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开幕暨大楼落成典礼纪念
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开幕暨大楼落成典礼纪念
陕甘宁边区，亦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1937年10月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银行。
1930年至1931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开展经济建设，创设了东古平民银行、东古银行、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和蛟洋农民银行。随后分别扩大为闽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全国最大的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定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指出：“工业方面将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如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船业、矿山、工厂实行国有。”“苏维埃政府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工农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禁止私人银行或钱庄发行任何货币。”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行长毛泽民，还有会计、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共5人。设两个厅的楼上楼下3间房为5名工作人员的办公兼宿舍。同年7月，国家银行开始发行货币，8月，分别在福建、江西设立分行，还有4个兑换所，5个收买金银处和数十个代兑处，总分行全辖人员达50多人。
在革命战争中，国家银行经营和委托经营的主要业务只有发行纸币，实行低利借贷，代理国库和发行公债等四项。其中发行纸币，通过财政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一直是国家银行在革命战争时期所能够且应该担负的重要任务。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组成15大队，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国家银行长征途经遵义时居住时间最长，发行货市最具代表性。进城10天，全城经济金融活跃，红军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用现洋兑回纸币，到天亮时才结束。
边区银行成立初期工作人员。前排左起：李青萍、杨志贞、高万英、杨棋、任楚轩、周崇德、马遂合、李应海；后排左起：杨万胜、马瑞亭、王慈、曹菊如、崔德全、张定繁、高季余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组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1936年6月迁往保安（今志丹），又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月，银行迁至延安城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西北分行收回“苏票”（群众对根据地货币的简称），使用国民政府发行法币。9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0月1日，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仅有资本10万元，其中各种现金和银两占半数以上，无法开展业务，因此，中央决定将光华商店划归银行领导，经营商店，积累资金，是当时银行的首要任务。银行资金的四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的比重投入光华商店。边区银行与光华商店相辅相成，利用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在困难条件下，积极组织进口，保障公私的需要，支持了边币的发行，积存了大批物资，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毛主席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肯定并表扬了边区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后，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环境。首先要支持抗日战争；其次是国共两党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再者，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地瘠民贫，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边区银行积极执行边区政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一方面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另一方面拓展商业银行的业务，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1年12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专员、县长联席会上指出：“在边区，银行的业务是调剂金融、发展生产。为此，在业务上，不仅吸收大量预备金，为工业、农业和外贸三个项目积极筹款和投资，还必须多设分行和代办所，健全边区的兑换、汇款网。”边区银行此时不再是单纯的财政支付机关了。
1942年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为实现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两个区域财政经济统一筹划事宜，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委员会，下设西北财经办事处，贺龙任主任。财经办事处代替了银行委员会的工作。
