炖羊肉，香喷喷的羊肉味溢满整个窑洞。父亲、母亲和大哥、二哥围着子长正兴致勃勃地拉着话。1914年，谢子长16岁，提出要到县城安定去读书，家里人很高兴。父亲专门为他买了一条毛毡防潮，妈妈让嫂子们为他做了新被褥、新衣服。被子比家里人的多装了一斤棉花，褥子多了半斤，好取暖。大哥谢德惠拉着马驮上行李送谢子长去上学。学校叫文屏书院。清朝湘军左宗堂的部队在平定回民造反后，留其将领龙仁亥在瓦窑堡保境安民，振兴地方。龙仁亥是个很能干的爱民的军人，群众尊称他是龙大人，他搞了瓦窑堡的城市建设规划，以工贷赈，沿南河修建了瓦窑堡城墙，改造了瓦窑堡老城。同时，在瓦窑堡修建了正谊书院，在安定修建了文屏书院。书院是个老学校，教学很正规，谢子长到学校后，学习很用功，每课背的滚瓜烂熟，成绩优异，仗义拉护，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人都羡慕他，老师则说他是少见的高才生。
课外，谢子长喜欢约同学到野外讲故事，唱“走西口”“赶牲灵”“信天游”，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一天，他带上几个同学到河滩演“包文正审案”。他把自己的脸染成黑的，用纸做的双耳刺帽子戴在头上扮演包文正。其他两个同学把脸染成了红色，也用纸做了高帽子戴着，扮演王朝、马汉。
子长大摇大摆地走上堂，用一块石头在土台上一拍说：“王朝、马汉！”
“有！”王朝、马汉将腿跨前一步双手合并，低头应声。
“把欺负百姓的贪官给咱带上来！”子长厉声令到。
“是！”王朝、马汉应声而下。
一会儿，王朝、马汉带上另一个脸抹白色、扮装贪官的同学，慌忙走到子长面前双膝跪地，俯身垂头，等待受审。
子长坐在石头上，道貌岸然，拿起石块一拍说：“贪官，你敲诈勒索，欺压百姓，胡作非为，该当何罪！”
“小人有罪，小人有罪！请大人饶命，饶命！”贪官连连叩头，连连求饶。
“你这个狗官，坏事做尽，民愤极大，应当严加惩办！”停了一停，子长又说：“王朝、马汉！”
“有！”王朝、马汉齐声答应。
“把这个贪官带下去，用铡刀铡了！”
“走！”王朝，马汉架起贪官，向前走了几步，压在地上，做着铡人的动作，那个贪官吓得在地上打滚，嘴里不停地喊：“再不敢了，再不敢了，谁再欺压百姓，谁就是马做的，驴下的！”
这一下，乐得在旁边看演出的同学们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戏演的正上劲时，身着长袍的瘦个子先生贺延年，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同学一起看得咧嘴笑。演戏的同学发现后，吓得脚忙手乱。子长却镇静依旧，喊了一声：“退堂！”
戏结束了。“好好演，好好演，不要怕！”先生拍手说。
“我们的戏也就演完了。”谢子长认真地回答。
扮演王朝、马汉、贪官的几个学生，个个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站着等待先生的训教。
先生走到他们跟前，看着他们化装的五花八门的脸不由的在笑。他们几个也相互看了一眼，四张大花脸“扑哧！”地笑出声来。
先生问：“你们为什么要演这出戏？”
扮演王朝、马汉、贪官的学生一时无法答出，把目光都投向谢子长。
谢子长从容不迫的说：“先生！如今的社会不公平。你看那些当官的，酒肉不离口，绸缎不离身；而老百姓呢？连稀汤汤还灌不饱肚子，烂衣服遮不住身子。一样的社会，两样的人，穷的穷来，富的富。那富的还要欺压穷的。当官的压榨老百姓，我们不惩罚这些贪官，脏官，穷人的日子怎么能过下去，那里还有穷人的活路。”
听了子长的叙说，先生再没深问，只是两眼望着学生不嗔的说：“快到河里把脸洗干净。”
子长说：“先生你不怪我们幼稚狂妄？”
先生说：“你们利用课余时间，随编随演，借古说今，为百姓惩贪官，既长知识，又长志气。我怎么会怪你们，我为有你们这样好的学生高兴呀！”
子长高兴地说：“谢谢先生的夸奖。”
在夏天的夕阳下，温和的暖风里，同学们大蹦小跳向河边奔去。
1918年秋，谢子长考入西安省立一中，寒假回到家乡枣树坪。
这天晚上，子长和家里人正谈论着在西安的许多见闻，父亲谢彪鹏长叹一声说：“哎，这世事也确实不行了，人家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咱中国人也欺负咱中国人。”他装上一锅烟，吸了一口又说：“郭海宽那么好的一个人，章县长把他关进监狱，既不判也不放，这还有没有道理呢？”
子长问：“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呢？”
二哥谢占元说：“郭海宽是个会长，袁世凯称帝后，他极力反对，但又没有办法，便跑到石宫寺，跪在佛像前历数袁世凯的罪行，要求神灵惩办袁世凯。这件事让章县长知道了，就将他逮捕入狱。”
