像一颗颗璀璨闪烁的明星永放光芒。这里我们辑录了他们的部分光辉业绩，让人们走进他们战斗与生活的年代。
引自李夏明回忆
李夏明，就是邓中夏烈士的妻子。当年，同志们喜欢叫她“小妹妹”。她回忆中提到的牙医，是德国人温奇·冯海伯。
冯海伯很早就投身德国的革命，是德国共产党员。他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得牙科博士学位。王炳南同志留学德国的时候，两人曾在一个支部里活动。1931年，冯海伯因为是犹太人，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而流亡到中国。
在上海，冯海伯开办牙科医院，以诊治口腔疾病为职业。他的医院规模不大，只聘用了一对德国夫妇做助手，男的镶造假牙，女的操持家务每天都烤很好的面包、蛋糕，做很可口的西餐。冯海伯行医之余，和侨民们来来往往，虽在他乡，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冯海伯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流亡生活没有使他忘记自己的誓言，当史沫特莱请他加入“美国之友社”的时候，他立刻加入了。接着史沫特莱又推荐他去西安开医院，以掩护红军交通站，他也立刻答应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频繁而激烈的战斗，恶劣的生存环境，许多人伤病在身，一些南方来的战士甚至仍穿着单衣和短裤，冬季天气寒冷，给红军造成大量的伤亡。红军是革命的希望，必须确保红军的战斗力！
党立即着手解决红军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特委派刘鼎筹办在白区的采购和集运工作。
刘鼎认为，军用物资的大批采办，过于引人注目，极易被特务破坏，也易为商人看破，商人们是不敢卖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况且，白区关卡林立，特务横行，大量运输军用物资也是非常困难的。
最好的办法是在全国各地分批、分散、少量地采购和运输，在红白交界附近的城市里聚集，伺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快速、大量地把物资运到苏区。这个集中点和转运点应该是交通便利、商业较繁荣的城市。
1936年初的西安，正好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尤其有利的条件是，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建立了良好关系。2月初，王世英随崔孟博由天津到达西安，秘密会见杨虎城，商定了在西北军掩护下建立红军交通站等四项协议。2月25日，李克农从瓦窑堡抵洛川晤见王以哲，又与东北军达成开放几个口子以运输物资和予以保护等三项口头协定。
刘鼎为交通站做了巧妙的设计：它应是一所医院。这样，经常、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的耳目。
刘鼎为了这个设计去了上海，请史沫特莱帮助物色人选。史沫特莱认为冯海伯能胜任这个工作，向刘鼎推荐了他。刘鼎一见他就说：“西安可比上海苦得多！”
“对我来说，”冯海伯眼睛眨了眨回答道，“最苦的是没有工作干！”从此，冯海伯把自己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
他收拾起全套设备和药品，同两位助手一并迁往西安，整个医院大搬家，连医院的铜招牌都带上了。
刘鼎雇了辆黄包车，邀冯海伯游览古城并顺便踏勘院址。他们转来转去，看了几处房子，觉得不尽满意。当转到新落成的七贤庄公寓时，冯海伯眼睛一亮，连声说好。此地北靠城墙，东邻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是一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刘鼎心中也是一喜，觉得这里的确是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房子气派，特务必心存畏惧，不敢胡来捣乱。虽然房租昂贵，刘鼎一咬牙，拿出200元定金，将七贤庄一号院租了下来。
1936年春，一号院挂出“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的铜招牌，冯海伯“开业”了。还是在上海的时候，他为张学良诊治过牙疾，张将军曾聘他做自己的牙医顾问。这回把医院都开到了眼皮底下，张将军岂有不捧场的道理？张学良来过以后，东北军、西北军的将校和地方士绅，络绎不绝地前来请大夫照料自己的牙齿，一时间，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冯海伯一面行医，一面订购医药器材，隔三差五地从各地寄来邮包。每当物资聚集到一定数量，就由王立人、刘向三出面雇请商车，或干脆利用东北军的军车，一趟趟运往陕北。冯海伯以他精湛的医术，招引了西安上流社会人士的光顾，很好地掩护了地下工作。那些军官们在这里出出进进，委实迷惑和震慑住了特务们，他们压根也想不到这儿竟是可以让他们立大功的极好地方。直到西安事变后，这里住进了红军代表团，他们这才明白了一些，但已是迟了三秋，无可奈何了。
所以，当冯海伯向刘鼎提出，利用给张学良等要人诊病的机会刺探一些情报时，刘鼎断然拒绝，不让他冒这个险。他觉得，冯海伯和交通站的安全关系着红军的命运，应该小心别让特务们把鼻子伸进一号院里来，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做。冯海伯爽快地接受了刘鼎的意见。
1936年九十月间，医院住进一位女客，她就是丁玲。她不是诊治牙病，而是等机会去陕北。
冯海伯白天行医，一打发走病人就和丁玲、李夏明聊天。晚餐过后，他用仅懂的一点中国话谈张学良，谈在洛阳的蒋介石，谈到甘肃去的红军，也谈歌德、雪莱，谈德国、法国的风土人情。或用懂得不多的英语同她们交谈一点新闻。无话可说了，三个人就在温暖的灯光下听收音机。
10月的一天下午，冯海伯说晚餐有客人，要多杀几只小鸡，多准备一些汤、点心和咖啡。他平日里老成持重，此刻却掩饰不住异常的兴奋。小妹妹李夏明和丁玲为他高兴，守在厨房精心为客人们准备丰盛的晚餐。
当饭菜准备停当的时候，冯海伯请她们到前边去同他的朋友见面。丁玲抓起毛巾揩了揩手，整整衣服，兴冲冲地走进客厅。餐桌上首坐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伫立在窗前。丁玲几步扑了过去，同史沫特莱拥抱在一起，几年来忍受特务的折磨从不掉泪的丁玲，此刻禁不住的泪水悄悄地流在老朋友的衣襟上，屋子里的人沉重地望着她们。史沫特莱仿佛把她遭受过的全部辛酸一下子接了过去，丁玲笑了。于是，屋子里立刻解了冻，大家围坐在餐桌周围有说有笑。
斯诺风尘仆仆，一副长途跋涉后的疲惫模样，但他一席话就把大家的兴趣吸引了过去，成为这个小聚会的中心。他刚从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采访回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追问，他一边抽烟斗一边从容地讲述。
11月1日，丁玲告别热情的主人冯海伯和小妹妹李夏明，走上了去陕北的路。在七贤庄交通站度过的三个多星期，平复了她的精神痛苦，冯海伯给予她的款待，朋友们的友情，久久地留在她的心里。
冯海伯身处局势动荡的西安，支应得有板有眼，和交通站的工作配合默契，给红军集运物资的工作高效率地运转着。
在地下工作这个严峻的环境里，一切都需要谨慎。一些不起眼的小漏洞，说不定也能酿成大祸，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冯海伯作为一个外国人，给他带来一些特殊的方便，但他不大懂得中国话，平时行医、生活已是拙于应付，碰上紧急情况就容易出麻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事变。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疏疏落落的枪声惊醒了梦中的市民。冯海伯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昂起头四处望了望，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想起这天同史沫特莱有个约会，决定提前赴约，马上就去西京招待所，看消息灵通的史沫特莱能够提供些什么情况。
冯海伯拉开门闩，开了一扇侧门出了院子，沿北新街向南走去。此刻，天色昏暗，只有一线亮光透出东方的天际，街道两侧仍是黑麻麻一片。
“谁！？口令！”一声突然的断喝。
冯海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似乎听出语调中所含的威胁，稍一犹豫，就拔腿往回跑。
“哗啦”一声，对方子弹推上了枪膛。
“站住！”
“砰”枪声暴起，冯海伯身中三弹仆倒在路边。
一个排长带了几个士兵慢慢围了上来。这是收拾一号院隔壁那家电台的杨虎城的部队，在警戒中不慎误伤了冯海伯。
士兵们架起冯海伯，将他送回一号院。他忍着剧痛，拿起注射器，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针，李夏明扶他躺到藤椅上，听他说了简单经过。一个多小时后，冯海伯因失血过多而逝世，没有留下遗言。
“出了大事了！”李夏明对闻讯赶来的刘鼎着急地说，“冯海伯给人打死了！”刘鼎立刻把情况报告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追查结果表明，系十七路军开枪误伤。张、杨两将军十分恼火，认为这件事给他们的义举蒙上了不良影响，决定处决那个带队的排长。刘鼎、王炳南和王欧等人为了大局，分头讲情，把这个排长保了下来，让他在抗日战斗中立功。
叶剑英把安葬冯海伯的任务交给王政，特别指示要在他的遗体上覆盖党旗。王政找来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一副棺木。
安葬冯海伯那天，鹅毛大雪漫天铺地般下着，古城西安银装素裹，南郊的雪野一片肃穆，洁白的雪花无声无息地飘然落下，伴着冯海伯——一个德国人民的儿子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
第二天，一块镌刻着“牙科大夫冯海伯之墓”的石碑，立在他的墓前。
天际尽头，大雁塔替他守望着。
吴醒柏，是侨居新加坡的一名华人。他瘦瘦高高的个子，浑身透出一股倔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华北的田野，人民的悲号笼罩着世世代代生息的土地。这个消息传到海外，华侨无不痛哭流涕，义愤填膺。
一天清晨，在吉隆港开往香港的一艘客轮旁，出现了一位二十出头精干的高个青年。他头戴白色太阳帽，帽檐压得很低，两眼机警地扫视着周围。当确定没有熟人后，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加入到等候登船的行列里去。他，就是吴醒柏。
他为什么要这般小心呢？原来小吴是个独生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一日不见都能让爹娘的心吊在半空。所以，回国参加抗战这件事，他是瞒着父母，偷偷跑出来的。他打定主意，等回国后再给父母回信，告知自己已经为国效力，那时候，父母一定会理解孩儿的。
客轮缓缓地开动了，吴醒柏看到家中无人追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不禁哼起一首名为《再会吧，南洋》的歌：
新加坡，这毕竟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啊！吴醒柏望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心里涌起股股热潮……眺望北方，那边是自己的祖国，他仿佛听到一声声呻吟，他在心里轻轻地唱着：
“呜！呜！”客轮拉响了汽笛，在经过5000海里航行后，疲惫不堪的旅客们纷纷拥上甲板，望着越来越近的香港。
吴醒柏收拾好随身行李，打算一下船就寻机北上。一声长笛，客轮停靠码头，吴醒柏手提旅行皮箱随着人流走下舷梯。
突然，吴醒柏站住了。身后的旅客立刻嚷嚷起来：“前边怎么不走啦？快下快下！”舷梯下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两眼直盯着醒柏的脸，那目光是又疼又爱，又气又恨。这就是从新加坡乘飞机赶来的醒柏的父亲。
其实，醒柏的父亲早就发现儿子异乎寻常的表现。没病没灾的小伙子，怎么忽然吃不下睡不香？那天早上起来，他看到醒柏房里整整齐齐，唯独少了一只旅行皮箱，这才慌了起来，到港口一打听，果然儿子是乘船去了香港。他二话没说，转身乘飞机赶来堵截这个倔儿子。
醒柏的父亲似乎显得很激动：“你为什么非要回去呢？我们可以多捐献些钱，不也一样是支援抗战吗？何况我和你母亲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万一有个好歹……”“爸爸，这些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现在国家有难，天下父母都留下儿子，那中国不就亡了吗？人生自古谁无死，难道还有什么比为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而牺牲更加高贵吗？像屈原、文天祥，他们虽然死了，但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里。还有花木兰，一个女子都能为国家而替父从军，这些难道不足以使我一个堂堂的五尺汉子效法吗？”醒柏搀扶着父亲接着说：“你也经常对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时又另当别论了？”
一席话，说得父亲沉吟不语。他觉得眼前的儿子的确是长大了，成人了，可以为国家分忧了。但是他又非常担心。可儿子干的是正事，又怎么好阻拦呢？沉思片刻，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吴醒柏辗转来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热情地欢迎了他。当问他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环境和条件自愿到艰苦的延安去时，他说道：“延安是艰苦，我们的国家确实很穷，但是，哪有嫌弃母亲贫穷的孩子呢？！为了自己的母亲连一点苦都不愿受的人，又有何颜面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呢？！”
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昼行夜宿，经过艰苦跋涉来到了甘泉。当他们翻过大劳山，抵达延河边休息时，吴醒柏问带路的八路军战士：“延安到了吗？”战士告诉他：“这里就是延安。”“延安……”吴醒柏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跑到河滩上，捧起一把土亲吻着，呜咽着说道：“延安，现在的中国，只有你这块土地是干净的了！”随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滴落在黄色的沙土上……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遍燃中华大地的时候，广泛的援华运动首先在毗邻的印度开展起来。唇亡齿寒的道理深入到了友邦人民的心里头，被撼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印度执政的国大党组织了援华的医用物资和医疗队来帮助中国抗战。
印度援华医疗队是1938年9月1日离开印度的。队长爱德华曾参加国际纵队红十字会，代表印度支援过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副队长卓克华是位有经验的胸外科专家；其他三位是巴苏华、木克华与柯棣华，都是医科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大夫。他们带来了一辆救护卡车，一辆救护轿车，63箱药品和外科器械，一架轻便X光机。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最终目的地是延安。他们在踏上中国国土后，为表达自己的心愿，在每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一个“华”字。他们辗转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在国民党管辖区域内工作了一个时期后，于1939年2月2日到达西安。
来到西安后，爱德华及其同伴们几乎每天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一次，有时是办事处的同志们到西京招待所看望朋友。其间，林伯渠正在七贤庄，他是中共中央驻陕代表，又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2月14日下午，他在会客厅会见了印度朋友，进行了友好、亲切的交谈。
