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1日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此之前，于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延安为《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再次重申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向社会作调查”，是“了解情况的唯一的方法”。他向全党同志介绍了自己开展调查研究的心得，重申出版《农村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毛泽东当时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的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因为调查研究是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只有把调查研究工作落到实处，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为在全党兴起调查研究的风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部署：5月19日，毛泽东首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与“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在他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明确地提出了“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观点。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随后于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
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出之后，为给全党树立一个调查研究的榜样，为把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真正发动起来。8月26日，毛泽东为高克林撰写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一篇按语。指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后写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高克林所写的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所写的按语，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决定》的推动下，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延安各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先后派出考察团、调查团，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9月13日，毛泽东向即将出发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重要讲话。他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强调事物是运动、变化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二、具体方法。一方面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另一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要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如果你调查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东西却没有抓住，那么，你仍然没有发言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考察团，调查团都结合各自考察的目的和被考察地的不同情况，开展了为期几个月，有的甚至是一年多的调查，撰写了一大批调查报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妇女生活调查团撰写的《沙滩坪调查》、《沙滩坪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撰写的《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林泊渠撰写的《农村十日》，以及张闻天撰写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和《出发归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