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但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政府，而且也是当时全国最廉洁的政府。1937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后，就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政廉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财物者；（2）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窃侵吞公用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7）违法收募税捐者；（8）伪造或伪报收支帐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之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上行为以其数目之多少，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1）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2）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3）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4）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处罚。同时还要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以抵偿之。
1939年，由于货币贬值，加上重在以教育为目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重新修改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时，对死刑的贪污款由500元以上，改为1000元以上，处死刑。《条例》特别明确规定了贪污的10种行为：（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交纳财物者；（2）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3）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图盈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盈利者；（7）违法收募税捐者；（8）伪造或虚假收支账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财物者[1]。这样对惩处贪污腐败分子就有了法律依据。从此全边区展开了一场严惩贪官腐败分子的斗争。
在延安，依据法律规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严肃查处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并作公开处理，以教育全党。比如八路军某部团政委刘振球，可谓革命功臣。他出生在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至12岁给人家放牛，后又当8年学徒。193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5次反围剿斗争；长征后任营教导员，亲自指挥并参加了平型关大捷，光荣负伤。1938年1月任团政治部主任，后任团政委。十年来他曾三次被敌人枪弹毁坏了自己的身体，但他将职位的提升看作是“权力”和“地位”后，在9个月中多次破坏党纪，犯下许多罪行。其主要表现为工作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一无布置，二无检查，几个月不开会议，放弃领导责任；严重的官僚主义，为敷衍上级，巩固自己的“地位”，随意谩骂和惩办干部，从个人感情出发以对他的向背态度胡乱提拔和打击干部。更为严重的是，本人生活腐化，私拿存款300元购买私人奢侈品，又私吞公款240元。虽经多次教育、劝告、批评而不反省，最后与山西某些反动分子秘密来往。为巩固党，严格党的纪律，总政党务委员会1939年1月8日决定开除其党籍，交法庭处理。
针对此事，胡耀邦专门撰写了《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籍，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一文，分析了刘振球从功臣到腐败的内在原因。（一）由于刘振球对革命需经过长期艰苦的行程怀抱着悲观失望的心理。当时我们党处在一种环境下，这个环境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事业有光明的前途，又一方面说明了加在我们身上的是严重的困难。毛泽东说，“假如我们不能熬过这段艰难困苦的路程，我们的胜利是不能设想的。”[2]刘振球是没有也不愿意理解这一点的，在他想来，革命已经够“苦”了，现在还要“苦”，革命胜利是如何的渺茫啊！刘振球的政治短见使他惊慌失措，行坐不安，使他失掉了胜利的信心，而旧社会的腐败生活又在拼命的引诱他。就是这样，他的畏怯、懦弱、苟且偷安的心理积极的展开起来，便从为党奋斗的道路走上相反的道路。（二）由于刘振球的自私自利主义发展到了极度。刘振球处处总是忘却不了个人的利益，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个人的利益高于革命的利益。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不惜浪费以至偷窃公家的一部分财产。他要顾及个人利益自然要牺牲党的利益，这样便变成了消极腐化、官僚主义、贪污浪费，违反党的政策反抗党的纪律。（三）由于刘振球的自大主义发展到了极点和坚持自己的错误等等，才使他堕落走向犯罪。
还有一位新党员刘力功，1938年入党，抗大毕业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党的建设”，训练班毕业后，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鉴定，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不应有的观点而且又是无工作经验的新党员，决定他到下层工作中去锻炼。开始他采取欺骗态度，称病不接受，最后经过许多教育说服，仍坚持个人意见，不服从党的决定，拒绝工作。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刘力功采取个人主义态度，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不服从党的分配，完全没有党员服从党的立场，1939年4月19日决定开除其党籍，并责成党的各级组织讨论这一决定，吸收教训。刘力功虽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也没有什么特权，但他却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却违反组织原则，同样被开除党籍。为此，陈云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评论，刊登在《解放》杂志1939年第37期。
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党委也惩处了一些腐败分子。1939年7月16日，边区党务委员会开除了曾任边区公路局长钱维人的党籍；同年11月边区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开除了艾印三等3人的党籍。边区政府系统自上而下的对所有干部进行了审查，到1940年3月召开党政联席会议时统计：各机关共清查出来177个坏干部，其中150个是乡级对他们分别作了处理。
贯彻条例后，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处贪污案360件，191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使整个边区社会风气良好，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社会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
[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97-498页。
[2] 《共产党人》，193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