西安当局坚持挽留他们在本地工作，否则不供给汽油，要归还借款，不保证安全。为做挽留工作，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居然接见了他们。这位蒋主席一向对人寡言，架子很大。当接待这几个外国客人时却讲了不少话，他说：“到延安去嘛，那未尝不可。现在国共合作，八路军、新四军隶属政府之下，敝处可以让你们去。不过，你们为什么非去延安呢？哪里都是伤病员，都有请你们医生的病人，够你们看的了。”“延安那个地方，据我知道，是不毛之地，除了高山沟壑，就是成年积雪，土质瘠薄，人烟稀少，吃用困难，天气寒冷，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什么可去的。我真替诸位担心呀！你们从那样温热的地方来，又都过惯了舒服安宁的日子，去那样的地方能忍受得了吗？再说，日本飞机常常轰炸延安，你们的安全有谁保障？一旦发生了不幸，我又怎样向贵国人民交代。”当他意识到这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倾心于他娓娓动听的说教时，便话锋一转说道：“诸位打老远的地方来，如果真要去看看，本政府也不勉强，坐敝人的专机，即去即返，所带汽车、药物、器械就不必带了。”这样的经历已不是一次了，据理力争是白费口舌。年轻的柯棣华还是憋不住愤愤提出了质问。蒋鼎文碍于外国人的面子，没有发作起来，对问题则不予理睬。
其间，爱德华等人在红十字会大夫们的指引下，深入到各医院为患者诊治疾病。当他们发现一些病人正在遭受着黑热病的折磨，却又无有效药物治疗时，十分同情，立即电告印度有关部门的同行们，由飞机空运来了特效药品止住了疾病的流行。
一天，艾黎兴冲冲地来告诉爱德华，说找到了愿意帮助他们去延安的人，这就是朱庆澜将军。
朱将军说到做到，当下就去会见蒋鼎文主席。他反复陈述理由，竭力说明：大夫们来自佛国，是奉旨广结善缘行善修果的，对他们绝对不能阻拦……蒋主席无奈只得点头同意让他们去延安，而车和物资决不放行。
翌日清晨，朋友们与红十字会的同行们告别，带着西安“八办”、红十字会、省政府的介绍信、通行证乘八路军的汽车北上去延安。
是年11月，在延安工作了九个来月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卓克华与木克华因病已回国），受朱总司令电邀到前线工作。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32岁。
1986年巴苏华不幸逝世，他生前曾嘱咐把自己骨灰的一半放在柯棣华的身边，爱德华的骨灰也有一半撒在了滚滚黄河之中。卓克华和木克华生前都曾为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不懈的努力。现在，这五位大夫都已先后作古，但他们崇高的精神和对正义事业执著的追求，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她老人家不知怎样地着急呢？”坐在驶往香港的“公主号”三等船舱里的华君武，两眼半睁半闭在那里呆呆地思索着。“唉，给她说吧，断定是走不成；不说呢，让她老人家焦急，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顾不了那么多了。”舱室外传来一阵躁动，好像是打手们追赶无票客，扰乱了他的思绪。
在报馆里做事已有些名气的华君武，这次外出不是采访，搞社情调查，他要出远门，到遥远的西北，也就是去斯诺《西行漫记》里介绍的那个神秘而又诱人的陕北。为了不让母亲扯腿，他瞒了她老人家，告别了最要好的朋友宋以忠，上路了。他认为由沪直接西去不保险，计划由上海到香港，转广州，经长沙、武汉北上到西安。不巧，到香港就碰上了熟人。好友相继来看他，以为他躲避战事。有的劝他留下来做事，有人拉他到《星岛日报》专事漫画栏目，重操旧业。一个姓王的朋友，对他特别关心，诚恳地说：“留下吧，你的才气，朋友们哪个不晓得。这里薪水可观，又最安全，何乐而不为呢？”“我外出不完全是寻饭碗的，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了事能有心做吗？我想出来走走，看看多年的朋友。”他隐瞒了自己的本意，婉言谢绝了朋友。心里说：“这里再好，我是不会留的。既已选定了目标，就决不更改。”他告别了良朋挚友，转道广州、长沙来到武汉。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闻名全国，这是华君武早就知道了的。他径直来到办事处所在地汉口安仁里二号。很巧，接待他的是李克农。在上海时华君武对其传奇故事很有兴趣，很钦佩这个人，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真是相见恨晚啊。华倾吐了自己的心里话，请求办事处及时审批上路。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只听李克农高兴地说：“来得好，来得好，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延安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专门人才哩！”提笔就给他写了去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信，并千嘱咐万叮咛，教他怎样躲避盯梢、甩尾巴，怎样问路，寻七贤庄，华一一记在了心里。
华君武本来计划由武汉直接北上，日本人步步进逼，平汉路中断了。于是，他绕到了重庆、成都。国民党当局在剑阁、昭化、广元等几个重要关口上设立了检查站、集中营，拦截扣留去陕北的青年和爱国人士。华正在犯难，坐在小饭馆独酌，却与一个着军装的上海人搭讪上了。异地认老乡，两人你推我让把盏对饮起来。谈话中华得知此人乃杜聿明二〇〇师装甲兵团的卡车司机，不几天内即要北上西安。“天助我也”，华君武忍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即捧出一叠钱，诌了一个瞒天过海的理由。司机认了老乡，接了钱，说：“现在老子天下第一，哪个敢来碰碰！”满口答应了下来。可真幸运，一路果然无事，平安来到西安。
古城西安满目疮痍，遍地难民。离沪前，挚友宋以忠给他介绍：“你到了西安人地两生，瞎碰容易出事。吴启晨是我美国留学时的同窗好友，虽说几年没见面了，听说还混得不错。这人忠厚老成，极可信赖，我给他去信，请他关照你，准没有说的……”想到了李克农的嘱咐，他不敢冒昧，便去信联系。
第二天下午，两个人按约定的时间在旅馆附近的饭馆里见面了。会见的瞬间着实让华君武吓了一跳，如约来的吴启晨竟是全副戎装的国民党军官。他一时呆了似的，怔怔地站在那里。吴启晨很热情，拉他坐下，叫来了茶水，安排了地方风味羊肉涮锅，和他攀谈起来。他问候了宋以忠，又问起华君武的情况。他压低了声音说：“听说你想到北边去，是不是？依我看，你一个画家，又出了名，到那些地方去干啥？埋没了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有一个地方我可以想办法让你去，就是胡长官（胡宗南）那里。别看他是个军人，行伍出身，他可是很器重才子哩。你没听说吧，胡长官还请当代著名女作家丁玲吃过饭哩。他这个人生活很清苦，却很爱好文艺，现在已有不少搞文艺的在他那里工作，你去了，他还能不刮目相看？在他手下做事，条件可就好多了，作出了成就，不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不一样为抗日出了力？……”“不是兄弟我危言耸听，听说去北边的这条路，封锁得很严实。公开的检查站、秘密的便探多得很，稍不小心给撞上，那就苦了。话说回来，别人咱不管，你若真要去，我可是很担心，出了事，我不好帮忙啊！”
华君武再也无心吃风味涮锅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冷静地说：“吴先生，初来乍到，多亏了你帮忙，我想考虑考虑，今儿真太困了。”吴很爽快，笑嘻嘻地说：“人生大事绝非儿戏，应该，应该。”
送走吴启晨，华君武觉得不能再迟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回到住处，撕开衣服夹缝，取出信件，掩在裤腰带里，出门直奔七贤庄。
深秋的夜晚，行人稀少。走出崇廉路中段（现西七路），这里已是“禁区”，偶见人影，来去匆匆。当七贤庄一号院大门外那昏暗的灯光映照出蓝底白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时，他一个箭步跨到站岗的哨兵身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到了，到了。”
翌日清晨，换了装的华君武在有关同志的护送下离开西安，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
1938年6月的一天，安吴青训班的校园里不时传来阵阵歌声和喝彩声。原来，这里正在为即将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的一批学员举行结业典礼，气氛格外热烈。有一位女同学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像是在找什么人。
“张老师！”
“噢，是夏似萍同学呀，有什么事？”张琴秋老师笑呵呵地问道。
“我想请假回上海。”
“回上海？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想家了？”
“不，都不是。我想回上海把妹妹、弟弟都带出来去延安！”
张琴秋沉思了片刻：“你从小失去了母亲，是父亲将你们姐弟四人拉扯大的。大弟弟已经去了延安，你也即将去抗大学习，如果再将父亲身边仅留下的两个孩子带走，他受得了吗？”
“我和大弟弟好不容易才找到光明，可在上海的小妹、小弟还在黑暗中，我回去做父亲的工作，他会支持我的！”
张琴秋激动地紧紧握住夏似萍的双手：“我们延安见！”
夏似萍生于上海一个职员家庭。30年代初，他父亲加入了沙千里创办的共产党外围组织“蚂蚁社”，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夏似萍和大弟在父亲的支持下，与广大爱国青年一道，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这次回到上海，她父亲格外高兴。饭桌上，她几次想告诉父亲自己回家的来意，但每次看到父亲那高兴劲儿，到嘴边的话又一次次地咽了回去。
夜深了，夏似萍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向父亲开口呢？她坐起身来，看到父亲房间的灯还亮着。她披上衣服，蹑手蹑脚走到父亲的门前，顺着半掩的门向里望去，只见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灯下，正给小弟弟缝补衣裳。看到这情景，她鼻子一酸，推门冲了进去，接过父亲手中的活儿，泪水立刻滴落在手上、衣服上。
“阿萍，你怎么了？爸爸看得出你一定有什么心事，能告诉我吗？”
“爸爸，我又要离开您了……”
“傻孩子，别哭了，你走了我身边不是还有你小妹和小弟吗？看到他们，我就会想到你们俩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我，我这次回来是带他俩一起走的。”
“什么？带他俩走？不行！他们年龄还小（妹妹年仅15岁，弟弟年仅11岁），再说我身边不能没有一个呀！”
“爸爸，您常给我们讲历史上许多报效祖国的英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可您……”
“你们四个，哪个不是我的亲骨肉，我送走了你和你大弟弟，已作出了牺牲，要是你们都走了，等待爸爸的是什么？”
第二天清晨，夏似萍正在收拾行装，父亲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进来：“阿萍，他们俩我交给你了，替爸爸照管好他们。”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夏似萍：“这100元钱，拿着路上用……”夏似萍接过钱，抬头望着父亲，只见他两眼早已含满了泪水。她再也控制不住了，一把拉过妹妹、弟弟“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爸爸，我们不能留在您身边孝敬您了，原谅我们吧！”姐弟三人都痛哭起来。父亲一一把他们拉起：“你们都走了，我会感到很孤单的，但亡国比孤单更难受呀！”他抹了一把滚在面颊上的泪水接着说：“爸爸老了，你们的路还很长，要坚定地走下去！”就这样，他们告别了父亲，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
他们从上海出发，经香港、九龙、广州，在抵达武汉的那一天，时值武汉遭大轰炸，平汉铁路已被炸毁，他们只好徒步前进。一路上，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顽固势力的盘查，跋山涉水，历尽了千辛万苦。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河水；累了，倒在路边休息一会儿。脚掌打满了血泡，用竹签一挑，拄根树棍继续前进。他们途经河南南阳，陕西商县、蓝田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其间，整整走了两个多月。他们在办事处休整了几天后，又随着前往延安的车队出发了……
延安，是他们多么心驰神往的地方啊，他们姐弟四人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团聚了！
当年，广大爱国青年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壮志，用他们的行动乃至生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今天，我们广大青年也一定能够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振兴中华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西安“八办”纪念馆举办的《伟大的女性》专题展览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文物——一支沃特曼钢笔。这支钢笔有着一段非凡的经历，它伴随着主人海伦·福斯特·斯诺长达半个多世纪，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名美国女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1907年9月21日出生在美国犹他州一个律师的家里。海伦天资聪慧，尤其酷爱文学，自幼就胸怀大志，渴望去远方的国家旅行，当一名大作家。
1931年8月，海伦为了实现她当一名大作家的远大理想，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怀揣一支沃特曼钢笔，只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旅居中国的十年期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32年，海伦冒着弥漫的战火硝烟，到十九路军抗战前线实地采访，用手中的沃特曼记下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日斗争。
海伦亲自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用手中的沃特曼记述了学生们游行的动人场面，高度赞扬了中国学生的英勇气概，写了《1935—1936中国学生运动》，这本书在大学图书馆里成了所有中国问题学者以及研究远东问题的学生的精读本。
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访了张学良将军，用手中的沃特曼记录了同张学良将军的谈话，她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锐和洞察力，抓住了张学良要求团结抗日的强烈意向，撰写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爆炸性新闻，发表于1936年10月8日的伦敦《每日先驱报》，随后《华北星报》、《密勒氏论报》等均予转载，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37年4月21日，海伦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惊险旅途，23日到达西安，住进了由“警卫”严密看守的西京招待所。她以过人的机敏和胆魄，冒着生命危险，深夜翻窗逃出西京招待所，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于5月3日，抵达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延安之行。当时，正赶上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所以海伦有幸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谈了话，她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袖，作为一名女性，她采访了“女杰群体”，如康克清、蔡畅、丁玲、李伯钊等人，她用手中的沃特曼写出了34个人物小传。海伦在历时四个月的实地考察期间，以罕见的毅力和探索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广泛接触了苏区的人民群众。这次旅程使海伦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批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开辟着新天地。