边区银行历任行长
曹菊如——1937年10月1日至1941年3月
朱理治——1941年3月至1942年9月
黄亚光——1942年10月至1947年11月
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
西北财经委员会检查委员会主任高自立
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林伯渠
曹菊如（1901—1981）
西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曹菊如
边区银行干部正在发放农贷
朱理治（1907—1978）
西北财经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主任朱理治
陕甘宁边区银行定期存款存单
黄亚光（1901—1993）
陕甘宁边区银行优良工作者合影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时，组织机构还不够健全，仅有工作人员10余人。行长曹菊如。内设会计科，科长张定繁；出纳科，科长周崇德；营业科，科长任楚轩；1938年4月，成立光华商店，同时加设总务科。1939年设立业务科，下设会计科、出纳科，后又增设券务科。1940年成立总务处和稽查处，总务处下设管理科、人事科、收发科；稽查处下设核查科、统计科。1942年10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对银行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边区银行设两处一室。（一）总管理处设处长1人，下设货币管理科：管理边币推行及调剂汇价；发行科：发行边钞及收回，防止假钞，印刷边钞及保管；业务指导科：管理农贷，合作贷款、工业贷款及其他业务；金库科：管理各种金库；稽查科：管理会计，检查账目。（二）业务处，主要为延安业务，设处长1名，下设营业科：负责存放款，汇兑、贴现；会计科：执掌会计；出纳科：负责金钱出纳，管理库房。（三）秘书室，设主任1名，下设人事教育科、文书科、总务科。
边区银行的分支机构也不断增加。1938年秋，边区银行开始设立办事处和分行，主要有：（一）西安银行办事处，1938年秋成立，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会计科代理，主要办理汇兑业务。（二）定边分行，1939年春成立，同年冬改为分行，主要办理汇兑及商业业务。（三）绥德分行，1940年春建立，当时以光华商店分店名义出现，1941年1月正式改为分行，主要办理汇兑，并在山西碛口采办边区需要的货物。（四）陇东分行，1940年8月成立，主要任务是开展大盐店工作，经营商业。1940年3月，设立重庆办事处。1941年2月，在靖边、甘泉设立代办处，由光华商店代办。边区银行代理金库的机构有延安总库、三边分库、关中分库、陇东分库、靖边分库。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由政府直接管理，1939年10月改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管理。1940年复归边区政府管理。1943年以后，由西北财经办事处兼管，属双重领导。成立于1940年12月份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委员会是边区银行的最高立法机构。银行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委员有高自立、霍维德、曹菊如、谢觉哉、李六如、叶季壮。1941年3月，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团，顾问有王学文、王思华、丁冬放，法律顾问鲁佛民。1942年，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检查委员会，主任黄亚光，委员有朱理治，苏子仁（乔培新）、余建新、闫子祥。
陕甘宁边区银行形成示意图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组织机构图
全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先后发行过三种各具特色的货币，即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边区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指引下，灵活机动地与国民党的法币开展了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对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光华商店代价券
根据国共协议，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60多万元。但因都是10元、5元的主市，辅币奇缺，出现了邮票找零和打折使用法币的现象。当时边区成立银行没有对外公开，更不便以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边区政府为维护法币信誉和方便群众，授权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2分、5分、1角、2角、5角的代价券。光华商店的代金券只有1938年、1940年两种年份。背面有光华商店的发行告示，内容为：（1）便于市场流通特发行代价券。（2）凭此券X张或与其他通用小票凑足10角即兑付法币1元。（3）此券发行十足准备；准备金存放边区银行，由边区银行保证并代理兑换。而1940年版5角、7角5分两种纸币均使用光华商店名义，背面无告示。
光华商店代价券7角5分（正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7角5分（背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5角（正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5角（背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5角（正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5角（背面）
1940年冬，又增发了7角5分的一种。
光华商店代价券币值稳定，调剂了金融，方便了交易，深受群众的拥护，被亲切地称为“光华票”，甚至流入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壮大了银行资金，支持了财政，为接济边区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
