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则[2]
一
关向应同志和我们永远分别了。他和死亡搏斗了整整五年。在他停止呼吸的前五分钟，他还在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的。”灵堂距离他生前的卧室不远，好像一切都是照样的，好像从他的卧室里，依然在传出他的声音，这声音对于我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是从一个久卧床褥，肺部已经大部溃烂了的病人发出的声音，但这声音给予我的永久的印象，是坚强的意志，善于说服的语言。
护灵的时候，在惨淡的灯光下面，在他安睡着的棺柩近旁，我重新温习了他在病榻上给我讲过的每一课。差不多每次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总要和我谈一些疾病以外的事情，我觉得，他在病中是不大想到自己的病的。
今年1月间，他的病曾一度转重，一连四天，呕吐不能进食，他知道很危急，便对我讲：“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的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
转天，刘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看他。他讲了很多话。我担心这样会使他的病更加重，可是他坚持要多说一些，把要说的话说完。走出他的住室之后，彭德怀同志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没有精力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劳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接着，刘少奇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
那一次危险终于度过去了。像是在一场剧烈战斗之后，终于得到胜利一样，他向我投着兴奋的眼光，“很好，没有弄得措手不及。是嘛，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
过后他和我谈起人在垂死时的心情，当谈到留恋的时候，他严肃地说：“留恋，自然会留恋的，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他的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来不及交代，那是非常痛心的。”
二
他是从去年6月间又重新病倒了的，7月间我开始给他看病。我搬到他那里去的一天，正是他第一次发生了肠胃的症状。他日夜不能安眠。我告诉他，是由于一时的消化不好。他便很有自信地说：“那就不要紧，自己会好起来的。吃了一次大亏，可是以后吃东西知道注意了。”我发现他在精神上对于疾病的抵抗，有惊人的毅力。
才稍恢复之后，阿洛夫同志来看他，他们谈了十几分钟，不外是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最后他抖擞着精神说：“中国人民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说到这的时候，他当时的神色，完全不像一个病人。
他不能够一刻不想政治问题。在养病上，这对他是不好的。他知道这个，可是不能摆脱。“二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已经养成习惯了。”他说。就是对于照护他的警卫员们，他也时时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我时常向他表示，这些事情他管得太多了。
“我尽量不管好了，”他这样讲，“可是很难。只要问题叫我知道了，我就不能不把它放在心里，总要马上解决，这也是我的习惯。”
唯一的办法，自然是有些事根本不叫他知道。可是这也不行，他总会知道的。有一次他笑着和我讲：“我总会知道的，从人的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绪，这个我很熟悉。”
三
每当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的两眼总是闪闪发光，流露着说不尽的热爱之情。
在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谈判的那些天，他很不安，有好多夜他都没有睡好觉。每到傍晚，他总是以非常迫切的心情等待着杨云阶同志来看他，把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消息报告给他。当毛泽东同志平安回到延安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谈了很多话。随后他笑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对警卫员说：“好几天没刮脸了，今天刮刮脸吧。”
去年12月间，毛泽东同志因为过于疲劳，身体不太好。我被派去照料毛泽东同志，后来李冰同志也被派去。每当我再来看他时，他总是很不放心地详细询问毛泽东同志的健康情况。他再三对我说，“我现在很好，用不着你们照料。一定要等到毛主席完全好了，你们再到我这里来。”他还故意加了一句，“人家都说我这些天气色很好嘛。”
起先，在他的墙上挂有一幅蝴蝶牡丹图，后来他叫人把那幅画摘掉了。他说，“我不爱那幅画，蝴蝶轻浮，牡丹又是富贵的花，所以我把它摘掉了。如果你有时间，把毛主席的词和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用大字给我抄一张吧。”
