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以实现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的计划，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下寺湾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部队南下，粉碎敌人的“围剿”；另一路则由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建立大本营，提供后方支援。这一阶段由于战争尚在进行之中，尚未明确召开瓦窑堡会议。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张浩回到陕北，找到了进驻瓦窑堡不久的中共中央，立即向中央和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20日，张闻天写信给前方的毛泽东，及时通报了这一新情况。21日，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电告前方直罗镇战役打了胜仗的消息。在一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得知前方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张闻天向毛泽东等人提出了召开一次中央会议的建议。毛泽东赞同张闻天的建议之后，张闻天就开始做会议召开的准备工作。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主持起草并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二）提出党的新策略的具体内容并组织在中共中央范围内进行讨论；（三）撰写阐明党的新策略路线的论文《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四）主持作出《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五）起草提交会议讨论的决议。这样，在毛泽东等人到达瓦窑堡时，张闻天等同志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已做好了准备。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35年12月17日开幕，25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传达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会议分析讨论了“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据列席会议的郭洪涛回忆说：“会上发生了争论。开头毛泽东同志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接着博古发言，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又发言，反驳博古同志。我至今还记得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会议最后，张闻天作总结，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12月27日，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2]
[1] 《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2] 姜华宣等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记事（1921—200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