“光华票”是法币的辅币，处于从属地位，是我党严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一次有机结合。它与法币在本质上是没有矛盾的，但却遭到国民党一些地方政府的干预和造谣。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函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天水行营，声明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属暂时权宜便民之权，只限流通陕甘宁边区，并无1元、5元及10元之币。
光华商店代价券的特点为：
一是作为法币的辅币发行。国共两党之间的货币相互结合，互为依存，这种关系不仅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特有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发行面值7角5分的“光华票”，是在边区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不得不依靠多发货币来支持财政，但又不能发行主币的紧迫形势下，边区金融工作者的大胆创举。一张7角5分，两张1元5角，四张就是3元。以辅币的面目出现，解决主币的不足。这种奥妙的面值，在我国货币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边区金融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反映了我党维护统一战线的坚定性和灵活性。
光华商店代价券2分（正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2分（背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2角（正面）
光华商店代价券2角（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完全停发了八路军军饷，而且不准汇入国内外人士的援助款，连边区境内的土特产也不让交换友区的货物。边区市场流通的法币有出无入，财政金融愈感困难，几乎弄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不得不独立自主地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与法币展开抗衡。
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在边区境内停止使用法币，相应地制定了携带法币出边区必须经许可的制度。
停止使用法币，引起了各方议论。为以正视听，1941年2月8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阐明了禁止法币使用的理由：“（一）保护法币避免其自流资敌……（二）抵制仇货，政府因鉴于过去流出之法币被仇货吸收过去，故颁布此法令，使仇货无法入门……（三）免使农民遭受法币损失，此举亦有必要。”同年2月15日，边区政府进一步发出通知，强调“法币禁用，银行币畅流，乃我边区实行暂时财政经济政策之一”，其目的“一是为边区实行经济自给，限制外货入境，刺激边区生产；二是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跃的损失……三是免使法币外流使日寇得以套取外汇；四则顽固分子对边区经济封锁，边区不得停使法币为政治之抵制，种种理由停使法币，至为正当。”
在停止使用法币的同时，边区政府决定发行正式货币，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币”。1941年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1元、5元和10元的边币，以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并解决边区财政困难。边区政府同时发出特字第403号训令，要求各专员、县长及财政工作人员正确认识发行边币的目的。1941年3月18日，边币正式投放市场，先后发行了1角、5角、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等面额的银行币。光华商店代价券逐渐收回，银行币成为边区单独的货币。在布告发出之后，法币部分地退出了流通，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各种原因，法币在边区或明或暗地仍有流通的现象。
1944年春，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
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以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的命令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角（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角（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1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10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0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00元（正面）
陝甘宁边区银行币20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00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0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500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1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10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元（背面）
