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边区党的整风运动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把边区的党建设得更好，中共中央西北局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话，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两个重要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领导人也都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各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的负责干部，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的干部。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工作时，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党外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西北局确定这次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等七整，并在这七整中，来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以使边区的各项工作有大的转变。
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胜利结束。毛泽东参加了闭幕式，并在会上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通俗的话，全面阐明了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这一报告使到会干部对什么是领导以及如何实现正确领导的问题，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领悟与认识。朱德、李鼎铭也讲了话，林伯渠最后致闭幕词。1月13、14两日，高岗对会议做了总结。
这次高干会议是在全党普遍整风阶段进行的，它为整风进入第三阶段，即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阶段，研究党的路线问题，实际上起了先行一步的试点作用。历时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2年10月19日至11月3日，为第一阶段。10月19日高干会举行开幕式，20日各小组阅读整党文件，21日和23日，陈正人向大会做了关于整党整民问题的报告，23日至31日，分小组进行讨论。但在讨论内容上发现有很大缺点：（1）多半是卷入到纯组织性和纯实际性的具体问题的漩涡，而对于党内思想上的重大问题，却被忽略或淹没了，舍本求末，就无法彻底解决问题；（2）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同志对党内、自己与别人的缺点，存在有怕暴露的心理，因而不敢讲或不敢痛快的讲，这样就触及不到问题的根基。由于以上两个重要原因，致使大会第一阶段对整党问题的讨论未能展开和深入。
11月4日至20日，为第二阶段。毛泽东及时指示大会主席团要改变方针，从讨论那些细微末节具体问题，转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于是大会停止专门对整党问题的讨论，转入把七整结合起来进行大会讨论，以便集中力量检讨全党的思想倾向。11月4、5两日，林伯渠报告了整政问题，贺龙报告了整军问题，高岗报告了整关（系）问题。由于触及边区过去历史上的问题，大家出于对历史上错误路线及其代表者的义愤，几百人立即投入到这场论战中去了。从11月5日至20日，代表们把主席团印发的代表当时错误路线的某些文件与整风文件结合起来，与过去的历史事实对照起来进行研究。先后有46人在大会上发言，其中有的人不止一次发言。这一阶段对历史问题的讨论，是高干会全部内容与精神转变的关键，正式确定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检讨党内思想倾向的正确方针，使高干会完全改变了面貌。
11月21日至12月19日，为第三阶段。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讲演，一面概括了边区党的历史教训，指出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性；一面又提出了当时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偏向。于是，从11月24日至12月5日，大会结合陈正人、林伯渠、高岗等人先后作的5个报告，集中检讨当时党内的思想倾向问题。许多负责同志联系工作实际和个人的思想，对个人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的现象，在大会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把党政军民相互关系上的缺点和毛病，一一揭发出来。这一阶段的检讨，不但使边区党有了路线上的统一，而且有了政策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统一，使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12月6日至13日，大会休会，党、政、军三方面分别召开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根据大会精神，讨论和布置党政军各部门的具体工作。12月16日，大会请康生做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17日和18日，在各小组会和大会上进行了专门讨论。19日，请叶剑英报告了华北抗日斗争的情况，使与会者了解到边区地位的重要，增强了对边区工作的责任感。
12月20日至1943年1月14日，为第四阶段。大会转入对今后工作问题的讨论，从思想上着重于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确定边区党今后的中心任务；其二，党的领导如何适应今后的任务而转变。关于第一个问题，大会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指示，确定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从12月21日起，根据毛泽东为大会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小册子及贺龙关于财经问题在大会上作的报告，代表们与到会的党及非党干部都在大会上纷纷发表意见，一致认为毛泽东对财经问题所提的方针与办法，是最符合边区实际的正确的方针与办法。经过讨论，消除了部分同志在经济建设工作上的思想分歧。大会对于在财经工作中成绩卓著的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黄静波、王丕年、刘秉温、胡起林、刘建章、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李丕福、习仲勋、文年生、任成玉、罗成德、贺晋年、惠中权、王世泰、杨林、范子文等22位同志和延安县、三五九旅、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等3个集体进行了奖励，对6个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处理，更提高了与会同志对生产问题的重视。此后，大会的重心即转移到讨论党的领导问题。1943年1月5日和6日，大会请刘少奇做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1月7日至9日，任弼时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讲演，尖锐提出边区在地方党政中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和在军队中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必要，反对闹独立性与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必要，并专门提出党的领导作风问题。1月13、14两日，高岗做了大会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关于领导问题的深刻讲演，使所有到会干部对什么是领导和如何实现正确领导等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从上述会议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长达近3个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紧密联系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明确了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对西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这次会议正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对边区党历史问题的争论。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陕甘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是正确的。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边区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1935年9、10月间，党内搞错误的肃反，把陕甘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领导干部抓起来，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危机。幸亏中共中央经过长征于1935年底来到陕北，停止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人员，才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会议期间任弼时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总结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毛泽东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指出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必要，同时指出了边区党内当前存在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说明这些偏向虽不是路线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毛泽东的讲演，为会议解决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指明了方向，结束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
其次，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会议针对边区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解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和军阀主义等问题。与会者结合这些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报告，进行了充分、热烈、认真的讨论，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及民众团体平列的观点，明确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原则。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一致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巩固和团结。
其三，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党的基本任务。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毛泽东在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