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贤庄建筑群建于明西安城内。唐时属东宫外永昌坊。民国初年，这里已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银行资本家做房地产开发，于1934年在这里建造房屋。经过两年的施工，占地22000平方米，由西向东、南北走向的十座大小、外观相同而布局与结构略异的砖土木混合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落成。十座庭院均南北开设大门，每院南北长80多米，东西宽16米。步出皇城北眺，十座白墙灰瓦的四合院齐齐整整一字排开，倒也壮观气派。这与千疮百孔的城墙以及满目疮痍的其他古建相比较，形成强烈的反差，格外引人注目。
建筑群竣工之日，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秦风周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应邀为庄首题字。成先生以附近已成建筑命名的序，借晋书“竹林七贤”的美传，为这一建筑群体题写了“七贤庄”的雅名，并由工匠缀嵌于庄首门楼。因成先生的祖籍陕西耀县古称华原，落款谦称古华樵叟。
因要建立交通站，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以200块银圆的押金首先租用了七贤庄一号院。这里北邻崇廉路（今西七路），西连北新街，距火车站很近，是地下交通站开展活动的理想之地。最初，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在今后的十年里它会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初，七贤庄旧地受到保护并建立了纪念馆，成为对这一段革命历史真实纪录的圣地。
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频繁而激烈的战斗，恶劣的生存环境，使许多红军伤病在身。冬季寒风袭来，又给红军雪上加霜。党中央竭力想方设法，首先解决红军急需的医药用品和器械不足的问题，同时，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前沿阵地已停止作战，在一致要求抗日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签订了有利于双方的协议。张学良将军送给红军一笔款，杨虎城将军派人慰问并送给红军粮食与被服，这些无疑是雪中送炭，使林伯渠流下了滚滚热泪。但困难仍然严峻。1936年4月初，周恩来对陪同张学良将军前来肤施（现延安）会谈的刘鼎说：你尽快在西安建立一处交通站，想尽办法采买陕北急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事情要办得越快越好。
刘鼎茶饭不思，想了几个昼夜，他终于作出了对交通站的构想：那应该是一所医院。这样，经常、大量的药品、器械进出就有了合乎情理的渠道，也不致被商人识破而不敢卖物品给我们，也好瞒过便衣特务的耳目。安全第一啊！
刘鼎立即行动，他找了出公差去上海的借口。在那里，他径直会见了熟识的朋友史沫特莱，寻求帮助。
史沫特莱非常认真，她热心挑选，向刘鼎推荐了德共党员、牙医博士冯海伯。她特别补充道：冯海伯这个人很可靠。他被希特勒驱逐来到中国后，以他精湛高超的技术开设了牙科诊所，找他的病人不少。他常抽空到“美国之友”社里来，人很活跃。1935年，张学良将军到南京参加会议，专程到上海冯海伯的诊所治过牙疾。
刘鼎对史沫特莱的推荐人选非常满意，他即刻会见了冯海伯。因刘鼎在德国留过学，交谈中彼此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冯海伯高兴地说：我早就盼着要做点事，机会果然来了。他很快地打点行装，带上助手夫妇，牵上那只“希特勒”狗，来到了西安。
刘鼎与冯海伯坐着黄包车转遍古城，踏勘诊所地址。他们看了几处房子后，一致看好七贤庄。房租虽然贵了点，可此处北靠明城墙，东临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每院高墙环绕，门户严实。冯海伯眼睛一亮，连声叫绝。最后敲定，冯海伯走马上任。他很快安排了诊所内务：工字房东边是冯海伯的诊断、治疗室；里边套间小屋住宿休息；西边大房是助手夫妇做牙模的地方，套间住宿。大门外挂上了由上海带来的那块牙科诊所的方形铜牌。
后院有“希特勒”狗的木棚、一群刚买来的小鸡，其他房间是存放药品等杂物的。一切安排就绪，诊所开张了。
那时没有广告，为开设诊所，刘鼎的四处游说起到了很大作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军官及家属、朋友慕名来这里料理牙齿，他们获悉张将军曾由这位洋博士治疗牙疾，且请他来西安开诊所，都为有幸到此看护牙齿为荣。
早在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后，东南沿海的富商、资本家逐渐进入西安经商办厂，开始了现代化机器工业的萌芽和发展时期。先后建立的工厂有药厂、电厂、面粉厂、火柴厂、酒精厂、纺织厂、制革厂等等。而原有的几所规模很小的医院，技术与设施陈旧落后，与日渐增长的人口已远远不能适应。古城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医院，一时间，吸引了不少的有钱人。这时，冯海伯的诊所工作繁忙，人来人往，这也为交通站开展工作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陕北采买物资的任务早已由刘鼎及其他地下工作人员部署。远在上海、天津、武汉的朋友将购置的药品、器械、通讯器材等源源不断寄到西安。在上海的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也通过自己的合法身份购买了大批物资，特别是史沫特莱，她除热心认真地采买了物资，还将自己的许多物品送了过来，而自己去住旅馆。正是有这样一批真诚朋友的支持，才解决了陕北的困难。
采购的物品由冯海伯亲自查收。买单除了有陕北下来的条子，冯海伯也开单。他认真检收存放，没有任何一批货物发生过差错。
存放的物品到了一定数量，由刘鼎出面，和搞这项工作的刘向三、王立人等通过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汽车转送陕北。货物多了，就雇用商车挂上军车牌子运送物资。很快，处于困境中的红军生存条件得到改善。
为了沟通陕北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刘鼎让地下党员、精通电讯技术的涂作潮在一号院地下室设法安装了一部电台，他和陕北派来的彭绍坤一起在这儿工作。
他们用这部电台，白天接收保安“红中社”的战报消息以及有公开明码的党的宣传文件，在夜深人静时又将收转来的消息转播到国内各地和苏联、日本、南洋等遥远的地方。
电台工作的时候，冯海伯把自己房里那台收音机音量放到最高极限，盖过电台工作时发出的声音。另外，墙头外电线杆上有一个老是发出呜呜声的变压器，也起到保护电台工作的作用。一天，刘鼎听东北军通讯处长蒋斌向张将军报告，说苏区的电台功率大得很，干扰了他的电台工作，想换新的。他没有想到交通站这部近在咫尺的电台。刘鼎暗暗笑了。
还有一次，他们正在机上工作，突然听到大门上的铜环猛烈地响了起来，开门一瞧，住在隔壁院的两位湖南口音的妇女说：你们的收音机声音太大了，影响了那边电台工作。
刘鼎巧妙应付，有惊无险地将事情搪塞过去了。两件事后，他们更加小心了，电台依然在工作，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地下交通站负责采买、运送物资；设置转播保安中共中央战报内容消息的电台；同时也转送过出入苏区的干部，如冯雪峰、丁玲、李夏明等等。李夏明在上海一直进行电务工作，是工运领袖邓中夏的妻子。邓中夏牺牲后，组织安排她去保安。到了西安，刘鼎让她在交通站以护士身份帮助进行联络工作，直到1937年初才启程去了陕北。
丁玲一出监狱，便由聂绀弩陪同到西安。组织上考虑让她到法国去休息兼做些工作，但她归心似箭，坚决要去陕北，在七贤庄一号院留住有一个月。
在这里，丁玲有过这样一次难忘的会见。一天下午冯海伯高兴地告知丁玲与李夏明，晚上有客人，要宰鸡，要烤面包，要擦洗碗碟，她们两人忙碌了一个下午，看到冯海伯那喜形于色的样子，知道不是寻常的朋友。
夜幕降临，客人到了，令丁玲惊喜万分的是客人是自己早就熟识的朋友史沫特莱和另一个陌生人——埃德加·斯诺，她激动地伏在史沫特莱的肩头上哭了起来，她尽情地将泪水流下，然后破涕为笑，坐起来畅谈欢笑。晚上聚谈的中心内容是斯诺的陕北之行。四人中唯斯诺到过红区，他谈话眉飞色舞，索性打开皮包让他们看照片，独自唱起红军歌曲，热烈、高昂、激情的曲调调动了大家的情绪，共同唱起了语言不同的《国际歌》。四人里，要算丁玲、史沫特莱最为激动，她们两人都要去陕北了，斯诺急着去写书，冯海伯话不多，他很想与朋友北上陕北，但这里重要的工作不能离开，他只有拼命工作，把自己与中国的革命紧紧融为一体。西安的局势动荡不安，冯海伯身处逆境，支应得有板有眼，与交通站的工作默契配合，掩护交通站，使为陕北红军采购集运物资的工作高效率又很安全地运转了整整八个月。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冯海伯在一阵阵混乱的枪声中走出七贤庄侧门时被流弹重伤而牺牲。
当时，在西安的刘鼎、王炳南等人分头筹备，联系地下党的同志绣制了党旗，买了一副好棺木，刻了“牙医博士冯海伯之墓”的碑石，一切停当，是日，古城鹅毛大雪漫天铺地般的下着，伴着冯海伯，一个德国人民的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长眠在中国的大地上。
冯海伯牺牲后，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共办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由王炳南署名的一则启事：
牙医博士冯海伯葬期
王炳南是杨虎城将军资助留学德国后回国的地下共产党员，他的这则启事把冯海伯勾画得一清二楚，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为研究冯海伯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在与冯海伯有过联系的刘鼎、王炳南、李夏明、斯诺、丁玲、王政等人的往事回顾中，他们怀着对友人的怀念、崇敬与钦佩，件件桩桩令人起敬的故事叙述，再现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构成了七贤庄光荣史迹中不可分割的生动篇章。
1984年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胡骏给纪念馆来信指出，宣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需前伸至红军联络处与交通站，充分肯定了地下交通站的重要作用。
有地下交通站的基础，1937年1月底至8月下旬，七贤庄一号院成为红军联络处的所在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内形势及蒋介石有关政策的转变，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1月下旬，周恩来派李克农前往潼关，会见前敌总指挥何应钦，商谈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事宜。谈判结果上报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鉴于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七贤庄一号院大门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由西安绥靖公署派来一班人马住在大门东侧门房，轮流站哨担任警戒工作。
比周恩来晚来西安三天的叶剑英等人，乘坐卡车径直开到了七贤庄一号院。叶剑英住在前工字房的西厦房。以后陆陆续续由陕北下来的人也都工作生活在这里。
其间，由于张学良将军的出走，东北军群龙无首，老将与少壮派相悖，杨虎城将军在苦闷彷徨中回到故里，闭门谢客，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陈兵陇海线，西安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
2月初，周恩来由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住在前工字房套间约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对于这个地方，他已不陌生了。来到西安的那天下午，下飞机后刘鼎首先陪他到这里。不等询问，刘鼎就介绍说：周副主席，这里就是你让建立的交通站，冯海伯已经牺牲，还有你熟识的李夏明。话刚落音，李夏明小步跑着，笑微微地迎了上来，两人高兴地紧握双手。周恩来这时环顾四周，拍拍刘鼎的肩头，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你这个地方选得好，人员也找得好，工作嘛更好。大家听着都笑了。
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周恩来回到七贤庄一号，他看到院子里堆放着牙科诊所的器械、纸箱等物件，每间房里都挤满了人，叶剑英、博古、李克农、张文彬、许建国、彭雪枫、潘汉年、王世英、张子华、云广英、曾三、林青、宣侠父、刘少文等等，还有一群担任保卫、勤务的红军小战士。这些年轻娃娃很活跃，以至外边的老百姓称这里为“娃娃店”。
周恩来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工作。他与叶剑英做着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周恩来亲自登门向被少壮派杀死的老将王以哲吊唁，不顾安危前往杨将军故里，分析形势，晓之以理。他三次会见东北军政训处处长卢广绩，苦口婆心地请他做稳定军心的工作。他接见东北军军官，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还亲自指挥大家唱起《松花江上》，一曲壮歌使大家流下了眼泪。周恩来大声地说：东北军的官兵兄弟们，乃至你们的子弟、朋友眷属们，大家共同的誓言，是“抗日”，是“打回老家去”，“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可现在距离我们的愿望还早呢，一致对外才是出路。一番话使识大体的军官们情绪稳定下来。