边区内发行、流通银行币，标志着边区经济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促进了边区银行存、放、汇业务的全面发展，是边区银行经营金融业务正式化的转机，银行不再是单纯的财政支付机关了。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部准备“闪击”延安。为应对战争，边区军费急剧增加，战争物资需求缺口很大，但是财政方面由于边区对外贸易中断，盐及各项土产不能出境销售；同时法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锐减，银行币发行过快，物价波动，通货膨胀，抢购风顿起。
1944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命陈云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陈云经过调查认为，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使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因此他建议由盐业公司发行一种流通券，定价与法币1:1，而与边币1: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这样既可以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1，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陈云称之为“偷梁换柱”。西北财经办事处接受了陈云的建议。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决定由黄亚光、贾拓夫负责筹备制版印刷事宜，“票面暂规定为50元和10元两种，每元规定当边币15元，与边币比价固定不变”，但流通券发行后的实际比价为每元折20元兑换陕甘宁边区银行币。流通券除5000元面值市外，其余背面均有告示，内容为：（1）此券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发行，并布告全边区境内所有纳税、交易、还债等一律通用；（2）此券规定每元当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0元，并得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互相兑换；（3）流通券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及其所属西北土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之全部财产作为发行基金，并由陕甘宁边区银行给予保证；（4）此券得照章兑换法币，其兑换事宜概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总分支行及其所属交换所代理之。流通券共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11种面额，14种券别。流通券于1944年7月1日开始发行，1948年1月停止。名义上是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1944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多次发表布告、通令、通知等推行流通券。1944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发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致各地委电》（第3号）指出：“一切党政军机关的供给部、公营商店、合作社、贸易公司以及一切财经税收机关均须用全力来支持流通券，并帮助其建立信用。”做到以流通券代替边币在市面流通，而将边币收回至一定程度后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以后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再未研究新边币的发行。流通券与边币在边区市场上较长时间并流。值得一提的是，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初衷并不是取代边币成为边区的本位币，而是为了巩固边币。初始的打算是，先用流通券代替边币在市场上流通，待边币回收到一定程度时，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但流通券发行后，市场信誉良好，逐渐取代边币成为边区本位币。1945年5月1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统一货币单位的通知》，正式确定：“自6月1日起，实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责成银行尽可能收回边币。”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100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1000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50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50元（背面）
陈云
贾拓夫
货币斗争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发行后，抵制和排挤了法币在边区的流通。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不能没有法币。为了维护银行币的地位，开展边币、法币斗争，不仅是稳定金融的大事，也是整个经济工作的大事。边区对此极为重视，党、政、军部门多次发出训令、快邮代电、万万火急密电等，一再重申畅流边钞，禁用法币的政策和办法，要求边币牢固地占领边区市场。在法律行政方面，边区政府颁布法令保证边区内部全部使用银行币，不得使用法币及其他货币；再次重申银行币是边区政府法令保证其流通的。边区内一切交易价格，均须以银行币为计价标准，社会上一切支付活动均须以其为货币，否则即系违法行为，必须予以严惩。对于以其他货币为交换者，政府明确规定，钱货一概没收，如有拒用银行币者，任何人均得将其扭送军政、公安、司法部门，从严惩处。1941年12月，边区政府还颁布了《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进一步强调“凡在境内买卖，不以银行币作价交易者，以破坏金融论罪”等禁止法币流通。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向人民做广泛的宣传解释，不断提高银行币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为了便于民众理解，边区政府用打油诗宣传与推广银行币。“法币天天跌价，商民暗地吃亏。日寇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便宜。要除两个大害，只有停止法币。法币（掉）调换银行币，正确金融政策。”这些措施，稳定了边币的主导地位，促进了边区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另外，国民党顽固派一面派遣奸商特务乔装成商旅人员潜入边区，以法币或非必需品抛入边区吸收边币，一面又以高价收买法币，蛊惑人心，扰乱市场。边区银行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除成立货币交换所，公开挂牌，开展边币、法币兑换外，还制定了法币管理办法。
