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曾经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一些工作部门和中央局、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
当时参加农村调查团的除张闻天以外，还有中央书记处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雍文涛和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曾彦修、中央财委尚明和徐羽；中央研究院许大运、薛一平和马洪共10人。张闻天任团长，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张晋西。
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直到1943年3月3日回延安，历时一年零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了陕北的神府（现神木、府谷二县的各一部分）、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整理的调查材料有：《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出版，书名改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研究》（报告大纲，未曾刊印）、《杨家沟地主调查》（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为《米脂杨家沟调查》），都是很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农村调查报告。此外，还有晋西北兴县《碧村调查》、米脂刘家峁、高庙山调查，是其他团员整理的。调查团还对绥德西川、双湖峪（今子洲县）、张家寨子等乡镇各住户、对马蹄沟盐滩、徐家沟炭窑及西川各地地主、对绥德市公营和私营商业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调查中，张闻天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至地主和商人的家庭，亲自翻阅和核算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帐薄，听取各调查小组的汇报，审阅和修改了几十份调查报告。
在全部的调查过程中，张闻天认真学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对后辈们循循善诱，奖掖有加的态度，是很令人感动的。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学者应有的民主作风和科学态度，从不轻率地作出任何结论。每次调查不仅口问手写，而且事后立即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再到群众中调查。有时还请教乡、区、县干部，询问他调查的材料是否属实，他提出的意见是否切合实际。他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阶级关系、思想动态调查得非常详细。群众不知道他的真名，亲切地称他为张团长或张晋西。群众高度赞扬他对调查的事情“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调查期间张闻天还写了许多笔记和文章，其中《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深入探讨了根据地落后农村地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张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应当积极利用和鼓励“新式资本主义”，以促进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张闻天回到延安20多天以后，即1943年3月27日，给中共中央写了题为《出发归来记》的报告，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全面而又深刻地总结了神府调查。全文分10个部分，共1.5万余字。
张闻天认为，为什么要进行神府调查？一句话，就是“为了打破教条的囚笼”。通过亲身调查，他深感“知道中国的事情太少了”。对一个知识分子党员来说，很有必要冲破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农村去的。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所指引的方向是正确的，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他把这次调查和延安整风紧紧联系起来，认为已经作了第一步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工作来补充第一步工作，没有第二步，第一步的了解是不会深刻的。
张闻天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高度认识从实际出发的真正内涵。他说：在过去，我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主要是指历史唯物论），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考察，我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相反的，这正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特点。”[1]要作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这似乎是谁都知道的普遍真理。然而真能在一切实际行动上这样做的，却并不多。过去我们简直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不承认、不认识、不尊重客观实际，因之碰了许多钉子，受到许多痛苦。“经过毛泽东同志许多次的指出以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钉子是客观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会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2]因此，要求我们向它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调皮捣蛋。从实际出发最中心的一环，就是调查研究，这是决定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主观主义者不是从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是从个人的脑筋中任意抽出感想，所以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它曾经使党犯了无数的错误，受过极大的损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整顿三风，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了实际的效果，也可以拿这个标准加以测量。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活动，张闻天认为：“马列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3]他提到“在实际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不能在会议上审查工作。因为这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其表现形式也不能不是党八股的，老一套的。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张闻天认为，毛泽东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亲自动手，不能理解为亲自看文件、亲自同高级干部谈话、亲自参加讨论会，而应当理解为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也是整顿三风的一项任务。
张闻天还谈到“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结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为革命的发展奠定稳固的经济基础。因此，要注重群众生产、生活、阶级关系的调查研究。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完全不是在于他们发现了什么天上人间少有的、奇怪的东西，而正是在于他们发现了这类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东西。”[4]
这次农村调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如通过选择典型、解剖麻雀、分析综合等等，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的过程。”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他归纳为12条。最后他强调指出：调查研究要长期坚持下去，“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党的调查研究之风，使各项工作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促进了党风的转变，促进了党员世界观的改造。正如张闻天所说：“我想，我这次所走的途径，或者是改造象我这类知识分子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吧。”[5]
[1]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页。
[2]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页。
[3]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页。
[4]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30页。
[5]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