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
——三次任军队总指挥
阎红彦
1931年9月，由于受到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的“围剿”，中共山西特委（一说省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处境十分危险，在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通过谢德惠同中共安定县委和陕北特委取得联系，根据特委指示，在安定、清涧、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10月初，陕北地方“保运武装”首领师储杰、杨琪、杨鼎等要求和晋西游击队一起活动，晋西游击队有条件的收编了两支“保运武装”，改成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杨重远。
10月20日，阎红彦等率领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为加强对两支游击队伍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部队。谢子长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部队的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此时，陇东军阀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甘肃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些军需物资。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杨重远
吴岱峰
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顿部队，对部队进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怎样做一个革命战士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得以同陕西省和西北各省的地方组织公开联系，省委派来一批学生，三原县辛、午字区和旬邑县地方党动员一批农民充实了同盟军的力量。同时大量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陕甘地区国民党的杂牌军纷纷派人来商讨抗日事宜。党的影响大大扩大了。
队委会还派阎红彦到西安向省委请示汇报，并代表部队向省委交了一批党费。在西安阎红彦同地下党员张汉民、阎揆要、史维然等取得联系，搞了一些枪支弹药。张汉民时以秘密身份任杨虎城警卫团团长。阎揆要、史维然在杨虎城部搞地下工作。阎红彦还带回来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使全体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高举红旗的心情更加迫切。特别是他带回的《古田会议决议》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原文，对建军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陇东的腊月天，正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朔风怒吼，雪花纷飞。谢子长和刘志丹却忘了寒冷，白天，他们和战士们在雪地里一起滚爬摸打，进行操练；晚上，他们依偎在窑洞微暗的麻油灯下，一块儿辨认着刻印在本贡纸上本来就字迹不清经过辗转更加模糊的《古田会议决议》。他们越学越感到亲切，心里越亮堂；毛委员呀，你远在万里之外的井岗山，却好像就呆在我们这支部队里一样。你指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在我们这里也都有表现啊！部队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开始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各大队、中队都设有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设立了列宁室等。还抽调干部，开办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部队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这次军政训练学习，为后来建立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陕西省委重视反帝同盟军的建设。1932年1月20日，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同盟军加强政治思想，军事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向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同时要求部队进行整训，为建立红军游击队做准备，并派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到反帝同盟军主持改编工作。在整训过程中，认为二支队成分不纯，军心不稳，于2月6日，在整军大会上，对抗拒整顿的极个别人执行了军法处决，对愿意离开部队的人给他们吃了饭，发了路费送他们回家。并向他们说明，捆绑不能成部队，部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要自觉自愿，绝不强迫，现在愿意走的就走，将来愿意来，部队仍然欢迎。杨培胜等当时走了，后来又回到了部队。对刘约三等几十个农民出身的青年愿意留在部队，部队表示热烈欢迎。师储杰在整训时乘机拉走自己的部队，投奔到杨虎城部编为一个营，师储杰从此弃武经商。
整顿部队后，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庆祝大会在三嘉原锦章村细嘴子广场上隆重召开。
简易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的横幅，会场周围张贴着各色标语，赤卫军和老乡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一派节日气氛。指战员们项颈戴牺牲带（形似红领巾），表示为人民流血牺牲的决心，个个威武雄壮，整齐地站在会场中心，枪上都插着小红旗，等待检阅。
政委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开始，霎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旬邑县委代表第伍伯昌（后叛变）授旗，谢子长代表红军陕甘游击队接旗。这面大旗的中间有一个黄色五星，五星正中是镰刀斧头，旗的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与旗杆平行的一行竖写大字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顿时，军号声、鞭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人被这个场面感动的热泪盈眶。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和地方党组织代表第伍伯昌、农民代表黄子祥、战士代表等先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群众吹着锁呐，抬着猪羊慰劳子弟兵。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继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高原上又一次高高举起了革命的红旗。标志着陕西省委在陕甘有了一支自己完全掌握的人民武装力量。人民战争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陕甘游击队的组织建制如下：
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参谋荣子卿，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并建立了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游击队下辖四个大队：
