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复[2]
白求恩大夫到第一所没三天，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长从雁北打来的电报，告诉他前线的情况。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好，拂晓就出发了。
十一月天，在崇山峻岭的雁北更觉得冷了。山岭蒙上一层绒毡似的厚雪，天空还在下着。黄昏时候，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雁北灵丘河浙村。三五九旅后方卫生部的人们在村外河滩上排成两行，高呼口号欢迎。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马，和卫生部顾部长一道进了村。他脱了雨衣，扑扑皮帽子上的雪花，急忙忙地问：“病房在哪儿？”
“不远，”顾部长说，“待会儿，吃完饭再去看吧。”
“吃饭还有多久？”
“还有二十分钟。”卫生部政治委员潘同志说。
“那太久了，可以先去看病房。”
潘同志想到他冒着雪，饿着肚子，一天走了八十里山路，太辛苦了，就劝他：“休息一会儿再去吧。”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
大家没有办法，只好带他去看病房。他一口气检查了三十多个伤病员，其中有五个要立刻做手术。
“二十分钟后能做手术吗？”他问医疗队的王大夫。
王大夫在医疗队里担任检查每个单位的手术室的工作，今天刚到，没来得及去看，就抱歉地说：“我还没有到手术室——”
顾部长接过来说：“二十分钟后可以做手术，叫他们去准备了。你先去吃饭，待会儿好动手。”
“我也去参加准备工作，没有时间吃饭。”
准备工作很快地完成了。手术室里虽然有十多个人，可是谁也没有讲话，只有明亮的汽灯在嘶嘶地响着。
一个青年伤员躺到石制的手术台上。他脸色苍白，左下腿向内翻着，上面捆着满是脓血的绷带，绷带缝里露出一根犬牙般的长骨。这是因为物质条件困难，夹板不够用，所以长成畸形的。
白大夫把手里的器械扔在桌子上，对顾部长说：
“这是谁负责的？”
“郑医生。”
“为什么不上夹板？——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的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干部哇！因为不上夹板，就必须离断。”
麻醉师给伤员上了药。麻醉深酣还要等待一会儿，白大夫就利用这片刻的时间给医务人员讲离断术的历史：
“最初，还没有发明血管钳子，止血是用烙铁。16世纪时，一切创伤都是用烙铁烧灼或用沸油注烫作正当治疗……”
手术开始了，那十多个人一声不响地注视着。直到半夜才把五个手术做完。顾部长请白大夫去吃饭，可是白大夫回到自己屋子里，脱下衣服，又跑到病房里去了。他一一去看刚才做过手术的伤员，用生硬的中国话直接问：“好不好？”
伤员们都说：“好。”
他乐得简直要跳起来。他对潘同志说：“只要伤员告诉我一声好，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快乐了。”
白大夫从三五九旅回到杨庄的第一所，急于要完成特种外科医院的建设。第一所里当时收容了三百多个伤员。他每天除了监督筹备特种外科医院，还要给十个以上的伤员做手术。
一个股骨折断的伤员，经白大夫检查，必须做离断手术。可是这伤员受伤的时候流血过多，已经到了严重的贫血状态。要是不立即做手术，这伤员很快就会死亡；要是做手术而不输血，那也还是难免死亡。
“要输血。”白大夫翘着胡子的嘴角上浮起微笑，快活地说，“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我可以输。准备手术吧。”
军区卫生部叶部长考虑他五十多岁的年龄和疲弱的身体，劝他说：“还是另外找一个人来输吧。”
“用不着。我输不是一样吗？前方将士为国家民族打仗，可以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的工作人员取出一点血液补偿他们，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况且对身体并无妨碍呀。别耽搁时间，救伤员要紧！”
那个伤员躺在手术台上，先给他施行腰椎麻醉。手术在静悄悄地进行着，只听见低微的锯骨声。缝合了皮肤，包扎上绷带，白大夫就到另一张手术台上，解开衣服，对王大夫说：“来，快点！”
白大夫和伤员的肘窝经过严格的消毒，用输血管插到静脉里，加拿大共产党员三百C.C．的血液静静地流到中国人民的八路军战士的身上。
由于得到新鲜的血液，伤员饮食增加了，体温正常了。三个星期以后，这个垂死的伤员就完全恢复健康了。
1938年1月，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于3月底到达延安。随后，他即奔赴抗日前线。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他以满腔的热忱，高度的责任心，忘我的牺牲精神和精湛的医术，冒着敌人的炮火，救护八路军伤病员。
[1]1952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选用。
[2]周而复（1914—2004），原名周祖式，祖籍安徽旌德，生于南京。1933年到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38年夏天毕业后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43年进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创作了《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195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其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