子长问：“袁世凯早已倒台，为什么还不放人？”
坐在一边的大哥谢德惠说：“郭海宽反袁实际上是反对县长章尚武，他自然不会轻意放他出狱的。”
子长问：“章尚武为官清廉吗？”
谢德惠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赃官，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谢占元接着说：“他把他的哥哥委任为县府的粮草官，县府设粮草台，供应往来军马、差役的粮草，那是个肥差，粮草官可以多报少支，入价低出价高，甚至将粮草摊派给百姓，无价收入，高价支出，中饱私囊。”
子长的眉峰紧蹙起来，他愤愤地说：“在中国，就是这种狗官太多了。”
谢彪鹏一边吸着烟，一边说：“章尚武最坏的地方，就是勾结富豪，专门与穷人作对。”
子长说：“在中国，不打倒封建官僚政府的统治，就没有老百姓的活路。”
全家人都瞪着一双双惊愕的眼，望着子长。
第二天吃罢早饭，子长便离开家，来到安定县城，走街串巷，深入地调查了解章尚武的罪行，来到刘大爷家。这是一个贫寒之家，黑咕隆咚的窑洞内，除了几个烂草囤和一些灶具外，别无他物。贫病交加的刘大爷正躺在炕上呻吟着，身上虽然盖着一块破棉絮，却仍在不停地颤抖着。
子长俯下身，亲切地说：“刘大爷，您病成这样，该有人来照顾您啊！”
一句话说得刘大爷老泪直淌。他喘着气，有气无力地说：“好我的娃呢，有谁能来照顾我呢？”
子长弯腰为他掖好被子，说：“那你儿子呢？”
一问到儿子，老人的泪水流淌得更厉害了。
子长说：“大爷，您别伤心，慢慢地说。”
老人哽哽咽咽地说：“官府来收税，我家交不起，他们便打我儿子，逼着交税款，我儿子与他们讲了几句理，他们便把他抓进监狱去，打得死去活来……”老人说到这里，又呜呜地哭起来。
像刘大爷一家的遭遇，子长在调查中遇到的比比皆是。这一桩桩血和泪的控诉，在子长的心中激起了深深的仇恨。他决心上榆林府去控告县长章尚武。
经过整整六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榆林城。他好不容易才把状子递上去，可等了整整一个月，却不见音讯。这天，他正在旅馆内苦苦思谋，该采取什么措施？突然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人，他开口便问：“你叫谢子长？”
子长疑惑地望着他说：“对，请问，你是……”
“我叫李波涛，榆林中学学生。”
子长点点头，将他让坐在椅子上。
李波涛接着又问：“听说你到处活动，控告县长，是吗？”
子长点点头。
“有消息吗？”
子长摇摇头，说：“我东奔西跑了一个多月，可连一点消息也没有。”
李波涛说：“听说你是西安中学的学生，一个中学生敢于控告县长，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所以今天寻上门来，想为你提供一点情况。”
子长感激地说：“谢谢你！”
李波涛说：“不用谢，我也十分痛恨那帮狗官吏们，所以才来帮助你想点办法。”他稍微停了停又说：“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你应该与他联系上，如果他能出面帮助你，你的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
“杜斌丞？”子长疑惑地问：“他肯帮我的忙吗？”
“我想可以。杜先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他来到榆林中学后，立意革旧鼎新，拯救中华。他经常要求学生以救国救民的‘德’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确立志向。他竭力改革校制，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子长高兴地说：“对，我要与杜先生取得联系。”
李波涛又补充说：“杜先生的社会交往很广，又热心支持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我想他一定会支持你的。”
子长激动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的指点。”
李波涛说：“我是慕名寻英雄，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请直言相告，一定效力！”接着，两个人又海阔天空的谈论了一阵，李波涛这才起身告别。