1937年10月，海伦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受斯诺掩护脱险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邓颖超在“西办”迎接了海伦，并和她同住在九平方米的小屋彻夜交谈，进一步充实了海伦对红军“女杰群体”的认识。1938年，海伦在上海根据采访笔记完成了《续西行漫记》的写作。
《续西行漫记》是第一部关于延安的著作，是描述延安旧城及其特殊神话的书。《续西行漫记》和海伦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世人了解红色中国作出了贡献，激励了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海伦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用手中的沃特曼共写了60多部书，她的著作是她独一无二的旅华生活的总结，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侧影。
为表彰海伦对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所作出的贡献，1991年9月20日，中华文学基金会把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海伦·福斯特·斯诺。
海伦热爱中国，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并终生热爱她这第二故乡。海伦的名字是中美友谊的象征，她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本国与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春到中国。抵达武汉后，本来决定随八路军赴山西前线，因战事变化，西渡黄河，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警卫排排长白天顺等人接到西安七贤庄留住了十余天。
4月初，白求恩一行进入延安，4月8日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不久即去晋察冀边区为八路军服务近两载。1939年11月21日，因医治伤员中毒，不幸在河北完县逝世，终年50岁。
为纪念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对他精益求精、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给予极高评价与赞赏。60年后的今天，建设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在物质与精神文明两个建设同时抓的形势下，我们怀念白求恩，发扬白求恩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我们首先回顾他的《西安之行》。
摆脱了武汉国民党当局的羁绊，白求恩同志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终于北上。他们与难民们一起挤在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来到了郑州。这时的郑州被日机狂轰滥炸，已成了一片废墟。
不折不挠的白求恩一行，经过千辛万苦到达预定地点——山西临汾，又开始寻找八路军的临汾兵站，找不到兵站，这里到处是扶老携幼、担挑肩扛的难民与溃退下来的国军，进逼临汾的日军枪炮声依稀可辨，城陷在即，白求恩甚是焦急，他们只好随混乱的人群南退至襄汾车站。到这里后，他们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八路军远在前线，怎么办呢？“只好这样了。”白求恩苦苦思索，他们一面就地为受伤的军人难民看病医伤，一面派人寻找八路军。
找他们的人也正来来回回跑呢，那就是临汾兵站民运科李科长。白求恩大夫与这位李科长初次见面却似久别重逢，他走向前去热烈地拥抱李科长。有什么能比在敌人炮火下战友相见更使人激动的呢？李科长高兴地说：“这兵荒马乱的时期找个人真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是你的大鼻子把我引来的。”李科长与大家都笑起来，他说得非常轻松，其实费了许多周折，但处事认真的白求恩还是要刨根问底，“你怎么知道我们到这里了呢？”白求恩看着如潮如流的人群不解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这几天，我沿铁路线来来回回找，见人打听，你看鞋子开了多大的口子，真让人焦急啊！”大家低头看时，李科长的趾缝里还在向外溢血呢。原来，临汾兵站撤退以前，已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李科长是被特意留下来接白求恩大夫的。白求恩很激动，随即又指着他带来的物品问：“这些怎么办？”李科长笑着说：“一样也不能丢下，明天你看好了。”不苟言笑的白求恩对李科长产生了信任与敬意，微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清晨，一队马车在李科长的率领下来到了这里。白求恩惊喜之余，指挥着车夫们搬东西。他很仔细，将车上物品一一认真捆绑，这才动身。
马车队经过了新绛、稷山、河津，在禹门口渡过黄河，来到了陕西韩城县。李科长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一直等白天顺排长等人将物品装上大卡车，这才与大伙儿告别离开。
当时，在西安七贤庄正留住着美国进步作家、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女士。当她得知自己的老战友白求恩到来的消息时，一下子就冲出了大门，两人久别重逢，别提有多高兴，只顾讲着各自的经历，以至于忘记了周围迎候的同志。
在为白求恩举行的欢迎会上，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紧紧握着白求恩的手高兴地说：“你们来了太好了，我们已经盼望了许久，有了你们在前线，又有许多伤员不下火线了……”当时朱德总司令适逢留住七贤庄，他操着四川话大声地说：“你医术精湛，我们久仰盛名，盼来了你，前线的士兵将要有多少死里逃生哩……”他还介绍了前线八路军将士在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英勇打击日本鬼子，由于伤口得不到及时包扎治疗，轻伤发展成重伤，重伤发展到不是终身残疾就是牺牲，让人痛心。白求恩被热烈的情绪感染着，被前线急需大夫的呼声激励着，本来话语不多的他，这时也开口说：“我从西班牙来到中国，各处看到的都说明这里对大夫的需求比别处更迫切，这里需要我，我想到延安去，不久就去前方。”心直口快的史沫特莱赶快插话说：“我就要去前线，比你先走一步。”“后会有期！”白求恩摆了个手势。
白求恩在七贤庄一号后院一间坐东向西面积仅九平方米的房间里住了十余天。其间，他不时外出购置药品，添加不足的器械，有时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或外边来的人诊治疾病。平时，他少言寡语，显出一种倔强的性格，但是工作起来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所有的人从心底折服。
白求恩大夫住七贤庄没两天，就有人跟了上来。来者不是一般人，是当时任国军某卫生署的署长徐先生。他派人给办事处送来两张请柬，一份送给林伯渠，一份送给白求恩。
当请柬送进白求恩大夫的住室时，他正在给警卫员钟克昌治疗脖子上的疮。他接过请柬顺手便放在桌上，问：“干什么？”“请你吃饭。”白求恩手里正握着镊子、剪子，听后仍不明白，侧转身看了看放在桌上的请柬字迹，眉头皱了起来，不高兴地说：“不能去！请你给退回去。”说着又专心致志地给病人切除疖肿。
充当翻译的交际副官王荫圃看见他一脸的愤慨，知道他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所以并不介意。王副官从桌上拿起请柬径直向林伯渠做了报告。两人商量了一下，便一同去给白求恩大夫做工作。他们明白，凡是白求恩大夫下了决心的事，想让他改变过来是不容易的。你看，他依然给钟克昌查看伤口，对已站在房里的林、王二位毫不理会。林伯渠抖抖手上的帖子，说：“我陪你去，我们把话说清楚。目前统一战线的形势比较好，他们也不会怎么的……”白求恩头也不抬，直到把钟克昌的伤口处理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马上就会好的。”待钟走出门外，这才扭过头来对他俩说：“不能去！不能去！”当王副官再说话时，他显然是激动了：“这哪里是请我吃饭？他从武汉赶来就是为请我吃顿饭？不是的，他是来游说，他是要我跟他回武汉去，至少是留在西安国军里工作。他们的全部活动目的就是一个，不许到八路军那里去，不准为八路军服务。徐先生是我美国时的同学，他是奉了命令借同窗好友名义来说服我的，所以我决不能去！”听了这一番铮铮言词，林、王很震惊，他们完全理解了白求恩的心情，再也不勉强。林伯渠即嘱咐王副官退回了请柬。
白求恩大夫外出购药或买其他的物品，一般都是自己扛着回来，或让他那位会说中国话的护士帮忙。一天，他独自外出买了两箱药品和一些东西，扛不回来，就叫了一辆黄包车，他手拎着几个饼子边吃边与车夫一道走，车夫要他也坐在车子上，自己好跑起来，白求恩只好顺从地坐上了车。
到了七贤庄一号院门口，白求恩一个箭步跳下车，拿下箱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递了过去。车夫正擦着满头满脸的汗水，看到钱怔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去接钱。白求恩见状又去掏钱。车夫急了，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车夫的这些举动，把白求恩搞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以为车夫嫌钱少，打算再加一块，谁知车夫急了，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边摆手边说：“跑这些路，给四五毛钱就够了，你就给这么多。”门口站岗的士兵走了过来，他用手势比画了一阵，总算让白求恩明白了过来。不料白求恩也做了动作，他指指车夫，仿效他弓腰拉车的姿势，嘴里哈着长气，甩甩脸上身上冒出的汗水，学学自己坐在车上，又摸摸自己的心口，摇了摇头。正在难分难解之际，交际副官被请了出来，白求恩拉住王副官的手让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
受了半辈子苦的车夫，自抗战爆发后，知道了八路军是好人，万万没想到“洋人”里也有这么好心肠的人。他就问洋人是谁？从哪里来？干什么来了？王副官给他一一做了回答，只见车夫眼里涌出泪水，看看手上的钱，将白求恩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嘴里喃喃说了点什么，又像嗓子眼里堵了块什么，半天才说出声：“好，这钱我收下。”又竖起大拇指：“你一个外国人，撇下老婆娃娃，漂洋过海来帮我们打东洋鬼子……”白求恩听了王副官的翻译，很激动，他望着衣衫褴褛而淳朴憨厚的车夫，也竖起大拇指，操着实在不清楚的中国话说：“你顶好，你们顶好。”而后目送着车夫走出好远。
办事处住了白求恩大夫，有疾病的人就不再外出就医了。白求恩房内不时有人出入，他给熊天荆、黄金友、黄宗义、钟昌干、徐志甫、张克侠等人治疗过各种疾病，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天白求恩在房内摆弄器械，王副官急急忙忙闯进门来，请他快去看病人。他二话不说，就跟着出了门。病人张克侠捂着肚子蜷曲在床上，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经仔细查看，白求恩诊断为急性盲肠炎，必须马上手术。
张克侠不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西安国民党当局没有登记注册，他是刚刚从国外回来前去延安的专家，因为身份保密，不便到外面医院就诊，而他的病又这么急，真使林伯渠、伍云甫等人左右为难，踌躇不定。
白求恩从他们的脸色上似乎明白了他们在商谈什么，立刻转过身来大声说：“你们守着一个外科大夫还发什么愁！是不相信我吗？”王副官译过来后，伍云甫急忙说：“怎么是不相信你呢？只是说这里的条件能做手术吗？”“如果这里都不能做手术，那么前沿阵地该怎么办？”白求恩随口反诘。
白求恩的一句话提醒了林、伍等人，没有多大一会儿，他们就按白求恩的要求把地下室的房顶、墙壁到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上洒了清水，点燃了硫磺。
白求恩与卫生员蔡孝富抬来了木箱，桌面上铺了白布，把蒸汽消毒的手术器械一件件从木箱里取了出来摆放好，罩上白布单儿，一切齐备后，他吩咐蔡把病人扶到室内。张克侠是位幸运的人，他在白求恩利索的手术和精心的呵护下身体很快痊愈，不久安抵延安。
1949年6月，陈嘉庚先生应毛泽东之邀，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紧紧握着这位爱国志士的手说：“欢迎你啊，陈先生，一别十年过去了！”陈先生激动地说：“临别时，我答应你的两件事都做到了。一是告诉蒋介石，中共团结抗战无恶意，但他不听；二是宣传所见所闻，这可‘得罪’了蒋介石。”毛泽东甚为感动，深表谢意。
毛泽东所说一别十年即指1940年5月底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先生将一腔爱国热血倾注到抗战事业中。他领导南洋华侨总会，积极组织华侨同胞捐款、汇款回国支援祖国抗战，仅1939年就汇款八亿元。在山河破碎、国力衰竭之时，这无疑成为国家财政、军费开支的重要支柱。在国人、在国府、在蒋介石的眼里，陈先生就是“侨魂”和财神。
年近七旬的陈先生肩负南洋侨胞之托于1940年3月亲自回国考察国内团结抗战情况，亲临抗日前线慰问犒劳抗日将士。
陈先生归国受到了国府与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和隆重招待，拨款八万元，专人专事陈先生的接待日程安排。住高级宾馆，吃山珍海味，由陈先生尽情享受。陈先生一贯崇尚简朴，深恶奢华，怎能容忍。他一再说明：“启程回国带够了经费，足以旅程使用。”但仍抵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无奈，他不得不将“辞谢无谓应酬”公布于报端。
避开招待，巧用间隙，陈先生拄杖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或参加集会发表演说，或会见拜访各界人士，或斗室相聚倾听国内政情、战况，渐渐的一层阴影笼罩在老人心头：前方是硝烟弥漫，血雨腥风，后方却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他的思绪又不知不觉回到了南洋时的日日夜夜。侨胞们勒紧了裤腰带，省吃俭用，艰苦劳动，一次次给国内汇款，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日呀。他真有些失望了。更让他揪心焦灼的是国共两党矛盾日深，摩擦加剧，蒋介石总是骂共产党：不认祖国，最无民族思想，争夺地盘，破坏抗战，不消灭共产党，抗战绝难胜利。
国人与侨胞不愿看到内战再起啊！陈先生想起了他久已企盼的亲访延安的心愿。
陈先生归国考察，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注。常驻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前往嘉陵宾馆造访陈先生。陈先生看过《西行漫记》，听过许许多多关于共产党人的舆论宣传，却不曾谋面。现在登门来访的三位共产党显要，既陌生又相熟，他们衣着朴素，谈吐不俗。交谈后方知董、林二位是老同盟会会员，是自己的同志战友。叶剑英也身世不凡，他是北伐战争时革命军的领导中坚，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革命先驱。陈先生心底漾起一种敬意，叹道：原来他们才是民族的精英啊！
有过这样的接触与交谈，陈先生很高兴，爽快地接受邀请并前往红岩村参加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茶话会，接受了董必武、林伯渠赠送的延安产羊皮大衣。叶剑英说：羊皮加工差些，但比较实惠，你有腰痛病，若要北去，早晚能御寒。从细微处陈先生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真诚与质朴。谈话间他探询了北上延安的路线。没过几天，毛泽东来电邀请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
国府与蒋介石的打算是陈嘉庚必须留在重庆。具体计划就是参加上层举行的各种活动，接受各有关方面的邀请，赴宴、剪彩、娱乐，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度过他归国前的有限时光。陈先生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坚持北上，一下子难煞了重庆当局，羁绊强阻使不得，劝阻又无用。蒋介石气哼哼地摔出了一句话：要去也可以，不要受人欺骗！