在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同志为协调三位一体的关系，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保卫已得到的成果，真正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1937年2月初，顾祝同进入西安，建立西安行营，成为国民政府派出的最高权力机构。之后又有中央大员、谈判代表张冲、贺衷寒入陕，自此中国共产党以周恩来为代表开始了国共两党的最高接触，拉开了为抗日而建立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
1937年4月初，周恩来一行南下西安时，在崂山附近受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负责安全保卫的陈有才等17位同志奋力抵抗而壮烈牺牲，为周恩来及时撤离争得了时间。延安方面因未得到周到达西安的电告焦急万分，七贤庄叶剑英也在急切等待不能如期到达的周恩来，事态非常严重。事由很巧，电台台长林青提前上机，听到延安方面的呼号，告知周恩来未到西安。情况明了，延安部队即刻南下侦察搜索，坚决干净地歼灭了这股土匪。
这次周恩来南下，带了中共中央与蒋介石谈判的方案，事关重大，在西安七贤庄的叶剑英拍着桌子向顾祝同发了脾气，要他马上派飞机到陕北接人。顾一再地道歉，答应派机。后叶剑英带上警卫乘车亲自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七贤庄，大家纷纷迎上去，邓颖超流着泪，高兴地握着夫君的手。
走进院里，秘书童小鹏马上对准镜头，给幸存的崂山遇险者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拍了一张合影。周恩来珍爱有加，在照片的背面写上崂山遇险，仅存四人（另一人是刘九洲），并且终生携带。
自1937年2月至7月，周恩来由七贤庄出发，到上海、杭州、南京、庐山等地，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日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形势的发展，给红军联络处设法营救流离失所或被关押的西路军带来了契机。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营救工作。他登门造访回民阿訇马德涵，送上2800块银圆，请他专程赴青海，做他的学生、军阀马步青的工作，尽快释放被监禁的西路军干部战士。
派出张文彬、张子华、吴波赴青海、甘肃、宁夏，调查西路军失散情况，对军阀马鸿逵开展工作。为完成这项任务，张子华付出巨大的代价。张子华父兄原与马氏军阀是世交，张在对马氏的工作上因被同去的有极“左”思想的工作人员举报而被关押延安保安处多年，1943年病故于狱中（已予平反）。
1937年7月间，兰州设立了旨在营救西路军的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由谢觉哉、伍修权等人主持。营救工作以此为据点，为西路军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据统计，其间经红军联络处回到革命队伍的有4000多人，其中最多的一批有1400多人。这批人是马家军阀给在武汉的卫立煌补充兵源的，1937年底在西安火车站留宿时被我们发现，当时即告诉他们西安有红军，那些被马家军阀欺骗的西路军战士不敢相信，经反复宣传后，他们要求红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
叶剑英闻讯即刻带人到车站，站在高台上一开口讲话，千余名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红军战士跳下车围拢过来。随后，联络处人员送他们去三原整顿休息。
在那一段时间，每天都有红军战士回归。纪念馆原老馆长谭冰就是吃尽苦头，由武威走出，辗转兰州到西安，在七贤庄工作了八年回到延安的西路军战士。1949年他随部队解放西安，5月20日这一天，谭冰与其他三个曾在七贤庄战斗过的战友不约而同相聚七贤庄，那兴奋、那激动，无法用文字形容。
1964年谭冰做了纪念馆的馆长，他以自己丰富的革命阅历、饱满的热情向观众讲解长征、讲解七贤庄的故事，赢得人们无限的崇敬。1975年馆里接待了战犯杜聿明、宋希濂、沈醉、文强等人，他们听了老馆长的介绍非常感动，杜先生恭敬行礼且庄重地说：你是老革命了，向你学习。老馆长风趣地笑道：革命不分先后，彼此彼此。大家一同笑起来。
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逃离甘肃后曾辗转许多地方，到了七贤庄后才被送上去延安之路。徐向前到西安时，幸会黄埔军校一期学友宣侠父、陈赓、左权。久别重逢，他们畅叙友情、抗日问题。徐向前特别内疚，他痛述西路军的惨败、战友们的惨死，气氛凝重，久无言语。难得的是他们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
红军北上抗日后，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和党员几乎被国民党反动派铲尽杀绝。逐步恢复的党的组织与党员个人纷纷寻找党中央，这时和中共中央的联系不论派来人员还是传递报告，都首先与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建立关系。在这里汇报地方党组织的情况，或者请求指示。许多党员个人，要求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组织关系，要求到延安去。这项工作当时分量很重，几个搞党务工作的人白天、晚上要谈话，还要及时向中央报告。加上还有军委的工作、外国人进出延安的工作，红军联络处当时承担着联络部、中央军委、外交部的工作与责任，任务十分繁重。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内形势日趋好转，国民党蒋介石答应中共的要求释放各地的政治犯。这样，许多出狱的人，首先的要求是去延安，有的到西安先来红军联络处报到，有的径直北上延安，一时间延安涌入了不少各地释放出来的人。安排吃住有困难，有的提出治疗疾病，有的要求工作职务，其中也有变节者。
中央决定在西安、泾阳两地设立旨在审查各地获释政治犯的组织，首先政审，就地分配工作，愿意回家、自己谋生的发给路费，对牢狱多年重病残伤的安排医伤看病，一切工作在有步骤有程序中进行。仅接待从南京监狱释放的人员就有700余人。其中的一些人和事让人难以忘怀。1937年王根英由南京到西安，她是由周恩来亲自营救出狱的老党员、陈赓的妻子。他们夫妻多年不曾相见，此时陈赓即日就要上前线，组织上派人把王根英送到泾阳，让他们夫妇会面。两人只待了一个晚上，次日即分别，陈上前线，王去延安。1939年，王根英在前线牺牲。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被马家军移送南京，也是被周恩来营救出狱，和熊天荆同到西安。她们都受过酷刑，患有疾病，组织安排她们看病休息。在宣侠父的精心照顾下，她们的身体得到康复。熊天荆留七贤庄工作；张琴秋去了延安，以后她到安吴堡青训班负责政治工作，常常出入于七贤庄、平民坊。
红军联络处自1937年2月至8月，时间虽仅七个多月，但是，这期间完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联络处也由半公开取得了公开的地位，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七七事变后，在七贤庄工作的几十位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受命分赴各地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彭雪枫、王世英去了临汾、太原；潘汉年、刘少文到上海，徐特立回到湖南长沙，钱之光前往南京，谢觉哉、伍修权在兰州，廖承志到香港，毛泽民西去新疆，李克农先去南京又去桂林，张文彬南下广东，李涛上了南岳。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已成定局，为了提高大家对红军改编意义的认识，解决红军战士中舍不得脱掉红五星帽的情绪，从庐山谈判回来的周恩来特地给同志们讲过一次话，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同志们将统一战线、抗日问题、红军改编的道理讲了个透彻。尔后，周恩来笑着说：在换帽前，你们可以到照相馆照个相，留下纪念。果然，会后大家三三两两结伴去照相，有些人还将相片寄回了老家。从现在征集到的照片看，既有个人照，也有合影，生动逼真。
红军联络处是七贤庄十年光荣史迹中的精粹，功不可没。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表示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中央军委根据协议于1937年7月18日发布命令，命令红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改编为八路军，并安排部队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2日，七贤庄一号院大门挂上蓝底白字仿宋体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依据战斗序列的变化，于9月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办”），成为我党我军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开的办事机构。
“西办”的建立，标志着自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的结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的产物。“西办”设立之后，各大城市、重要地区也相继设立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机构。抗战的初期，全国出现了一派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国民党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八路军开赴前线作战，广大人民群众的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中共中央派任林伯渠为驻陕代表，自1937年至1940年10月，为时三年。当时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主席，时常奔波于延安与西安之间。林伯渠是中国革命先驱，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担任政府部长。之后随同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携手合作建立了巨大功勋。他德高望重，赢得国共双方的敬重。
1940年的10月至次年年初，董必武担任过几个月的中共中央驻陕代表，他主要忙于重庆方面的工作。宣侠父自1937年2月由广西来到西安，一直协助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上层的统战工作，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与上层人物中进行地下工作，练就了高超的交往艺术，在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西办”的处长先是伍云甫，任期是1937年8月至1942年；副处长李华的任职时间是1939年至1940年。第二任处长周子健，他主持了1942年至1946年9月的工作，经历了“西办”最艰苦的时期。“西办”中党的组织很健全，有支部书记，组织、宣传委员，有党小组。熊天荆、王遇鸿、廖作华等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
“西办”设有统一战线科，科长李初梨；交通发行科，科长刘维；总务科，科长莫钧涛；秘书科，科长年达人。还设有机要科、办公室、电台与经理科。经理科负责八路军的后勤供应工作，担任过科长的有张元培、吴习智、汤池、喻杰等人。会计科科长曹根全。
“西办”下设的部门有汽车队、仓库、招待所，《解放》周刊、《新华日报》分销处，防空处（包括范家村、西辛庄、城墙洞），工作人员有300多人（因为过往人员多，很可能远超过此数）。
1937年8月25日，朱德、彭德怀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职，这一消息由七贤庄通电全国，不几日内，各地党、政、军、救亡团体，各界名流的贺电、贺信雪片般寄到七贤庄，负责这项具体工作的王宇说：贺电、贺信装了满满几箱，八路军的威名传四方。全国人民寄予厚望。
朱德、彭德怀指示“西办”：“第八路军就职通电后，各方贺电甚多，请在西安报纸登载表示谢意。请转知剑英在中央日报登载及延安新闻台公布。”（1937年10月2日）
“西办”是我党我军在国统区创建的最早的办事机构，为时最长，撤离最晚，一直是我党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力据点，它地处延安与重庆之间的特殊位置，连接了延安与全国各地，被人们喻之为桥梁、枢纽与大门，完成了许多特殊的使命。同时，因为有延安、陕甘宁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区，西安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要地和前哨，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西办”担负的任务也就显得艰巨而繁重。
自1937年8月至1946年9月，“西办”进行的工作有以下主要方面。
（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发动群众，支持各抗日救亡团体，团结国民党上层，迅速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
