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自1937年11月回到延安后，推行右倾错误主张，放弃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对于王明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活动，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落后，但凭借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的报告和口头说明，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团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决定》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离开莫斯科前，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并说：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等出席。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关系。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议程：（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加暴露，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种种矛盾（如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财政困难，人民反战等等）也会随之加深，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
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鉴于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上层中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愈益严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和挑拨国共关系的阴谋，全会强调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会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倾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提出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毛泽东强调：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全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
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全会对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规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