第一大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农历二月下旬来到部队）；警卫大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长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另有军事政治训练队，队长姓张（留苏学生）。补充队队长吕振邦，副队长程双应。共计四百多人，其中骑兵三十多人。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便积极开展活动，成立的当天晚上，即派骑兵队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抓了旬邑县、正宁县、彬县的十多个大土豪和高利贷者，为群众除了害壮了胆，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确实是为劳苦大众的。所以，衷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
2月13日，谢子长率部一举捣毁了职田镇伪区公所，敌职田镇区长、团总全部就擒，还逮捕了唐碧武等8个恶霸地主。并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的抗粮、抗款、抗税、抗捐斗争。斗争地主，开仓分粮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分粮的男女老少面带笑容，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红军战士积极参于群众分粮斗争，帮助孤寡老弱，把粮食背到家里，处处可见军民团结的动人景象。其间，逢一集日，在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压榨下直不起腰的穷苦农民，今天昂首挺胸地提筐挑担，前来赶集。一街两行摆满了待售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热闹异常。这是人老几辈最快乐的一个集日。这个集日，也是红军宣传党的政策的极好机会。游击队宣传员大量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群众看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口号，感到十分开心，眉开眼笑。红军游击队的宣传队员上街演讲，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纪律，说明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打仗的。正当军民热情高涨，准备分配土地的时候，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国民党反动派调遣部队，纠集地主武装民团，从几面包围而来。
原来，职田镇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各级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纷纷向上司告急，要求政府派兵“围剿”红军。盘居西安的国民党省政府，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决定派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旬邑、彬县、正宁县民团千余人“围剿”陕甘游击队，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在职田镇。
敌强我弱，不能固守职田镇，在平原与敌人硬打硬拼，要走，在运动中灭敌。队委会正在研究具体歼敌方略，哨兵发现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士兵冒着大风雪赶来，疑是国民党侦察，即将他送到指挥部，交由谢子长审问。这个士兵一见到谢子长，就递过一封书信。谢子长打开信一看，得知来人叫王爱民，是李明轩同志派来送急信的。原来，李明轩和王爱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打入了西北军的警卫团。李明轩任三营七连的连长，王爱民是该连的战士。该营现住彬县，这次国民党反动省政府调往“围剿”红军的正是该营。敌人“围剿”红军的部署已定，决定让李明轩的七连担任“围剿”红军的先锋。李明轩赶忙暗中写了这封信，将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军事机密报告给陕甘游击队。同时，建议陕甘游击队主动撒离职田镇，里应外合，消灭来犯之敌。
2月16日后半夜，我军离开职田镇，到镇东二十里的阳坡头。次日清晨，北风刺骨，天气严寒，红军指战员顶风冒雪，严阵以待。敌警卫团三营纠集各县民团在职田镇扑空后，气焰更加嚣张，向阳坡头开来。七连走在最前面。李明轩有马不骑，牵着走。士兵不解地问：“连长，为啥有马不骑？”李明轩为了在战士中制造恐怖情绪，故意神情紧张地说：“红军可厉害哩，打红军不是好玩的，骑上马目标高，危险大。”听了他的话，士兵们个个提心吊胆。
谢子长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重兵向我军挺进，即命令一二两个大队抢占阵地，迎击敌人，警卫队和骑兵队为预备队，就地隐蔽待命。当敌人端着刺刀将要向我军冲锋时，谢子长命令阎红彦率三十余人的奋勇队，绕敌右侧，用机枪向敌人扫射，来个肋上插刀。阎红彦接到命令大喝一声率队猛冲前去。李明轩一听到枪声，便翻身上马，向后逃跑，故意边跑边喊：“红军来了，快跑！”致敌全线混乱。我军乘机全线出击。骑兵队纵横驰骋，猛烈冲杀，边杀边喊：“红军不打士兵兄弟！”“缴枪不打人！”敌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溃不成军。士兵们纷纷举枪投降，残敌被压制在南北两沟，狼狈向西逃窜。我骑兵队猛追穷寇，直追至职田镇附近。
这是陕甘游击队建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毙俘敌三百余名，缴获三百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及其他军用品。
战斗结束的当日，部队返回职田镇整休。这天恰逢集日，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红军游击队。正宁、旬邑等县的群众代表抬着猪羊来慰劳红军，对红军指战员鼓舞很大。
按照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游击队和俘虏士兵会餐，向他们说明党的政策，告诉他们，共产党和红军是为着穷人打天下的，在坐的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愿意回家的每人发三元路费，他们很受感动，说，国民党宣传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次被俘后，我们原想这下完了，没想到你们这样宽待我们。他们有的参加了红军，不愿参加红军的，欢送他们回家。这些人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群众还编顺口溜赞扬这次战斗：
敌人并不死心，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随即调几个团的兵力，富平、同官、耀县、淳化、旬邑等县民团全部出动，由东南西三面扑来，陇东陈珪璋部和正宁、宁县、合水等县民团在北面堵截。游击队四面受敌。事实无情地宣告，部队在平原地区根本无法站住脚，更谈不上建立根据地。
为了逃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转移到耀县的照金镇。这天晚上，元宵节的余兴未尽，照金正在闹秧歌，耍社火，十分热闹。部队派了一小股便衣队，进入照金镇，一弹未发，就把民团的枪支缴了。次日上了耀县的香山寺。香山是耀县以北约八十里处的一座大石山，山势险要雄伟，山上山下庙宇林立，是当地出名的大寺院，实际上是个封建大庄园。群众深受它的封建盘剥。寺内存粮很多，其他物资也很丰富。游击队在此得到短暂休整。胡廷俊、杨鼎盛在阳坡头战斗中受伤。部队让他们和刘志丹一起去西安。胡、杨转往上海治疗。刘志丹去省委汇报工作。
部队由香山出发，北行至同官驷什村的高山煤矿区，不明真相的矿工都吓得下井去了。红军把他们叫上来，谢子长给矿工说明部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和工人是一家人。同时，发动工人和矿主作斗争，发还克扣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人工资。矿工们兴奋地说，没想到我们这些炭毛子还有今天。不少工人参加了红军。部队到宜君焦家坪，缴了部分团匪的枪支，发动群众，进行了分粮斗争。又有一些青年参加了红军。
在一个大雪天，部队从焦家坪出发，绕到宜君县西南的艾蒿坬。第二天早晨，遭宜君县敌八十六师一个营和民团的三路突然袭击。敌人企图将红军吃掉，拼命冲杀。游击队依山迎战，痛击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敌一路主攻上了山，直逼我总指挥部。在这危在燃眉的关键时刻，谢子长命令童子班上阵参战。