第二天，子长就去榆林中学向杜斌丞求援。杜斌丞一见子长的面，就对他那种关心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命运的襟怀和不惧权威、敢作敢为的精神大加赞赏，满口答应帮助子长。杜斌丞出面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在子长的活动下出面了，榆林府的道台迫于各种压力便着手受理这一案子。然而，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子长的状子他已看过，他虽为子长的文采所折服，可要处治章尚武，他是通不过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中学生，竟能搬动杜斌丞等一批社会名流，而且这些社会名流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又十分强硬，使得他不得不违心从事，硬着头皮处治章尚武。这天，他把子长叫到府衙，亲自对话。
道台坐在高高的位子上问：“谢子长，你为什么要告县长？”
子长站在大庭内，抬头挺胸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身为父母官，本应为民谋利办事，排忧解难，可章县长身在其位，不但不谋其职，反而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勾结富豪为所欲为。”
道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嘿嘿”一笑说：“你具体说上几条来。”
子长用眼角扫了一眼道台，振振有词地说：“章县长凭什么关押郭海宽？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自然要遭到国人的唾弃和反对。郭海宽反对袁世凯，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一腔热忱，说明他是个大英雄，为什么不表彰他反而要关押他呢？现在，袁世凯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为什么还不释放郭海宽？难道他章县长还要抱住袁世凯的阴魂倒行逆施吗？……”
子长义正词严，历数章尚武的罪行，道台在心中暗暗为他的才华叹服。但他对于一个学生干预政事总是不能理解，遂问道：“你一个学生，不好好念书，干预政事为了什么？”
子长用一双深遂明亮的眼睛盯着道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无非是为了效力国家和百姓。相反，如果只知道埋头读书，不知道关心国家大事，不知道关心百姓疾苦，那他学的知识再多，又有何用？”
道台笑了，他轻轻地点点头说：“你倒是很有才华，很有抱负。”
子长扬起头说：“道台过奖。”
道台微笑着说：“我这个人十分爱才，”他顿了顿又说：“我给你个县长坐，行不行？”
子长淡淡地一笑说：“我告县长是为了黎明百姓，又不是想当县长！”
道台瞪着一双惊疑的眼睛问：“你真的不当？”
子长轻轻地摇摇头。
道台摇着头惊叹道：“这才是怪事，还有不想当官的人，好，我准了你的状，革掉章尚武的县长之职。”
子长高兴地说：“谢谢道台能明察公断！”
谢子长状告县长的事，一时传为佳话。老百姓编顺口溜说：
随后，子长转入榆林中学就读。
子长进入榆林中学后，把改革社会，报效国家作为自己远大志向，去顽强地追求，不停地奋斗。他在课余时间，广泛地从事社会工作，做商人的工作，做公务员的工作，做牧师、土客的工作，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
1919年5月4日，北平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榆林中学。子长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义愤至极。当天晚上，他彻夜不眠，与同学们在一起集会声讨北洋政府的罪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麻油灯映照着一张张愤怒的脸，室内的空气也带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子长被围在人群中间，慷慨激昂地讲着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国家作为战胜国参加了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的‘和会’。