边币发行中，在指导思想上曾经出现了一些不同认识。
一是在发行数量上，有“无限制发行论”与“保守的发行论”之争。在发行初期，由于保守思想占据了领导地位，本来可以多发的票子未能多发。1942年后纠正了这种金融工作中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边区银行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既反对无限制发行的倾向，也反对害怕发行的倾向，求得出入口贸易的平衡和稳定边币，实现了发行增得快，物价涨得慢。
二是在市场占领上，有“边币独占边区市场”和“绝对消灭黑市”的论点，也有“边法币同流”的论点。实际上，边币与法币既要在边区市场上分离，又要在对外贸易上互相联系起来。因此，边区政府一面颁布禁止法币流通命令，一面又在各地成立货币交换所，从事边币与法币兑换，使边币的流通范围得到了扩大。
交换所
农贷委员会
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
三是在边币、法币的比较上，有落实在比价上还是落实在物价上之争。两种意见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边区经济金融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曹菊如、朱理治、莫松龄、丁冬放、乔培新、王思华等纷纷写文章发表看法。讨论时间之长，形式之活跃是空前的。这个问题在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上才统一了认识。会议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是物价决定比价，而非比价决定物价。但如掌握不好，比价变动亦有可能影响物价。”
1941年8月，中央召开讨论金融问题，争论也很多。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加以解决。”1942年12月召开的边区高干会，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进一步为发行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整个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边区银行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积极支持运盐和生产自给。
1942年9月3日，李富春在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整顿财政会议上，对金融贸易政策提出了三条原则：1. 以事实上物物交换，求得出入口平衡；2. 以实物保障，求得金融稳定；3. 统一集中自己力量，进行对外斗争。李富春说：“1. 边钞稳定基本标志，不在边钞高潮或低落，由于我方有物资保障，使之经常在一定价格下，边钞高低之操纵，目的是做到物物交换之平衡（相对的）；2. 边钞发行，我不是无限制通货膨胀者。”1944年12月1日，陈云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就金融稳定在物价上还是稳定在比价上发表意见指出：“要稳定在物价上暂时尚不可能，要稳定比价上现在已经做到了。原因是：1. 战时特点，物资缺乏，日用品的生产减少，货币增加，故物价要涨；2. 外来品，我们主张不要涨价，但西安等地要涨，决定在外面，故物价随环境而变动。”
自力更生战胜经济困难
1941年以前，边区财政主要靠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及国内外的捐助支撑。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停发了八路军抗日经费，还对边区实施了严重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在此期间，日军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1940年至1941年间，边区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抗日战争初期那种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黄亚光在日记中归纳为：皖南事变给陕甘宁边区带来了严重的外部困难，“第一，财政靠发行，法币来源断绝。第二，贸易自流状态，外面则加紧封锁。第三，买卖要多花钱，又不能按时来”。边区政府一年只发3个月菜金。财政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去世后，没有钱买一口棺材。1941年冬，边区银行120人发了60套棉衣，行政科长方悴农夫妇两个人领了一条棉裤，因为没有棉花，被子里面装的是生羊毛，“白天一身毛，晚上一嘴毛”，生羊毛的腥臭味令人发呕。没有办公纸，有的同志甚至把带进边区的同学通讯录翻转后用来办公。
为了克服困难，边区银行积极响应党中央“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号召，采取单位、个人一齐上的方法投入大生产运动。从1939年至1943年开荒种地65亩，还办有豆腐坊、磨坊、屠宰场、运输队等，年收入13.185万元。从行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定有生产任务，打毛衣、纺线线、打草鞋、背石头箍窑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家毫无怨言，用自己的双手战胜了困难，赢得了丰衣足食。至1945年，每人每月平均可吃6次馍，2.4斤肉，1.3斤油，37.2斤菜，一年两套单衣（包括衬衣），两年一套棉衣。
1943年10月，总行杨德才、靳波涛、张玉龙等12人，分两组在延安县柳林区5乡的深山老林开荒烧木炭，开展变工竞赛，创造了12个人一天掏3垧地，砍可烧3窑木炭的柴火。