童子班总共十多个人，都是十四五的娃娃。在成立陕甘游击队时，各单位不想要他们，嫌托累。阎红彦说“我要”，他说：“我们这些人打不死，也要老死，将来靠这些娃娃接我们的班。”于是，就把这些娃娃编了一个童子班，任命十五岁的王有福当班长。阎红彦只要有空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教学文化，教学打仗。这些娃娃苦大仇深，穷人家孩子早成熟，他们进步很快成了部队的一支生力军。王有福已经成了一个精明干练的小指挥员。因此在这紧急关头，谢子长让他们出征。
王有福接到命令，立即领上全班小战士敏捷地沿沟畔匍匐前行，绕到敌主攻部队的右侧，给敌人防不胜防的冲杀，游击队一、二大队和警卫队乘机反击。敌人全部被压到沟里，慌乱地顺沟溃逃。由于童子班的出战，扭转了艾蒿坬战斗的危局，使之成了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
次日晨，队伍集合准备出发，谢子长庄严地站在队前，总结艾蒿坬战斗的经验，高度赞扬童子班，说他们立下了显著战功。最后，他郑重宣布，把童子班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任命王有福为少年先锋队队长。少年先锋队的诞生，对全体指战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一致举手称赞：“向少先队学习”、“向少先队致敬”的口号声响彻山川。
部队从焦家坪出发，经富县的尚珍子到甘肃省正宁县的山河镇，这是个旧县城，城内驻有陈珪璋部和民团，红军拟攻城未克，转到寺村原。
寺村原是山河镇南边的一个小高原，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每逢三、六、九为集日，农具和农副产品比比皆是。陕甘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后，再度攻打山河镇。红军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赤卫军、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了抗粮、抗款、抗税斗争。游击队的骑兵配合赤卫军四处帮助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了徐家庄“徐大人”的粮食和新庄土豪刘西昆家的粮食和农具等财物，烧掉了契约。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工作，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分配土地的条件成熟了。当时已是农历二月初，天空飞舞着鹅毛大雪，天是寒冷的，但是，人们的心是欢快的。那些世代没有土地的农民，就要有自己的土地了，翻身解放带来的喜悦，时时挂在贫苦农民的脸上，随处可以看到挺起腰杆的农民在拉绳仗量土地，钉桩立石为界。老年人感慨地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分了土地穷人才能翻身。”陕甘游击队在西北高原上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寺村原苏区，在这由东到西三十多里的小高原上建立起来了！西北高原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斗争，在这里开展起来了！
长期受压迫的穷苦农民，打倒了骑在头上的恶霸地主，分到了粮食、牛羊，欢天喜地用当地的地方小调唱道：
在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部队也得到了休整。群众要求攻打山河镇，拔除敌人据点，以便巩固根据地。队委会决定二次攻打山河镇。这次攻打山河镇仍然没有成功。在攻城中，王德民、郝金标、阎宝忠、刘玉堂、郭万之等同志壮烈牺牲。部队撤出战斗后，转移到盘克原一带行动。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等由西安来到游击队。杜衡到来之前，在西安就按照“左”倾机会主义的模式，和对陕甘游击队不符实际的了解，设计好了一套。他一来就召开队委会，检查部队的工作。他把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作为口实，指责游击队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而转到山区，是“拒不执行省委的指示，”、“游而不击”、“逃跑主义”、“流寇思想”、“梢山主义”等，说在“山沟里是没有马列主义的”。并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谢子长，在党内宣布撤销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但因谢子长威望高，怕引起部队波动，所以没有在部队公开宣布。同时，不说任何理由，把警卫队长白锡林排挤出游击队。这是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排斥异己的开始。杜衡以势压人，强行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大地伤害了部队指战员的情绪。
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成了杜衡等人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的依据，游击队在盘克原作短暂停留，即返回寺村原根据地。不久，旬邑县党组织送来情报说，旬邑县城敌人兵力不多，守备松懈，突袭可得。杜衡等认为这是平原建立根据地的良好时机，不可坐失，遂决定突袭旬邑县城。谢子长仍行总指挥职务，指挥战斗。
4月20日下午，部队从寺村原出发，向旬邑县城急行军。第二天凌晨部队逼近旬邑县城，谢子长命令阎红彦带一大队和焦维炽的警卫大队攻打东城，吴岱峰带领二大队攻打西堡山寨，骑兵大队警戒彬县、正宁方面，以对付可能来援之敌。二大队接近西堡山寨后，吴岱峰和马佩雄、李维俊等三十多人组成的奋勇队摸到寨墙下隐蔽，观察地形，寻机攻寨。忽然听见敌人的哨兵过来了，奋勇队的战士将身子贴在麦地，待敌人的哨兵走过后，用云梯和人梯登上了堡墙，迅速将敌人驻的院子包围。向敌人喊话：“士兵兄弟们，我们是红军，不打士兵弟兄，交枪不打人！”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团。不一会，士兵们派人把枪送出来。奋勇队一弹未发就将该敌全部缴械。然后，立即登上西城墙，收了西门和南门城楼上敌人的枪支。这时，谢子长率领的一支队也攻进了东城门，两路汇合后，配合一大队和警卫队解除了城内团匪的武装。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开仓分粮。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伪县长。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打开县城，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也极大地震惊了反动派。队委会料定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根据红军当时的力量不宜守城，遂撤出县城，到泾河畔的村庄休整。果然接到省委来信通知，反动派调集重兵追剿红军。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扩大红军的影响，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杜衡以省委的名义在马家堡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把部队分成三、五两个支队，单独行动，深入关中道，开展游击战争。谢子长被调离部队，到甘肃省靖远一带搞兵运工作。这是杜衡第一次将谢子长排挤出部队。
焦维炽
1932年4月16日晚，谢子长和焦维炽[1]离开游击队，沿西（安）兰（州）公路走了12天，于4月28日下午抵达靖远县。
靖远的驻军是甘肃省警备第三旅，旅长叫王子元。他原是苏雨生部下谷联芳旅的一个团长。谷联芳旅开到甘肃后，要吞并王子元这个团，王子元另打旗号，独立出去。1931年11月，陕军三十军军长孙蔚如受杨虎城派遣，到达甘肃，担任甘肃省宣慰使。王子元通过私人关系，投靠到孙蔚如麾下，成了孙部的一名旅长。谷联芳旅中原有不少共产党员，建立有中共地下党组织。部队分裂后，党组织也分开活动，王子元部的党组织改为团委。因王子元旅属于陕军，团委便受陕西省委领导。
子长和焦维炽首先找到共产党员张秀山，张秀山是受陕西省委的派遣，于一个多月前来这里从事兵运工作的。他见到子长和焦维炽后，非常高兴，在城内找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安排他们住下。