西安是双十二事变的发生地，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深激发了古城人民的爱国热情，特别是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各救亡团体联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火炬游行、誓师大会、抗日动员大会、怒斥日寇罪行的声讨大会及青年学生举行的国民募捐大会等。对这些轰轰烈烈的群众救亡运动，西安“八办”不仅给予关心、支持、指导，而且组织人员参加。八路军干部战士打着伍云甫处长书写的横幅，情绪昂然加入群众的游行队伍中或列队站在大会场上，在古城人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最大限度地动员、发动、组织各阶层、各方面的人们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是“西办”担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当时，西安有抗日救亡团体20多个，“西办”与它们都有密切关系。“西青救”、民先队组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方，平民坊五号院有空房，“西办”就安排他们到那里建立办事处，并将民先西安队部、西北队部、全国总队部、“西青救”的党团合编为一个支部，与在同院住的宣侠父一起过组织生活。宣侠父阅历丰富，对西安上层情况熟悉，常常给他们讲解动态，分析形势，并在“西青救”创办的《青年战线》刊物上面发表文章。1937年宣侠父前往驻军徐州的胡宗南处连夜赶写的《论游击概述》在该刊上连载多日。
“西办”经常把救亡团体的领导人请到七贤庄，介绍各地救亡运动情况、前方的形势、中共的主张以及当前救亡运动需要注意的问题，送给他们学习宣传方面的材料。救亡组织迅速发展到了学校、工厂、铁路、邮电等行业，队员达到4000多人。“民先”的领导人李昌、黄葳、李连璧等人常在平民坊五号院开会，研究有关工作。领导青联工作的冯文彬、黄华也常到“西青救”的办事处检查安排工作。当时来这里的民先骨干与积极分子很多，狭窄的平民坊街道整天人来人往，引起了当局警宪的注意，派出便衣进行监视。有一天几个警宪闯进院里，要带走李昌，宣侠父挺身而出，巧妙隐藏李昌，与之斡旋，免除了一次事端。
“西办”能将《解放》周刊、《新华日报》、《毛泽东的抗日言论集》、《八路军军政》杂志等书刊及宣传资料分寄到各地县，甚至国外，如莫斯科、巴黎、伦敦、纽约、加尔各答、日本、南洋等地，就是依靠了邮局里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西办”的张弼把延安、武汉、重庆送来的书刊存放在民先队员家中，白天分捆包扎，晚上分发出去，送到本市的“胜利书店”、“振西书店”、“三联书店”，寄到海外各地。
和“西办”有着密切关系的救亡团体成为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通过这个纽带，党的抗战主张、政策得以深入到群众中去。
“妇慰会”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说它带有官方性质，是因为省、市第一夫人仿效宋美龄建立了地方的“妇慰会”，戴上了主席的头衔；说它具有群众性，是因为各阶层的妇女都参加了进去，其中做事的人是进步女性。宣侠父的夫人、徐彬如的夫人、学联的中坚曹冠群等地下党员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她们组织女青年、女学生挨门去宣传、动员群众，组织她们给前方将士制作寒衣鞋袜。有一次，女同胞们给七贤庄送了一批寒衣等生活用品，《秦风周报》登出了这则消息，为了不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把“八路军”三字开了天窗。
1938年夏，朱德总司令下太行到西安，“妇慰会”的女同胞们闻讯买来绸子、丝线，连夜赶制了一面上绣“为国干城”的锦旗，由徐彬如的夫人韩忠秀恭送朱总，那天来七贤庄的人很多，伍云甫用他那部蔡司相机，拍下了这难以忘怀的瞬间。
有一天，林伯渠、宣侠父及夫人金婉琳在座，杜斌丞来了，一块谈话中，金婉琳提到“妇慰会”要组织一次募捐活动支援前线，大家都赞同。杜先生沉思了一下，坦诚地说：你们要开展募捐活动的话，先到我府上来，我第一个签名捐，效果会好一些。还有一个建议，你们募捐慰问抗日将士，给八路军送是对的，还要分出一些慰问国军，要考虑各方面的关系。
林伯渠首先同意杜先生的两点意见，金婉琳很是钦佩，她们这样做了，收效果然很好。
“妇慰会”还和学联一起组织了慰问伤病员、服务伤病员的活动。
抗战初的1937年、1938年，经常有从前方转送来的一批又一批伤病员，而当局的有关部门不那么热心，伤病员在车站，因迟迟无人接送去医院，难免怨声载道。“妇慰会”与学联适时组织男女青年，搀扶轻伤病员，抬送重伤病员，并在医院里送水、送药，代写家信、念报纸，送慰问品。“妇慰会”中的许多女同胞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不少人从这里去了延安。“妇慰会”还接待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女青年，她们先通过这个公开的声名很响的组织，再到七贤庄报到，从而减少了许多麻烦。马文瑞的夫人孙铭，由浙江到西安的陈慕华都是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也都由此走上延安之路。
学生联合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最为火暴。这些青年学生思想敏锐，热情极高，行动迅速。他们上街演出、演讲，进行各种救亡活动，且经常深入农村，甚至亲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938年有300多名青年学生到了前线。是年春，热情奔放的青年学生4000多人齐集大雁塔，由时住七贤庄等待去新四军的赖传珠担任总指挥，进行了规模盛大的军事演习。此后，赖传珠还热情勉励青年学生们说：大家是国家的栋梁，是抗击敌人战胜侵略的后备军，今日的学子，也同是明天的战士，在后方一天多学些军事，多演习几次，学学防毒与战地包扎。这次活动十分成功，影响很大，一些学校纷纷仿效。由德国留学回国，担任省立二中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江隆基支持在学校开设军事课，进行实地演练。东北竞存中学校长车向忱请八路军教官讲游击战术，组织男女学生搞演习、学包扎。该校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寒晖，本系河北人，与东北同胞相处，创作了唱遍全国的歌曲《松花江上》。他支持学生的救亡运动，常常带领学生到以教育民众为宗旨的亮宝楼，开展各种宣传演出活动。西安学联中许多救亡运动的中坚与积极分子后来大部分都去了延安，如江隆基、车向忱、张寒晖、曹冠群、李连璧等，其中，张寒晖颇让人怀念。他于1941年北上延安，1946年即积劳成疾不幸逝去，他的《松花江上》这首悲壮的时代心曲，今天听来依然回肠荡气，使人激动不已。
轰轰烈烈、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越”出了“政府”所能包容的极限，“越”出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于是在1938年2月，国民党省党部勒令民先队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解散或自动解体。“西办”坚决站在各救亡团体一边，林伯渠、宣侠父亲自出面与当局交涉，据理力争。“西办”多次电告中共中央，报告事态发展动向，寻求解决办法。到了1938年5月，当局下令军警对民先队活动中心平民坊五号、西安师范等处进行了搜查，又先后逮捕了号称“五青年”的民先队的于志元，“西青救”的何志诚、陈宇新，文字促进会的蔺克义、民先西北队部的李连璧。当局这种违背民意的行径，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随即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取缔十三救亡团体，营救“五青年”的群众运动。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一面与当局交涉，一面亲赴监禁地慰问，指导各救亡团体的营救活动。他们动员社会各团体举行签名运动，请社会名流出面调解、声援。是年9月，周恩来到西安，亲自打电话给西北行营，亲自到省党部说话，终于使被捕青年恢复了自由。不久，这些人先后进入真正自由民主的圣地——延安。
八路军在前方浴血奋战，捷报频传，民心振奋。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走到哪里，都有人翘起称赞的大拇指。“西办”经常接到学校、救亡团体甚至官方派人来邀请去演讲或参加集会，“西办”因此有机会、有条件深入到各个方面，直接、具体地做工作。
林伯渠是中共派驻陕西的代表，常与上层、各领导部门交往和联系。工作首先由他亲自出面，比如到程潜的西北行营、蒋鼎文主陕的省政府等。一次他到省政府开会，遇日机来炸，高级官员都留他进政府防空洞，林老坚持赶回七贤庄与同志们进了城墙防空洞，结果政府防空洞被炸坏，死了好几个官员，办事处同志们闻讯后都为林老感到庆幸。
1938年，陈希愈等六人由延安出发赴敌后工作，路过咸阳桥时，被警宪无理扣押，“西办”闻讯后出面交涉，林伯渠带文件亲会程潜主任说明情况，使程潜签发了“合作抗日、立即释放”的命令。
林伯渠广交朋友，善交朋友，广泛团结了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
杨亦周是西北农学院的秘书长，后做农本局的局长，之后还当过三青团书记长，林伯渠与他交上了朋友，使他帮助“西办”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他把学校研究出的花草籽种、蔬菜籽种卖了一批给“西办”。“西办”将这种籽种送到延安。延安从此种上了品种优良的蔬菜，像西红柿、茄子、豆角等，改变了陕北仅有白菜、土豆、南瓜等单调菜种的局面。
第二是他任农本局局长时，卖给“西办”一批泾阳、三原当时正在推广的美国产棉种。运到陕北后，边区政府组织了干部培训，向农民进行宣传，并派干部下乡给予指导，使新棉种顺利推广。陕北过去只种土棉，棉桃小且花色土黄，推广种植了洋棉，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第三件是让他做三青团书记长时，他十分不快地对林老说：这不明摆着，让我和你们作对？他为难地苦笑着。林老说：在其位，谋其事，在谁都是必然的。如果非去做的话，你做到心中有数，设法多联系就是了。杨果然这样做了，保持了与我党的良好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杨亦周曾担任河北省副省长）。
汪维恒是国民政府驻陕军需局局长，祖籍湖南，他与林伯渠、伍云甫是同乡。汪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失去关系后，在国民党那里做了官，抗战开始后，他萌发了爱国心，同情八路军，几次相约林伯渠交谈。林伯渠对他很真诚。又介绍他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勉励他在位上多为八路军做些事。在他权限内，他让亲信部下不把劣货充好货发给八路军，给八路军发新的、比较好的被褥。每月的经费一般按时下拨，不捣鬼。1941年在国民政府命令停发八路军经费时，他冒着被革职和其他危险，硬是设法以“借支”为由拨了两个月的款，支持了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汪任上海房产管理局局长）。
林卓午是中华邮政总局少将军邮总视察，负责晋、陕等省的军邮工作，在西安设立有办事处。林伯渠在邮务工作交往中与其成为亲密的朋友，帮助他积极开辟战区邮路，沟通边区与国统区的联系。由1938年9月起，西安至延安通邮，邮件由“西办”汽车队带运。延安设立中华邮政，设立窗口服务，三原至绥德的邮路得到了整顿，一段时间，延安与全国通邮畅通，延安发出的邮件各地均能收到，各地寄往延安的邮件也多能查收。当时，许多人就是收到来自延安亲友发出的抗大、陕公招生的信件后，而走上赴延安之路的。
林伯渠结交的朋友很多，其中有许多人同情八路军，接纳抗大、陕公的毕业生到他们那里工作，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韩安是林务局局长，与林伯渠在工作交往中变成了朋友，他请林伯渠给他的官员们讲三民主义。林老把一些学生推荐给韩安。当时与“西办”毗邻的革命公园很乱，经这些学员的精心整理后秩序好多了，常远远就能听见华明等抗大学员在唱抗日歌曲。
林伯渠在百忙之中，还常到省立二中、扶轮社去讲课，接待社会各界名流。西北大学几位教授常到七贤庄与他交流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曹靖华、季陶达等教授就是他的常客。从他那里了解党的政策方针，也给他介绍社会、学校里的情况。这些教授们也给“西办”介绍过不少要求去延安的青年学生。
高级参议宣侠父虽主要进行军界上层的统战工作，但又远远超出这一范围。在西安，昔日的同乡、同学、师长、同事多，他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统战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胡宗南是他黄埔军校的学友，又曾得到他的帮助，对他个人十分尊重，彼此交情很深。宣到徐州为他昼夜写书，他签发后成部下必读文件，一起谈论治军打仗。胡还执意留宣做军中高参，被宣婉拒。
1938年胡宗南率部驻西安，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彼此交往机会多了。胡来过平民坊五号，宣也常赴胡的官邸。宣在胡的将领中原来熟人就不少，现在联系方便了，关系自然密切起来。宣侠父电告中央，胡有抗战之意向。
西安的军统特务向蒋介石密告宣的八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指责宣侠父诱惑煽动军人，动摇军心。
省府主席蒋鼎文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浙江人。宣侠父常到他的办公室或公馆里拜访他，与他谈论抗战问题、统战问题，跟他要经费、物资。一提给八路军经费、物资，蒋主席就打哈哈。经常的话题是给宣侠父介绍女朋友，要安排宣侠父出国深造。宣侠父深谙其道，依然故我。
1938年3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到西安。为了站住脚，在古城合法宣传演出，宣侠父帮忙出主意，并且亲自陪同丁玲拜访胡宗南、蒋鼎文。这些官员都做了些姿态，胡长官请丁玲吃了饭，蒋主席派秘书送去200元的捐款，在古城人民群众的眼里，这就是承认了“西战团”的合法地位。“西战团”的全体演职人员不畏艰险，不怕疲劳，演出大大小小宣传抗日的节目，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进行了四个月的成功演出后，凯旋延安。
