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印刷厂工人在印制边币
光华印刷厂工人在印制边币
陕甘宁边区银行光华印刷厂于抗战时期在延安创办，是以印制陕甘宁边区货币票证为主营业务的工厂。光华厂从1940年10月兴办，至西北解放的9年时间里，为边区政府印制了各种货币票证，对发展边区生产，促进边区的经济建设，支援抗战和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厂址位于孤魂沟（现延安市场沟后沟）的山坡上。
1940年9月，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部和边区政府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打破敌人封锁，争取经济斗争的胜利，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由边区银行发行钞票。
在筹建光华厂时，陕甘宁边区处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边区财政发生了极大困难。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并封锁通向边区的进出物资。为了渡过这一难关，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坚持自己动手。当时上级委派曹承宗负责筹建印刷厂并担任厂长。机器、设备、技术力量均由延安清凉山印刷厂和边区教育厅文化工业社转来和抽调来，共计有五六部印刷机。从各厂抽调的人员，有清凉山印刷厂的高秉仁、商伯衡、高秉义、沈信祥、赵楚、高广成、张继昌等；文化工业社的曹承宗、王洪涛、师兆祥、焦力人、吴宗林、丁立智、孟立贞、石显君、李万玉、韩培凡等。不久，中央组织部又分配了一些院校毕业生到光华印刷厂，有抗日军政大学的肖煌、江琳、王慎、杜志学、孙邦达；中央党校的范耀武、吴志正；马列学院的路俊耀、薄正国等。后来，八路军印刷厂崔文彦、王国春、范培才、彭林等也来到光华厂。
1940年10月，在延安新市场沟（现南关街市场沟）半山腰的土窑洞里，建起了有员工30人的光华印刷厂。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材料、设备、工具都很简陋。在这样的条件下，光华印刷厂开始了印制边币工作。当时印制钞票必需的材料很难买到，全厂职工不畏艰难，千方百计解决印制中的各种难题。如当时印刷用的是日本产的石头，很难买到，大家就尽量节约材料。为了提高石头的利用率，高秉仁利用已经很薄、要报废的石头，再用麻、黄蜡、铁条加厚重新使用，解决了当时生产中的突出困难。印制钞票需要的草板纸买不到，就用羊皮革来代替；刷药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来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研究用冰糖和蜂蜜代替。另外，当时道林纸、钞类纸都买不到，就自己动手制造麻纸。但因麻纸不平、不光，又不吃水，纸厂的沈鸿带领技术人员与厂里共同研究解决纸张的吃水和压光问题。当时，绝大部分印刷工人从未设计制作过原版，而会设计制作原版的个别人技术保守，不愿公开，白天不做夜晚做，办公室不做在家里做。经过上级领导和党组织的反复教育，提倡技术公开，发动群众，互教互学，拜能者为师，从而锻炼了人才。如孟立贞原来不懂设计和制作原版技术，后来通过刻苦自学，不但能制小版，还能设计制作原版并被选中。在简陋而困难的条件下，当月就印出了边区急需要的5角和7角5分面值的光华商店代价券。光华厂仅有的五六孔窑洞，既要安放机器，还要进行制版、裁切、打号、整点等工序，工人们就在院子里搭起简易工棚，安放机器设备。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全厂职工边建设，边生产，按时完成了一批又一批的生产任务。
光华印刷厂实行10小时工作制，职工们不怕苦不怕累，争取多干工作，为抗日救国贡献一份力量。1942年整风后，全厂职工开展学习边区劳动模范赵占魁运动，学习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实行民主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职工之间开展劳动竞赛，比质量、比数量、比革命干劲，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每台机器日产纸币由原来400张提高到800张，最高达到1400张。在这一运动中，广大职工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干劲。1943年，范耀武、丁立智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出席了11月召开的边区劳模大会，《解放日报》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商伯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应邀携全家在中央大礼堂看戏。毛泽东见到光华印刷厂的雕刻专家后说：“全靠你们这些同志在边区掌握金融大权，你们是了不起的英雄！”
光华印刷厂还总结了一套企业化管理生产的经验。他们把管理一元化和依靠工人职员积极性结合起来，学习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成立光华印刷厂合作社，设立理事会、监事会，实行民主治厂。进行了精简机构，脱产人员由10人减少为4.5人。推行计件工资制度，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减轻财政负担，扩大业务范围，试行了以厂养厂，对外承接印刷，先后给火柴厂、税务局、邮政局印制了商标、税票、邮票。厂里编印了画报、连环画等书销售，取得了很大效益。
由于边区时政的需要，光华印刷厂印制货币的任务越来越重，印制钞票的数额越来越大。光华印刷厂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只允许陕甘宁边区印制辅币（即票面额不超过1元），发行面值为2分、5分、1角的光华商店代价券。