然而，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条件，拒绝取消帝国主义强加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几项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强盗如此欺辱我们中国，可被卖国贼把持的北平政府还准备同意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令人耻辱的消息传到北平后，5月3日晚北平学生千余人在燕京大学开会，决定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致电巴黎专使，决不签字；通电各省于“五·七”国耻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北平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游行示威……同学们北平起来了，全国各地都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行动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我们明天也举行游行示威！”“我们也向北平政府发通电，抗议他们的卖国行径！”“……”
“对，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子长举起拳头向空中一挥说：“明天，我们首先举行罢课示威，然后我们组织成讲演团，分组到街上讲演，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同时，我们要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组织人到各商店检查日货，禁止出卖日货。我们还要向北平、上海、天津、西安发通电，声援那里学生的爱国运动。”
“对，就按你说的办，我们明天就行动！”
子长用目光扫视着大家说：“这些工作必须有人来组织领导。我想，我们还得成立一个学生会，由学生会来具体领导这个运动。”
“好！咱们现在就成立吧！”几个人同声说。
子长说：“要成立学生会，就得首先选会长……”
“我们就选你当会长！”“对，子长当会长最合适！”“就这样定吧！”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子长凝眸沉思了一下，提高声音说：“我看还是选蒙加福合适！”
“为什么？”大家不解地问。
子长说：“从当前形势来看，选我当学生会的头，不如选蒙加福有利。蒙加福是井岳秀部刘润民旅长的内亲，如果井岳秀要动用武力镇压我们，我们就能通过刘润民抽底火。再说蒙加福也能胜任这一工作。”
有几个人还想说什么。
子长说：“就这样定吧！”
在子长的领导下，学生会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第二天，杜斌丞校长向学生作了“五·四”运动的内容、性质和意义的报告。在学生会的领导下，全校罢课三天。师生们分成组，纷纷走向街头，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讲演活动和声援活动。“五·四”爱国运动的烈火在榆林中学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
“五·四”运动的烈火烧过后，榆林中学师生的思想更加活跃，学校的政治空气也高涨起来。不久，榆林成立了《共进社》分社，子长担任了领导工作。
在这一时期，子长受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年底弃学回乡，到安定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任教。
“五·四”运动的潮水，荡涤了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迅速地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然而一些边远的角落又常常成为藏垢纳污地方。1921年的安定小学依然笼罩在一派陈腐的气氛中。
星期一早上是学校的晨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园里，由校长或教务主任讲话。讲话前按照规定得先唱“国歌”和“校歌”：
子长注意观察着唱歌的全体学生，尽管他们昂首挺胸，口张得老大，但看得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子长的眉头深深地皱起来。
“国歌”唱毕，接着又唱“校歌”：
听着这些陈腐的歌词，子长的眉头，皱得更深，他转过头低声对站在身旁的贺延年先生说：“贺先生，‘校歌’的歌词是谁写的？”