吃过晚饭，张秀山又来到子长和焦维炽的住处。
子长见张秀山进来，笑着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想请你谈谈王子元旅的情况哩！”
张秀山笑着说：“你还是那个急性子，到这里也不休息休息，就谈工作？”
焦维炽也笑着说：“你还说休息呢，他恨不得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哩。”
子长一笑：“我就是这个急性子嘛！”
张秀山说：“那好，我现在就向你们汇报。”“王子元旅属警备第三旅，原来有两千多人，哗变出去四百多人，还有一千多人。这个旅的士兵大多数为贫苦农民。1929年至1930年，靖远地区遭受严重的旱灾，贫苦农民们为了活命纷纷当兵，因此广大士兵对党和红军都有一定的认识，反对剥削压迫，要求自身的解放，这是他们的一致愿望。早在1929年，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就派张东皎等共产党人到这个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以后，王儒林、贺晋年、孙作宾、张国威、苏醒民、牛化东、李罕言、吕振华、高昆山、杨林、乔霞波等共产党人先后来到这个部队。目前，全旅有地下党员数十人，共建有三个支部。校官支部，书记是李罕言；士兵支部，书记是石子建；教导队支部，书记苏醒民。旅部团党委由五人组成，书记张东皎、副书记牛化东。团党委根据广大士兵对王子元贪污克扣士兵伙食费和随意打骂士兵的不满情绪，在连队内开展了思想教育工作。利用每周一次的讲演会，宣传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谋利益的事迹，宣传陕甘红军中官兵一致，亲如弟兄的事实，揭露蒋介石不抗日、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启发士兵们的阶级觉悟。经过长期的教育工作，士兵们的思想觉悟已有相当大的提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自动地喊出‘哗变出去打红旗’的口号，有的还提出‘去投奔陇东游击队’的要求。目前，党在这个旅的力量也已相当可观。副旅长由地下党员张东皎担任，旅部参谋主任也由地下党员孙作宾担任。司令部内党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执法队更是由党掌握。我们的许多党员都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张秀山介绍完，双目注视着子长和焦维炽，等待他们指示。
子长思考了一下说：“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情况令人欣慰。下一步的工作，咱们再召开团党委会具体研究决定。”
4月30日，第一次团党委会议召开。子长听取了团党委书记张东皎的工作汇报后，觉得兵变的准备工作还不充足。他指出：“必须继续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从士兵的切身利益出发，以要求发放军装和菜金入手，鼓动士兵起来与王子元斗争。”
紧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团党委会议，就马上举行兵变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兵变条件已成熟，可以马上举行兵变”，有的同志认为“兵变条件还不成熟，主张等兰州的武器到手后再举行兵变”，“……”各种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子长与焦维炽商量决定改组部队团党委。由张东皎、张秀山、石子建、苏醒民等七人组成新的团党委，焦维炽任书记。
在团党委的领导下，党员们深入到士兵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一场要求王子元发放军装和菜金的斗争发动起来了，并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斗志，促进了兵变的准备工作。
兵变准备工作取得进展使子长感到欣慰，但是令他忧虑的是团党委对立即举行兵变的意见还未取得一致。必须加紧进行工作。于是5月4日，他又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团党委会议。
焦维炽首先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立即发动兵变的指示。
接着子长讲话，他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本应奋起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可是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迅速地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不仅对于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组织这次兵变的意义。”
子长的讲话深深地打动着同志们的心。
在场的人都笑了。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兵变的行动方案来：
“星期六，教导队不是要举行毕业典礼吗？那时，王子元一定会到会出席。我们可以乘机将其拘捕，迫其令特务营交枪。”
“我们动员二营、教导队和骑兵一连去解决第三营，这是不成问题的。至于海原方向，我们已派由陕北特委来的王光卿前去组织兵变，如果他能与我们同时采取行动，就可以遥相呼应、相互配合了。”
“最近几天王子元与新来的参谋长姚绍芳正在商议部队的整顿问题，经常召集军事会议。出席者多是军官，护兵马弁不过十几人，而且司令部距二营驻地很近，可以让吕振华带领二营士兵包围司令部，拘捕反动军官，宣传全旅起义。”
“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由二营攻打王子元公馆和警卫连，把警备三旅大部分带走。”
5月6日早上，子长正与焦维炽坐在一起研究、制定兵变的具体行动方案，张秀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不好了，张东皎被王子元扣押了！”
子长与焦维炽一怔。
张秀山接着说：“昨天晚上，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张东皎，缴了执法队的枪，还扣留了二营营长王儒林。今天早上，我跑到司令部打听消息，门口站着岗，里边还在搜查。”
子长的眉峰深深地蹙起来，他点上一支烟，一边一口一口地吸着，一边在地上来回踱着步。突然停住脚步，果断地说：“就在今天晚上采取行动！”
张秀山与焦维炽异口同声地说：“好！”
子长又补充说：“今晚行动是有些仓促，可是总比让王子元全部消灭掉强一些。”他望了望张秀山与焦维炽，又说：“马上通知团党委的人来这里开会，研究行动方案，你们说行吗？”
张秀山与焦维炽点点头，分头走了。
兵变计划马上制定出来了。子长向起义部队发出命令：“天黑后统一行动，把能带出去的部队全部带出去。部队拉出来后先缴获驻东湾子的敌人的武装，补充自己。然后去达拉池，在海原炮兵营会合。具体分工：曹炳奎的五连驻守东门。傍晚时，二营营长吕振华到东门城楼听候命令。张秀山去一连拉部队。”
天黑后，各连队开始了行动。张秀山来到一连，按照惯例吹响了晚点名的集合号，士兵们全副武装地站好队。张秀山站在队前说：“今晚咱们当红军去，红军总指挥谢子长已经到了靖远城，全城很多队伍都跟他走，大家愿意不愿意？”
士兵们听说要跟谢子长走，齐声回答：“愿意！”
张秀山带着部队出了东门，五连已先行出了城。派人去找谢子长、焦维炽和石子建，没有找到。部队继续前进，半夜时分，在打拉池川道与五连会合。
第二天早晨，部队按原计划宣布起义，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为政委。因子长和焦维炽没在，暂由吕振华任代理总指挥。
谢子长、焦维炽和石子建在东门小店里等候多时，未与吕振华、张秀山取得联系，就由石子建带领直奔东湾子。跑了一夜未见部队，天亮后重返东湾子，才知道部队没有按原定计划行动，而是向海原方向走了。他们掉过头，又向海原方向追了半日仍旧不见部队踪影。他们商量决定：由焦维炽去兰州筹备军火再行举事，子长与石子建继续寻找部队。
子长与石子建奔走多日，始终未能找见部队。他们便来到兰州，在闵家烟坊住下。
一天，子长正与石子建商议发动第二次起义的具体事宜，突然焦维炽领着苏醒民和在兰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邬逸民、吴景璈、杜润滋踏进门来。
子长与石子建看见这么多同志走进来，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待他们一一落座后，子长迫不及待地问苏醒民：“你怎么也来兰州了？部队呢？”