他惯于夜里朝窗户睡，白天朝墙睡。那张抄写的词就悬挂在他对面墙上。从今年4月间以来，他翻转身很困难，手又拿不动书，在白天他就终日看着这些词，一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
精神好的时候，他也谈打仗的事情，可是从几次的谈话里，我看出他是不喜爱战争的人。
“在战场上的当时，是没有悲哀的情绪的，这很奇怪；可是过后你就会回忆起那些自觉的死去的同志。在战场上，死是完全自觉的，有时候明知道会死，还是慷慨去赴死，因为在脑子里有一个信念：将来不会再有战争了。”
为了使他不至终日沉浸在政治思想里面，我时常和他谈谈文学和艺术。他非常喜爱文艺，特别喜欢诗。在我搬去的第一天，他就叫李冰同志把一部杜甫诗集和一部陆游诗集送到我的屋里。他说陆放翁是一个豪迈的爱国诗人，他再三赞叹而且神往地背诵着陆放翁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了，他整夜没有入眠。
他也记诵了很多反战的诗。
“诗印在人的心里，那么深刻，随时它会跳出来，不知不觉地挑动起你的情绪，特别是在身处其境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队伍走到无定河边，有人告诉我：‘这是无定河！’我不自主地毛骨悚然了，是那两句古人的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猛地跳出来了。”说过之后，他连连地感叹着摇头。
他不能读书读报。为了使他消遣，我给他借了几本珂罗版印的字画。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屋里，拿出一幅石涛的画给我看。“石涛也有牢骚的，他不只画陶渊明，也画有意思的东西呢，你看这两句诗。”
我凑过去看，那是一幅山水画，在残山剩水中间，有一个垂钓的老翁，石涛自题的诗有两句是：“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
“这一定是针对着满清的。”他说，然后肃然地形容着石涛当时的心情：“地皮已经刮得干干净净了，还有什么可钓呢！”
他说《聊斋》里面可有两段是反对满清的：一段是《野狗》，一段是《公孙九娘》。
“《野狗》写得比较直率，《公孙九娘》就含蓄多了。”他笑着回忆了一下那篇故事的内容，然后说，“就为了忘记了墓碑那一点点误会，公孙九娘就一去不回头了。那种乱离时代人民的冤抑和心情，在这篇故事里说得很婉转……”
他的记忆力很强，他能够背诵出《水浒传》或是《聊斋》里面很多句子，那些句子都是非常有风趣而且富有政治意义的。有一次他背诵《聊斋》里面讽刺官人的句子：“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座，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然后大声地笑了很久。他说他在养病的初年曾读了不少的书，特别是读了几遍《春秋》《左传》。
去年冬天，有一次我看了旧剧回来，他听说演了《独木关》，他想了一下，笑了，“那讽刺得好，飞鸟尽，良弓藏，仗是人家打赢的，可是他想一脚把人家踢掉！”
五
一年以来，有很多政治上的变动，使他的心情不得宁静。同志们竭力避免把一些容易使他感情激动的事告诉他。王若飞等同志的遇难，他始终不知道。在他去世的两个星期以前，他还偶然问到了黄齐生先生。可是有些时局的变化，他总要想知道，他说：“如果不告诉我，我会想得更多，失眠得更厉害。”
有的同志离开了延安，向他告别，每一次他都很激动，会回忆起许多事情。去年贺龙同志临走的时候很仓促，给他留了一封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哭了，他说：“我和他一起打了十三年的仗，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在，他一个人去了。”
在一个月以前，在他搬家不久，八团的政治委员左齐同志来看他，李冰同志进去和他讲了之后出来告诉我：“他忽然呼吸很困难，恐怕不能见。”我进去看时，他痛楚地闭着眼睛，两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着。我便把这情形告诉了左齐同志，而且请他不要会见。左齐同志询问了我们一些他最近的生活情况，便同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叫我进去，此时他连声地咳嗽着，好久说不出话。平静下来之后，他戚然地叹息着：“听到他们，我太激动了。左齐同志到八团去工作，是我和他谈的话。这些干部们害了病或是带了伤的时候，我都去看过他们。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同志，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满脸都是泪水，再不能说下去了。
他和续范亭同志有着深切的友谊，在病中，他们互相不断地慰问。每次我从柳树店回去，他总要问：“续老怎么样？”在他临终前两个星期，续范亭同志派人来看他，给他带了一封亲笔信，说要送他一副担架床。他把我叫了过去：“你替我给续老写一封信吧，说我已经做了一副担架床，谢谢他。如果他最近写了诗，请他叫秘书抄几首给我。”
几天之后，续老把亲笔写的诗送来了，他仍然把它贴在墙上，整天可以看到。凡是续老寄来的信，他都仔细地保存起来，决不肯遗失。
有一次他这样提起了续老：“读了他的文章和诗，恰如看到他这个人。一个人对于人民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什么事情也做不出来的。续老所以对反动势力这样痛恨，正是因为他对人民有极深厚的感情。”
六
