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
5月2日下午，会议在延安开幕。张闻天首先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此后，通过大会议程：（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二）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实现，下一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争取民主。毛泽东强调说：“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还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提出在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作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点：（一）将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二）将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三）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四）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毛泽东强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报告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报告讲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四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首先，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提出一个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基本政治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以此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当全国人民按照这种具体目标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应该提起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为了加强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最后，毛泽东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5月10日，博古作《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这次大会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
[1] 姜华宣等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记事（1921—200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