宣侠父做过冯玉祥将军的幕僚，熟识不少冯的部下。当时，西安有一批失意的旧军人，他们无所事事，报国无门。宣侠父了解他们的心情，主动靠近他们，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带去学习材料，在一起座谈，使一些人重新振奋起来。1937年12月，宣侠父受周恩来委托前往武汉，看望十年不曾谋面的冯玉祥将军，事毕北上，要捎回几车厢的汽油、纸张等货物，宣侠父即委托他带动起来的这批军人帮忙，王寿昌即是其中之一。
伍云甫处长及“西办”的人员都在外面有任务。伍处长、李初梨、居敬、陈耳东到各校去讲授游击战、辩证法，教授防毒、包扎之类的战场卫生操作规程，还组织学生搞小型演习，深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西办”派田夫去西北大学通过民先组织与学生建立密切关系，组织与“西办”有联系的那些教授开辟适应形势需要的各项课程，如“社会科学方法论”、“苏联政治经济学”、“进步文艺理论”等。
“西办”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群众的爱国热情与举动，给予热情支持和实际帮助。西安有几个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以同仁医院副院长罗锦文为首到七贤庄来，诉说心里话，想组织前线救护队，为抗日献上一分力量。这是一件要事，伍云甫和同志们研究，与罗锦文等人商量，又电告前总。待“西办”的准备工作做好，前方来电，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说：不怕前方苦，十二万分地表示欢迎。得此讯后，罗锦文变卖了财产，十四五个人组成“西北青年前线救护队”，由“西办”派人送他们踏上征途。这是全国第一个志愿走上前线的救护队，在战地服务整整两年时间，队长罗锦文牺牲在手术台前。
对于前来西安进行宣传抗日的文化演出队，“西办”都主动积极给予关心与帮助。比如难民孩子剧团、江苏新安旅行团、红花剧团、上海演剧二队、“塞上风云”剧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难民孩子剧团在各县宣传演出时，群众非常欢迎。在渭南时国民党机械师企图收编该剧团，林伯渠亲自设法营救，并接回七贤庄给予保护。“西战团”在西安宣传演出期间住在夏家什字女中，丁玲与演员们常到七贤庄。林伯渠、宣侠父常去驻地看望他们，关怀有加。1938年3月，周恩来留住西安七贤庄，他听了丁玲的汇报，并说好长时间没有听《送郎当红军》了，丁玲当即引吭高歌，萧红唱了《五月的鲜花》，周恩来兴致很高，当即对宣侠父说，西安你很熟，给他们多出些主意，走走门路。丁玲与“西战团”经大家的关怀与支持，疏通了上层的工作渠道，排除了演出阻力，表演的节目深受大众欢迎，租借易俗社场地时不只被减免了收费，而且还送给他们行头、道具，轰动了西安。
大华纱厂是由石家庄大兴纱厂和武汉裕华合办迁来西安的，资本150万元，纱锭1万，织布机300台，原动力1000瓦，年产布148万匹。为给八路军将士们缝制衣物，“西办”人员常去厂里买布。厂里的工人们同情八路军，时常把厂里生产的布品质量、价钱告知“西办”人员。1938年，16架日机轰炸西安，工厂遭受很大损失，工人一时吃住困难，“西办”全体人员捐出一月津贴向工人们献上爱心。
西安本地有一批文人名人，抗战开始后，外地一批文化人也流散到这里，包括作家、教授、外国留学生及新闻界、新剧团、文化团体的人士，他们大部分人都赞赏中共的主张，同情八路军，与“西办”发生联系。比如杨明轩、车向忱、徐彬如、沈志远、于振瀛、杨绍宣、侯外庐、陈建晨、郑伯奇、曹靖华、季陶达、刘景向、章友江、马德涵、张德馨、李一非、李子健、谌厚慈、张性初、贾炳麟、徐竞成等，外地的则是刘古凤、李公朴、杨亦周、许重远、梁漱溟、刘治州、连瑞琦、薛愚、吴海萍、方铭竹、崔岩、赵玉堂、戴涯、王宗、褚述初等。外地来的有不少人要去延安，“西办”帮助他们实现夙愿。比如刘古凤、梁漱溟，他们在国统区、延安两地来往，乐意做些国共两党方面的事情。“西办”帮他们办护照，派车送他们到延安。大量的联系工作是在本地，八路军的领导到了西安，要去看望他们，他们要回访，“西办”就安排日程。“西办”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其他宣传材料及时送到这些人手上，比如郑伯奇主编的《救亡》杂志，于振瀛、陈建晨主编的《大团结》杂志，杂志上常常刊载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八路军前线战况、“陕公”、“抗大”、“鲁艺”等校的介绍、招生广告，“西办”需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当时西安出的杂志、报纸很多，《救亡》与《大团结》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刊物，特别是陈建晨还开了工厂，办了实体，吸收抗日军人家属当工人，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对厂里一些党员产生的过激思想和作为，“西办”给予及时的帮助教育，纠正了不良倾向。从此，这些文人名流与“西办”的关系更加密切。侯外庐被特务列入黑名单，在抓捕之列，“西办”从地下党员的报告获悉后，即刻告知他离开了西安。
“西办”还为过往留住西安的党和八路军领导人安排演讲、拜会当局党政要员等项活动。外出活动的领导很多，比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等。
周恩来自1936年12月至1946年1月，在七贤庄留住有23次。1937年上半年住了比较长的时间，以后出入延安，奔赴各地，都小住七贤庄数日或只一个夜晚。周恩来是大家最最敬重的中共领导人，他为建立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付出的心血，有口皆碑，在古城人民心里，更是一面旗帜，一个传奇。他一到七贤庄，总是忙得连轴转，晚上一号院里灯光大都熄灭了，唯有他房里彻夜亮着灯光。
在西安，周恩来有几次公开讲话，不少老同志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1938年的3月，春寒料峭，他在省立二中的大操场上，做过一次振奋人心的讲话。那天，操场上坐满了人，连墙头、树杈上都爬上了人。这次讲的内容是抗日前方的八路军、国军战况，讲到平型关大捷，他又讲了关于抗日战争的发展、困难与希望，他强调，不要让“速胜”与“悲观”两种思潮困扰了我们，抗日战争必胜。会场异常的肃穆又不时爆发掌声。回顾往事，一些老同志脱口而出：那是盛况空前啊！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由延安南下武汉，在西安只有短暂时间。许多人希望聆听他对当前时局及诸多问题的看法。这次演讲安排在西京招待所的会议厅。参加会议的是行营、政府以及救亡团体的领导与负责人，约有400人。
周恩来做了《抗战五个月来的总结》报告，感人肺腑，反应强烈。当场省党部的负责人就有“立即停止下层摩擦，一切事应先有协商”的表态。林伯渠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抵此，访当地负责人，商论目前阶段更应进一步团结意见。
周恩来是做统战工作的一面旗手，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各党派各阶层中不乏爱国的有识之士，我们要广交这样的朋友，做到关心、真诚、支持。这方面他作出了典范。1940年5月，他由延安去重庆，留住七贤庄。朱德总司令由太行回延安，两人在七贤庄不期而遇。老战友重逢十分高兴，但在短短几天里，他们双双忙碌于工作，一同先后拜访省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胡宗南，中华邮政总局军邮总视察林卓午，驻陕军邮局局长西密司，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副部长卢佐，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谷正鼎与周心茗等官员。他们要在与这些官员的会晤中解决“西办”难以完成的一些事情，比如规定领取的经费，我方被扣留人员、物资的释放与发放，对方制造的摩擦事件如何解决等。
1939年10月，西安某汽车兵团派司机到辛家庙“西办”防空处捆绑了那里的工作人员，盗走了隐蔽在那里的五辆卡车。“西办”闻讯后即刻派出副官王政率一个班四处寻找，终于在东门外将其截获。王政跨上车头向围观群众解释缘由，强将汽车开回七贤庄。人赃俱获，汽车司机招供真相画了押。《新华日报》公开揭露了这一不利团结抗日的丑闻。周恩来、朱德在重庆、西安亲自与当局交涉，问题得以解决。西安当局责成有关部门向“西办”赔礼道歉并赔偿了损失。
1940年春，“西办”大车队给延安运送过一批被服。因为在被服中夹带了枪管等军用品，被途中稽查扣押。周恩来、朱德总司令知道情况后，询问了当局明令禁运的物品规定，即去交涉，收回了那批被服。朱总司令说，全部东西是收不回来了，只能做到减少损失。
1943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北上延安。此时西安劳动营张涤非等人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发表了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声明。蒋介石借此命令胡宗南调兵遣将“闪击延安”，意欲再次掀起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要求周见胡宗南，据理力争，并不断电告“西办”，发出指示。周恩来让随行人员留住宝鸡和邓颖超同到西安七贤庄。次日在胡宗南精心设计的宴会上主动出击，阐明团结抗战的必要及破坏国共关系的危害，迫使胡宣布进攻延安纯属谣传，一场新的反共阴谋没有得逞。蒋介石在一片反对声中收回成命。
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几次留住七贤庄，他在前线指挥千军万马，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功勋卓著，威名远播。1937年12月，他到西安，消息不胫而走，大家期盼着看到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演讲。20日，西安师范传出消息，彭总将在那里作报告，许多人闻之雀跃，蜂拥而至，到会者6000多人，大家亲耳听到从前线归来的彭总讲述八路军的英勇善战，青年学生激动得欢跃起来；听到八路军在前线爬冰卧雪，穿着单薄，吃黑豆渣渣，许多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彭总给大家交底，说敌人的猖狂、巨大的困难只是一个时期。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发展了生产，敌人就会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生产自救，完全能够解决军队的穿衣吃饭，这一天会来的，我们的成功之日，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灭顶之时。他又说：当前社会上流传着抗日战争“速胜”与“悲观”两种论调，以我之见，要速胜不切实际，悲观没有依据，完全可能是日人、汉奸流传出来蛊惑人心的谣传，你们都是有文化有学问的有为青年，在分析判断与实践事实中，要创建出你们独到的见解与抗战必胜的信念。会场上传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人们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她在西安，或与周恩来一起，或独自留住七贤庄。一次，在接到“妇慰会”邀请的演讲请柬后，“西办”即安排她在易俗社给妇女界做过一次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讲了近代史上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光荣史，她对与会的女同胞说：妇女是构成民族的一员，妇女利益就是构成民族利益的一部分，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不独立的国家里，妇女会得到幸福与自由。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里，没有妇女参加，也就不能保证必获全胜。她号召妇女同胞们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每人至少募制一件寒衣，使前线的将士寒衣穿在身，坚持打敌人，寒衣一件，胜过子弹一粒。
朱德总司令1937年上前线是从七贤庄出发的。此后有七次留住七贤庄。他与毛泽东是被并誉为“朱、毛”的人民心目的国家栋梁、民族希望。他到西安身份公开，工作繁忙，他要拜访国民党军政界要人，又要听取“西办”工作的汇报，解决各种难事大事，为统战工作处心积虑日日夜夜，同志们从来看不到他有休息的时候。
1938年8月，朱德总司令由西安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短暂的逗留中，与他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师李有源相逢。他专程去宋家花园看望李先生，并给昔日故交龙云、王瓒绪、邓锡侯写了三封信，恳请携手抗日，精诚团结。请先生转递。
李先生赞许自己的学生，频频点头，并表示一定助他一臂之力。
“西办”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对外来的阻力大家早有思想准备，但对来自内部的干扰，“西办”人员非常愤慨，并给予了抵制。
1938年5月，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由武汉北上，途经西安回延安开会。在“西办”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王明却大发脾气，指责“西办”违背了国府规定的“八大统一”，事事不按“八大”规定行事而自行一套，犯了不能容许的错误。他拍着桌子说：你们把当局查封《解放》周刊状告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人家还不照样来个第二次查封，人家怕你什么！他举起手指，在空中指指点点，说：青年学生不好好在学堂里念书，整天游行呀，请愿呀，乱哄哄，你们对他们的这些不良倾向不加批评教育，居然还加以保护，反对解散13个救亡团体。学生的任务是读书，读书救国，搞什么救亡，那是政府的事嘛！最后，他竟然气势汹汹地吼起来：你们等着瞧，再要以此轨迹走下去，你们就要卷起铺盖卷，下旗归国了！
