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延安时始终都把在职干部的教育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中央当时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延安创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抽调大批干部进入各类学校，进行培养和系统教育。但是，还有90%以上的干部处在工作岗位中，他们只能在其工作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为此，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领导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和广大在职干部的教育。
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是指延安及其附近80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干部及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学习。这个教育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起来的。1939年5月20日，干部教育部在陕公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泽东讲了学习运动是必要的，可能的，是会有成绩的，学习应该学到底。并强调：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一定可以获胜的。[1]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开展起来的学习运动作了9条指示：（一）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二）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三）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四）是一种长期大学校。（五）每日二小时学习制。（六）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七）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八）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九）各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此外，还规定了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的学习措施。接着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了干部教育的程序及课程；3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对《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把在职干部按文化、理论程度分为四类，按其不同情况进行学习。
从1939年5月动员到1940年总结，主要是进行广泛的学习动员，制定学习内容，建立学习制度，打好学习基础，这一阶段在职干部教育采取的办法是：（一）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进行学习。为了培养提高指导员教员的水平，组建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让他们分别加入这些研究会，开展指导干部学习，编写教材或组织报告会等。（二）聘请中央领导或专家指导和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如陈云为党建总指导。（三）请中央领导和各根据地来的负责人作报告。毛泽东曾给干部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这一段，干部教育部曾进行过三次总结检查：1939年8月第一次检查，李维汉写了《怎样开展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总结》。检查发现各机关学习发展很不平衡，组织领导不统一，行政负责同志不十分关心学习问题。1940年1月份起进行第二次大检查，全延安在职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提高了一步，但仍有一部分行政负责干部不积极学习，军委、边委在职干部学习的组织领导有依赖中宣部等倾向。1940年5月6日，举行第三次大检查，为总结一年来的经验，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讲话，李维汉讲了《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除肯定已取得成绩外，还发现少数干部对学习重要性认识不够，把日常工作和学习对立起来等。当然，每次发现的问题，都即时召开干部会议，采取必要的办法给予适当的解决。这一段学习是有成绩的，人数由开始的2000余人，发展到4000余人。其中甲类837人，乙类2250人，丙类968人。各类干部基本上学完了一门课程，学习习惯逐渐养成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自习能力加强了。
从1940年6月举行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到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前，这段时间主要是提高学习质量，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加强对干部的策略教育，引导干部研究时事政策等当时的实际问题。加强策略教育，是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提出来的。他指出：“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把问题简单化的现象，党应当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2]随后，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职干部，必须学习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策略的报告，党报上的重要文章，要有助于提高干部策略思想，使干部真正掌握党的路线，学会在各种环境、各种情况中坚定灵活地贯彻党的路线，不迷失方向。
在这个阶段中，为了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1940年10月20日，中宣部还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决定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外，特别强调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决定指出：“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嚼得烂，懂得透。”还规定提高干部学习质量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充实和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及时解答疑难问题和有争执的问题，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学习方法、教育质量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干部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等。通过这些措施，这一段干部的学习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八路军政治部成立战地考察团，陕甘宁边区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开始到前线、边区各县作实际调查，中央党校也组织学员到延川进行调查，写出不少报告，使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到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号召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止，这一段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改革延安的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批评了干部教育与研究工作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脱离实际的缺点，提出了改造干部学习的三点建议，特别是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个惟一正确的方针，指引在职干部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的发展。
中共中央在总结前两段干部教育的经验后，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职干部应努力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理论。同时，必须加强时事与政策的学习，这个决定第一次提出学习业务的要求，把在职干部的学习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后，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纳入到整风运动的轨道进行。所以，延安大规模的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既没有现成规律可依从，又无现成经验可借鉴，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模索，在实践中总结，为我们形成了一套成功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对在职干部教育的一个创新。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2] 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与延安干部教育》，《中央党史资料》第18辑，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