贺延年摇摇头说：“不知道。”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校歌应体现‘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想，激励学生们忧国忧民，积极向上，可这个歌词还是老一套，真不像话。”
子长说：“那咱们俩另写一首歌词，你看行不行？”
贺延年一向敬重子长，凡是子长提出的主张他都积极响应，他高兴地说：“好啊！”他想了一下又说：“你知道的东西多，又有才华，由你执笔，我当下手。”
子长说：“你又客气了，不过我可以先写个初稿，然后咱们一起修改。”
贺延年说：“好，那就有劳你了！”
歌词编好后，子长让音乐老师配上谱子，先在自己班里教唱，接着在贺延年、王士英的班上教唱，很快全校各班都唱开了，整个校园里响彻了这首题为《一扫光》的歌曲：
《一扫光》的歌声很快在社会上激起了浪花。一些官僚富绅首先起来反对，而反对最激烈的还是安定县城内的“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便是城东王家巷的王家，李家巷的李家，城中心区的史家，新老城交界处的孙家。人们为了叫起来方便，分别简称这四大家族为王一、李二、史三、孙四。这四大家族兼营农、商，土地不下千亩，佃农近百户，铺子门市遍布全城。他们还把持着县政府的大权，虽说民政科长、财政科长、教育科长、文书科长四大官帽轮流戴，“科长”字前面的名词时常改，可大权总不离他们手。他们倚财仗势，横行乡里，无人敢惹，就连县官也得让他们几分。“四大家族”中，以王一为首，他户大势壮，又兼任安定高小校长，倚权仗势，在安定小学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他一听到《一扫光》的歌声，便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停唱，并对子长的改革主张提出指责。
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在安定高小展开了。
吃过晚饭，一批思想激进的老师和学生干部自动聚拢到子长的窑洞里来。
大家围着麻油灯坐下来，贺延年说：“本来好好一个局面，让王校长这么一搅，就全完了。”
王士英眉毛一扬说：“我看王校长不打倒，便什么事也别想干了。”
雷恩俊也气愤地说：“他有什么资格当校长？一个只知道抱住封建主义僵尸不放的老朽，只知道收受贿赂、贪污学杂费的吸血虫，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打倒他！”
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地声讨着王校长的桩桩罪行，子长一边抽烟一边听大家发言，等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完后，子长说：“关于王校长贪污学费的问题，我已作过调查，这完全是事实。按照规定：我们安定高小是免收学杂费的，可王校长串通县长，私自决定每个学生交八个铜钱为补贴办公费用。这个规定实行后，迫使许多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退了学，而收来的所谓‘学杂费’却被王校长等人装了腰包。不要说阻拦改革，收受贿赂，仅就贪污这一项也应该将他打倒了。可是，真正要打倒他还并不那么容易。他不仅有权有势，而且还抱着县长这条粗腿。这样看来，我们的工作就很艰难了。我与延年、士英等人商量一下，决定从三个方面下手，大家看可行不可行？”子长点上一支烟后接着又说：“首先，我们派一些学生，把因交不起学费被迫退了学的学生叫回来，让他们提出复学的要求；第二步工作主要由‘学生自治会’来做。”他指着“自治会”的负责人雷恩俊、白万元说：“你们要广泛地在学生中串连，做好学生的发动工作；第三步就是发动大家写状子，揭露王校长的罪行，并向省政府上告。这样在多方面向县长形成压力，使他不敢庇护王校长，而王校长本身早已声名狼藉，只要失去后台，就很容易被打倒。”
子长讲罢，大家又对这个方案作了许多补充，对一些细节作了具体安排。
一个星期后，十几张揭露王校长贪污学杂费，收受贿赂的“揭帖”同时在学校大门口、校长办公室外的院墙上、县衙门口、街道等处贴出来。这件事一下子轰动了安定县城，人们纷纷议论、谴责王校长的不法行为。县长不得不硬着头皮派教育科长到学校进行查处。
一天下午，教育科长在王校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教育科长原想当着广大师生的面作一些解释，就此了结此事，因此他要求学校将师生集合在院子里等待他的“驾临”。