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对他在统战中表现出来的右倾思想与态度大家有所警觉，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担当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代言人。
通过王明这个反面教员，使同志们明确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不同阶级、阶层、党派的矛盾统一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又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只能是毛泽东所说的又联合又斗争。“西办”的领导与同志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战方针政策，使“西办”成为国统区一座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完成的第二项任务是从国民政府领取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物资，采买延安需求的多方面物资，并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延安与前方，承担着我党我军后勤基地的重大任务。
保障我党我军的物资供应工作在红军联络处时已经开始。
1937年年初，红军联络处建立后，统战关系由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发展为和国民党蒋介石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统一战线局面。蒋介石同意拨给红军一些为数不多的经费以及一些物资，红军也急需采买粮食、被服等物品。中共中央批准，由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率领供给部的人员来到西安，租用七贤庄四号院，设立了与红军联络处平行的采办委员会，负责红军的供给工作。“采办”（简称）由叶部长领导，他的秘书是魏廷槐。各处、科领导都沿用原来的称谓：张元培原是供给部军需处处长，到这里仍称他处长，协助叶部长抓全面工作。下属三个科，会计科科长殷承祯，被服科科长张楚祯，运输科科长先是张朝臣，后是吴习智。早在1936年年底，七贤庄地下交通站通过商用车主买过一辆德国产的红头汽车，给苏区运送重要物资，这是我军拥有的第一辆自己的汽车。“采办”又买了几部卡车，加上杨虎城将军、新疆盛世才送的，苏联运送来的“羊毛”车，至1937年9月，“西办”的汽车发展到22辆，统一管理，建立了车队。队址设在尚德路、距七贤庄不远的坐东向西、门牌为15号的大院里。这是我党我军的第一个汽车队，它有健全的组织：有指导员、队长，汽车有正、副司机，并下设一个押车排，最多时有20名押运副官，负责沿途办理交涉和交接物资的工作。
当时统一战线没有建立，红军尚未改编，国民党蒋介石已经承认红军的存在，拨给25万到30万元的经费和物资，由“采办”的各科室负责到军需局领取，然后由汽车送往延安。当时，给延安陆续采买了一些棉花、布匹、药品与粮食，并定做了大批军衣和各种装备。
1937年5月，延安来人带了一笔款项，要将这笔钱在上海银行兑换成法币，然后买一批大米运到西安，再转运陕北。这是一件冒险的差事。“采办”的交际副官、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身边做过“替身”的王政，利用商界熟人关系联系了与上海商界有交道的富商王镜环。王爽快地答应了，条件是运输大米时，给他一节车皮由他支配。
王镜环带了三个人到上海，托人在银行里兑换了钱，然后买到了大米。运回西安后先囤放在距离火车站不远、东北军撤出西安时转送“采办”的西闸口13号仓库，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运回陕北。
为了给红军改编准备服装，制作八路军制服，被服科的人员在西安、武汉采买大量布匹、棉花。西安几家军衣庄做不过来，还到武汉联系厂家制作。共缝制了几万套型号不同的灰布服装。
八路军制服制作是由军需局拨款、被服科买布，寻找制衣庄制作。当时西安有同和、永兴、万聚、典园、同聚、贺生祥等制衣庄。由于在西安制作军装的部队多，厂家竞争激烈。一些厂家为争得生意，不惜一切给客户以回扣等好处。被服科科长张楚祯的妻子从甘肃老家来西安，贺生祥制衣庄的老板让她住到自己家里，不几天便披金挂银，一派富婆扮相。“采办”及时发现，调离了张的工作。
在咸阳，制作军装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资本家对我军派出的人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些负责监制的人不好再认真检查军装制作过程，任其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待验收时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军装送到前线，型号都短了尺寸，粗针大线，战士们刚穿上，不是扣子掉了就是针线开了。气得彭总、左权副总参谋长发了脾气，报告给八路军总部。
延安派了调查组。真相大白后，伍云甫处长给毛泽东、张闻天的信这样写道：我们这次检查做棉衣的结果，贪污的事实尚未发现，显然没有责任心，官僚式的检查，对行情又无知，老板好好地招待一下，自己就麻木了。在罚款8500元后，连帽约四元，缝厂的工本是差不多罚掉了，然我们的损失要超过这个数，以此为教训，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确实，此次事件后，自“采办”到“西办”的经理科，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错误。
“西办”建立以后，后勤工作纷繁而任务重大，要求面更广，“采办”遂将经理科隶属“西办”。担任科长的是吴习智、汤池、喻杰。科下有粮秣股、被服股、运输股、会计股、交际股等。
经理科在西安设有仓库、兵站、汽车队、大车队。还在宝鸡、长武、渑池、垣曲等地设有仓库。西安至宝鸡、广元是一条兵站线；西安至太原也是一条兵站线；潼关、风陵渡、洛阳也是一线。在陕北方面，三原设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联络站，洛川设有兵站，这些地方均可接待过往人员与运送物资汽车的停留。
“西办”经理科是为了保证前方需要而设立的。它负责军需品的领取、采办与运输，军事人员的运送，仓库与交通工具的管理。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经理科要与下列国民党所设各部门发生联系：行营、驻陕军需局、交通分处、行营一厅第三处、后方勤务部第二办事处、军医署驻陕办事处、军医署驻晋办事处、伤兵慰问处驻西北办事处等等。
经理科在这些部门办理护照手续，领取军饷、通讯器材、卫生材料、粮食、被服、汽油、枪支炮弹等等。
军饷70万元，由驻陕军需局拨发，这是规定的每月基本数。其他费用如河防工事费、犒劳费等随时见文件下发。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后，国民政府嘉奖八路军将士，每位战士得到了一块银圆。所以所拨经费时有变化。1937年、1938年，政府拨款是有保障的。领来经费，按照规定分发给“西办”、延安与前方。为保证安全，款项由一个班押送。
1939年始，形势有所变化，当局拨款时发时停，所加费用没有了，物价也时有波动。这期间，毛泽东讲过，拨的这点经费，就地买了需要的物资，不必送延安了。经理科按照延安的需要拿钱采买物资。
八路军制服依然是拨款，自己买布，到军衣庄制作。此外，还有内衣、鞋袜、干粮袋、臂章、皮带、行军锅、军号等物，也是拨军费，自己联系厂家制作。西安制革厂向蕴生，因有亲属在延安，经理科的人员到该厂联系制作军用品，他想方设法给予关照，制作了不少皮革制品、炮衣、枪套等。
曾给东北军制作服装的同盛和衣庄，在东北军撤出西安后也常给八路军制作服装。
粮食领取，面粉1万袋，大米3000包。枪炮方面，迫击炮、枪炮弹药，发货单一拨就是几千、几十万或几十门，领货地点分布在南京、襄樊、汉阳、宝鸡等地。运送货物主要靠汽车，汽车转运到火车站，火车运完，再由汽车转送前方。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军人、军用物资实行优待。到有关部门办理车船优待证，可以得到运输物资的免费待遇。
为了能够以最快速度启运货物，“西办”和铁路管理部门与车站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一次王政副官到车站办事，车站的职员夸他穿的皮背心好，林伯渠就让王政设法给每位买了一件。有空闲时间，王政还借车给他们，到南山看风景。那些职员与王政称兄道弟，只要有机会就帮王政办事，使铁路货运安排时间提前一些、顺利一些。
1937年11月，叶剑英由南京发来电报，电告有一批几十万的子弹与迫击炮即日到。经理科的人员一齐动手，将这批弹药转送前方。
陇海铁路管理局负责运输的毕科长母亲去世时，林伯渠、伍云甫前去吊唁并送上挽幛。一段时间，八路军运送物资基本得以保障。
1938年《新华日报》华北版排版发行，需要铅，“西办”通过火车运去一批，货卸在洛阳车站，几包铅块太重撑破了袋子，车站职工知道是八路军的货物，设法用绳子捆扎了破洞口。
1938年8月，朱总下太行，由洛阳到西安，陇海铁路管理局安排了专列。
1939年，国民党少数顽固派企图在西安火车站截留扣押一批由重庆转送前线的汽油。“西办”早做了准备，铁路职工在距车站几十里以外，甩掉了装油车。静候截油的歹徒明白过来时，“西办”人员已车运人拉把油桶送到了北关仓库保护起来。
当时，火车线路少。20多辆汽车、大车队运输能力都很有限。“西办”设法租用商用车解决运输困难。由于八路军待人和气，不打骂司机，不克扣车费，商用车主纷纷找来要与运输股签订合同，一下子近300辆汽车的商用车主与运输股建立了联系。1938年朱德总司令到了西安，在会晤蒋鼎文时，蒋说：八路军占用的汽车也太多了，国军找不到车，影响了运输任务，贵军是不是太不顾大局了。朱总答应过问。
“西办”遵照朱总的指示，很快找各商用车主协商、调整合同关系。“西办”吃了些亏，解除了原有的合同关系，最后保留了40辆商车，与李雅轩为首的商用车主签订合同协议。这几十部商用车长期为八路军运输物资、运送人员，直至1941年李雅轩被国民党顽固派抓捕入狱。
李雅轩原本是天津人，因不堪忍受日本人欺压中国人，逃到西安，干起修车的行当来。他在与红军的接触中，认定红军是好人，帮助交通站买过一部汽车。1937年，他又出面给红军买了几部道奇、尼桑牌汽车，并组织联络商用车给陕北运送人员与物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运输任务加大，李雅轩与“西办”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不太计较运费拨发时间，只是一个劲儿运送物资，给八路军帮助很大。鉴于李雅轩的历史功绩，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给他安排了工作，曾任西安煤矿机械厂副厂长。他把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西办”运费欠据无偿地捐赠给纪念馆，成为珍贵的馆藏文物。
经理科采购物资的工作任务是繁重的。
在抗日根据地还未建立之时，运送前线的物资量很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且巩固后，农业、军工生产发展起来。八路军在根据地建立了兵工厂，制造枪支弹药。加上缴获敌伪和后方运送的武器，使武器比较充足了，取消了战士还要收回弹壳的规定。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八路军的生活也有所改善，远途运往前线的物资相应减少。
在延安方面，也相继建立了一批民品生产工厂，比如纺织厂、毛纺厂、肥皂厂、制药厂、造纸厂、印刷厂、铁厂、鞋厂、酒精厂、被服厂、兵工厂等，生产生活用品和枪支弹药等军需品。
建立工厂，开工生产，需要生产原料、机器设备等，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大量采买、运输，此时延安方面采买、运输任务是大大繁重了。这些采购一部分由延安开单子经理科人员办理，一些则由延安派人住“西办”来办理。物品包括硫黄、生铁、铜锭、钢材、毛硝、车床等各种机器、办公用品、医疗用品、图书、铅、布匹、粮食等等。
建立延安药厂时，西安制药厂给予很大帮助。地下党的同志，联络技术工人，购置制药器械，由八路军办事处组织，护送到延安。药厂最初的产品比较简单，只能生产片剂、水药，以后也逐渐丰富起来。
上海由沈鸿带队，带来一批技术工人和几个车床、刨床等，送到延安后发挥了很大作用。进入延安工作的技术工人，都得到特殊的关照，怕他们吃不惯北方饭，给他们另做大米饭或者大米小米合蒸的金银饭。一天，印刷技术工人蔡师傅对吃金银饭不满意，摔碎了专为他们买来的大花瓷碗，饭撒了一地。厂里负责人不生气，清理了现场，待他气消下去后，领他查看延安的人吃的饭，那全是土豆、黑豆，他痛悔地低下了头。
现馆藏有一块长约半尺、厚约一寸的灰色铅块，是当年大车队运输员席文升珍存了60年后捐赠给馆里的。这是“西办”经理科给延安运送的千千万万物品中的一小部分，成为真实的历史见证。
为解决保育院儿童、医院伤病员以及首长们的营养补充，延安建立了奶牛厂。
“西办”经理科的人员到河南，请红十字会脑外科著名专家万福恩出面购买了十多头奶牛，还买了一批钢材，由火车运到西安。火车在洛阳启动前，冲上车的歹徒把几个押运的同志打得鼻青脸肿，为了货物的安全，他们牢记着“人在物在”的誓言，忍受了屈辱与疼痛。
奶牛经西安转送陕北时，是靠人拦着徒步北上的，到了界子河边，国民党关卡哨兵拦挡询查，押运的人说这是英国大使送给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关卡哨兵不敢阻拦，十多头奶牛就这样送进了延安奶牛场。
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脑外科专家，医术相当高明，又很有正义感。红十字会与“西办”有关系，万福恩去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他帮助八路军采买过不容易买到的物品，利用航空帮忙运过机密物品，是值得怀念的一位友人。