边区银行运输队队员吴廷法，在一次运输途中不幸翻车身亡。他精心饲养牲口，特别爱护车辆，运粮送炭从无短少。边区银行为纪念吴廷法同志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呈请边区政府拨款50万元，设立奖励基金，奖给银行工作人员中的模范工作者。
陕甘宁边区银行生产成绩统计表（1943年）
陕甘宁边区银行支援阶级兄弟一览表
《解放日报》以《边区银行个人生产成绩显著》为题，报道边区银行组织15人的生产委员会，定期检查，按周汇报，每月总结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和家属组成9个小组，要求每人完成2斗粮的生产任务。
涂俊明（张浩同志夫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曾掩护过刘少奇等很多革命同志。已50多岁了，工余时间还从事织毛衣、养鸡等生产，每月都超额完成任务。家属赵淑珍，有孕在身，在入院生产前还坚持纺纱、生豆芽。货币交换所的同志，一周只有半天休假，每天下班后还要坚持劳动两小时。
身经百战的张来保，把自己的一条毛毯，公家发的一条毛巾，200元鞋费以及自制的一把牙刷、一双袜子和100元存款等，全部捐赠给保卫边区的将士。他说：“我自己不能上前线了，把这些东西赠给前线的战士，支援他们打鬼子，咱们在后方才能安心工作。”
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成果和经验，受到边区政府的多次表扬。《1943年度政府系统各单位运输事业总结》在谈到经验时指出：“第一是领导得法；第二是人事可靠，否则同样会产生不良结果，银行的经验就是明证，如果没有魏国兴同志善于领导，以及封成白同志忠实能干可靠亦绝不能成功。”
陕甘宁边区银行参加边区劳模大会获奖名单：
甲等：崔平，延安货币交换所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
二等奖：丁鸿慈，清涧县货币交换所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银行延安分行行长；
二等奖：丁立智，光华印刷厂青年工人，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印刷公司经理。
1941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银行举行正式开幕暨银行大楼落成典礼，边区银行不再是财政支付机关，由经营商业转向全面开展存、放、汇等金融业务。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积极组织存款，扩大放款，为支援边区军民发展生产自给，克服财政困难，坚持抗战，繁荣边区经济，积极开展信贷业务支持工作。
发放贷款，支援生产自给
边区银行坚持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信贷原则，对难民纺织厂、振华纸厂、化学工厂、纬华纺织厂、交通纺织厂、新华制革厂等公营骨干企业给予支持的同时，兼顾绥德永昌土布产销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北华侨实业公司、米脂民生纸厂等私营企业的投资。使边区的私营工业由原来的36家发展到473家，私营作坊发展到235家，全边区共有15万人参加了纺织工业。
1938年11月，日机的三次轰炸把延安城炸成一片废墟。边区政府决定由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负责领导在孤魂沟（即现在的市场沟）建设新市场。许多小商人无力投资和继续营业，边区银行放给无息贷款，使往日的孤魂沟成了延安最为繁荣的商业中心。1941年边区银行大楼落成开幕时，工商界为表达感谢，制作了一幅长246米、宽0.8米的贺幛，上绣“富强根基”四个大字，赠给边区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放款统计表（边币））
《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作者辛波（左一）
359旅响应大生产号召，开垦南泥湾，边区银行赠送全体战士每人一把老镢头。该旅718团借银行40000元，开办了木工厂、铁厂、织布厂、理发馆、饭店、骡马店等。12个月的时间，仅木工厂就赚得15000元。三边驻军为感谢银行的支持，把写有“发展边区金融”的锦旗赠给了三边分行。
绥德分行在银行的支持下，积极发展纺织业，使棉布的自给率超过60％。边区银行给朱总司令也贷了一笔纺织贷款，在王家坪办起了有6台机子的织布厂。
毛泽东于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讲话时指出：“增加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边区政府成立了以副主席高自力为主任，朱理治行长为副主任的农贷委员会。边区农贷的种类有耕牛贷款、植棉贷款、水利贷款、青苗贷款、农具贷款等。
据统计，1942年借给8025户1579939元贷款，卖耕牛2672头，农具4980件，增加耕地面积108780亩，增加粮食26105石。许多农民实现了“耕三余一”，有的还实现了“耕二余一”。
关中分行1942年发放移民贷款10万元，使河南逃荒来边区的400多户难民安定了在边区生计的基础。
边区金融工作者根据实际，创造了许多农贷工作的好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农贷工作经验。如业务处处长辛波经过调查后创作了《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陕甘宁边区银行储蓄奖券2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储蓄奖券2元（背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储蓄奖券5元（正面）
陕甘宁边区银行储蓄奖券5元（背面）
《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农贷歌是对陕甘宁边区银行农贷工作宝贵经验的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边区银行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
吸收存款，积累资金
边区银行成立后，即开办了往来存款、特别往来存款、票据存款和暂时存款，1939年和1940年又增加了活期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存款在边区银行整个资金构成中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如1941年6月底，各种存款总余额为132万元，占银行资产的30％左右，占同期放款总余额的71％，占同期发放累计的8.5％。存款主要是从贷款转化来的，而放款又多是建立在发放的基础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总存款中真正的社会游资并不多。
