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1947年3月——
任弼时居住的院落位于幸福渠畔，是一排三孔石窑洞。右起第一孔是办公室，第二孔是寝室，第三孔是工作人员住室。左边的小房子是警卫班的住房。枣园是任弼时在延安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任弼时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创建人。长征途中，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兼二军政委，与朱德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做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配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任弼时与彭德怀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随后和彭德怀一起到西安与杨虎城、王以哲会谈，并到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与朱德、彭德怀等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新局面。
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刚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的任弼时即刻踏上了西行征途。其间，任弼时突然接到一封从延安转来的电报：3月18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他的母亲去世了。任弼时夫妇深感悲痛，但是关山万里，重任在肩，他们只能对空遥祭，治丧的事只好电请堂叔任理卿代为料理。
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以及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从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
7月，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托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任弼时莫斯科之行，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延安。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使者，在莫斯科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临行前，任弼时夫妇把岁的女儿远芳寄养在国际儿童院。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与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回到延安。
任弼时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中国共产党再没有派出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但是和共产国际的电讯往来联系却非常密切。回到延安后，任弼时着手在靠近中央警卫团的、与枣园隔西川河相望的侯家沟，建立了一个专门供毛泽东用的电台。这个机构（对内负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共的电讯联络；对外称“中央农委”，实是中央交通局）由任弼时直接指导，吴德峰和帅孟奇等负责日常工作。1940年11月，开始正式收发报。凡是从共产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万万火急”电报和毛泽东发出的电报，均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校核定稿和拍发。与此同时，任弼时开始集中精力筹备党的“七大”。一是准备会场；二是审查代表资格；三是准备“七大”的文件和材料。
这期间，任弼时还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的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这时的任弼时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指示各中央局、各分局，总结过去经验，“择地试验”。中央青委也在任弼时的具体指导下，派出工作组，在延安附近的冯庄、丰足火柴厂和行知中学三处建立了试点，为在农村、工厂和学校建立青年团取得工作经验。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期间，任弼时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任弼时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