延安的鲁迅图书馆，以及各学校、机关、部队、老百姓需要的图书、报刊中相当一部分是由“西办”采买并运去。办公室刘岩等人常上街购书报，拿回包扎装箱。叶季壮让秘书魏廷槐给毛泽东买过很多书。一般都是毛泽东开书单，托人带到西安，买的多为线装史书。1939年，著名诗人、留居苏联十多年的萧三回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说：你要看什么书，开出书单，我让西安办事处去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渐感他们真正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与她领导的八路军。对蒋政策转为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国民党蒋介石目睹八路军与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而惊恐万状，他一面搞曲线救国阴谋，使日伪军联合对付抗日根据地军民，一面亲自策划、指挥发动自1939年冬至1943年夏的三次反共高潮。延安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遭受了莫大的困难。
形势的变化，使“西办”开展工作已举步维艰。人员一批批撤回延安，或上了前线，四号院经理科撤了，大门关闭，七号招生委员会与招待所也紧锁了门。西安商会开会，当局当众宣布，任何商人斗胆卖商品给八路军，罚款坐牢，卖给军用品统统枪毙。经理科的王克被特务推进水井，商用车主李雅轩也被抓进监狱。
在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很快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解决了生活困难。1944年，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考察，四处走动中，吃着军民生产制作出来的丰盛佳肴，看到军民团结一致，个个脸上充满笑容，无不感叹共产党人所创造的人间奇迹，纷纷写文章发表在国内国外的书刊报纸上。
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军工生产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西办”作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基地，也完成了使命。
（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完成的第三项任务是护送出入延安的各方人员，对他们实行全方位服务。
“西办”是连接延安与全国各地的枢纽，是延安的大门，无数有志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梁进入延安，又带着党交给的重要使命奔赴各地。通过“西办”中转的人员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即：中共中央以及八路军的领导人，八路军一般干部战士，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进入延安的外国人、华侨，大量的爱国青年与进步人士，一部分抗大、陕公等校毕业生到“西办”等待分配工作，进入延安考察或学习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其部属等等，人员输送中，爱国青年居多数。
出入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军队的各级领导人，无论身份公开与不公开，七贤庄是必经的留住地方。这里安全，由“西办”负责接送，办理各种过往手续。其间，“西办”接待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颖超、邓小平、左权、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徐向前、林彪、张云逸、徐海东、王首道、陈赓、陈云、邓发、张浩、许光达、贺龙、刘伯承、萧克、李天佑、刘亚楼、蔡树蕃、钟赤兵、马明方、毛泽民、王铮、曾山、王观澜、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王若飞、王树声、王维舟、车耀先、邓子恢、甘泗淇、蔡畅、肖华、叶挺、边章五、关向应、许建国、吴仲廉、张子意、张琴秋、陈昌浩、张鼎丞、陈郁、陈潭秋、罗世之、罗炳辉、刘子久、朱理治、陶铸、粟裕、傅连璋、曾希圣、廖承志、杨尚昆、李伯钊、张德生、贾拓夫、潘自力、潘汉年、欧阳山等等，他们由延安到前方去，到敌后去，到国统区去，或者由各地回延安，来去匆匆，风尘仆仆。长期从事特殊工作的干部深居简出，偶然在院里走动，他们穿着长袍，戴礼帽，戴墨镜。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的吴德峰，就是以戴墨镜、用烟斗为进门信号，直进上房林伯渠办公室。
周恩来在七贤庄过往留住次数最多。刘少奇留住七贤庄也有六次。他是不公开身份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西办”内部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他率一批干部南下西安，在七贤庄携带一批款项、一批包扎成箱的《论新阶段》和收发报机到中原局去，“西办”的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河南。1939年春夏之交，他由河南竹沟回延安，留住七贤庄一号院时，昼夜伏案写作，在办公室给大家讲过《怎样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也就是7月份在马列学院演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
外国人无论是朋友、同志或者是考察访问，都先由“西办”负责与延安电讯联络，且护送他们前往。红军时期进入延安的除斯诺夫妇、史沫特莱、马海德外，“西办”还接待了白求恩以及救护队、印度援华医疗队、路易·艾黎、世界学联、英国《每日简闻》詹金斯、贝特兰、米勒、范查理、希伯·汉斯、伊文思、爱泼斯坦、越南胡志明、日本冈野井、塔斯通讯社战地记者组司可·策夫、中外记者考察团，以及号称进入延安的第一个西欧记者博斯斯特等等。
斯诺曾经三次来到七贤庄。1939年，他再次北上延安，伍云甫处长在客厅当面嘱咐斯诺，乘坐“西办”汽车，由石峰全程陪同进入延安。海伦·斯诺1978年率领摄制组重走延安路。她亲切地称七贤庄为弹丸之地，终生难以忘却林老（伯渠）的慈祥和与邓颖超的小屋竟夜长谈。之后把自己在中国十年的许多珍贵物品，如延安采访包、钢笔以及照片捐赠纪念馆。
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于1939年2月由七贤庄北上延安，后又往返延安与晋察冀之间，都由“西办”接送招待，最后巴苏华返印时，依然留住并启程于七贤庄，还在办公室给大家讲了一小时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巴苏华又几次重访七贤庄，表现了一片真情厚意。印度援华医疗队五名成员先后作古，他们难以忘怀第二故乡中国，皆将部分骨灰撒在中国大地上。巴苏华弥留之际，把珍贵的15件实物捐赠给纪念馆。
1938年5月曾坐着“西办”大卡车北上延安的英国记者詹金斯，时隔40年后于1978年6月重访七贤庄。他记性很好，径直走进客厅，轻轻摸摸室内件件陈设，在他坐过的地方陷入了沉思，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往日情景闪现眼前，历历在目。他拿出几张照片：一张是各地男女青年蜂拥七贤庄一号大门外，一张是待发的几辆装满货物的卡车以及要登上货物顶端的人群。照片齐整且有些旧，然而瞬间定格的历史照片已成为纪念馆馆藏与宣传的无价瑰宝。
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一行踏上中国国土，考察了国统区。到了西安后由林伯渠陪同到安吴堡青训班访问，他们亲眼观看了学员们的教室、宿舍、食堂及上课、出操情况；接触了来自工人、农民、军人、宗教人士、华侨、青年学生等各种成分的学员；看到了城堡高墙上“学好本领，到前方来”的白色大字；参加了每周必开的欢迎新学员、欢送毕业生的晚会；听到了那此起彼伏的“再见，再见，上前线”的嘹亮歌声，世界学联的代表们被感动了。几天里，他们与西北战地服务团联欢、交流，激动不已。北上延安之时，他们向林伯渠表示：回国后要向政府与人民如实报告，热情宣传，开展世界募捐，抵制日货，支援中国抗战。
1985年，当年世界学联代表中唯一的女性雅德重访七贤庄，看到他们几个代表与“西办”、“西战团”人员的历史照片时感慨万千。她说，这里房屋依旧，人们走了，但我们可以告慰的是，当年在这儿向林主席（伯渠）许下的承诺，都一一认真去办了。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同胞有1100多万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千百万华侨同胞在最高利益面前将个人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表现了空前的爱国热情。他们行动起来，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组成救亡团体2700多个，不买日货，拒用日货，他们还节衣缩食将捐助的大量外汇与物资运回国内。巨富胡文虎不仅捐巨资支援抗日，他的女儿也经“西办”走上赴延安之路，进入“陕公”学习。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40年5月在回国后的一段时间，考察了国统区后，不顾国民党蒋介石的挽留，执意到延安特区参观考察。来到西安，由省政府派出的寿家骏科长与“西办”伍云甫处长陪同北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胞中有6万人回国抗战，2000余人走上战场，有近700人经过七贤庄，其中，有集体，也有个人。
1938年11月，南洋柔佛士乃区华侨回国服务团13人，开着小型救护车、大型轿车，由武汉“八办”北上，行程七天到西安“八办”。伍云甫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并致以热烈的欢迎词，留住三天后北上延安，同车的有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及夫人钱韵玲。
1938年3月间，渝办组织了100多人，其中有海外华侨70多人，乘车北上延安。因为人多目标大，为避人耳目，还搞了个公开广告招人，造了点舆论，打着第十八集团军的旗号，每人发了一套灰布服装。在“西办”住了几天后，浩浩荡荡进入延安。
零零散散的华侨同胞来一个接待一个，谭岚、陈明、陈人颂、陈光来、王唯真、杨惠琳、王斗光、王宗、陈龙、刘琦、吴醒柏、卡洛夫、林百声、白刃、李金发、戴行吾、陈莉丽、陈日梅、陈若明、杜伦、刘卓云等等，都是经过“西办”批准，护送北上延安，在抗大、陕公、鲁艺、女大等校学习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一行北上延安考察时，特别喜欢和这些学员交谈，他很相信华侨学员的讲话，有什么问题总是向大家提出，且都得到了十分满意的回答。他对延安的访问与考察非常满意。
进入延安的华侨同胞经过学习锻炼，许多人奔赴抗日前线与敌后，刘汉裔、卡洛夫是唱着“到敌人后方去，把敌人赶出去……”的歌随大军到敌后去的。他们走时，卡洛夫这个华侨学员身背小提琴，怀揣外国名曲选，脚上还包着纱布呢。
抗战爆发的最初三年，国共两党关系比较正常，八路军在前方打了胜仗，捷报传来，与国军友军交换战报，相互庆贺。好多友军要求派人到延安学习，要求八路军给他们派军事、政治及其他干部，到他们那里帮助整顿队伍，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西办”为了抗日大局，也为了搞好与友军的关系、改造那些旧式军队，派出了一批抗大、鲁艺、陕公、安吴堡青训班的毕业学员。比如，张凤光就是1938年1月由北平到西安，由“西办”批准北上延安，在抗大、女大毕业后，由延安南下，和十几个学员被“西办”派往热河第一游击支队工作。
热河第一游击队是地方武装，领导人蒋明远。在抗日烽火遍烧全国的时候，热河民众纷纷动员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们与其他友军一样要八路军派干部去，在这种情况下，张凤光和十几人奉命来到了热河第一游击支队。
抗大毕业生钟辉鸣首先到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工作，不久升为政训处主任。“西办”又派焦子佩、李克新、刘清普、郭抵、刘涛、赵之岗等十人前往帮助整顿队伍。
又如“西办”给十七师派去8人，八十三师派去5人，十四集团军派去2人，山东第六游击区派去12人，晋东游击队派去13人，晋南游击队派去10人，陕西警卫二旅派去2人。派到地方去工作的，如河南12人、陕西十六人、山西1人、江苏7人、浙江6人、四川7人、山东3人、安徽9人等等。派到军队与地方的干部以团结抗日为宗旨，开展工作十分活跃，有的广交朋友，推心置腹耐心诚挚地做工作，最终使不少人走上革命之路。
需要八路军干部的友军、地方武装、地方当局很多，八路军的政治、军事、技术干部也很缺乏，所以多次要求派遣而没有如愿的不少，比如山东的刘震东部等。
还有些人要求到延安去考察、去学习的，凡到西安的都由“西办”接待且护送。比如何其沣、叶挺、张克侠、何柱国等。1938年张克侠在“西办”时盲肠炎急性发作，林伯渠、伍云甫请白求恩大夫给他成功做了手术，而后顺利北上延安。这些人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会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有的成为中共党员。卫立煌一行考察延安后南下西安，会见宣侠父并承诺送给八路军一批武器及装备物资。