5月中旬，陈先生来到西安，省府主席蒋鼎文及其他官员亲自迎接并安排到西京招待所下榻，接着便是欢迎仪式、宴请、座谈会，省府一科科长寿家骏不离左右，陈先生不能来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难以插手进去。
5月中下旬，朱德自太行山经西安回延安，周恩来自延安去重庆。陈先生已在西安，他们都想会见会见这位华侨老人。5月20日，朱总司令亲到尚仁路（现解放路）西京招待所。很巧，陈先生刚回到住所。他已见过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干部，“朱毛”在他心里也不陌生，斯诺的笔下多有记述，更是国府各种舆论中少不了的人物。在陈先生眼里，这位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很平常，身着发了白的灰军装，袖口上缀有补丁，慈眉善目，纯厚质朴。朱总司令给他讲了八路军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配合国军、友军打击敌人的动人事迹，讲了许多忍让求团结的事实，言谈适度，宽宏大量，勾起陈先生的许多往事记忆，心里沉甸甸的。
朱总司令给陈先生介绍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邀请他到七贤庄聚谈时，陈先生说：“在渝时，叶剑英将军就说到了西安时，要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这几天总有挡驾，每次提出，回答都是到‘明天，明天’。”朱总笑着说：“这儿到七贤庄不远，想个办法早些来，恩来今天有公务，届时他也能见到你。”
5月21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在做好了欢迎陈先生的准备工作后，静候贵客进门。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已到了中午，方知陈先生又被某方“请”走了。伍云甫处长生气地说：连请客也使用封锁政策，可谓苦心孤诣！
客人来不了了，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数十人乘火车去了宝鸡，次日，朱总司令一行与五辆卡车北上延安，因下了大雨改于24日离开了西安。
陈嘉庚先生要到七贤庄苦于没有机会，心情不快。5月26日，他又被邀请外出，行车途中，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巧找事由下了车，等陪同、司机明白过来时又不敢强拉硬挡，眼睁睁看着陈先生拄杖离去。
陈先生自个探路径直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很使伍处长与同志们惊喜，客人从天而降，大家热情迎接陈先生进入客厅，伍处长即刻递上朱德名片，介绍了5月21日办事处准备迎接陈先生的情况，又报告了遵延安指示陪送陈先生北上的准备工作。陈先生一肚子气不好讲，深表歉意，对没有如约会见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很内疚。伍云甫处长告诉他说，要亲自送陈先生北上延安，陈先生高兴起来，他说：“早在南洋时就产生了去延安的念头，现在这个念头就更强烈了……”
5月27日，陈先生再次来到七贤庄会见伍处长，就北上行程再作商酌，商定5月30日早上启程。
陈嘉庚先生是毛泽东邀请的客人，伍云甫处长亲自陪同，省府不便阻拦。办事处派出一辆卡车装行李，一辆雪佛莱小轿车供陈先生乘坐。这辆小轿车是1939年搞地下工作的王超北在香港买了放在这里供领导工作使用的，开往延安还是第一回。
5月30日早上6时，市内响起了空袭警报，伍处长即刻陪同陈先生向北去城墙根办事处防空洞里暂避。洞门关上里面黑漆一片，每人坐在一块石头上闲话，过了个把小时警报解除，这才回办事处吃饭，整装待发。
8点多钟，正要出大门，省府寿家骏科长坐了辆小车来了，一副东道主当仁不让的傲慢样子，他既不跟伍处长说明，也不与陈先生商量，非让陈先生去坐他的车。陈先生心里不悦，面有难色。当时，伍处长绝无迟疑，他彬彬有礼，非常客气地以手势请陈先生进了政府的车。
路途行程顺利，上午11时到三原县，下午6时到宜君县后留宿一夜。早上5时半动身，8点多钟就到了中部县（现黄陵县）。这里是轩辕帝寝陵，陈先生要求拜谒。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均派领导人共祭黄帝陵。陈先生兴味甚浓，心仪甚笃，实行跪拜礼，感慨万千。伍处长适时调整了陈先生的心绪，找景点给他拍照，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寿科长这时远远站在一边，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带相机之类的事，又说不出什么真诚有理的话来，面情上显得尴尬无聊。
在洛川县吃了午饭，这里有八路军的兵站，可以吃饭休息，寿科长执意到县政府去，王县长已来迎接，客人一行都被请去。饭后休息毕正启程要走，从几处汇集来一群农民装束的人，喊着“陈先生，陈先生”，并把一封封信件塞进小车里。陈先生不知情由，拆阅了几封，发觉几乎是同一模式状告共产党的控诉信，方知是蓄意组织的闹剧。他生气地抖动着手中的信件，对坐在一旁的寿科长说：你看看，搞这种名堂光彩么？！寿科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伍处长的车在富县发生了故障，晚上10点多到延安时，王明、肖劲光、高自立等人正陪同陈先生吃饭呢。翌日一早，伍处长就到交际处，陈先生正在院里散步，他将昨日车出事故未能同时到达的情况讲了一下，从口袋掏出一封陈先生亲启的信递过去，说：“有人将信误投到我车里了。”陈先生接了信，连看也没看，撕得粉碎，扔进簸箕。
伍处长陪同陈先生到了延安后即刻南下西安。
在延安，陈嘉庚先生从6月1日到6月7日，度过了他终身难忘的七个昼夜，这七天是紧张的，又是愉快的。他每天都可以深入下去，和非党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商人、农民座谈，到农民家里去做客，看到农民生活比干部还好些，到工厂、兵工厂、市场沟商业区去参观，使他激动、感慨。他来到学校，和同学们谈话，特别接见了正在学习的华侨学生，看见他们见了毛泽东不请示便入座，并能参加谈话，毫无拘束，很是惊奇。延安到处都有醒目的抗日标语，嘹亮的抗日歌声回荡在山城，呈现出一派团结抗战的热烈气氛。
毛泽东几次会见陈嘉庚先生，彼此交谈甚融。陈先生最为关心的是两党关系的改善。他要充当中间人，协调、促进两党的团结。他向毛泽东吐露心事，很得毛泽东的理解。毛泽东真挚地微笑着说：“为了抗日救国，我们非常重视国共两党的团结关系，我们对国民党没有恶意，请陈先生面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陈先生来延安考察，必有诸多感受，请多指教；回南洋后，将这里的情况报告海外侨胞。”陈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让这位老人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在杨家岭毛泽东住所的那次晚餐。他们谈了许久，该进晚餐了，毛泽东请了朱德等领导陪同。饭是在窑洞前吃的，一块石头上放了原色木头桌面，桌面不光洁，毛泽东找了两张白纸铺在上面作桌布用，不料竟被轻风吹去，便笑着说：算了，算了，不用桌布了，就这样吃吧。饭菜是几样素菜，添了只鸡，大米、小米混合饭，大家边吃边聊，陈先生觉得十分舒畅惬意。
陈先生年事已高，又患有腰疾，不顾劳累归国访问延安，深得延安军民钦佩崇敬。他们热情欢迎他的到来，热情地欢送他走。6月7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吴玉章、王若飞等在交际处为陈饯行。即将离别，陈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态度诚恳，对延安地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感振奋。
晚上，大家一起观看了由鲁艺师生在大礼堂表演的精彩节目。
陈嘉庚先生6月8日离开延安到其他地方考察。6月17日到西安即来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伍处长。他们已熟悉，聊了许久。伍处长将洗好的11张照片送给他，又建议陈先生用中医药治疗腰疾，陈先生表示接受，并提出给办事处捐助3000元，这才告别伍处长回到住所。晚上，伍处长到火车站送陈先生。前来送行的除了寿家骏科长，还有一些人，他们木然地招了招手，伍处长站在人群中，从陈先生的眼神中看出了亲疏之别。
以后，陈先生又到过几处地方，在年底返回南洋途经缅甸仰光时，对那里的侨胞做了三个小时的报告，详述了回国经历、抗战形势与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极其乐观地大声宣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仰光到槟城，再次对侨胞发表演讲，他说：我曾经说过，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归国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早已诞生，并且在那里已经做出了许多大事。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吃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不受外人欺侮的世界强国。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其革命生涯中，两度途经七贤庄，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足迹。
1938年初冬，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工作的冼星海，与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邂逅。周副主席告诉他：“延安鲁艺的师生来电，欢迎你去延安工作。”冼星海高兴地说：“好啊，去年我就想去，没有去成，现在我一定去。”周副主席亲切地对他说：“延安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还很差，你长期生活在南方，可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噢。”冼星海像怕被误解似的认真说：“苦我不怕，再苦也苦不过在巴黎勤工俭学的日子吧，每天打工十几个小时，还挣不够学费，吃不饱饭。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民族的振兴与崛起。延安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是艺术家发挥作用的好地方。”当天，就在办事处办了介绍信，领了两个人的路费。武汉失守前夕，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巴黎音乐学院老师赠送给他的小提琴，在交通员徐步的陪同下，乘坐从武汉开出的最后一趟火车来到西安。
由于1937年到1938年已经有许多文化名人经过西安奔赴延安，也由于西安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七贤庄周围气氛颇为紧张，在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失踪前后，还有好几位办事处工作人员外出时遭到刁难和逮捕。冼星海到西安后，虽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但是树大招风，不能马上到八路军办事处，先后换过几次住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电影，吃羊肉串，爬骊山，到贵妃池沐浴，玩之余，他就抓紧时间，拼命创作，一面释放蕴藏已久的救国激情，一面满足活跃在西安抗日文化界的朋友对其新作的渴求。著名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歌》、《战时催眠曲》等歌曲，就是当时在西安创作的。
冼星海勤奋而又成功的创作，麻痹了敌人，甚至连了解他此行真实目的的一些朋友也被弄糊涂了，他们也好心地劝冼星海改弦更张，留在西安，有人说：“延安的清贫你受得了，可延安的虱子你受得了吗？”有人说：“你留在西安，我们保证，既能发挥你的艺术才华，又有延安无可比拟的高薪报酬，你不替自己考虑，难道也不替钱小姐考虑吗？”冼星海婉言而辞：“对我来说艺术比个人重要，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抗日斗争的中心，那里有热烈的生活，是音乐创作丰富的源泉。艰苦催人奋进，逆境锤炼意志嘛。”一待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好北上的车辆，他就带着妻子和心爱的小提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那时候，通往延安的路上，国民党当局的关卡重重。组织上为了保证他们平安顺利到达延安，特意安排他们与贺龙、罗荣桓、潘梓年同行，并让他们扮作华侨夫妻，坐在南洋华侨送给毛主席的一辆中型吉普车上。冼星海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遇见情况也好应付，但这可难坏了钱韵玲，生怕露了马脚，冼星海教她说：“你就装睡觉，不要开口，一切由我来应付。”就这样，一路风尘，直奔延安。
1940年5月，冼星海去苏联途中，第二次留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这次是他在延安生活了一年半之久，汲取了大量的创作营养，准备实现他艺术创作的第二次升华而去苏联开阔视野，考察、学习，为影片《八路军与老百姓》配曲做准备工作的。临行前，毛主席在枣园为他饯行，鼓励他“到苏联去，一边工作，一边考察学习，半年后回来”。周副主席一直把他送上汽车。可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逆转，不断制造摩擦，去苏联的车辆安排屡屡延期，党组织也要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使得他在西安一住就是半年。
冼星海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他的创作最佳时间是下午，每天午休过后，谁也不能打搅他。这段时间，他的音乐创作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折：一个是由声乐转向器乐，一个是由民族音乐逐步转向交响音乐。在西安，他谱写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初稿，还准备把鲁迅的《阿Q正传》、艾青的《向太阳》、何其芳的《泥水匠》谱写成交响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音乐专著，读抗战丛书，还自修俄语，两个月时间，他就读了30多本书，写下了大量的音乐理论文章，对中国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和如何进一步提高，提出了独到而精辟的观点。
在西安的半年中，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和限制，割断了冼星海与西安文化界的联系，他曾筹划在西安开一个音乐会，既可听取知音们对他的作品的意见，又能为敌后根据地筹措一笔经费，终因当局处处设障而流产。冼星海义愤填膺，每天上午只好抱个篮球到“八办”对面的球场发泄。伍云甫处长关心他的健康，也关心他的安全，特意安排了部分干部战士和他一块打球。渐渐地，他和工作人员也亲如兄弟，晚上有时和大家一起玩“纸马”牌，有时教大家唱歌，讲音乐知识，讲他的《民族解放》大型交响乐的表现手法。当谈到演奏该交响乐需要百余人，长达四个小时时，大家十分惊讶，甚至怀疑将来会不会看到。冼星海告诉大家，会看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后，大家都会看到的。
可是谁能想到，十多年之后，这些听讲的同志看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时，这位为“民族解放”呼号奔走，为音乐艺术繁荣奋力开拓的先行者，却于1945年客死于异国他乡，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1938年8月中旬，朱总司令由前方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途经西安时，小住十日。公务社交频频，小憩变成大忙。