苏醒民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起义失败了。”“部队拉出去后，在达拉池宣布起义，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继续向海原前进。到达郎山村时，正是中午。部队拉出来后，连续行军一百多里，十分疲劳，就一边休息，一边做饭吃。这时王子元的骑兵追上来了。部队便向东山撤退，我们的部队进山后，连日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渐渐支撑不住。于是决定分三路突围：一路由张秀山率领，向海原方向突围；一路由我率领，向静宁方向突围；一路由吕振华率领，向定西方向突围。三路部队先后都被敌人打散。起义失败后，我就来到兰州。想不到你们也在这里。”
子长紧皱着眉峰，陷入深深的沉思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对焦维炽说：“你那里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焦维炽说：“我们在起义前得到的消息是确切的，2月间孙蔚如确实拨给王子元五十多支枪，二千发子弹，一千五百多套军衣。王子元已派杜洪范来接收这批枪支和军装，他已经到了兰州。”
子长的眼中放出了欣喜的光，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
焦维炽接着说：“关于孙蔚如部两个营正在酝酿兵变的问题，我到兰州后已与孙蔚如部的团党委接上了头。据他们谈，目前组织兵变的条件还不成熟。”
这时苏醒民说：“噢，我倒忘记了，张东皎和王儒林也到兰州来了。”
子长忙问：“他们是怎样出来的？”
苏醒民说：“据他们说王儒林是由孙作宾以参谋主任的身份，叫人从东门放走的。张东皎是党组织通过地方绅士向王子元说情释放的。”
子长高兴地说：“好，大家都来到这里，事情就更好办了。”他重重地吸了一口烟又说：“我们的兵变是失败了。跌倒了爬起来再干，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明天，我亲自找杜洪范商议，把他那里的那批武器弹药抓过来，武装我们自己，再次组织兵变。”他停了停又说：“我们再筹集一批经费，购买一部分武器，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搞一批武器。这样，我们举行兵变，武器问题就解决了。”
子长这番富有鼓动性的话，将大家心中的火重新点燃起来，屋子里顿时轻松、热闹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谈论起再次组织兵变的计划来。
等大家说完后，子长总结了大家的意见，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立即派人回靖远，通过那些留在王子元部的我地下党员，再次组织兵变，兵变后仍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第二天，子长就见到了杜洪范，当他提出要将他领到的武器、弹药拿过来，组建游击队时，杜洪范马上慷慨地答应。子长拿到这批武器和弹药后，又通过杜斌丞等人筹集到白洋一千一百多元，购买长短枪十三支。可是他还是觉得枪支太少，他又四处活动，弄到长短枪十一支，机枪二挺，子弹八千五百多发。当他手中掌握有八十多支枪，一万多发子弹后，他就设法组织队伍。这时，靖远兵变失败后失散的游击队员三三两两地来到兰州，经子长多方联系，终于组织起一支七十多人的队伍，暂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八支队”，支队长张东皎，副队长杜洪范，政委杜润滋。
5月28日，子长与游击队员们一起，将枪支装在麻袋里，子弹箱贴上商品标签，雇轿车送到宣武门外皮筏子上，准备由水路运往靖远。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到了川口，他们改走旱路，将枪支弹药和军装由牲口驮运到刘家川。他们把一部分军装、弹药就地埋藏起来，只带枪支和一部分弹药由大黄沙湾渡过黄河，来到水泉堡。
水泉堡离靖远城九十里，是兰、银公路的咽喉要道。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南北两座高山夹着一条蜿蜓曲折的小河。水泉堡傍河依山，住有百十户人家。北山有早年修筑的两个堡子，一处不知何年修筑的哨所屹立在山顶的制高点上。
5月30日，游击队到达水泉堡，宣布起义。那绣有镰刀斧头的队旗便在北山顶上升起来，它像一团熊熊的火焰，立即在水泉堡地区人民群众的心头燃烧起来。他们纷纷奔向水泉堡，怀着激奋的心情，踊跃地报名参加红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子长立即将它整编为一个大队，三个支队，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副总指挥，参谋长杜润滋，第一支队司令杜洪范，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第三支队司令王儒林。
革命的红旗在水泉堡上空飘扬，这使敌人惊恐万状，马上派重兵包围了水泉堡地区。
一天早上，子长正在谋划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水手老詹急急忙忙地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谢，听说敌人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来进攻红军。”
子长将老詹扶坐在椅子上，问：“你啥时候得到的消息？”
老詹仍喘着粗气说：“昨天晚上。”
子长激动地说：“那你是连夜赶来的？”
老詹点点头，说：“对，我怕敌人赶在前边，就连夜划羊皮筏子来了。”
子长紧紧地握住老詹的双手，满怀激情地说：“谢谢你，老詹！”
老詹说：“谢什么哩，只要红军能打胜仗，我们老百姓就高兴了。”
子长深情地望着老詹说：“你放心吧！红军是打出来的，只要他们敢来，保证叫他有来无回！”
老詹走后，子长马上召集队伍进行战前动员，他以特有的沉着望着大家说：“同志们！敌人要来打我们，我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地消灭它。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听说敌营长周维帮自吹是神枪手，我们有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有全体指战员救国救民的一片赤胆忠心，一定能打败他，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全体指战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6月2日，敌人果然来了，周维帮自恃人多势众，士兵又多出身于猎户，狂妄地宣称：“要一举消灭红军！”敌人排成纵队，横冲直撞地沿砂河向游击队扑来。子长命令王儒林带领三支队占领南面尖山，控制制高点，防止敌人偷袭；杜洪范、张东皎带领一、二支队占领前沿大山峁，正面阻击敌人；姜耀、杜润滋坚守堡子，保证指挥部的安全。
敌人从花儿泉砂沟向大大山峁发起了强攻，早已占领有利地形的游击队奋勇还击，枪弹带着战士们的满腔仇恨向敌群中飞去，滚滚硝烟弥漫着整个战场。不一会儿，敌人便败退下去，龟缩在一道山梁背后不敢抬头。太阳西沉，夜幕渐渐拉开，整个战场笼罩在一片茫茫的夜色中。子长抽出一部分精干队员，猛然插入敌人背后，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腹背挨打，顿时慌了手脚。周维帮站在阵地上拼命地吆喝，妄图作最后挣扎，被游击队员吕成义一枪击毙，敌副营长梁占胜也受了伤。看见敌人已到穷途末路，张东皎命令停火。他想通过政治攻势打垮敌人，便边向前跑，边喊：“打倒刮地皮的王子元，欢迎弟兄们来当红军！”不料一颗子弹向他射来，他倒了下去！张东皎的英勇牺牲，彻底激怒了游击队员们，子弹又呼啸起来！敌人彻底垮了！丢下一大堆尸体，狼狈窜回靖远城。
水泉堡战斗后，子长率领着部队向海原进发，本想联络驻海原的沈毅民步兵营和靖远城内汪新民的骑兵营起义。可是由于沈毅民已叛变了革命，投靠了王子元，汪新民亦不愿起义。子长便改变计划在园子河将部队重新进行了整顿，把原来的三个支队合并为一个支队，由王儒林任司令，杜润滋任政委，姜耀任大队长。子长决定游击队在靖远、海原、会宁、静宁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此时，子长接陕西省委命令，要他回陕西重任陕甘游击队指挥。他便离开游击队，前往陕西。