还有些人想去延安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就派出自己的亲属、部属到延安学习。冯玉祥的侄儿冯文华、秘书赵力君、副官周茂蕃到延安抗大学习。国民党第六战区抗日游击司令员范筑先将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进步青年，获得了八路军的援助，很快建立了拥有五六万人的抗日武装和20多个抗日县政权。范任命自己年仅20岁的二女儿范树琨任挺进大队队长协助工作，又将长子、长女、三女儿以及部下共32人送到西安，由“西办”批准进入延安学习。当时，在延安这样的情况很多，如张学良的弟弟，杨虎城的儿子、女儿，赵寿山的儿子、女儿，还有北路空军将领陈栖霞的侄女陈慕华等。陈慕华由浙江老家到西安，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救亡运动，向往延安。陈栖霞很支持侄女的意愿：“我是去不了了，那里是个好地方，你去吧！”并亲自嘱托好友宣侠父给予关照。宣侠父电告中央，得到同意的批示后，陈慕华高高兴兴走上了延安之路。邓宝珊的女儿邓幼梅、石汉三的女儿也是经过“西办”到延安学习。石汉三的女儿当时年龄很小，住在七贤庄一号院时，林老对她像对自己的孩子，手把手地教她学习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石在国家物资总局工作）。这些人有的学习毕业回到了父兄领导的部队开展工作，有的留在了延安继续深造与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一时期，抗大、陕公毕业学员到新四军、八路军的不少，到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官兵南下西安的也不少，“西办”办理火车运送的工作十分繁忙且紧张。一批刚走又来一批。新四军的项英、袁国平、赖传珠、罗炳辉等人，每次都率领几十个人。又如1937年年底，周李方等96位抗大学员全部着便装到西安留住两天，转国统区开辟地下工作。
1938年11月，李先念到华东敌后，与郭述申一起率领各校毕业生200多人、红军干部100多人（其中女同志12人）到西安“八办”转往敌后。
1938年8月，滕海清、周吉光、朱良才与100多名抗大毕业学员，以一一五师八路军教导队的名义南下西安，留住革命公园一夜，到武汉转赴新四军。
还在1937年红军联络处时，覃应机与20多名红军干部由延安来七贤庄，很快分赴各地去搞地下工作。有一个叫樊承本的抗大毕业学员，到西安后，由伍云甫处长派往川康一带搞兵运，进行策反工作。像这种单独派遣，单线联系的情况还有不少。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人民群众在这块新的天地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绩，对于全国来说，陕甘宁边区是民主自由和进步的象征，是全国抗战的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为全国人民所向往。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纷纷进入延安学习的爱国青年多是绥德、米脂以及关中、西安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
各地来的人首先到七贤庄，须在这里谈话、审查介绍信，经过批准，组织起来集体步行北上延安。
来的人很多，“西办”秘书科下设学生股负责青年的接待工作。熊天荆、王邦屏、史悦、刘潜等几个人，每天在接待室与人谈话，指导填表，是党团员的，还要在另外一间小客厅转换组织关系，然后个人保存。后来为保证安全，由“西办”统一电告中央组织部。
“西办”报送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大多数的青年，由于时代的发展，客观环境的变革，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觉悟，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争取抗战的胜利，愿意牺牲一切，投入到革命的营垒中来，我们用欢迎和亲切的态度接待了这些优秀的进步青年。”
“西办”正是以这样的热情态度与负责精神来进行这项重大工作的。
青年来自各地，一般都持有下列的身份介绍：①来历清楚的救亡团体；②社会著名人士的推荐；③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介绍；④已经参加革命工作，持有当地地下党组织介绍信。
对于能过艰苦生活的，自愿为抗日事业奋斗的人批准进入延安。
有下列情形者不能招收：①中共叛徒与患有花柳病者；②现役国军、政府职员。
以上原则与规定在抗大、陕公、鲁艺公开发出的招生广告上明确写出，在“西办”接待谈话中就更具体地谈对抗日的认识，要给来者讲清延安的艰苦生活，完全体现着双向选择。当时还有一条规定，可以进延安，也可以离开，来去自由，更加体现了我党的真诚、包容与宽松的政治气氛。这一点更吸引了许多人。
七七事变不久，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迁到西安，建立联合大学，已从北平迁来的东北大学以及各地涌来西安的青年学生人数众多，使得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古城一下子拥挤起来。平津的青年学生在西安高中设立平津流亡学生同学会，不断地到七贤庄报到要求去延安。其中有“十二·九”学生运动光荣传统的联大学生，或由进步教授向七贤庄介绍学生，民先队组织介绍同学，有的同学还未进大学的门，就串联结队由“西办”批准北上延安。许多外地到西安的青年，碰到关卡检查时，就以投奔联大做借口避开检查。
为此，当局将联合大学迁到城固一带，但仍有青年学生，如贾芝等同学经“西办”北上延安。贾芝走时身背小提琴，边唱边走，到鲁艺深造成为延安乃至全国闻名的大诗人。
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将北上延安视为潮流。省立二中、西安高中、女中、竞存中学、乐育中学等学校的师生经“西办”批准到延安的不少。比如，乐育中学，1936年有6人去陕北，1937年有7批，1938年有100多人到延安。
竞存中学车向忱校长，任用中共党员做老师，崇尚与推行勤工俭学，搞战时教育。周恩来到西安时，亲自批准，由“西办”每月资助经费300元帮助他办学，他先后介绍了100多名学生到“西办”，张寒晖于1941年也北上延安。
熊天荆等人搞接待工作，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天很晚了，大门关不了，第二天天不亮又有人敲门。其间，河南各地由地下党的组织介绍的人很多，据在军委总参装备部工作的乔华堂说，经他介绍就有100多名青年来到“西办”，有党员组织关系的，以“亚明”落款，党员以兄姐称谓，这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到七贤庄向林伯渠请示汇报工作时约定的。
到了延安之后成为著名女作家的李建彤，当时18岁，已是上过两个艺术学校的文艺青年。她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宣传中，1937年年底她带上弟弟李震，联络了同学好友刘昭平、沈唯彤、陈之平，把地下党的介绍信缝到鞋帮里，离开家乡河南许昌，先坐京汉路火车，再到郑州转西来的车。郑州火车站人山人海，五个人手牵手紧紧靠拢一起唯恐走散。到了西安，大街上各地口音、装束的青年学生处处皆是。民族大学、战干四团扯着嗓子宣传学校的优厚待遇以招收学员。李建彤拉着年仅15岁的弟弟李震，招呼三个同学，不要去热闹的地方，不要讲话，找了僻背小巷里的旅馆住下后，才去找寻七贤庄。
李建彤说，1937年的时候，条件还算好，“西办”批准就上路了，步行途中五个人就像小鸟一样高兴得又唱又跳。善于弹拉跳唱的刘昭平，在宝塔山跳入他们眼睑的时候，高声唱起了自己编词作曲的《八百里山路》：延安啊延安，我的向往，我的心愿，走，走八百里山路，我，没有一点疲倦……他唱得慷慨激昂，情感真挚，泪水滚滚流下来。就是这位刘昭平，在抗大毕业走上前线后，牺牲在解放张家口的炮火中。
抗大女生队有位女学员，外号叫“干一场”，就是因每在大会之前，她爱指挥大家唱“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今天烧了张家村呀，明日又烧王家庄……这样活着有啥用呀，拿起刀枪干一场”而得名，这位女性就是张露萍。她由四川地下党介绍来到“西办”，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里锤炼，成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她服从革命需要，又一次留住七贤庄后回到四川，打入军统内部，领导重庆国民党军统电台内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们出色的工作，为我党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后来张露萍等共产党员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
由大连轻工局离休的革命前辈李玉成，于1990年4月15日69岁高龄时重访七贤庄。那天，大批学生参观，她激动得声泪俱下，回忆了50年前，接到开封大学毕业已先到了延安的兄长李勃的信，告诉她，要抗日、要革命就一定要去西北，找共产党找八路军。李玉成讲，自己虽然积极参加了救亡活动，家里却一刻不得安宁。父亲是冯玉祥将军的后勤部长，在家养病，哥哥参加了革命，当地的汉奸分子常常到家里捣乱，今天来要人，明天来抄家，父亲悲愤交加长叹一声：成儿，我老了，什么也不怕了，你不要担心我，找哥哥去。李玉成讲：我们父女俩相拥痛哭一场，虽很依恋父亲，但更向往延安。她联络了十多个同学，十五男、五女到了“西办”。经审查后步行13天进入延安。
当时人们涌向延安，被有些人比喻为圣徒朝拜耶路撒冷，真像潮水一般。1937年11月底，伍云甫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现在前后方均已通知停止招生，安吴堡青训班也人满之。但各省学生接踵而来，且许多纯洁进步分子恳切要求，甚至流泪，拒之诚可惜，这是爱国青年的大问题，请复示之。”
过了不久，伍云甫再次写信报告毛泽东、张闻天：“最近投考抗大、陕公和青训班的非常之多，每天都有十数起来打探消息，并且问题非常之多，从天亮起一直缠到夜深之，现有三四个搞接待的，还是应接不暇，如果抗大等校继续招考的话，请派得力干部来主持，不然会妨害其他工作的。”
1938年4月，延安抗大、陕公等校以及安吴堡青训班派来干部，租用七贤庄七号院和“西办”一起成立招生委员会，共同担负起招收青年的工作。为便于接待，还在毗邻的革命公园借了房子作出最大努力，保障青年们的安全，在公园，通济南坊27号、七号院设立招待所，红军干部曾先基负责，帮助解决部分人的住宿与吃饭问题。
1938年3月中旬，伍云甫在回延安汇报“西办”工作时，毛泽东接见并指示他：招收青年学生越多越好，不要害怕把坏人混进来。同座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说：不要担心，抗大就是个炼钢炉嘛。
一批一批的爱国青年来到七贤庄，在招生委员会报到，经过简单的审查，组织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北上延安。人太多，汽车太少，就是少数人坐车也是在装货的大卡车上面，绝大多数的男男女女都要步行，一般都在十天以上，有的人笑着叫它“两脚车”。二十多个人，六七十个人，组成集体互相照应，每组织一队，有男有女，有些年纪稍大，有些只有十多岁。有工人农民，有教师职员，有年轻夫妇，有富家子弟，有漂洋过海的华侨同胞；有着西装旗袍者，也有缠过脚的女青年，不管原来干什么职业，出身如何，为了抗日，寻求革命真理，共同的理想、奋斗目标把大家聚集在了一起。其间，千千万万奔赴延安的青年中，无论是来七贤庄以前，或在七贤庄，或北上途中，还是到了延安以后，发生的许许多多动人事迹，让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
40年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向进与在第四军医大学教学的卢纳在上海开会不期而遇。相互既面熟又陌生，朦胧中的记忆使他们靠近了，互道姓名，才知原委。向进原名何武坦，1937年长沙美国教会学校湘雅医学院的五年级学生。卢纳原名罗天才，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护校”，七七事变后校迁长沙。
当抗日浪潮席卷全中国的时候，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几次倾听徐特立的公开讲演。当抗大学员告诉他们，徐老是毛泽东的老师时，徐老在大家心里的地位升腾起来：他能教出毛泽东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来，肯定给我们指引的是光明大道了。他们下定决心去延安。
他们公开的表示是到前方去。何武坦的老师劝说何，快毕业了，拿上毕业证再走不迟。证书是今后谋生饭碗的敲门砖。还有的老师说，同学们学习，固然有各种目的，想报效国家的何止你一人，不要冲动一时，贻误一生。但何武坦心中有数，他私下还联络了好友、四年级同学李震勋一同走。
罗天才与同学兼好友周传勤、京津流亡来的学生朱宣华、张玉兰早做好了走的准备。出发的那天，湘雅医学院的同学们打着“热烈欢送何、李二位先生参加西北前线救护队”的横幅，欢送他们走出很远，二男四女，由何武坦怀揣徐老的介绍信与给每人发的路费踏上了抗日的征途。何武坦在路上笑着低声对大家说：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真实所向，我们找共产党可连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都没去过，那咋行。话说回来，还会有不少人玩我们的把戏，终归让人都知道。罗天才和几个女青年不言声，哧哧笑了。他们在郑州转车到“西办”。看到武汉“八办”董必武的介绍信，“西办”送他们北上延安。罗天才上了医大，其他人都上了不同的学校，又走向不同的岗位，从而出现了改名换姓的何、罗40年后上海邂逅的生动场面。
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出名，又惨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严慰冰的身世和她的不凡经历已经成为对观众宣传内容中的生动教材。她的父亲严达人（严朴），是中共早期党员，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西办”任秘书长。他的夫人、能诗会画的过英携几个女儿经过“西办”到了延安。他们的女儿严慰冰人称无锡才女。1937年以优异成绩在7000考生中以第五名的成绩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文学院，她爱学会学，深得系主任胡小石的器重与偏爱，被暗暗选定为公费出国深造的好苗子。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发展，使许许多多以“读书报国”，以大学文凭作讨金饭碗的理想、美梦一一破灭。“没有国，哪有家”、“宁为国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在抗日积极分子中传播。严慰冰常常徘徊在学校宽阔的操场上，她到图书亭借到《西行漫记》细读沉思，终于拿起笔，向在延安的父亲倾诉心声：你生养女儿，不教养女儿……信由延安转来“西办”。刚强的共产党人严达人回信女儿：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若能放弃“出洋镀金”、“牛津”博士的迷梦，你能放下小姐的架子，就速北上，在那里去寻找你人生的真谛。
