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本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加剧，时局日趋危险。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了日寇，成为可耻的汉奸。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同时，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我们党已有党员80万名，军队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约达1亿。但是，党组织的发展与党所担负的任务和复杂的斗争形势还不适应，为了更好动员人民群众克服面临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也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以适应于党所面临的重大政治任务，党中央决定出版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1939年10月4日为它写了发刊词。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毛泽东从适应中国革命需要这个大前提出发，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提出这样一个任务的原因。第一，根据抗日战争客观形势的发展，必须建立这样一个党。毛泽东指出：“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样一个建设党的新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第二，根据党的自身情况，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毛泽东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了，任务更艰巨了。所以，对于老党员、老组织来说，也发生了一个提高的问题、跟上形势的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
毛泽东阐明了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的建党规律。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不是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么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因此，“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毛泽东最后指出：“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论述了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指出，在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即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和紧要关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使党遭受了挫折。在党的建设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尽管资产阶级叛变了，敌人又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然而，一部分同志，由于他们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因而，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跌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党和革命也曾受过三次“左”倾错误的危害。到了党的建设的第三个阶段，即抗日战争阶段，“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因此，理论与实际是否紧密结合，决定着党的建设的前进和后退；要实现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就必须加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建党原则。
《〈共产党人〉发刊词》是18年党的自身建设历史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不朽的光辉文献。它的发表，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克服面临的投降、分裂和倒退，激发人民群众抗战的勇气和信心，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同时，这篇文献还总结了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基本规律，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夺取革命胜利提出了任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