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九月会议”。其实九月会议并不只是在9月间召开，而是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会上首先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1）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3）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16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1]。
毛泽东还宣读了王稼祥所拟就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16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
毛泽东的报告和王稼祥所拟的研究题目，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局的5次会议上共有28人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两次发言，有同志甚至作了三次发言，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王明9月12日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却不谈自己的错误。为了对王明进行帮助，10月7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磨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该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十二月会议前和1938年六届六中会全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讲得更加明确。会上，毛泽东发言介绍了7日晚上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指出，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认识。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对此，与会同志对王明的观点给予驳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中央原定10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但是，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便于10月12日突然声称有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自此之后，王明一直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整风解决了认识上的前提。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