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945年10月——
与周恩来为邻的是张闻天（笔名洛甫）。左起第三孔窑洞是张闻天的办公室，第四孔是寝室。延安时期，张闻天先后在凤凰山麓、兰家坪、杨家岭等地居住。
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重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经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这三年半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不过，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精神，主动地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
张闻天作风民主、谦虚谨慎。他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主持召开的会议，都要事先和毛泽东进行讨论和研究，他为党起草的许多文件，写好后先送毛泽东审改，再提交会议讨论。毛泽东多次赞扬他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坚持集体领导的民主作风，称他是我们党的“明君”。
张闻天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延安时期，张闻天兼任过《解放》周刊（1937年4月）主编、中央宣传部部长（1937年12月）、马列学院院长（1938年5月）、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1939年初）、干部教育部部长（1939年2月）、《共产党人》杂志（1939年10月）主编等职务，曾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政治评论和思想评论的文章。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是1938年4月在陕北公学的讲演《论青年的修养》和7月对抗大第三期毕业生的讲演《论待人接物问题》。
作为马列学院的院长，张闻天亲自领导制订了马列学院的教学计划及实施措施。为了让学员和广大干部读到马恩列斯原著，张闻天在学院还专门设立了编译部，并对翻译人员规定了翻译任务，平均每天译1000字，一年完成36万字的翻译任务。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农村搞调查研究。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研究的计划。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农村调查团，用一年的时间，先后深入陕北的神（木）、府（谷）、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回到延安后，写了《出发归来记》《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十几份调查报告和典型材料，为党中央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张闻天夫人刘英1987年5月回延安时，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赠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1945年6月9日，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张闻天以较多的票数当选，成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44名正式委员之一。“七大”闭幕后，在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13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是其中之一。这13位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