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前身是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西北办事处内设的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博古兼任外交部长，伍修权任秘书长兼交际处长。此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即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外交活动。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招待科随党中央到延安住在城内大东门处。1937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科，胡金魁任科长。1938年4月15日，改招待科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39年，交际科又改名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下设有秘书、联络科、招待科和总务科。1942年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交际处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交际处。
交际处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为该处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从1938年至1941年，交际处共接待了7000余人（1938年1660人，1939年1378人，1940年1412人，1941年2866人）。随着中外友好人士的不断增加，为了广泛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结朋友，更好地接待国内外来宾，边区政府给交际处具体制定了标准。明文规定了“如系上校之友军或者省级以上党政人员及国际友人之文化技术人员，当住交际处并予以物质优待”。[1]对其他来宾则安排住旅馆或招待所。对于团体和重要来宾，还要设宴招待，举行欢迎及欢送仪式，中共中央或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则根据客人的要求，分别出席作陪、接见、谈话，回答来宾的问题。对于临时或长期留在延安工作的外地人员，党和政府均一视同仁。留在边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享受同等的民主权利，并受到边区政府的宴请与文娱招待。就这样，交际处招待了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中外记者、作家、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例如，1938年5月至8月交际处接待广东通讯社送到延安的华侨就达78人；接待了著名的侨领陈嘉庚、科学家高士其、以涂思宗为首的南京中央考察团和途经延安的卫立煌、邓宝珊等知名人士。在此两年间，还接待了外国友人30个，如埃德加·斯诺、居姆·韦尔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加拿大友人诺尔曼·白求恩，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团体客人。
在当时延安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边区政府为照顾中外来宾的需求，对外客灶规定：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鸡3只，豆腐5斤，细菜30斤，盐1.5斤，石炭70斤，调料15000元（1.5元），杂支50万元（50元），洗澡炭450斤，办公费、奶费、灯油费等费用按照财政厅规定供给。再加上边区政府和交际处的同志热情友好，周密服务，使客人非常满意。许多外宾曾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出真中国，全中国都像延安一样，中华民族永远不会亡的。”一位远东学者毕尔氏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
交际处积极的宣传方针和招待联络措施，在国民党上层引起强烈的反响。来到延安的中外朋友都亲身感受到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严以待己，优以待人的诚恳态度，进而认识到中共和边区政府是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中流砥柱，边区确实是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即使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只要他到边区来认真考察过，他就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比如国民党行政院考察团长王德圃在给孔祥熙的报告中说：“中共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是从拯救民族危亡出发。”“中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是有诚意的，党政军民的关系很团结，贯彻政策法令的态度上下一致，因而行政效能较高。”[2]有的友军说，“到了边区就犹如到了自己的际地”，如马占山、邓宝珊、高双城、奇国贤等与中共的关系日益亲密。蒙古图王见了蒋介石也说：“延安很好。”边区的人员货物经过榆林、蒙古地区不受阻碍，边区的宣传品、书籍和信件也能够发到榆林甚至西安。这样，边区的实际情况能够传播到全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者与资本家，看到陕甘宁边区的宣传品后，就积极组织厂商内迁，为前线捐钱捐物。
总之，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对外活动，积极贯彻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日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结合起来，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赢得了中外人民的同情与援助，对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强大贡献。
[1] 《解放日报》，1941年7月3日。
[2]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