严慰冰接信后即刻去向系主任辞别。胡教授百般挽留，以继续学业，出国深造，想使她改变主意。得知留不住时便走出门外摘把马缨花送上。这位有名的大教授胡小石为爱才动了真感情。
严毅然北上，在“西办”见到了十多年不曾谋面的父亲。当看到父亲头枕书报，身睡硬板，一身粗布着装时，她吃惊了，严家大地主家庭的大少爷如此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使她信服了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敬意，父女俩畅叙竟夜，第二天天微亮，便坐上向延安运送白板纸的货车。在延安抗大毕业后，严慰冰作为记者到前线，她的文采、她的情感在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
在全国各省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中以河南、四川的居多。四川万县的青年教师熊道柄率领妻子、堂弟、侄儿等七人走上延安之路。他们按照地图上的路线顺着脚夫走过的栈道前进。第一天走了90里路，第二、三天之后就大大减速，人困马乏，睡不好，只吃点干粮、红苕之类提不起劲，可也没有一个人后悔打退堂鼓，又经历了沿途土匪杀人、关卡检查的种种考验，翻越秦岭到了西安。“西办”批准他们的要求，发给每人一套八路军服装，佩戴一一五师臂章，与全国各地来的男女青年90人一起，由“西办”一名同志带队步行去延安。虽然大家都是初次见面，说着不同省籍的语言，共同的目标却把大家会合在一起。大家彼此关怀，亲如手足，一路高唱抗日歌曲，走在崎岖峭陡的山路间。正如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巴苏华日记中写的，“在去往延安的路上，到处都是嘹亮的抗日歌声。它回荡在群山间，而群山环绕的山间小路，步行前进的一群群青年时隐时现，他们欢快、年轻，用呼声、手势与我们亲切地招呼着。”
《回延安》这首长诗的著名作者、原文化部部长贺敬之重访七贤庄时，给围在身边的一批观众讲述了他当时作为一个年仅16岁的青年，克服困难，北上延安参加革命的不凡经历。他说：那个年月，国难当头，五尺男儿正是血气方刚，要为国家效劳，战死疆场的时候，出现过多少惊魂动魄的故事啊。
非常有趣的是新疆医学院党委书记、69岁的石实的经历。他说：我等了又等，终于有了北上延安的机会。当时我在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帮忙工作，等待时机。同居一室的抗大毕业学员吕以则经过观察，认定我是革命青年，看透了我隐藏心底的秘密，偷着塞给我手上一张字条，让我到“西办”找王哲然（“西办”党务秘书）。因为我常到生活书店看书买书，经过了解交谈，与店员张通云交了朋友（现在看来张一定是中共党员），他给我开了一张到西安通济坊内的平民坊找“西青救”办事处的介绍信，他说这对你有用。我把两张纸叠成最小的长条，包上油纸，请了一位鞋匠到院里，让他切开鞋垫，用一块皮子包钉在鞋垫里。这一举动，让在房里玻璃窗前站着的女同志看见了，她把我叫到房里，说信藏得万无一失，你人怎么掩护，赤条条一个人，满口的四川话，一查问就会被抓走。有一个年轻的作家，好容易到了西安，还没有和“西办”联系上就下落不明了。我想，她肯定是地下党员，在暗中帮助我呢，果然，她从箱子里拿出一封信，是车向忱校长聘请文牍的聘书。这是个身份证，沿途好通过。最后我还带了东总成都分会到西安分会办事的介绍信。我怀揣脚踏四封介绍信并与西北大学的一位女学生同伴启程，由于那位女伴的出色掩护，一路艰难地通过了广元人陕。路上又遇四个身穿戎装、带着出国护照的广东籍尉官，我做他们的语言翻译，住在一块时更不怕宪兵的严格检查，何况，我穿西装、住高级房间，穷学生是达不到此水平的。一路表面潇洒、内心紧张，当寻找到“西办”，踏进大门的一刻，我时时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这段时间进入延安的人多了，有湖南长沙周南女中的文路、杨展、邹靖华，四川的杨汉秀、蓝琳，广东的黄桂芳、李凌、古元、张望、陈山、李晋昭、梁越、温如、梁林、莫一凡、胡丽梅、申公实，等等。有趣的是鲁艺音乐系的学员中一半人是经过“西办”北上的广东人，浙江的傅涯（后为陈赓之妻）自己年纪轻轻，还是个中学生，带了十三四岁的妹妹傅英，更小的弟弟傅桑，坐在火车车厢顶、步行，吃尽了苦头到西安，“西办”安排他们坐货车到了延安。傅涯高兴地带了妹妹、弟弟到延河边，吸着新鲜空气，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充分体现了自由、活泼的延安气息与少女的纯真。
“西办”在输送大批爱国青年的同时，在1937年、1938年以至后来，还接待一批又一批、一个又一个知识分子和曾在国统区搞过进步活动的文艺工作者。因为延安是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抗战的中心，所以他们纷纷来到西安，经过“西办”的帮助进入延安。
据有关资料和老同志们的回忆，有数百人有这样的经历，比如向隅、唐荣枚夫妇，公木夫妇、艾青、何其芳、温涛、茅盾夫妇、张仲实、萧军、马达、力群、王式廓、江丰、胡蛮、张贞黻、蔡若虹、张庚、胡考、姚时晓、冼星海、沃查、张仃、华君武、徐肖、袁牧之、聂绀弩、贺绿汀、沙汀、李焕之、王文庶、吴印咸、王曼硕、光未然、塞克、朱星南、邵梦虹、钟敬之、徐懋庸、卞之琳、舒群、李又然、萧三、左明、白朗、丁里等等。这些人到延安后，分别到抗大、陕公，特别在鲁艺教书、创作，或在文化部门组织文化活动，创建文艺团体，活跃了延安的文化精神生活，同时培养造就了一批党的文化工作者。比如冼星海，抗战爆发前，他在上海已是有名的音乐家，抗战爆发后，他本可以在重庆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工作，待遇优厚，生活条件好，可他向往延安。北上西安，给西北电影公司搞作曲，配音公司竭力挽留他，承诺给高薪，作品另付稿酬，他一一婉拒，与爱人钱韵玲同坐“西办”安排的汽车去延安。在延安，依然有各地邀请他前往工作的信件，他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毫不动摇，与光未然合作，创作了气势磅礴、传遍全国的《黄河大合唱》。1940年5月，他与袁牧之去苏联制作《延安与八路军》电影片再次到“西办”留住几个月，其间，他给同志们讲音乐课，给过往“西办”的八路军、青年学生教唱《黄河大合唱》，使之在古城到处传唱起来。
公木是1937年携妻带子由“西办”送往延安的，是有名气的文人。郑律成，朝鲜人，1936年参加抗日运动到中国，他在南京搞救亡，每周到上海学习一次声乐，1937年宣侠父在南京时帮助他到西安，由“西办”介绍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在延安，公木、郑律成同居一个窑洞，火热的战斗生活，时时激发着两人创作的欲望，在最短的时间里，两人作词作曲合作成功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颂》、《炮兵颂》、《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八路军大合唱》序列，尤其是郑律成又与莫耶合作，为《延安颂》谱曲，并亲自指挥合唱。《延安颂》轰动延安，唱遍全国。《八路军进行曲》由中央军委批准为解放军军歌。
中共中央还指示上海党的组织派送干部到延安教学。1937年9月，周扬、周立波、艾思奇、何干之、林基路、李云阳、吴茵等人组织的一支小队伍由上海来到“西办”，留住一号院多日，邓颖超会见并与他们合影，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纪念照。
丁玲说，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数以万计的人流，几乎全部由“西办”护送北上延安，陕公校长成仿吾也说过：陕公学员万人，几乎全由“西办”送来。
随着形势变化，武汉三镇失守，国民党蒋介石反共真面目的逐渐暴露，爱国青年、进步人士北上延安的困难越来越大，800里路上关卡林立，检查站动辄抓人，不是送到战干四团，就是送进集中营。西安特务便探多不说，连河南洛阳、四川广元剑阁等地也设下关卡拦截北上西来陕西的青年。不能爱国，抗日有罪，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形势好的一面是抗大分校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人们可以就近投奔，不再是华山一条路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许许多多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老同志，成群结队重返延安，寻找他们昔日美好的时光，此时，七贤庄旧址依然是他们必经的第一站，他们在这里流连忘返、驻足沉思，他们激动的泪花、感人肺腑的往事追忆给纪念馆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七贤庄，被前辈们喻作桥梁，曾有千千万万的人们走过；七贤庄，被前辈们喻作延安的大门，曾有千千万万的人进出；七贤庄，被前辈们喻作枢纽，曾经运送千千万万的人们走向天南地北、天涯海角。
国民党顽固派自1939年冬至1943年夏，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各地发生的摩擦事件层出不穷。西安作为反共与围剿延安中共中央的指挥部与前哨阵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首当其冲受到了压制与摧残。
国民政府理应拨发的经费、物资停发了，采购、运输被视为非法，不是扣押就是没收。“西办”应该开展的工作被限制被破坏，“西办”与外界的联系被阻断，要割共产党的尾巴，谁到“西办”，就抓谁。就是查电费、取房费，蒋鼎文秘书到“西办”的正常事务都要被盘查，写进黑名单。警宪今天来检查，明天对照片，并对“西办”人员实行限编，限令撤离人员。特务在路途抓走陈元英、李玉海、赵祥等人，把王克活生生推入水井，查封、抢走电台，企图切断“西办”与延安的联系，使“西办”人员吃饭穿衣陷入困境，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赶、逼“西办”自动撤出古城，消除眼中钉。
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为革命生命都在所不惜的共产党人，会害怕压迫？连谷正鼎，这个专事反共的老手也无奈地说：对八路军办事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也就是只能百般欺侮，耍无赖，支使流氓歹徒给“西办”院里扔石头、乱打门，狂喊反共口号。
最后一任处长周子健，除了少数刮风下雨天夜晚，穿便装出门去找人，联系有关事宜外，平时就组织同志们学习，搞文体活动，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每人编造一套口供，背得烂熟，应付突然事件。他给大家讲话：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守住，“西办”的存在很重要，广大群众在看着，“西办”的存在，就意味着国共团结抗战的存在。
这期间，“西办”大批人员撤回延安，或上前线，留下40多人坚守阵地。
为了克服困难，大家动手开地种菜，周子健通过第七补给区的关系，一下子买了足够两年吃的面粉。外面拉水不成，就吃喝院里井中的苦水。周子健通过地下党秘密电台电告中央：斗争是复杂的，人是饿不死了。
在那个岁月里，“西办”人苦不苦？苦，他们苦于无法开展工作，没有行动自由。“西办”人乐不乐？乐，他们读书学习，自编自演，歌声飘扬在古城的上空。
1944年5月，林伯渠、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在西安谈判之际，给“西办”的同志们讲过话，他谆谆教导大家：坚守阵地，顾全大局，给群众以期望，把握住这盏依然闪光的明灯。
1946年1月，周恩来一行12人赴重庆时在七贤庄留住一夜，在饭桌旁他一再嘱咐周子健：“西办”要坚持下去，坚持是大局，坚持就是胜利。
1946年9月，内战已经爆发，当局限令“西办”在三天内撤离，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李昆岗到“西办”接收武器。
周子健处长说：“西办”三天之内撤离不了，接收武器要打收条。
李昆岗晃着二郎腿，冷笑两声：撤离、武器交出是军令，你敢不执行！还要收条？
周处长压住火，说：你笑什么，不要笑得太早了，谁最后笑，才笑得最好。
由周恩来出面向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取得保证人员安全和交通工具的承诺后，将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撤回延安的消息当时做了公开报道。“西办”20人于9月10日离开西安，行程800里，历时18天回到延安。师哲代表党中央迎接了他们，当周子健报告说武器都交出去了，师哲笑着说：大家能安全回来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中共中央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从国统区回来的同志们。大家欢天喜地，消除了心理压力，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过了一年，李昆岗在山西夏县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交来了大批枪支弹药，令他料想不到的是，审讯他的竟是“西办”处长周子健。历史对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傲慢将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七贤庄的十年历史，历经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由秘密、半公开到公开的三个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但那永远诉说不完的史实与故事、那历历在目的件件物证，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