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推动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中共中央着重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党东北军虽然是当时“围剿”西北根据地的主力，但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广大将士身受家乡沦陷背井离乡的痛苦，不愿意再打内战，强烈要求抗日收复故土，张学良将军更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杨虎城将军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担任这个委员会委员的叶剑英、朱理治两人被任命为军事代表，驻在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红军还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这些都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1936年1月初，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主动承担了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促成了洛川会谈。
为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将军会谈。在此基础上，1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并提出互派代表共同协商的建议。
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赴洛川与王以哲会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肤施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白区之间通商。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
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毛泽东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但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
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直南、平汉路西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出让路。在云南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活动则需要取得中央军同意，他愿意为此事活动；（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蒋如降日，当离开蒋。在张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1]
根据肤施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针和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有过联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1935年秋以后，中共中央先后通过各种形式同杨虎城联络。11月，杨虎城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中共中央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努力做好联合张、杨内部的工作。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中共中央还派员到驻守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部开展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9月22日，中共中央还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亲赴甘肃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1936年夏，彭德怀率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
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