1941年10月和1942年2月，边区银行发行了两期有奖储蓄，合计150万元，实收不足30万元，而且是陆续收齐的，两次费用开支即达30万元。边区党、政、军总动员，在舆论上做了许多工作。边区政府主席发表告同胞书，成立了以朱总司令、高岗为名誉团长，林伯渠为总团长的劝储团。各分区、县组成分支团，负责推销奖券。边区银行抽调人员，增设机构，组织力量，突击完成，借银行大楼开幕典礼之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但是与耗费的人力、物力相比较，却得不偿失。1943年边区银行总结发行有奖储蓄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储蓄券的发行，表现着浓厚的主观主义，事先并未调查边区的具体条件，消化对象及发行时间等问题，贸然发行，只适合都市地方一般小市民的侥幸心理，发财思想。因此两次推销购买者甚少，主要是摊派下去的。”此后边区银行再没有发行有奖储蓄券。
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存款统计表（边币）
发行建设救国公债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军饷，边区面临饿死困死的境地。边区政府断然决定在发行边币的同时，委托边区银行发行建设救国公债500万元。原定10年期，于1951年前分10次还本付息，结果只用了3年即全部还清，被称为信誉最好的公债券。
公债分5元、10元、50元三种面额（每种一张分10条），年利率7厘5毫。自1942年起，每年还10％，本利并付。在具体推销工作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宣传方法，解除了有人认为是“人头税”或“不会归还”的顾虑，纠正了个别地方的摊派现象。实际完成618万元，边区政府将这笔钱投资当年经济建设500万元，余118万元做了经费开支。
边区政府按承诺，于1942年、1943年还本付息两次计130万元。1944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财力比较充裕，按计划每年还本付息为数不多，人民持券往返甚感不便，决定第三届还本付息期间（1944年7月）将新欠债款连同本年度应付利息（往后年息票不计）一次全部还清。人民群众称赞说：“共产党就是守信用，10年公债3年还清，说明经过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形势确实好转了！”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10元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5元
发展信用合作社
陕甘宁边区信用合作社创始人刘建章
1938年，陕甘宁边区曾试办过信用合作社。1943年3月，延安南区沟门成立了边区第一个信用合作社。1944年10月4日，信用社创始人刘建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信用合作社”的长篇文章，全面论述了新旧社会的借贷关系，信用社的作用、存款、放款、入股，以及信用社和银行的关系等，被誉为“合作英雄”。1946年元宵节，毛泽东与其子毛岸英曾亲赴柳林刘建章家做客。陕甘宁边区有农村信用社，也有城市信用社；有经营货币的信用社，也有储蓄粮食的信用社；有农会办信用社，也有学校办信用社。边区信用合作社作为边区银行的辅助，抵制了高利贷，支援了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受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到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建立信用社80多个，聚积资金5亿多元。
1944年5月延安县信用合作社业务活动一览表
转战陕北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向延安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边区银行于3月16日凌晨撤离延安，踏上了转战的征途。白天敌机轰炸扫射，牲口受惊，无法行走，所以大都夜间行军，以最快速度前进，互不相等，能跟上就一起走，跟不上的就随后追赶。18天时间转移了10多处地方。
4月1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在子长西张家山召开会议，检讨转战—个月来的工作，这一阶段，由于处于敌进我退的战争状态，边区银行工作陷于停滞，边币发生严重波动，地域缩小，兑换停滞，交换缺乏，人民手中有钱买不到东西；另一方面为了支援前线，需要大量发行，发出难以收回，吞吐不灵，在此情况下币值有持续下跌趋势。会议决定：1. 凡一切稍为远战地区银行兑换工作应即设法恢复；2. 黄金、白洋、法币、物资均应逐渐抛出，以回笼货币，吞吐发行；3. 发行应有节制，与财政贸易密切配合以减少发行与吞吐发行，由财厅提取部分供给制，贸易公司售出物资以收回边币等；4. 印刷厂生产应即恢复，票纸应即设法购买，防止中断影响工作；5. 绥德金融应即设法整顿。
根据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精神指示，边区银行择定安塞平桥为中心，进行业务活动。1. 随军售布，流通边市；2. 随军附设流动交换所，无限兑出法币；3. 随军抛售黄金、白洋；4. 代理财政支付。
1947年7月底，边区银行总行从袁家砭出发，经过子洲县双湖峪、绥德县义合镇到延家川。8月15日离开延家川，经中角村向蟋蜊峪黄河渡口进发。8月16日下午6时许，边区银行总行东渡黄河，前往山西临县。9月中旬，在解放军开始大反攻的新形势下，边区银行开展了“三查运动”（查思想、查工作、查阶级）。这是继1942年整风运动后又一次思想教育，为支援前线，收复失地，解放大西北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10月下旬，边区银行西渡黄河，驻绥德中角村。
边区银行在撤离延安的头3个月，即付出现金33万元，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并为西北解放区的指示，1947年1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正式发行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