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部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延安城由红军接管。1936年12月15日，延安城防司令部司令员黄春圃（1938年8月改名为江华）和陕北红一团团长黄罗斌、政委钟玉山（钟辉）率部队奔赴延安。16日拂晓，部队到达延安城北杨家岭。此时，红一团接到新的任务，护送周恩来副主席等一行人到延安东郊飞机场，乘张学良将军派来的飞机，去西安参加协商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早饭后，各部队按计划行动，红一团主力护送周恩来等一行于12点钟安全到达机场。一小时后，飞机到达机场，张学良将军派来的代表刘鼎（即阚尊民）亲自迎接周恩来副主席一行。延安城国民党委派的高锦尚县长也赶来为周恩来副主席一行送行。
周恩来等一行走后，未能同机走的欧阳钦、宋裕和、吴自立等人，在高县长的邀请下进了延安城。在延安城里做哥老会工作的李仲英派人来告知：高锦尚县长他们要搞鬼。为防止意外，黄春圃司令员当即告知红一团团长黄罗斌、政委钟玉山，立即返回。随后，大家跟着黄春圃司令员返回城北杨家岭驻地。回到驻地后，黄春圃司令员根据周恩来关于要对延安城造成围攻之势，相机占领延安城的指示，对部队的部署作了部分调整，除已占领的清凉山、宝塔山外，另外派一个排占领了延安西山。
18日凌晨2点左右，驻防清凉山的张占奎接到李仲英派人报告的消息，延安城国民党高锦尚县长一行带着民团深夜出延安东门跑了。驻防清凉山、宝塔山的部队迅速把延安城的南、东、北的城门警卫起来，同时，由一连负责将县府、党部各机关看管保护起来。天亮后，黄春圃司令员率红一团部队进驻延安城，红军和平接管了延安城。进城后，很快组成了以王观澜为书记、黄春圃为延安城防司令兼政委的工作委员会。李仲英带着部队在南关、西山的居民家中和破窑洞里挖出和收缴了民团埋藏的几百支枪和部分弹药。
1936年12月28日，《红色中华》第二版，以标题为《延安城秩序已恢复》报道了红军和平接管延安城的情况。延安通讯：“我们十八日早晨入延安城，原驻城的民团经过我们各种关系的活动，大部分接受了我们的要求，自动的愿与我们联合，除一部分愿回家的遣资回原籍外，另一部分编为抗日人民保安队，现在城内秩序良好。”
红军进城后，立即成立了治安委员会，维持城市治安，并主持城市的工作。商人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交通以及电话电报亦照常通行，并没有因此而中断。
1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一行离开保安（今志丹），经安塞县的沿河湾等地，于13日进入延安管辖的河庄坪、石疙瘩、李家坬、杨家湾地带。当天，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马生有、高永祥等带领各界代表200多人赶到离城十多里的杨家湾去迎接。
延安城内的民众在听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到延安的消息后，在抗日救国会积极组织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当毛泽东等人抵城时，各界代表、各部队约四五千人，冒着严寒，手拿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从北门口一直排列到大砭沟沟口，热烈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下午5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延安。[1]
进延安城后，毛泽东一行被迎接到抗日救国会所在地（延安二道街罗廷祯新修的院子，今药材公司），当时，毛泽东被安排住在罗廷祯院的东房。随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由毕光斗、解福娃、高福禄、高元、吴振兴合办的饭馆）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1月13日夜，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在西安协助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本日到延安。”
第二天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今大东门以北处）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抗日动员，要求各界人士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贡献力量。
不久，毛泽东委托经济部长毛泽民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宴请了延安各界（主要对象是商人）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同志。鼓励商人进一步搞好商业工作，阐述了共产党队伍公买公卖、按价付款的光荣传统。此外还讲了给资金不足的商人贷款等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商人进一步搞好贸易的信心。
[1] 《红色日报》，1937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