谢子长走后，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他们不畏强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部队领导，中共陕西省委于5月10日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兼中共队委会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平、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个月内作战9次，8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5月底，陕甘游击队在甘泉县临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时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困，损失严重，只得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陕甘游击队和中共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湫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声言：“追查反革命”，并在中共队委会之外组织“秘密队委会”。在游击队无休止地“开会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的军队已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村庄要道，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严令部队死守，死守不成，又要求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使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三嘉原突围的二次战斗均告失败，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兰村。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后搞兵运工作，不幸牺牲了。
部队闹乱包后，8月30日，奉中共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重返回游击队，担任游击队总指挥。吴岱峰在回忆谢子长回到部队大家欢聚时说，那情景就像孙悟空回到花果山，“谢猴”（同事们对子长的称呼）回来了，总指挥回来了，老谢回来了，广大指战员为此受到很大鼓舞。谢子长一到部队，就在队委会领导下整顿部队，稳定军心，并与陕北特委和三原、旬邑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陕北特委、三原、旬邑县党组织很快输送一批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陕北特委从神木调来王兆祥、杨文谟、温治功、温治新、温治富、温治亮、高照、王学礼等一批人参加红军。这不仅壮大了部队力量，而且振奋了士气。
为了坚持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又能让省委易于接受，队委会决定到靠近平原的浅山区为中心开辟根据地。于是，将部队开到了照金地区。照金位于耀县西北约80里处，是进入山区的一个小镇，北靠大山，南依平原，与三原县辛字午字区相连，西面跟旬邑县、淳化县接壤。
陕甘游击队到此地立足未稳，地方党交通即送来情报，说敌人纠集兵力分三路向游击队来进攻：第一路，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由东南进剿；第二路，何高候一个团，由淳化县土桥经安子洼扑来；第三路，井岳秀八十六师的一个营部附两个连，配合民团由陕北宜君县进驻马兰，以北面堵截。当日，抓住敌人两个探子，证实了上述消息，并确悉富、同、耀三县民团约四百多人，由总指挥胡景铨（胡三）、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率领，已逼近照金。队委会对敌情态势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面对强大的敌人三面围攻，尚处劣势我军不能硬打，便决定“以退为进，先纵后打”，主动撤离照金，然后再杀回马枪。
1932年9月11日，确悉敌民团迫近，当晚部队撤离照金。这天晚上云雾迷茫，细雨蒙蒙。总指挥谢子长率部队从杨柳坪出发，向西撤退。沿着崎岖曲折的山沟，走了十多里，爬上北面林木茂盛，荒草遍地，无人行踪的石山，穿行在挂满水珠的树林里，踏着泥泞的荒草山坡，绕过老爷岭主峰，指战员的衣服全部被打湿了，秋风飕飕吹来，冷得人全身打颤。一夜间急行军八十多里，绕到照金北山，部队就地休息。谢子长召集各队负责人，分配任务，部署战斗。
三县民团窜进照金，不见我军踪影，以为我军惧怕他们闻风而逃，所以气焰骄横万分，便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游击队在北山稍事休息，便按计划分头下山，在浓重的晨雾掩护下穿过灌木丛林，下山摸到敌人营地，将敌人驻地团团包围。与敌哨兵接火后，敌人才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激战一个多少时，敌人全部就歼。胡景铨、党谢芳和蔡子发等当场击毙，缴获枪支弹药甚多。
次日，游击队西进向安子洼进发，迎击尚在运动之中的敌何高候团。我军抢先占居山顶有利地形，经几个回合激战，将敌人击溃，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在这次战斗中，三大队队长高山保同志牺牲。
敌人连吃败仗，但并不善罢甘休。伪陕西省政府气急败坏地调两个团及纠集淳化、旬邑等县民团，组织新的“围剿”。队委会分析了形势，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向。认为照金离城市太近，游击队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而且敌我众寡悬殊，不利我军作战，决定走出敌人的包围圈，上陕北在保安、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陕甘游击队在照金活动期间，谢子长接见了习仲勋。1932年，两当兵暴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在西安逮捕了兵暴的领导人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之后，继而通辑兵暴的领导人习仲勋，他曾回忆说：“在线家原暂住时，约来胡振清和柴国栋问清情况，知道敌方正通辑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好就近去富平县城找到组织，再设法到谢子长、刘志丹游击队工作。”习仲勋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以西五里路的杨柳坪驻扎的消息，急忙从老爷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的同志和老乡都亲切地称他们“老谢”、“老刘”，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虽说不是同时见到老谢、老刘，但老谢、老刘都鼓励他说，干革命不能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的多。谢子长叮嘱习仲勋：“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出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游队要离开照金上陕北，临行时，谢子长给习仲勋交待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在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还特意赶到金刚庙向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战争。谢子长、刘志丹会见习仲勋，给习仲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把这次会见视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经历而屡屡提起，使他成为了创建陕甘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
9月下旬，奔袭保安失利后，部队从保安撤退中，夜间沿着一条山梁行军，不料，马把西瓜踏坏了。总指挥谢子长发现后，即向看瓜的老乡赔礼道歉，并按价赔偿了西瓜钱，看瓜的老人感动地说：“高玉亭的人来吃了瓜，不给钱还打人骂人，红军的马无意间踩坏几个瓜还赔钱，你们真是老百姓的好队伍。”
10月1日，游击队转移到合水县，八卦寺一带又遭敌一个团一个营的袭击。这两次失利，游击队损失很大，不到300人的部队伤病员就有三四十个，这时天气也渐渐冷了，指战员还穿着单衣，敌人还到处寻着围剿。