朱总司令一到西安，消息不胫而走。八路军在前方抗战，屡克劲敌，节节胜利，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后方的老百姓无不为之群情振奋。西安各救亡团体商议，联合派出代表，看望慰问朱总司令。8月15日，妇慰会、民先西北队部、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平津同学会等群众救亡组织的代表十多人，相约来到七贤庄一号，慰问八路军。朱总司令身着褪了色的灰布八路军军服，脚蹬草鞋，愉快地和大家见面，他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他感谢广大群众对八路军的支援，向大家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打仗的情况，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在展望未来时，朱总司令勉励大家要放开眼界，从总体看形势，在挫折中不灰心、不气馁，积极地开展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和前方将士共同努力，去争取抗战的胜利。
救亡组织的代表给朱总司令敬献了锦旗，锦旗上绣着“为国干城”四个大字。朱总司令感谢西安群众对他和八路军将士的褒奖，并和大家一起照了相。还答应给西安各界代表作一次有关抗战形势的报告。
8月19日，西安各群众救亡组织的干部、文化界的代表及知名人士、八路军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及途经“西办”的干部、青年和几个报刊的记者近百人在七贤庄一号院院子聆听了朱总司令关于一年来抗战形势的报告。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朱总司令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换了皮鞋，穿着一身新军装。朱总司令不带讲稿，只拿了一个讲话提纲，操着浓浓的四川话，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一会儿引人入胜，一会儿惹得大家开心大笑。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大家见天气很热，劝总司令休息一会儿，朱总司令幽默地说：是咱们抗日救亡的热情热哟！讲演中，不时有人递条子提问题，总司令在最后一一作答。演讲结束时，全体人员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朱总司令稍事休息后，应《西北》周刊记者和奔赴延安的许多青年请求，分别题书了“精诚团结，巩固后方”和“学好本领，到前方去”两幅赠语。后来，《西北》周刊以“朱德将军接受《西北》周刊记者访问——就当时华北一般情形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的形式报道了这次报告。几个问题是：
△目前敌人在华北的活动情形如何；
△目前华北游击队的发展情形如何；
△华北游击区内的行政情况及人民生活的一般情形如何；
△华北统一战线的成绩如何，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关系怎样；
△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得到了些什么经验；
△在华北一年的抗战中，军事上有了些什么进步；
△坚持华北抗战，争取华北胜利，在三年作战中的意义如何，其前途如何；
△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形如何；
△八路军怎样争取俘虏，争取伪军；
△近日敌人猛攻晋南，陷了永济，敌人是否有渡河的可能；
△对今后救亡工作有何意见。
《西北》周刊同期还刊登了朱总司令“精诚团结，巩固后方”的亲笔题词。
在西安逗留期间，朱总司令闻知李根源老先生恰在西安，格外兴奋，即打电话让军邮局转告李先生，他要去拜会老师。
李根源先生，云南人，著名士绅。曾在云南讲武堂任教，是朱德的老师。后曾任过短时间陕西省长。1938年前后，闲居武汉，在野。但由于是辛亥革命元老，声望颇高。这次出行是应另一学生盛世才之邀，去新疆旅游，返回途中，经过西安，下榻于南郊宋联奎花园。
宋联奎和李根源既是云南老乡，又在陕西共事多年，曾于1913—1914年任陕西巡案使（后改称民政长、省长），1938年任陕西省参议会参议长。1938年上半年设立的江北军邮局和邮政督察均借用宋家花园办公。
李根源先生听说朱德将军要来，甚感欣慰，但鉴于半月之前曾发生了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失踪的事件，深知国民党特务心狠手辣，不禁为民族的脊梁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专门让随行的儿子李希泌前往七贤庄提醒，一定要严加警戒，注意安全。朱总司令第一次去宋家花园，既礼仪性地拜会了邮政督察林卓午和军邮局邮务长、英籍人史密斯，又拜访了恩师李根源和宋联奎。
师生见面时，朱总司令仍像20多年前在讲武堂那样，恭敬地给李先生和宋先生行了军礼。李先生激动地说：你是大将军了，又不是讲武堂，何必多礼。朱总司令笑着说：教化之恩，没齿不忘。您永远是我的老师。宋联奎连忙招呼二人落座。
寒暄几句别来之情，朱总司令向二位老人讲了前方抗战的形势和根据地的发展状况，二位老先生对八路军化整为零、壮大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策略十分赞同。朱总司令还询问了李老新疆之行的感受和盛世才的有关情况，并对李老先生古稀之年依然关心国家大事表示敬意。当听说李老先生离开西安之后准备回云南故里省亲时，朱总司令请求李老先生代向云南的故交龙云、王缵绪、邓锡侯问好。临别时朱总司令请二位老先生保重身体，颐养天年。三人依依惜别。
十天时间，总司令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先后会见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军委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军政部驻陕军需局局长汪奇柏和西安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晚上，听取办事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对“西办”和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特别是注意人员安全方面做了重要提示，提出具体要求。
第一次看望李根源回来后，适逢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书刚刚出版送到，林老又觉得既然李老先生要回云南，还是亲自致函显得郑重严肃。两天以后，朱总司令在林老陪同下再赴宋家花园，看望老师，呈上一本有毛泽东亲自签名的《论持久战》，将致龙云、王缵绪、邓锡侯的亲笔信交给李老先生。李根源十分高兴，表示自己也要鼓动龙云等积极团结御侮，抗日救亡。
8月24日，朱总司令又匆匆离开西安。第二天到达延安时，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云集南门外，欢迎者达万人，气氛尤为热烈。
1938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遍烧神州大地，远在苏联的诗人萧三按捺不住，向莫斯科有关部门要求回国抗战。
1939年4月21日，萧三辗转多日后来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下榻于后院一排平房最东一间。次日，从抗日前线回来去延安的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也到了这里。邓小平与萧三在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时就成了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兼朋友了，十多年里，天各一方，不曾谋面，不料在七贤庄不期而遇，两人惊喜得紧握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着不成文的规矩，凡从各地来到七贤庄的同志，都要带他们到外面洗澡理发。有的人衣服太破了，还要给做一身新衣服。林伯渠陪同这两位远道回来的同志到珍珠泉浴室洗澡，洗去旅途的尘埃。
当日晚上，办事处后院救亡室灯光通明，长桌上摆上茶水、瓜子、花生，欢迎邓小平、萧三。林伯渠主持，他简短致辞，说邓小平政委大家都熟悉，萧三比较陌生，多介绍了几句，然后请邓小平首先讲话。
邓小平清清嗓子，刚要站起，林伯渠用手势示意请他坐下讲。邓小平报告了前方的军情。他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日军全力以赴对付八路军、抗日军民，伪军假鬼子不只多起来且更猖狂，可是，他又高兴地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八路军，能打仗，善打仗，常使日军、伪军闻风丧胆。他说八路军不仅在山地，就是在平原地带，照样能打垮敌人，还有一个很大的能耐，就是因为建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八路军扎根于群众，有了他们做后盾，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敌人呢，孤军作战的日军就是有千人之众也不敢贸然行军进攻……掌声刚落，林伯渠请萧三讲话。
萧三是湖南人，出国多年乡音不忘，他说，我写诗诵诗，就给同志们来一段：
大家热烈鼓掌，这时邓小平说：“恕我直言。”他风趣地对萧三说：“你的诗我没有意见，只是‘第八军’应改为‘八路军’。”说完大家又是一阵开怀大笑。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大卡车送邓小平、萧三走上延安之路，4月29日晚，毛泽东在杨家岭他的住处和这些远道回来的战友共进晚餐。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提出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国民党管辖区域通邮的倡议。邮务官员林卓午先生就是国民党政府许多有识之士中积极响应者之一。
1938年3月10日，第三军邮视察段建立，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首任总视察职务的便是林卓午先生，他既管军邮又管普邮，全权负责中华邮政晋陕地区的军邮与普邮业务的视导工作。
为了国共两区的通邮，切实解决通邮中的种种障碍，寻求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林卓午自任职时起，就多次与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联系会商，取得了协同共识和支持帮助。
八路军方面做了如下工作：即从1938年4月开始，西安去往陕北的邮件，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带运；延安南下的邮件，由延安八路军的汽车带运。国民党方面也做了如下工作：1939年2月，陕管局派员整顿了三原至绥德的邮路，改善了原来国共两区不通邮的瘫痪状态。经国共两方的努力，促进了统战工作，给通信带来了方便。
当时，延安没有国民党方面的银行，边区内设立的中华邮政所辖各局所需的业务经费用款，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代为划拨给陕甘宁边区银行办理。八路军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也全力支持设于边区内的中华邮政开展业务工作。林卓午先生积极与我党联系、合作，取得了众人交口称赞的成就。
为了勉励邮电职工，支持邮务工作，表明我党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诚意，激励林卓午先生的爱国热忱，1940年5月，周恩来在由延安赴渝留住七贤庄之际，欣然接受林先生邀请，到南郊宋家花园即邮务局所在地，给这里的职工做了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讲了大敌当前，全国上上下下团结至关重要，他还介绍了八路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事迹和胜利的消息，安抚邮电职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肯定地说：只要有八路军的英勇抗战，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中国就不会灭亡，人民就不会做亡国奴。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邮电职工的热烈掌声。会后，林先生陪同周恩来回到七贤庄，两人又进行了融洽的交谈，周恩来挥笔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林先生欣喜万分，终生珍藏。
林卓午先生在周恩来、林伯渠的鼓舞下，为进一步搞好通邮，于1941年底率员并带运发往陕北的邮件800公斤前往延安，几次受到毛泽东的会见，还被邀请在边区参议会礼堂观看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话剧《带枪的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陪同他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观看了话剧《上海屋檐下》，延安党中央对林卓午先生就国共两党所辖区域通邮所作出的努力和卓著成就给予很高评价。
在与延安进行的多次协商中，两区通邮顺利达成了如下协议：①在通邮中沿途军政对邮政的检查问题；②设立军邮联络电台的问题；③边区内中华邮政在业务中法币与边币的比率和兑换办法问题。
为了保障在我边区内切实得到实施，朱德总司令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于1942年1月14日颁布《关于邮务问题的通令》，《通令》中指出邮务系有关抗日战争并带有国际性质之国家企业，各地军政当局应尊重邮政规章及其行政与工作系统，并给予充分之业务便利与稳妥之保护。
《通令》发布后，在边区内的中华邮政得以独立存在，并且受到政府的保护，中华邮政的业务正常开展，员工生活得到多方照顾。对于法币与边币兑换比率，边区政府财政厅特邀林先生在边区银行参加会议，讨论并商定了法币与边币的兑换比率问题，定期由边区银行按当地“货币交易所”行市挂牌与负责兑换，这样既方便了老百姓，又使邮政业务的收付与结算有了依据。
林先生对国共两区邮务事业作出的努力和他的爱国精神，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制，之后便是降职处分，最后被降为县级邮务员至退休。他的经历也更使他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他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周恩来题词原件捐赠给国家，1981年邮电部以题词为图案发行邮票，以示纪念。
美国进步作家、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最忠诚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活动期间用过的采访包，以及著名采访手记《西行漫记》是斯诺自20世纪30年代来以艰苦求索的精神，致力于架设中美两国人民友好桥梁的历史见证，是斯诺留下来的珍贵革命文物。
这件看似普通的黄色翻毛挎包，有着非凡的经历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他曾左右不离地伴随着主人，成为斯诺采访中的得力助手。
埃德加·斯诺——一个追求真理，决心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的美国朋友，为干一番事业，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周游世界。1928年，他来到号称“东方明珠”的中国，看到这个曾是人类文明最早发祥地之一，汉、唐时期曾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伟大国家，现在却到处是贫穷、落后、灾荒，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酝酿着侵华阴谋，种种迹象预示着中国人民将面临更大的灾难，他对中国人民倾注了无限的同情。
在上海，斯诺成为《星期六晚邮报》的一名记者，他就是背着这个皮包，四处采访，写出了许多内容充实、笔锋犀利的新闻报道。
在北平，他仍背着这只包，加入到中国青年学生发动的抗日爱国运动中，支持和帮助那些正义的中国学生，并及时向外界报道。
