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党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一些同志缺乏工作经验，不懂得科学的领导方法，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些领导干部不懂得我们党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有些领导干部忽视了实际工作中一般号召与实际落实之间的关系，在不少地方只是夸夸其谈的一般性号召，而缺乏深入扎实的实际步骤，使得一般号召有落空危险。
（三）有些领导干部不懂得工作中必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使许多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四）有些领导干部背离了我党在实际工作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使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流于形式，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五）有少数领导干部缺乏群众观念，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使许多工作只停留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
（六）少数领导干部不懂得在任何工作中，既有分工而又有统一的工作方法，使诸如生产、教育、整风、组织等各项工作各行其是，缺乏统一集中的领导。
（七）在一些地区，缺乏统筹兼顾，没有重点，出现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状态。
这些倾向的出现和发展，不利于我们党当时的中心工作，不利于抗战，不利于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文件形式，下发全党学习和贯彻执行。
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工作的经验，阐明了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决定》指出，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决定》还指出，领导要实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进行任何一项工作，不仅要有普遍号召，而且要搞试点，深入下去，取得经验，利用这种经验指导其他单位的工作。《决定》号召全党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把领导方法提到哲学高度加以论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