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同年8月29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在中央设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央研究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言论集，供全党干部学习用[1]。9月10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倡议：应组织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除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还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文件。他提议由王稼祥担任中央研究小组的副组长。中央研究组，即最初所称的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又称中央学习组，其成员以中央委员为主，包括驻延中央和党政军各高级领导机关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最初共约40余人，后来多次扩大，陆续增收不少新的成员。
党中央为了把这种整风学习的组织形式推广到全党高级干部中，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300人为限，其中延安1/3，外地占2/3。（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它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三）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应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可根据具体情况，分设若干个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组织日常学习。延安及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规定阶段性任务目标，及时指定有关学习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四）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的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其后，驻延安中央各领导机关和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大单位都迅速组建成立了自己的高级学习组。如延安各高级组成员最初共有130余人；至同年10月又扩大250余人，其中有130余人参加政治组的学习。在外地，如驻重庆的南方局，也在10月中旬率先成立了高级学习组，由周恩来任组长，董必武任副组长，其成员包括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主要领导干部共25人。敌后各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领导机关也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高级学习组。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央学习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活动，认为认真抓好中央学习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约300个主要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是政治局和中宣部的责任”[2]，而各地办好高级学习组又是搞好全党整风“极重要的关键”[3]。所以，他这时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在对全党高级干部的学习活动进行安排和指导上，抓得很紧。他以中央或“毛、王（稼祥）”的名义起草了许多电报指示，对这些高级学习组实施强有力的领导。例如，9月29日，毛、王联名致函中央学习组和延安高级学习组各成员，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并列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5种材料目录。[4]11月1日和4日，毛、王又两次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规定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10件并开列详细目录，指出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应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的83个中央重要文件通读一遍，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尔后进入深入研究阶段，要求各组长加强督促与检查。12月2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指示各地高级学习组均应根据成员的实际情况而分为政治组与理论组，政治组以研究政治实践为目的（并明确规定了其成员的职级、党龄、文化水平等资格条件），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其成员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与理论修养，党龄不加限制，政治组成员合乎条件者亦可以加入，不合者只可列席旁听）。其后，毛、王又联名电告周恩来：“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5]
中央组和延安各高级组的学习，更是毛泽东直接抓的一项重要工作。他曾特意说明：“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6]，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学习组和重要干部会议上作学习辅导报告，点出问题，解答疑难，传授学习方法。例如，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长篇报告，指出关键“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7]同年4月至5月，他又先后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关于时局、关于整顿“三风”，关于文艺界整风等专题报告。毛泽东的这些报告使人深受启迪，受到党政军群高级干部的热烈欢迎。
中央高级组的学习活动始终走在前列，为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做出了示范，发挥了带头和引路的作用。当全党普遍整风开始后，中央领导层和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便与之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持续和深入地进行下去。
[1] 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室主任）和延安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室主任艾思奇）组织力量成立编辑委员会，负责选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该书1942年4月在延安出版，并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代序。此书是延安整风中干部学习的重要参考资料，后来又被中央规定为22本“干部必读”理论书籍之一。
[2]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月24日。
[3] 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电，1942年2月20日。
[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5] 毛泽东、王稼祥致周恩来电，1942年2月21日。
[6] 毛泽东致聂荣臻电，1942年7月4日。
[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