教育科长是位微胖的老头，他迈着八字步走上讲台，恭恭敬敬地向全体师生鞠了一躬，然后清清嗓子说：“先生们！同学们！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是对大家在‘揭帖’上所反映的意见作些解释。王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有权决定学校的一切事务，这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你们不要轻信谣言，盲目行事。你们受孔孟之教，应该懂得尊师敬老……”
“科长，你说我们轻信谣言，盲目行事，我给你算一笔帐，看事实究竟如何！”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雷恩俊大声说。
“对，要用事实说话，不能信口开河，算个帐给他看。”
雷恩俊接着说：“安定高小有学生一百二十多人，一个学生每月交八个铜钱的学杂费，五年中学校就可收到近四万个铜钱，而学校开支用了不到三分之一，剩余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请你回答。”
教育科长没想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十分尴尬地望着王校长，希望他能救他的驾，可王校长却在旁边一把一把地擦着满头的大汗，头也不往起抬。教育科长无奈，说：“这个问题嘛，我们会派人查清的。”
这时白万元说：“今天教育科长来查办王校长贪污学杂费的问题，我也说几句，我原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就因为交不起王校长规定的那八个铜钱，被迫退了学。今天我才知道是王校长把我逼到这种地步的。我要求复学”。
许多被迫退学的学生也纷纷发言，控诉王校长逼他们退学的罪行。
教育科长见王校长贪污的事实已确为师生所掌握，觉得再拖延下去事态还可能会闹大，便决定草草收兵，他用双手向下压压，等到台下平静下来后说：“谢谢同学们对本县教育事业的关心，这件事我们回去后，一定派人查处。希望同学们能安心学习，等候我们的查处结果。”说完便匆匆离开会场。
几天后，教育科长果然免了王一的校长职务，并委任贺延年为校长。
新校长上任后，他与子长、王士英等人一起，对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改革，他们自己编写教材，亲自上课堂讲授。他们引导学生成立自治会，读书会和讨论讲演组。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讲授《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浅说》，鼓励学生积极向上，立志改革社会。子长又联合进步人士开办了平民学校和校外学习班，使一些贫苦人家的子弟也能得到免费上学的机会，很快使安定高小死水一潭的沉闷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暑假，谢子长作社会调查。在立一川大路旁的一棵柳树下，子长与任广盛相向而坐。子长说：“我想利用暑假这一个月的时间，搞一些社会调查。考虑了许久，还是觉得来立一川最合适，这里是武术之乡。自民国以来，群众反官府的斗争接连不断，许多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特别是我师傅魏进德，他死得那样壮烈，着实让人敬佩。我一向钦佩师傅，我想了解他带领立一川民众与官府斗争的全部情况，探究斗争失败的原因，从而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任广盛用低沉的语调说：“魏进德算是一条汉子。1912年，他带领着群众包围县府，经过斗争，取得了抗羊圈税的胜利。1916年，官府在瓦窑堡设立了盐税局，这个盐税局实际上是个专门坑害老百姓的害人局，官府通过盐税局大发横财。因此，它一成立就遭到老百姓的反对，魏进德带领立一川数千群众到瓦窑堡砸了盐税局的招牌。盐税局局长惧于民威，跳后墙逃跑。群众找不到局长，便包围了县政府，狗县长从延安调来民团进行镇压，但在义愤填膺的数千群众面前，民团不敢动手。狗县长便又调来延安王操权的正规军，血洗了立一川，他们把群众的头割下来悬挂在城门示众。敌人抓住魏进德后，把他拉到延安，对他进行百般威逼利诱，企图使他变节投降。可魏进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甚至在刑场上还痛骂王操权是刽子手，不会有好下场。子长说：“数千民众让三十几个拿枪的人就打败了，这次血的教训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手里也要有枪杆子。”
任广盛用手摸了一把满脸泪水，说：“对啊，要是几千人手里都有一杆枪，魏进德和那许多人就不会死得那样了。”