斯诺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勤于思考，总是提出各种问题，他心里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有许多问题要找到正确答案。他要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跨越12个省，突破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由此，他产生了到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决心成为采访红色区域的第一个西方人。
1936年6月，斯诺背着这个皮包，带着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的介绍信来到西安。我党设在七贤庄一号的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刘鼎精心安排，派人护送他进入苏区。
斯诺在进入苏区后，受到中共领导的热情接待。我们第一次接受一个西方记者的采访，并给予特别的照顾和方便，以打破国民党对红色区域消息的封锁，宣传自身，在全国和世界上树立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形象。斯诺对毛泽东等34位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详细的采访，并翔实地记录了采访内容。在四个月的苏区采访中，斯诺写了大量的采访日记，搜集了珍贵的资料，并征集到一些文物和实物。1936年10月他装满了这个采访包返回西安，来到七贤庄与史沫特莱以及冯海伯欣喜相聚，并见到老朋友、中国女作家丁玲。斯诺自然成了这次会面的中心人物，他带来了在采访中拍下来的照片，摊放在圆桌、沙发上，指着这张讲一段趣闻，拿起那张讲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讲苏区的所见所闻，介绍自己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的情景，不由得唱起了红军歌曲，他神情言语间所流露出来的眷恋与钦佩，深深感染了在座的三个人。他们激动向往，恨不能马上插上翅膀向北飞去。他们热烈地交谈，喝着香喷喷的咖啡，激动间四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唱起《国际歌》。斯诺根据这次苏区之行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1938年初，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蚁社”名义将该书译成中文。为了对付恶劣的政治环境，改用了《西行漫记》书名出版。它是有关中国共产党最早、最详尽的报道，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本土产生了轰动效应。知识界、青年学生，一切要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的爱国志士都如饥似渴，争相传阅，这本书使他们了解了延安，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定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延安。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新高潮，出现了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从海外各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潮流，其中许多人是读了《西行漫记》决定北上的。北京来的学生中有的还带着斯诺的亲笔介绍信，甚至是怀里揣着一本《西行漫记》来参加革命的，如严慰冰、陈明、杨惠琳、刘琦、吴醒柏等人，都是这样经过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走向延安革命之路的。当然，像这样的同志还有很多。
凡在七贤庄工作过的同志，那昔日经过七贤庄而进入延安的数以万计的人们，提起斯诺的名字以及他那本《西行漫记》，无不交口称赞，人们把他与书融为一体，对他一往情深，难以忘怀。
娘子关失陷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以丁玲为主任、吴奚若为副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3月初由山西乘最后一趟火车，最后一艘渡船过黄河，来到西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他们打着红色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旗，穿着整齐的军装，列队沿街行进，吸引了众多市民。乍来甫定，西战团就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组织安排下，举行记者招待会，召开文艺界座谈会，参加各界“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会见当局官员，借以扩大影响，制造舆论。
西战团首场演出的是由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共同创作，由塞克执导的抗战题材话剧《突击》。他们一边排练，一边送审剧本，一边进行舞台准备。
当时，易俗社是西安最好的剧场。丁玲去联系租场，社长高培支一直板着布满皱纹的面孔，像是一位历尽磨难的老者。任凭丁玲如何陈述八路军经费困难、西战团是宣传演出没有演出经费及在山西时群众支援西战团的故事，并向高赠送战利品做纪念，高社长仍不为所动，坚持每日租金250元是固定的，一个也不能少。而且不容多说，先站起来，摆出送客的架势，丁玲只好硬撑着说，照高社长规定的租场。
首场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连演七场，场场满座，掌声雷动，轰动了古城西安。尽管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仍阻挡不住潮水般的观众。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第一次冲破阻挠，用艺术的武器宣传了党的政策纲领，打了一个大胜仗，丁玲他们心里充满喜悦，高高兴兴地拿着几乎是全部门票收入的750元去交租场费，却被高社长把丁玲掏钱的手压住了，他眼眶潮湿地说，你们肯定赔了，票价太低，我只收你200元，够我们开销就行。而且不容丁玲分辩。丁玲百感交集，眼睛也湿润了。高社长说：“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剧团，从身为名作家的团长、编剧、导演到演职员、炊事员、勤务员，几十个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分职务高低，抢着干活，两星期排出了一台新戏……”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丁玲也从这件小事深深感受到了人民的信任，人民的希望。
其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将迅猛发展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视若洪水猛兽，千方百计束缚限制。1938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市13个救亡团体，对为这些救亡团体呐喊助威的西战团也下了限期离境的一纸通牒。西战团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领导，经请示党中央批准，采取了“针锋相对，磨而不裂”的斗争方针。
在这场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中，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功不可没。在西安开展和加强统战关系是宣侠父的主要工作。自西战团到西安后，宣侠父经常到其驻地察看。他是领导，又与丁玲是左联时的老相识，但在西战团，他是大家的朋友，碰见谁有事，他都上前帮忙；团里谁有困难都愿意跟他说；全团出去了，他就帮炊事员的忙，和炊事员聊天。他就像全团的大哥哥一样。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他出现在一筹莫展的丁玲面前。西战团利用改称为“抗敌后援会”各个分会的救亡群众组织的关系，与他们联合刷写诸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类穿靴戴帽的大标语，使国民党特务们敢怒不敢言。
同时西战团一改广告宣传、公开演出的做法，排练一些相声、快板书、大鼓、小合唱之类的小节目，全团分成几个小分队，化整为零，深入基层演出，宣传党的纲领、方针，宣传前方将士浴血抗敌和后方民众全力支援抗战的模范事迹。有时还进行联欢演出，唤起民众，鼓舞士气，联络感情，深受各界好评。
在稳住阵脚以后，宣侠父鼓动丁玲去见见国民党当局权柄要人。丁玲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女强人，但这时却犯难了。她只知干工作，不谙关系学，更何况跟这些令人厌恶的顽固派打交道。宣侠父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劝导她：“他们也是普通人，你不愿见他们，他们也怕你这位传奇式的‘女侠客’呀！”还给她介绍了西安的形势和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派系纠葛。宣侠父和丁玲去见行营主任蒋鼎文，正如宣侠父介绍的那样，他是一介武夫，在丁玲面前言行笨拙，像一个第一次登台的演员。尽管丁玲滔滔不绝地把事先想好的话有条不紊地说完，宣侠父又在一旁敲边鼓，蒋鼎文还是没有恢复常态。但宣侠父的目的达到了，告别时，蒋鼎文叮嘱秘书给西战团200元。过了几天，宣侠父又带丁玲到胡宗南的终南山别墅做客。胡、宣二人十分熟悉，气氛稍宽松些。当丁玲宣传了西战团的成绩，提出在返回途中到胡部队驻地进行演出，慰劳他的部队，胡只说“欢迎，欢迎”，一提起请他开关防护照，他就支支吾吾，不见行动，反厚着脸说：“现在国共合作了，像《山城堡战斗》那样的文章（该文记述了胡宗南吃败仗的故事）大概可以不再写了吧！”丁玲回答说：“团结抗战，那样的文章可以不写。不过，您还是个可以写的人物，希望您在抗战中创造出一些好业绩。”胡宗南不好意思地把他那绺垂在眼边的头发向上一甩，宣侠父插话打了个圆场。回来的路上，宣侠父对丁玲说：“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他们的钱和关防护照，实际上我们已经拿到了一张护身符，一张可以对付国民党省党部逐客令的王牌。消息会马上传出去的，这将给西战团在西安的斗争增添一点胜利的因素。”
果然，西战团没有再遇到原先的那些威胁，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第三次公演。
西战团的第三次公演，又是一次探索，选择了西安观众喜闻乐见的秦腔和京剧。选用的是老舍先生的两个剧本《烈妇殉国》、《忠烈图》。前者改编成秦腔，后者改编成京剧。这一次，从排练到剧场，又一次得到了易俗社高社长的鼎力相助。从导演到剧中每一个角色，易俗社一帮一、手把手辅导，头牌旦角王天民辅导女主角夏革非。彩排时，高社长把最好的行头拿出来让演员挑试，乐队也由易俗社承包。开演的那天，导演汪振华、肖润华和其他人员亲临后台坐镇助威，直到夏革非掀帘上台。这台戏获得极大成功，掌声不断，满堂喝彩，观众将夏革非称誉为“延安来的王天民”。丁玲激动地说：“这是西战团最获声誉的演出，最令人难忘的演出，也是艺术上的一次旧瓶装新酒的成功尝试。”
7月底，西战团胜利完成任务，返回延安。高培支、易俗社以及西安的广大群众依依不舍，高社长慷慨相助，送给西战团一套剧装：“我佩服你们，尊敬你们。送你们的剧装行头不是新的，新的我送不起。你们回延安，到乡下，这些也够用了。”丁玲激动地落泪了。她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谁料，回延安不久，她又一次流泪了。因为就在他们离开西安不几天，一直像哥哥一样关怀她和西战团的宣侠父将军被特务绑架暗杀了。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立后，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接收、发往延安党中央、泾阳县云阳镇总指挥部、各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电报及与友军电台联络，成为办事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办事处成立之时，毛泽东主席派伍云甫同志前往西安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这位经过长征，1930年曾任中央苏区无线电总队政委的干部，一到西安办事处便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中。为了准确接收和发出电传任务，他在西安买了一块瑞士生产的“西玛”手表。他在手表背面刻下了“3057”数码，这是“伍”字的译码。
1937年至1942年，在他担任办事处处长期间，准确无误地接收、发出大量的党中央的指示电。如《中央书记处致伍云甫电》、《伍云甫关于宣侠父无下落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林伯渠为国民党军屡次扣押八路军人员、物资事件致蒋介石电》等。
有一次，周恩来副主席乘坐飞机飞往延安，由于延安机场上空雾大，能见度低无法降落，只好返回西安。伍云甫准时与延安电台联络，及时电告周副主席安全返回西安，消除了中央对周副主席安全的担忧。
1942年，伍云甫同志奉命返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副厅长。
一次外出，伍云甫不慎将手表丢失，他为此非常惋惜。在一次去延安新市场沟检查工作时，无意中看到一旧货摊上出售手表，他便走上前去选挑。这时，他喜出望外地发现有一块与他丢失的那块牌子一样的手表，翻过背面一看，表背上刻写着“3057”数码，这正是他丢失的那块，他便又买回了这块“失而复得”的手表。
这块手表伴随着伍云甫同志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伍云甫同志将这块表留给了儿子伍绍祖，1988年，伍绍祖同志将这块手表赠送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珍藏。
走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大门，向前走上几个台阶左拐，便来到一间不足九平方米的小屋。这就是刘少奇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先后六次往返于延安与新四军军部，中原局与河南省委之间途经西安时居住过的小屋。
一盏台灯，一支笔，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手稿……把我们的思绪又带回到1939年5月……
这次，少奇同志由河南竹沟回延安。当汽车行至西安以西的咸阳时，国民党驻军就强行拦住了汽车，以检查为由进行刁难。少奇同志坐在驾驶室里，点燃了一支烟，对国民党驻军的无理盘问付之一笑，神态镇定，处之泰然。当国民党驻军发现车上装有《论持久战》等书籍时，更是态度蛮横。这时，少奇同志以十八集团军的名义向他们提出警告，他们才不得不放行。
汽车驶入西安，刘少奇率领随行人员住在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夜深了，刘少奇住室的灯还亮着。警卫员站在窗前，望着玻璃上映出的少奇同志的高大身影，心想：首长一路奔波，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现在又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如果累垮了身体，我怎么向组织交待呀。警卫员轻轻推门进去，走到少奇同志身边，看到他坐在灯下，撰写、修改文章——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时而疾书，时而沉思，丝毫没有察觉到站在桌旁的警卫员。
“首长，您该休息了。”警卫员轻声说。刘少奇放下手中的笔，伸了伸胳膊，转过身来笑了笑：“小鬼，这么晚了还没睡呀！我为了尽快完成工作，必须得开夜车，‘夜车’跑得快呀！”
接着，他站起身来，走到警卫员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要想早日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分夺秒呀！你现在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快去休息，将来社会主义还得靠你们去建设呢！”说着少奇同志将自己的大衣披在了警卫员的肩上。