“对反动派，不要存任何幻想。”有一次谈时事时，他对我说。说完之后，望了我很久。我明白他的意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在告诉我：“把这一把钥匙拿去吧，这会解开一切的。”
哪怕是对于很平常很细小的事情，他都很仔细地听我怎样讲，然后给予我很简单明确的纠正。
“很多事情，书本上是没有的，看病也一样，不然还谈什么发挥，什么创造呢？”
当他谈起医学上的派别现象时，他说：“学说不同，争论是难免的，争论才会有进步。可是如果我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的一套完全对，你从日本回来，就说日本的一套完全对，学生总是跳不出老师的圈子，这无形中是老在给人家做奴隶，做义务宣传，建立不起来中国自己的一套。”
他对任何事情都经过深思，然后给以恰当的估计，绝不做夸大的形容。他说：“凭一时的热情看事，有时候会看偏了的。有些作品，粗粗看一遍还可以，仔细一想，就要替作者脸红了。鲁迅就不同，他总是稳扎稳打，经得起推敲。”
谈到中国的旧医学，他曾讲过下面的话：“中医，针灸，这里面有好东西，整理和研究很必要，可是目的是往前走。如果光是盲从，开倒车，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百病都验的灵方，那就不对了。”
七
他的生活是朴素的。凡是为他养病而备办的一切，他总要注意是否浪费，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添置，他都要亲自过问，如果不得到他的许可——这许可是要经过几次劝说的——人们不敢偷偷地替他购办任何一件东西。关心这些琐事，自然也使他耗费了精神：有些衬衣，都是用旧布做的，其他日用品或是书籍之类，他也都非常仔细地保存，长久不致损坏。
多年来，他患肺结核病，后来并发了脓胸。两年前做过手术，可是伤口一直不能愈合。今年春天，病情恶化，发热很高，脓液里发现了很多球菌，会诊决定，给他用盘尼西林治疗。因为这是比较稀少的药品，所以他担心怕用得太多，在注射中间，他问我：“有些重病号还有用的吗？”我告诉他还有，他才放心。病情有些好转之后，他笑着说：“好啊，以后努力工作，报答这些盘尼西林吧。”
疾病这样地折磨了他，可是他的一言一谈，始终是十足健康的。我和他相处了一年，而且主要和他是在生活上的接触，但我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沮丧的话。
他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虽然病了几年，不要紧，将来还能做很多事情，补偿得起来的。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话是有道理的，人只有过了四十岁，才能真正做些事情。就算我再病上二年，再开始工作，那还不晚。”
可是他的身体，违背了他的意志，一天天坏下去了。他的左肺由于脓胸，已经完全萎缩，右肺的病，恶化很快，将近一半也已经坏了。当他想到不会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他依然没有颓丧。
“即或是身体坏了，不能东奔西跑做军事工作，我还能做些别的工作。前次萧三同志来了，我和他讲：‘我将来做你那一行吧。’实在的，我也很愿意写些东西。”熟悉他的同志们都知道，他很有写作才能。
一直到最后，他的左手已经浮肿起来，他还是一点不失望：
“把左手割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的。”
当我看着他的灵柩送进墓穴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他在病中常说的一句话：“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
现在，他不能再继续劳动了，可是他的劳动成果将永久留在这个世界上。
1946年7月26日写于延安
1980年6月重又整理并加注于北京
文中提到的杨云阶同志当时是晋绥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重病期间，他被派到延安，负责关向应同志办公室工作。黄齐生先生是王若飞同志的舅父，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同志等同机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遇难。续范亭同志当时因患肺结核病在延安柳树店疗养，白天天气好时，常卧担架在柳树下默默休息。自称是进了‘柳下学堂”，学的是“不言科”。他把这个办法写信介绍给关向应同志，并写了一首七言诗：“少年曾为拔剑歌，何期病肺卧山河！于今才得养生术，柳下学堂不言科。”
[1]1952年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选用。
[2]黄树则（1914—2000），笔名黄既，天津人。1932年进入北平大学医学院学习。1935年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同年在延安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主任、儿科主任、院长。1943年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解放战争开始后任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直属卫生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医院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卫生部副部长、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