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千百万革命青年为报效祖国，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排除千阻万难，从海外、从沦陷区、从大后方，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在当时，“到延安去！”曾经是一代青年的心灵呼唤和强烈的愿望。为了使进步青年能够有序奔赴延安，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他们提供方便。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中央青委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了安吴青训班。安吴青训班是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从1937年到1939年下半年，共办14期，组编了127个连队，培训了1.2万多名学员，分别输送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1937年初，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秘书科设立了学生股，建立了接待站，地址设在西安七贤庄，专门接待青年奔赴延安。当时，被接待的青年情况复杂：有持地下党介绍信来的；有持当地救亡团体介绍证件的；有社会著名人士推荐的；有从南京、武汉、重庆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也有自发单独跑来的。由于上述情况，“西办”接待工作非常繁忙，仅1938年5月至8月统计，经西安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就达2288名。由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步行去延安的男女青年。他们欢快地高唱革命歌曲，兴致勃勃地奔赴延安。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8月前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作为延安的大门，接待最多的是爱国青年。1937年11月，“西办”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说：最近报考抗大、陕公和青训班的非常之多，每天总有十数起来打探消息。从天亮起一直缠到深夜止，应接不暇，如果抗大训练班继续招生的话，请派得力干部来主持。1938年4月，抗大派来了柏克、鲁明，陕公派来了张涛，安吴青训班也派来了人，一起协助“西办招生委员会”共同办理招生的各项手续。胡乔木、冯文彬等常驻西安平民房5号院，亲自指导招生工作。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一次接待200多人。所以，当时有人称，青年像潮水般涌向延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边区封锁禁运，重兵包围，沿途设立关卡，阻拦、迫害革命青年。仅在第一道封锁线上（共设五道封锁线）就筑有6300多个碉堡，致使不少革命青年身陷囹圄，惨遭杀害。但是，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封锁不住的，信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伟大的理想在召唤着千百万有志的男女青年。他们说：“你打断我的骨头还有肉，割了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去延安。”有个姓吴的华侨青年，是个资本家的独生子，他冲破家庭的阻拦回到祖国，并闯过层层封锁线来到延安。当他步入三十里铺，从哨兵口里得知“已是延安地界”时，他激动万分，面朝北跪在地上，双手捧起一把黄土，紧紧地贴在脸上说：“亲爱的土地，祖国只剩下你这一片了。”党中央为使革命青年顺利到达延安，依靠各级地下党组织秘密护送，八路军办事处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采取各种方式秘密护送。正如两位十六、七岁的女青年从家乡四川和安徽徒步来到延安后，向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所说：“怎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几个月，又累又怕，可是一想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父母亲，想到去延安就能找到共产党、毛泽东，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柯棣华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的岁月里生活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终于从共产党人身上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总之，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底有多少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的学校？很难说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有一个说法：在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