少奇同志住室的灯又亮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办事处全体人员集中在救亡室，凝神静听少奇同志的题为《怎样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的报告。少奇同志以诙谐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告诉每一位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都必须不断地增强党性锻炼，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发扬党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道德风尚，牢固地树立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并指出艰苦奋斗是从革命理想到革命成功的桥梁。少奇同志反复强调，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保持清醒头脑，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使党的队伍真正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
报告长达三个多小时，办事处的领导和同志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刘少奇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总部驻西安的少将高级参议宣侠父惨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人高举屠刀的第一例。
宣侠父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在自己的照片背面题诗一首：
绝句一首，短短28个字，是他对自己革命一生的速写勾勒，也是他留给后人发人深省的遗书。
宣侠父，浙江诸暨人，1899年生。青少年时代品学兼优，公费留学日本。回国后，1923年加入社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在家乡建立党的组织。1924年受浙江党组织委派，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此后，曾在冯玉祥部从事政治工作、甘肃建党工作，曾任陕西潼关县长；也曾回诸暨从事农运，在上海加入“左联”，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介绍民族英雄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在上海搞过“特科”工作，在香港鼓动李济深、陈铭枢等人成立民族革命同盟，支持“六一”事变领导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抗日。
1937年2月，奉周恩来、叶剑英电召，宣侠父来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协助周、叶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忙于国共合作谈判，在介绍宣侠父结识西安地区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杜斌丞、杨明轩、车向忱、马德涵等人的同时，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把宣推到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重任在肩，宣侠父“健如奔马”，奔驰不息。
5月，参加完中国共产党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之后，宣侠父认真总结了过去在敌占区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贯彻执行党中央“重新学习”的号召，充分掌握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8月底，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议。
群众工作是统战工作的基础和重点，为了方便联系群众，他从七贤庄迁居新民街、平民坊等处。由于措施得力和宣侠父博学广识、平易近人，他的住处俨然成为青年救亡团体的总部，宣侠父也迅速成为西安救亡团体的总领袖。冯文彬、胡乔木、黄华、蒋南翔、严佑民等西青救、民先领导人来来往往，常住在平民坊五号宣侠父住宅。一次，李昌同志被特务跟踪，急中生智躲进宣的住处。宣让李躺在床上，放下蚊帐，自己气宇轩昂地站在院中，特务进来也未敢贸然搜查，悻悻而去。在宣侠父的组织领导下，西安的抗日救亡活动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全民族的抗日救亡意识普遍提高。从1937年9月起各救亡团体组织了123个农村工作团分赴市郊和关中各县及陕南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救亡；组织支前工作队、救护工作队、战地服务队，动员青年到部队去、上前线去，动员妇女做军鞋，募捐慰劳前线将士和伤兵。
面对如火如荼的群众救亡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先是叶公好龙，继而百般设障阻挠。1938年5月，西安当局下令解散了13个抗日救亡团体。宣侠父在领导救亡团体进行抗战斗争的同时，改变斗争策略，指示各救亡团体，改头换面，以当局允许存在的“抗敌后援会”××分会的形式进行活动，在以当局官太太名义组成的“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中，则派共产党员曹冠群、金铃（金婉琳）、韩钟秀等人潜入工作，结果，救亡运动依然活跃如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地方名流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宣侠父才华横溢，擅长交际，又有多年从事上层人士工作的经验，很快就成了地方实力派孙蔚如、赵寿山、杨晓初、孔从洲等人的座上常客，又与文化教育界名人杨明轩、杜斌丞、李敷仁、张之道、苏资琛、罗明、周伯勋、陈翰伯等人交际甚深，同他们切磋习文治学之道，商议救亡前程。通过他们巩固和发展西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宣侠父还十分注意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冯玉祥部、杨虎城部有部分军官不得意而散居西安，宣侠父建议他们组织一个抗日问题座谈会，除送去学习资料，委派专人联络外，还应邀前去参加学习讨论，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甘肃青年军官任谦慕名拜访宣侠父，讨教国共摩擦问题，宣侠父忙中抽暇，开导任说：“国共好比兄弟，相互闹点矛盾，老大欺侮老二是常见的事，但在对付外来侵略时，还是能团结一致的。”任谦听了茅塞顿开。
宣侠父更注意利用“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议”这个合法的身份，出入于国民党西安当局军政要员的官邸，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行营主任蒋鼎文、十七军团军长胡宗南、警察局长杭毅等都是他的老乡、同学，自然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1937年冬，国民党当局先后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宣侠父社交广泛，耳听八方，初步掌握了一些事件端倪。他直奔行营所在地南院门，揭露蒋鼎文：“外界传闻是蒋主任下的手令……”弄得蒋如鲠在喉，语无伦次。事件解决后，蒋请宣和几位朋友吃饭，酒过三巡，蒋又是要给宣侠父介绍女朋友，被宣拒绝，又提出愿出资送宣去德国留洋考察，深造提高，也被宣以国难当头而推辞。由于昔日交往较深，宣侠父与胡宗南的来往较为频繁。胡宗南年轻气盛，虚荣心强，宣侠父就应邀赴胡部住了几日，帮助胡整顿部队，提高部队素质。朝夕相处，两人回忆黄埔军校生活，交换抗日看法。宣侠父针对胡宗南阳明堡一仗心有余悸的情绪，指出日本并不神奇，抗日必胜，宣传了抗日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游击战争的道理，胡宗南佩服不已。在胡部的日子里，宣侠父用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一篇《游击战争概论》，胡宗南大加赞赏，在部队内部印发。从此以后胡宗南对宣侠父更为欣赏，两人接触更多。宣侠父曾向中央汇报“胡宗南有意抗日”。此外，宣侠父还受党的指示，上太原、赴南京、奔武汉，争取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
宣侠父在西安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业绩和活动能量，特别是蒋鼎文的无奈和胡宗南的动摇，使国民党顽固派头子蒋介石惶恐不安。军统局密令对宣侠父“严行监视”。在对13个抗日救亡团体下令解散的同时，一条“黑网”向宣侠父撒来。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宣侠父的机警，很快地察知了敌特的阴谋。
为了迎接更复杂、更险恶的斗争，宣侠父将接来西安不久的妻子和女儿送回延安。
军统特务给宣侠父罗列了莫须有的“八条罪状”。蒋介石对宣侠父这样一个始终处于对蒋斗争风口浪尖上的“危险人物”早已怀恨在心，看到“八条罪状”，更似尖刀扎胸，恶狠狠地说：“每一次都有他！”遂手谕“秘密制裁”。
得到情报，八路军办事处连夜将宣侠父接回办事处来住，朋友们也劝他深居简出，早日返回延安。宣侠父却淡然置之，他对林老说：“我怎么能贪生怕死，置工作于不顾呢！”不久，他又搬回自己的战斗岗位——救亡团体的集中活动场所平民坊五号，领导救亡运动。
对于这样一个视工作超过生命的斗士，党组织十分关心爱护。1938年7月30日，党组织决定让他同林伯渠一道回延安。行李已经装上车，又得到李初梨同志被警方传去的消息。林老为难地对宣侠父说：“形势看来很严峻，你再留一段时间吧！”宣侠父毫不犹豫地搬下行李，继续留在时刻都有危险的西安。谁能料到，第二天下午，特务们就将他秘密绑架暗杀了！
宣侠父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用鲜血浇灌的统一战线之花永不凋零。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大做文章，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企图一举歼灭延安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为此，蒋介石密电刚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
胡宗南接令紧锣密鼓调兵遣将，他把驻守在山西黄河东岸的两个军调过河西包围陕甘宁边区，竟然在边区境内挖起战时工事。政治上，他导演了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召集九人开会，通过文件，要求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的丑剧。
从6月开始，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不能不紧张地动员起来，三万群众走向街头，呼吁全国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朱德总司令电告胡宗南，边区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其间，延安党中央、毛泽东电告周恩来速回延安。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分乘六辆大卡车北上延安。行至宝鸡，接中央来电，周、邓两人先赶至西安七贤庄，按照毛泽东电示，和胡宗南交涉，制止他攻占延安的举动。
7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邓颖超一走进七贤庄大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周子健处长等着要给汇报紧急情况，党中央、毛泽东的多份电报要仔细看，那天周恩来忙了整整一个通宵。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是蒋介石同意的。胡宗南得到了撤兵的指示，遂于7月8日下令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并通知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等人，如有周（恩来）约谈，务必否定胡有进攻边区意图，又精心安排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荐福寺小雁塔他的官邸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事宜。
不等周恩来赴胡官邸，胡宗南即于10日下午派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坐他的专车来接人。
周恩来安排邓颖超“称病”卧床，等待时机行事，自己坐车到胡官邸。
胡宗南对这次酒会招待颇费心思。他精选了黄埔六期以上的将军30人，每人偕夫人出席酒会，对周称先生，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
酒会上，周恩来与胡宗南专注谈话，既谈政治，又谈军事，不时还提出他想要了解的问题。好几次胡宗南无言以对，面露难色。凡此，周恩来就转换个说法，引导交谈下去。其间，将军与夫人一拨一拨走向前来，发出种种祝词，齐向周恩来敬酒。他们的招数周心里明明白白，是要灌醉他。
周恩来以高超的语言艺术，洒脱和蔼地一一婉拒了敬酒，又使将军、夫人们个个春风满面地回到自己的位子。酒会高潮，周恩来站了起来，适时公布了他与胡宗南的谈话，他说：“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长官的电告，说胡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胡长官矢口否定，说这都是谣传，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借这个机会，向胡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上一杯酒，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次招待酒会，周恩来反客为主，圆满成功。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企图在我党的坚决斗争下偃旗息鼓。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千百万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西安七贤庄成为连接延安与全国各地的桥梁，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源源不断地从沦陷区、大后方和海外各地来到七贤庄。为了满足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要求，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联合在西安七贤庄设立了招生委员会，每天都要接待数十上百的青年。当时在办事处留住的驻陕代表林伯渠虽然工作很繁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是都要抽出时间，亲自接待这些投奔革命的青年，给他们讲革命道理。林老知识渊博，说理透彻，十分富有号召力，使青年们受到很大鼓舞。
烈士林汉三的女儿林国英，刚到办事处时仅十岁，林老对她十分关心，常把她叫到办公室，给她讲革命道理，让她向父亲学习，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了培养她，林老让她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同宣传员一块儿上街宣传演出，并让她在办事处组织的文化初级班学习文化知识，抄写文件，练习毛笔字，还亲自教她学文化，给她批改作业。看到小林一天天地进步，林老就把她送到抗大去继续深造。
中外闻名的新安旅行团，1938年来到西安，在“西办”向林伯渠提出要求到延安去。林老亲切地接见了“新旅”的全体团员，肯定了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林老的直接关怀帮助下，三名团员得以到延安学习，其余人奔向保卫武汉的抗日前线。