子长凝望远处的群山，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先躯们用头颅和鲜血证实了的真理。”子长扭过头望着任广盛接着说“井岳秀凭什么耀武扬威？还不是凭手中的枪杆子吗？广盛，敌人手里握有枪杆子，我们也必须拿起枪。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任广盛说：“可我们的枪从哪来呢？”
子长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说：“我也正寻思这个问题呢？”
两人沉默了半天，子长说：“广盛，到我师傅的陵里去看吧！”
魏进德的墓地就在立一川的一个山坡上，背山面水，虽是干旱季节，可用黄土堆成的墓堆上长满茂密的蒿草。
子长和任广盛并排站在魏进德的墓前，俯首静默，沉浸在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之中。子长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用双手捧起地上的黄土，慢慢地撒在坟头上。低声说道：“师傅，您没走完的路，自有后人来走，您就放心地安息吧！”
子长结束了社会调查，回到枣树坪村。
大嫂、二嫂正手忙脚乱地做着她们的拿手好饭——荞面炖羊肉，香喷喷的羊肉味溢满整个窑洞。父亲、母亲和大哥、二哥围着子长正兴致勃勃地拉着话。
父亲谢彪鹏手里拿着旱烟锅，一边“巴哒巴哒”地吸着，一边说：“德元，这暑月天热得要人命，你不回家来，怎跑到立一川去受罪？”
子长凝望着两鬓白发的老人，说：“大，我在立一川做了一些社会调查。”
谢彪鹏说：“你一个教书的，搞那些事干啥？”
子长略略沉思了一下，说：“我放弃学业回安定教书，原并不是为了找个职业混碗饭吃。那时我有个很幼稚的想法，我认为西洋人所以敢于侵略我们国家，欺负我们中国人，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文化落后。因此要救国，首先必须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也就是说用教育来救国。可是我在安定高小这一年的实践证明：教育救国这条路走不通。这一年，我读了许多书，也想了许多事。这次又做了一番社会调查，我想寻求一条真正的救国道路。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为什么不成？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枪杆子。西洋人侵略我们国家用的是什么？是枪杆子。反动的政府镇压‘五四’学生运动靠的是什么？也是枪杆子。王操权用三十多个士兵就将我师傅领导的数千民众的抗盐税斗争镇压下去，还不是靠枪杆子。而我在安定高小教学，费了那么大的劲才罢免了王一的校长职务。可罢免了又能怎样？他还不是在安定县城作威作福吗？那些富豪劣绅任意盘剥，欺压穷人，那些军阀，兵痞到处奸淫虏掠，胡作非为，我又能怎样呢？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被军阀、官僚逼迫的卖儿卖女，沿街乞讨，受尽了人间的凄苦，我又能怎样呢？”子长说到这里已是异常激动，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大，大哥，二哥，我想辞掉教师工作，投笔从戎！”
谢彪鹏瞪着一双惊疑的眼睛问：“你想当兵？”
子长说：“不，不是当兵。听说太原有个陆军学兵团，是专门教人习武打仗的，我想去投考这个学校。”
二哥谢占元说：“你不是跟魏进德师傅学过一些武功了吗，还跑那里去干啥？”
子长望了一眼二哥，说：“这是两码子事，一个是学武术的，一个是学军事的。”
谢彪鹏微皱着眉头说：“德元，你刚教了几天书，又要改行，我担心你将来文不成，武不就，荒废一辈子哩！”
子长深情地望着父亲，说：“大，我理解您的心情。作为老人总希望儿女干出一番事业，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国家不能兴旺强盛，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个人的前途就无从谈起。作为一个有志青年，首先考虑的应是如何报效国家。”
大哥谢德惠说：“大，德元的想法是对的，就让他出去闯一闯吧！”
谢彪鹏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后说：“那你就去吧，只是到了外边人生地不熟，自己要多为自己操心。”