陕甘反动统治阶级大肆造谣说：“红军完了”，以蛊惑人心。队委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及部队的具体情况，为了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同时也便于解决指战员的过冬问题，因此，决定部队暂分四路活动：
一、刘志丹同志率少先队百余人，到陇东合水县的塔儿原、黑幕原一带活动。
二、黄志文、杨森等率六七十人，回到三原午字区。
三、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刘约三率骑兵队到宜君和耀县的照金一带，通过地方党与省委取得联系，向省委汇报工作，并请示部队如何行动。
四、谢子长率干部和伤员三十余人，留在平正川、瓦子川、墩儿原一带，看护伤员，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要求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红军。
谢子长等三十余人在平正川一带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好在1927年，唐澍、谢子长、阎揆要、阎红彦、雷恩均等同志曾到过这里，因此群众了解党、了解红军，也熟悉谢子长，党的组织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是无私的，这对游击队度过难关起了极大的作用。
平正川系子午岭山区，山大沟深，人烟稀少。冬天来到，树叶就要落尽，山林里昼夜温差很大，指战员们仍衣着单薄，半夜三更寒气袭来，刺骨难忍。大家经常在烂土窑里烧火取暖，等地上烧热了，再把火子扫过睡觉（俗称霸王炕），刚睡下烫得难受，但越睡越冷，常常被冻醒。群众借给的一件大皮袄，供放哨的轮流穿，就在这样困难条件下，还要时刻警惕南梁堡、闫家洼、太白、黑水寺等地的团匪侵扰。所以，不得不每日在太阳落山时转移地方。吃的东西更是困难，经常靠挖野芹菜、野杜梨，打山鸡、野兔子、羊鹿子度日子。兔子、鹿子真好，肉能吃，皮子还可作穿的。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群众转送伤员送信、探听敌人的消息，所以红军的信息很灵通。如果没有群众的尽力支援，那是很难生存的。群众把红军当亲人看待，自己省吃节用，省下粮食支援红军。许多群众积极分子经常帮红军买粮，给红军送野猪肉。他们一来就老谢长老谢短的，十分亲热。谢子长对他们很热情，经常和他们促膝攀谈。他们常说：“红军为老百姓打仗，受尽千辛万苦，我们穷人永远不能忘了你们！”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群众把自己的炒糜子、炒豆子等东西送给红军吃。保安县洛河畔仓沟有个叫马海旺的老乡，多次给红军送情报，掩护红军的伤员转移。谢子长派去安定县组织游击队的强世清同志就是马海旺通过社会关系送回安定的。南梁地区群众对红军无私支援，使游击队度过难关，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救治伤员更是困难。没有药物，群众就给挖草药，献土方。谢子长在这些日子里吃尽了千辛万苦。他经常亲自用草药、烟油和南瓜瓤给伤员调治伤口。同志们看到，他在篝火旁细心地用盐开水给伤员洗伤口，火光照着他那日渐消瘦的脸庞，就想起了他在风尘弥漫中抬伤员的情景，不少人流下了泪。一个少先队员被“霸王炕”烧着衣服、烫伤肚皮，谢子长就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他洗伤、治伤。这个小战士就像身在父母身旁，他流着泪说：“我从小被老财害得失去了父母，没有了家，参加了革命，又有了家，找到了党和红军，我就像有了亲爹娘。”一有空，谢子长就给大家讲中央苏区的情况。他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教育大家鼓足勇气战胜困难。
红军吃了用了群众的东西，都照价付钱。后来实在没钱开，就打了欠条，言明保证不少分文地偿还。
不久，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和刘约三等同志率骑兵队，由照金返回平正川。
他们在照金时，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情报说，韩城一个高利贷剥削者兼大商人雇用的二十多头骡子，要从这一带经过，驮的有大烟土。经侦察情况属实。于是，他们就在高耸的老爷岭设伏，没收了大量大烟土、银洋和其他物资。他们把这批钱财带回平正川，解决了燃眉之急。
谢子长建议，这笔款子除解决部队急需，偿还老乡的钱，其余的一批钱作为党费，送北方局作活动经费，并接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北平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安子汉（即安子文）、刘文蔚、刘澜涛、李力果等一些同志。
谢子长即率部队由平正川出发，经瓦子川渡洛河，翻山越岭，到了陕北安塞县的真武洞。地方党有情报说，在一个骡马店里，住有从宁夏来的商贩一股。据说这个商贩股是韩城一个大商人的，但不确实，也不知道驮些什么东西。为了弄清情况，就找脚户个别谈话，但都不肯吐露真情。晚上，一个脚户假借出来解手，偷偷对红军哨兵说：“我是韩城县人，我知道你是红军，好人。民国十六年冬天，谢子长带领的红军来过我们村，刘志丹带的红军今年夏天又来过一次。老百姓都说红军好。”他告诉，他们是韩城一个大商人的脚户，这个商人是大地主，放账剥削穷人。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只要给我们个手续，让我们回去能向掌柜的交账就行了。于是，部队将这三十多匹骡马和东西全部没收，杨重远给开了个收据，盖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印章，并给脚户打发了足够的路费。再向北走二十多里，在东营、西营又没收了大商人的二十多匹马，在平桥一带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之后，谢子长让游击队供给部主任雷云亭等带着银款伤员继续北上，将伤员和银款交给马文瑞。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此时负责南路——清涧、延川、延长、延安等地党的工作，他接收安排了伤员，负责把银款转交给北方局。
11月间，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刘约三率骑兵队西进，到甘肃合水县塔儿原、黑幕原与刘志丹同志会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游击队到了龙东高原宁县盘克原一个寨堡跟前，派人喊话，要寨堡里的人开寨门。寨内人问：“你们是谁的人？”游击队员回答说：“我们是老谢、老刘带的红军。”他们不相信，说：“见到老谢、老刘本人，才肯相信。”便出来一个老年人提灯笼在部队中间转来转去认人，这位老人一看到杨琪和他骑的白马，就高兴地说：“呀，果真是你们，听说你们上陕北去了，又有人说你们在大梢山里。现在又回来了，欢迎！欢迎！”于是，就像待亲人一样把部队迎进寨堡，家家户户生火做饭，把准备过年的食品端给战士们吃，并安排休息。这个亲热劲，使战士们好像回家过年一样。地方党的负责同志侦察敌情，群众让战士们休息，他们放哨。谢子长率部队南下到淳化县通润镇，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开仓分粮斗争，收缴民团枪十多支，群众高兴地说，红军回来了，穷人有办法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
12月，部队到了耀县北区，在与民团作战中，骑兵队班长王建申光荣牺牲。群众反映，有个大地主存粮很多，但找不到粮食藏在什么地方。经再三做工作，这个地主的一位长工偷偷告诉战士，粮食藏在水井壁上的一个洞子里。群众下井将洞里的粮食取出，一看，尽是好麦子。大家兴高采烈地把这些粮食分给群众。地主一看露了底、吓得逃跑了。在淳化通润镇战斗中，缴获了不少敌人的枪支弹药。后转到三原辛、午字区、耀县北原地区打土豪，分粮食，受到群众热烈地欢迎。
经过分路作战，打击了敌人，缴获战马40多匹，扩大了部队；经过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筹集了大批物资，不但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困难，还把一批款子送给陕北特委和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经过认真救治，一批伤病员身体得到恢复，强龙光、高朋飞、冯金福等骨干能够归队参战。部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磨练，指战员的精神焕发，斗志旺盛，形势较前大为改观，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就在这时候，游击队接到陕西省委指示：将部队开到宜君县马兰转角村整编。整什么？