1940年7月，办事处集中了一批从重庆、武汉、洛阳来的40多位爱国青年。在即将奔赴延安的前夕，“八一”晚会上，林老给他们做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的报告，鼓励他们到条件艰苦的延安去接受锻炼，使青年们受到很大教益。
爱国青年在经“西办”奔赴延安或奔赴抗日前线途中，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迫害。林老只要获知消息，总是千方百计地派人去营救。1938年11月底，从抗大毕业的学员陈希愈等100多名同志，在前往太行、太岳根据地途中，被咸阳宪兵队扣留。林老得知此事，立即派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人，并于1939年3月18日，亲自致电陕西省主席，要求尽快释放被捕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使这些同志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办事处，林老亲自主持了欢迎会，表扬他们机智顽强、团结友爱，鼓励他们到前线、敌后再立新功。
办事处的许多年轻战士，从小参加革命，他们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为了使他们掌握文化知识，林老把他们组织起来，专门指派文化教员教大家学习文化。为便于大家好记好认，林老亲自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手把手教大家学文化，还逐人批改作业。通过学习，使大家提高了文化水平，他们说：现在能看书，看报，写日记，写家信，应该归功于林老的关心和帮助。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林老还经常外出给青年们讲课，并定期到竞存中学和省立二中讲时事政治和游击战术，启发教育广大爱国青年。由于林老卓有成效的宣传，当时有许多青年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亲聆过林老教诲的人都亲切地称林老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1979年4月12日，一场雨雪使早春的古城西安显得格外清新。七贤庄一号院盛开的丁香花飘出阵阵清香。这天下午4点45分，叶剑英同志在陕西省省长于明涛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他阔别40多年的旧居——西安七贤庄。
82岁高龄的叶剑英同志步履稳健地步入纪念馆，微笑着向工作人员挥手致意，他深情地望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牌匾，环顾着四周的环境。40多年过去了，叶帅仍对这里的一草一木记忆犹新，他信步来到了当年办事处的会客厅，久久注视着里面的陈设：一套旧沙发，几把藤椅，一张桌子……这里是他当年与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与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场所。会客厅里面的两个小套间，就是周恩来和林伯渠、董必武同志的住室。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中，叶帅和他们始终是亲密无间、并肩战斗的战友，此时此刻，见物生情，追忆战友，叶帅的脸上露出了无限怀念的神情……忽然，叶帅想起一个人，便问：“年娃还在吗？”纪念馆馆长谭冰——当年办事处警卫班班长回答说：“就在附近，我马上派人去叫他。”
顺着过厅来到中院，叶帅走进他的旧居。他在七贤庄这间不到九方平米的房间住了八个多月，屋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一张小床，床上放着和普通战士完全一样的被褥。叶帅站在小屋中间，遥望着窗外，伫立许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坐在了桌前，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才站了起来，依恋地走出房间，在旧居门前，对摄影师说：“在这儿照个相吧。”
来到休息室，纪念馆的同志把早已准备好的笔、墨拿到叶帅面前，他老人家摘掉了头上的帽子，取下了眼镜，提起毛笔，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写下了气势宏伟、情意感人的诗篇：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夏天，党中央派叶剑英同志负责开辟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叶剑英同志进入西安，化名马侠，担任张学良王曲军官学校的军事教官。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为建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安事变时，叶剑英同志以红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和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等同志先后赶到西安。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叶剑英同志担任联军参谋长的职务，负责部队的调动和布防。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翻危局”作出了重大贡献，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大智大勇地“吟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抗日诗篇。
读到“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不由让人联想起当年住在办事处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在办事处生活战斗的经历。
当馆长谭冰同志向叶帅汇报纪念馆工作时，年娃推门走了进来。当年的红小鬼年娃叫黄金友，是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工作时的勤务员。叶帅看到年娃，顿时喜形于色，拉住他的手，问寒问暖。叶帅责怪年娃不去北京找他，年娃不好意思地说：“我特别想去看您，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叶帅听后爽朗地哈哈大笑。看到这动人的场面，不由使人感到，一个国家领导人，40多年过去了，一个普通的战士还清楚地留在他的记忆里，这种无产阶级同志之间的感情是多么崇高啊！
走出休息室，叶帅高兴地要和大家合影留念，望着簇拥在他身旁的五位年轻讲解员，叶帅逐一问过了他们的姓名和年龄，意味深长地嘱咐他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林伯渠对彭德怀有过这么一句评价，说他是“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功比南山，誉满中外，是我们崇敬的我党我军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有几次留住西安七贤庄，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生活工作，深深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彭总好恶分明，疾恶如仇，他与臭名昭著的摩擦专家何绍南的斗争，不只使当时的知情者叫好，也使后来人忆起此事大快人心。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在延安开完会的彭总，由一个班护送，乘坐一辆卡车南下，途经西安到太行八路军总部去。彭总牵挂着前线，急于马上到太行山。一路经过鄜县（现富县）、洛川、中部（今黄陵县）、同官（今铜川）、耀县，还算顺利，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车子到了三原城，只见车检站外的公路上，一根大木棍横挡，十一二个佩戴车检标志的人，此起彼伏地大声吆喝：“停车！检查！”
卡车当即停住，随从副官老魏跳下车，从口袋掏出护照递过去。车检负责人赵尔浚看看护照，又斜视车上片刻，心想，才接到耀县来电，让拦的就是这辆车，当即就拉下脸，冷冷地说：“上司有令，凡过往车辆均交100元养路捐。”“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文件，军车也要交吗？”延安兵站车队的老魏，经常过往这条公路，很熟悉情况，他心中明知有诈，还是耐着性子反复说明。这时旁边几个人骂开了：“啰唆个屁，扣车！”“就是不能让‘奸匪’过去，哼！”姓赵的板着面孔，任其部下口出秽言。
一个小时过去了，赵尔浚等人压根儿没有放行的意思。车上的战士手握着枪很着急。彭总跳下车，对赵尔浚说：“我是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军务在身，随从携带护照手续齐全，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违例就放行吧。”
“我不管什么彭德怀、李德怀，这车就是不能走！”赵有恃无恐，口出狂言。
“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看来都不是，是你们这些顽固分子在捣乱！”彭总脸色骤变，向车上摆了个手势，命令道：“都下车，抓他一个送行营！”彭总一声令下，警卫战士持枪跳车，那些车检人员一个个抱头鼠窜，各自逃遁。战士们迅将赵尔浚反剪双手推上车。汽车启动继续南行，傍晚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把赵关押在地下室里。
翌日早饭后，彭总、林伯渠（中共中央驻陕代表）前往西北行营会见程潜主任，彭、林、程都是湖南人，北伐战争时共过事，相熟已久，一通报就进了客厅。
程主任正在会客。这个客彭总一眼就认出了，是国民党当局派往陕北绥德的专员何绍南。对这位何专员，陕北人民没有不痛恨的。他在抗日后方专事摩擦，挑拨国共两党团结。就是他前段时间在程潜主任面前告陕甘宁边区的状，还要散发印好的造谣传单。程主任正告他，好些事已与林伯渠说好了，不许他乱插手，不准散发传单。可他近期又在三原一带搞了不少名堂，扣留扣押八路军过往人员和物资。
彭总在一旁见他们停止了谈话，说：“程主任、何专员都在，正好。”他将自己南下延安一路上的情况讲了一遍。末了，感慨地说：“我把无法无天的赵尔浚带来交你们处理。大敌当前，许多国军、八路军在前线打仗，牺牲流血，竟有少数人在后方专事捣乱，想着法儿挑动事端，这叫什么团结抗战，我要求严惩破坏分子！”
程潜主任一向温文尔雅，这时满脸笑容，先向彭总道歉，说了些安慰的话，停顿片刻，又接着说：“彭总说得对，前几天我和林代表就一起议论过，大敌当前，我们两党同心团结，有利抗战，现在十八集团军的官兵们在前方在敌后与日寇作战，有个别人在后方闹分裂是不能允许的。”
“现在就有这样的人。各位总不会忘记吧，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彭总很愤慨，说到这里，转身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又跑到三原来捣乱……”何专员非常尴尬，百般抵赖。彭总当即给他一记耳光，气愤地说：“今天谁要反共，他要先放第一枪，我们就放第二枪，这叫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
程主任竭力缓和气氛，又笑着接上说：“这放第三枪就不对了。”
“干脆消灭他，他就不会摩擦了。”彭总气犹未消。
“不行，不行，毛泽东不是说过要有理有利有节嘛。”程主任话锋一转，站起身说：“时已不早，共进午餐吧。”何专员知趣地托故而去，程主任、林代表、彭总边吃边说，谈笑风生。午饭后程主任的秘书康向之派车把林、彭送回七贤庄。
下午在七贤庄一号院客厅里，林伯渠、彭总、伍云甫处长三人研究工作，谈到上午发生的事情，林老笑着说：“德怀今天发的火可不小啊！何专员这人我见过几面，张狂得很，今天可是狼狈了。”“这话要说的，这火要烧的，必须打击一下何绍南的气焰，否则他会挑出更大的事端来。”彭总严肃地说。
在西安办事处工作已久的伍云甫处长深有感触地插话：“我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侦察。这侦察是有价值的。程主任是国民党的元老派，是典型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不对，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摩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不要过分。”林老听后点点头，慈祥的脸上掠过微微的笑意。
彭总在西安办事处留住的几天里，又被程潜主任请去吃饭交谈，然后他便东去洛阳返回太行八路军总部了。
此后一段时间里，西安至延安这条公路比较畅通了。当局有关部门原扣押的运往陕北的105箱药品及其他物资也放行了，无故扣留扣押八路军人员和物资的事件也很少再发生。
彭德怀对一些不良现象批评起来，不只是严厉，还要让你接受，更要求立即改正，立见成效。
1937年初，七贤庄四号院设立采办委员会，下设几个股，负责物资方面的领取与采买，押车排副官们东跑西颠，坚守“人在物在”的原则，工作艰辛，每月给每个副官13元津贴。在当时大家都很艰苦的情况下，副官们拿此津贴是比较丰厚的了。彭总发现这个情况后认为不妥，他说：“要说苦，大家都苦，前线的士兵们更苦，他们什么都没有，时时有牺牲流血的可能。”彭总的批评，同志们接受并立即改正，每位副官的津贴由13元减到了7元。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国民政府军需署驻陕军需局给八路军的服装规定是到西安的大华纱厂买布匹，再联系厂家制作。东大街的同盛服装厂、竹笆市贺生祥服装厂是承接军装的缝纫厂。1937年下半年，八路军办事处经理科在完成冬装制作中有人犯下了错误，他们在与厂主的交涉中接受资方的诱惑拉拢，请吃请喝。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在取货验收时，丧失立场，资方的偷工减料得以蒙混过关。冬装送到前方，穿在战士身上，件件窄短，垫的棉花少，衣扣不全。彭总知情后大怒，指令查处此事。延安八路军总部派了王力生等人与西安办事处联合调查。调查报告写道：“此次做棉衣的问题，贪污的事实尚未发现，显然是没有责任心，官僚式的检查，对行情的无知，老板好好地招待一下，自己就麻木了。”调查组向中央的报告还有：“罚款8500元，每套连帽约4元，缝纫厂的工费差不多罚掉了，当然我们的损失要超过8500元。此事我们在工作人员和干部会议以及党的会议上是有相当深刻的讨论和检查。”直接责任者调回延安坐了几个月的班房。以后经理科还继续承担完成八路军军装的任务，执行任务的人员与厂主签订合同手续，制作期间经常检查，最后认真打包验收，廉洁自律，问题绝少发生。
1937年8月，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建立后，工作繁忙，接待工作更加繁重，领导决定购置家具，装饰客厅。适逢彭总由延安到前线去，来到西安。他看到装饰了的客厅，非常生气，批评不该这样乱花钱。回到前方后，彭总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以后，我们的生活比内战时期要好了。但是一些不好的苗头出现了，有些同志不愿意再过艰苦的日子，开始贪图享受了，这个很危险。如果不注意，就会腐化堕落。我从延安来的时候，路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发现他们把房子装潢一新。你把钱花在这个上面干什么嘛！毛泽东同志讲，我们都要学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海中游泳，千万注意不要淹死自己。我看很可能有些人要淹死。”
彭总一向简朴，生活上要求很严，对来自各方面的特殊照顾一概不接受。在他那里没有“下不为例”，只有说一不二。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延安的大门，抗战爆发后，进出延安留住这里的我党我军领导人很多，办事处领导每每都领他们去服装厂制作一套咔叽布的外装。彭总住七贤庄时，办事处决定给他做一身衣服。因为他衣服的袖口破了，颜色也旧，伍云甫处长知道他的脾气，说明了定会拒绝。借着外出，把车开到了同盛服装厂门口，才说明做服装。果不其然，任伍处长再说也不行，只好转身坐车回七贤庄。
彭总在办事处留住期间，灶上给他添加一份荤菜，他筷子动都不动，让警卫员端回灶房，说一不二。住房绝不挑拣，看到来人多，他索性住到地下室他过去的警卫员吴希圣的床上。彭总从前线风尘仆仆回到后方，办事处领导安排他洗个澡以消除前线的紧张疲劳。林伯渠、伍云甫陪他到珍珠泉洗澡，返回路上他问今天洗澡用了多少钱，“五毛钱。”他立即显出了不安，“一个人洗个澡就花这么多钱。”林老笑着说：“就算我们今天腐化一次。”简朴成习惯的彭总，时刻想的是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