子长没想到家里人会如此痛快地同意自己投笔从戎，十分激动，他抬头望着父亲不知说什么好。猛然间，他发现父亲衰老了许多。那张刚毅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留给他的年轮般的皱褶；原来十分明亮的眼睛也变得浑浊起来，斑白的头发也好像稀疏了许多。子长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深深的内疚，他满怀深情地说：“大哥、二哥，我经常不在家，家中的事让你们多操劳了。大和妈年事已高，我走后，烦请你们二位代我照顾他们！”
二哥谢占元说：“这你就放心好了，我们会很好地孝敬他们的。”
父亲谢彪鹏说：“看这娃，我这不好好的吗！要他们照顾干什么？你就放心地走吧，不要牵挂家里。”
子长深情地环视着窑内的每一个人，“嗯”了一声，算是对父亲的答复。
1920年秋，子长怀着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伟大志向兴冲冲地来到山西省太原市。
陆军学兵团是阎锡山举办的一所旧式军人学校，学生入学要经过目测和笔试两关才能通过。子长到达太原后，身上的尘土还未来得及拂去，便急匆匆地来到考场。考官们一看眼前这个文弱瘦小的年轻人，便不耐烦地摆动着手说：“军人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有一副好的仪表，你身材过于瘦小，不能参加笔试。”
这话就像一盆冷水当头浇来，使这个热血青年懵愣在那里。当子长反应过来企图分辩几句时，考官已经叫响了下一个考生的名字，他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怏怏离开考场。
月光携带着秋夜的寒意透过窗纸落在床头上。子长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总不能入睡，他索性披衣坐起，点上一支烟，一边吸烟一边凝神沉思；自己怀着一腔热忱前来报考学兵团，本想学点军事常识，实现自己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愿望，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怎么办？回安定继续教学？那么自己的抱负又如何实现？不回安定？可笔试已过，入学无望，又如何是好？他思来想去，陷入深深的烦躁与痛苦之中。
月光从床头慢慢地移上东墙，子长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突然，他拧灭手中的烟头，大声说：“不，不能走回头路。一个男子汉脚步既然已经迈出，就要知难而上，百折不回！”他划着一根火柴，点上麻油灯，“咚”的一声跳下床，伏在床板上，挥笔写起来。
第二天，在太原学兵团大门口贴出一张大红纸，红纸上是一篇题为“秦人在晋言志书”：
谢浩如 壬戎秋
这篇文章不仅文笔优美，才思敏捷，而且气势磅礴，论理精深，字迹工整，下边的署名是“谢浩如”。人们纷纷围拢而来，对着这篇文章赞口不绝。一时间，这件事做为一个大新闻在学兵团传开来。一些学员出于对浩如才华的仰慕，纷纷前来客店与他交谈，特别是一些陕藉学员来得更是频繁。一些学员主动提出与他交朋友。一些学员还诚恳地向他表示，一定向学校当局保举他。此事很快让店掌柜老徐知道了，他出于对浩如才华的爱慕，主动为子长疏通关系。这位老徐是山西五台县人，当时在太原军界和学兵团中有不少五台县人，老徐在学兵团中有不少的老相识，他要是出面疏通，还真能起作用。
山西陆军学兵团遗址
果然，在老徐和一些学员们的竭力保举下，学兵团破例为子长设了一个考场，出乎考官们的意料，这位考生竟以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被录取了。
这个学兵团，原是阎锡山为了给其培植军官而设立的，用的是步兵第九团的番号和编制，训练严格。为了索取军费，在伪教育部注的却是“斌业中学”的册。谢子长当时上的是学兵团第二期。这期学员编为三个营十二个连。谢子长在二营六连。六连共78人，连长由山西武乡县人窦桂五担任。谢子长只不过借这个地方学些军事知识以图报国，在这种厉精图治精神的鼓舞下，他两年学习期间，没回过一次家，加之他有习武的基础，又聪明好学，勤练苦钻，各门功课都名列前矛。特别是步兵操典，野外操作之类的军事课，他的成绩尤为突出。行动敏捷过人，在一次演练实习中，负重一夜行军近200里。教官和同学极为佩服。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在这里结业。结业时，连长窦桂五口占两绝相赠：其一：祖逖鞭先独让君，更期学术冠全军。他年鹏翻凌云愿，一举能警四座闻。其二：两戴同仇一旦分，殷殷海誓与山盟。将来有事边防日，弹雨硝烟叙别情。
谢子长与学兵团同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