光华印刷厂成立后，印制的票券有：建设救国公债券，储蓄奖券2元、5元、10元、50元，商业流通券5元、10元、50元、100元等。1945年还印制了20元、250元，最高面额为10000元（未发行）。据统计：1941年边区人民买了500万元公债。这些公债都是光华印刷厂印制的。
印水牛图的5元面值的人民币，署有光华印刷厂厂名，是第一套人民币12珍品之一。
1943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光华印刷厂职工主动提出了每人每天的工资减少4两米，并拆洗缝补旧棉衣，不领新棉衣，减轻边区负担。在物质生活上，光华印刷厂和延安后方基地的干部战士一样，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三钱油、三钱盐，一斤三两小米，穿的是粗布衣，在完成本厂的生产任务外，印刷厂职工在房前屋后开荒，种南瓜、西红柿，还抽调职工在延安郊外开荒种地。经过大生产运动，改善了职工的生活，促进了工业生产。此后，职工每星期都能吃上一次肉吃，或能吃到一次面（馍）。
光华印刷厂的文体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每周末差不多都有舞会。除自编自演的节目外，还排练了《白毛女》《穷人恨》《人财两旺》《十二把镰刀》《抓汉奸》等节目。每星期的二、四、六，都要组织唱歌、演戏、打球等文体活动，乐器买不到，就自己抓蛇，用蛇皮做二胡、三弦，木工高广成研制成了小提琴。
1942年春节，光华印刷厂和自然科学院、边区银行联合组成延安工余剧团，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公演了《可怜的业迎》《千方百计》《平步登天》等节目。每逢新年春节，光华厂都要组织秧歌队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及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拜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徐特立、林伯渠、王稼祥、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看过光华印刷厂秩歌队和业余居剧团的演出。1943年，光华印刷厂的王慎、江淋等人与八路军等单位的运动员组成边区第一个工人篮球代表队，出席了边区的代表队。朱德亲临观战，喊起了“加油”的号子，为工人代表队助威，这次运动会还拍了电影。肖煌能拉能唱，组织职工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教唱由他创作的《延安光华印刷厂厂歌》和边区流行歌曲，对丰富职工文化生活，鼓舞职工更好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1946年7月前后，光华印刷厂奉命转移到保安县原红军大学旧址，并在此坚持工作了8个月。
1947年3月20日下午，光华印刷厂接到上级通知，要求迅速从保安转移到黄河以东进行生产。
当时转移的物资很多，有机器、石头、票子、黄金、白银，还有西北财委的文件等。上级领导交代，这些物资要安全转移，支前任务紧张，没有运力，一切问题要由自己解决。由于形势紧迫，厂领导组织职工将这些物资全部装箱。背的背，抬的抬，当行军到清涧县店子沟杜家台时，刚吃过晚饭，哨兵汇报敌人2名侦察兵喊口号说是“安民”来的。情况紧急，大家连夜把重要物资埋藏起来之后，人员转迅速移到其他地方。第二天派人化装成便衣侦察敌情，当得知敌人在杜家台骚扰之后又逃走了，就连夜组织起数十名精干力量，把重要物资重新抢运过无定河。在空中有敌人的飞机低飞扫射，地上有敌军尾追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提出把驮家属、小孩的牲口空出来，驮公家的贵重物资，把小孩送给老百姓寄养起来。当队伍到达王家山后，西山区党委负责人郭林森主持在王家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有人主张把物资全部掩埋起来，队伍打游击。有人提出印刷厂是印钞票的，如果把机器埋起来不生产，人去打游击，那前方如何打胜仗？一定要按上级指示，坚持转移，做到人在物资在。最后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决定携带机器设备继续转移。会后，动员当地群众支援牲口抢运物资，老乡们慷慨地把自己的牲口让寄养的小孩骑着转移到安全地区。同时，又向粮食局商谈请求支援运输力量，用了30头骡子将贵重物资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在转移途中，曾遇到敌机轰炸，炸死了数头牲口，未发生人身伤亡。由于同志们在行军中能够互相协作，沿途又得到群众的支持，圆满完成了转移的任务。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7月，光华印刷厂分批迁回延安李渠拐峁村。
光华印刷厂工人用过的毛毯
延安光华印刷厂厂歌
为了从战争废墟上尽快恢复生产，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贺龙决定将敌人遗弃在延安拐峁的炮楼作为光华印刷厂的厂房，并指示警卫营保护光华印刷厂的同志。
1944年初成立光华印刷厂合作社机构及领导情况
理事会主任：范耀武
监事会主任：薛兆林
工务科：高秉义 范耀武
总务科：李海泽
保管科：师兆祥
完成科：范培才
党支部书记：师兆祥
工会主席：范耀武
俱乐部主任：肖煌
光华印刷厂领导任职情况表
光华印刷厂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直接领导下，走过了9年艰苦战斗历程。在这9年中，全厂职工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艰苦困难中为新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建设人才。
1949年西安解放后，光华印刷厂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职工由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分配到西北五省银行系统，还向中国人民银行北京总行抽调了数名骨干，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