早在这年10月11日，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写道：“游击队形势现更严重，谢（即谢子长——引者注）在游击队中公开讲，过去他在部队中受省委的压迫，牺牲许多个人意见，现在他要‘实行独栽’，决定分路游击，将较好的同志调开，要这些同志回省委，说只有这些同志离开部队，游击队问题才能解决，谢子长和阎红彦等将游击队骑兵大队的中心队伍带往保安鄜州。那是土匪的巢穴，恢复他们土匪的生活，并且与当地的土匪进行联络……”
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陕西省委就是这样看待谢子长同志和他们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在他们的眼中，把部队开往三原、富平等平原城市地区和敌人硬拼就是“革命”，在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就是“逃跑”，建立根据地就是过“土匪的生活”，争取改造当地的一些绿林武装就是“与当地土匪进行联络”。
陕西省委还在11月29日写的一份报告中，则对游击队进行了全面否定，说，“游击队的产生是由于阶级模糊的同志采取乱拉票子的方式弄钱买枪而创造的，不是由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内部大部分的群众是土匪和贩大烟土的流氓。”“有反革命阴谋分子，他们抓着军事上的地位把好的枪支完全操在这些分子的手中，形成我们领导下的没中心部队，没有骨干领导（最主要的）。”“在这些严重问题下面，遂使游击队无法执行土地革命，扩大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
这个报告的结论是：“由以上种种事实说明，他们已是阶级的叛徒，绝不能执行省委的路线和政治的任务，我们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彻底肃清，我们党必须派得力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干部彻底改造这一部队，然后才能完成红二十六军（当时准备成立但还未能成立——引者注）的任务。”
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八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2日，杜衡在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及战士代表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当场宣布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四名游击队的军事领导同志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逃跑路线”，有反革命阴谋，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对谢、阎、刘、杨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并擅自给予谢子长同志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党内处分，给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后中央查明情况，撤销了他们的处分。）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
12月24日，杜衡又召开全军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举行就职典礼。关于这次大会，事后（1933年1月9日）杜衡在写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说：“我作了一个很长的演词，指出红二十六军英勇的战绩，在北方革命运动中之作用，指出省委过去的领导、谢子长等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逃跑，使部队削弱的罪恶。最后指出红二十六军的正确路线及紧急任务，演词完后即宣誓就职。我的演词：‘我誓以无产阶级的至诚，执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正确路线，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任务，以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红二十六军成立授旗仪式旧址
王世泰
杜衡召开就职典礼大会后，即进行整编，将游击队原有的四个大队编为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先连、补充连，人数300余名，枪150多支。杜衡又规定，干部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为了便于控制部队，杜衡还抽调十多支枪，组织了一个政治保卫队，直属他这个政治委员来领导。为了防止原来排级以上干部被选上，影响自己的独断专行，杜衡明确规定，原陕甘游击队排级（中队长）以上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杜衡他们指名班长王世泰、曹盛荣同志为后选人，王世泰同志当选为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杜衡的霸道专权和思想路线的错误，给红二团不久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深深的必然隐患。
陕甘游击队，从老底子晋西游击队抵达南梁到改编成正规红军，征程一年多一点。在内部斗争十分复杂，外部敌人风狂镇压的恶劣环境中，五易总指挥，能够把这支有生力量保存下来，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焦维帜，吴岱峰、雷恩俊、白锡林等，在党的领导下，以井冈山为榜样，毛泽东建军思想为指导，高举革命红旗，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公开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理直气壮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而战。部队认真学习和贯彻了《古田会议决议》，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纠正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又倾向，肃清了流寇思想，纯洁了部队，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排除了“左”倾机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在陕甘地区驰而不停，和人民群众一起，同国民党陕西、甘肃的反动军队和民团交战数十次，歼敌4000多人，创建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并将游击队改编成了正规军、团建制。为创建根据地和红军担着重要责任、三次任总指挥的谢子长，虽然被党内“左”倾领导撤了职赶出部队，但是他把这些看得很坦然，他说：“革命好像担担子，职位越高，担子越重，党让我担，我就尽力担好。如果其他同志能担好，我也高兴。我最怀念的是那些和我们一起战斗英勇阵亡的烈士！”
1932年12月底，谢子长和阎红彦冒雪离开了新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指战员们依依惜别。渭北游击队的黄罗斌等同志护送他们从转角到渭北苏区的口外庄子，经西安到达上海。
[1]焦维帜，小名天恩，字炯亭，又名维志，仲明，化名赵仪三。陕西安定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后转党。曾任共青团延安地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青年委员，陕北团特委书记，团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渭北巡视员，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常委、警卫大队政委等职。1910年生，1932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民团残杀于陕西蒲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