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延园大门，首先可以看见一座“品”字形建筑，它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亦称“俱乐部”）。它由著名建筑工程专家杨作才精心设计，于1940年建成。它的建成，为后来建造中央大礼堂做了技术上的探索。这座小礼堂主要分为正厅和东厅两个厅。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中央领导在这里还多次接见和招待过枣园乡的人民群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当时，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决策就是在这里决定的。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饿了，毛泽东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凳子和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抗战胜利后发展的形势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我党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枣园小礼堂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接着，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抗战结束后的形势和我党准备采取的对策。最后，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毛泽东讲完后，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当时，大家最为关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对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此时，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从破译的密电中了解到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主要是制造舆论，实际上没有进行和平谈判的具体准备。8月25日，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回到延安。根据局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经过一夜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决定。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与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张治中合影
8月26日，在枣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了这一决定。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指出：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很快在延安传开了，同志们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有的说这是蒋介石摆的“鸿门宴”，没安好心；有的说蒋介石要是有和平诚意就叫他到延安来谈，有的还派代表到中央办公厅去请求，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
8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抵延安，迎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是延安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既渴望和平又替毛泽东安危担忧的延安军民，纷纷涌向延安东关机场。机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人们的目光搜寻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在延安人民的记忆里，毛泽东总是穿着一套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可是今天的他和平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为了人民的和平，毛泽东就要远行了，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这次远行安危捏着一把汗。毛泽东平时是不习惯戴礼帽、穿皮鞋的，重庆谈判临行前，借了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礼帽和皮鞋。车行至丁泉砭时，周恩来觉得毛泽东戴的礼帽太小，把自己戴的盔式帽换给毛泽东戴。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机场向送行的延安军民挥手告别时的情景
登机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踏上登机板，稳步进入机舱口。随后，他转过身，面对送行的延安人民，只见他摘下帽子，慢慢地将帽子举起，举起，超过头顶后使劲一挥，在空中停住了。屏息静观的延安军民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机场沸腾了，延安沸腾了！大家祝愿毛泽东一路顺风。著名摄影师吴印咸将这最精彩的一瞬间永久地记录下来。
吴印咸回忆道：“在赴重庆前，主席曾特别嘱咐我：‘拍照时，我不要他（赫尔利）站在我旁边。’然而最精彩最关键的一张，却出现这无法改变的事实，我真感到懊恼。经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用剪裁的方法，对照片进行了技术加工。加工后的照片虽只保留了半个机舱门，但主席的从容、大度的气质却更加突出，政治家的风范也更加光彩照人，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在飞往重庆的途中，胡乔木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说：“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9月21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我们不主张破裂。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毛泽东赴渝前夕，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我太行军区集结主力部队，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军和向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从9月初开始，经过40多天的战斗，共歼敌3.5万多人。这一仗，加强了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完全贯彻了毛泽东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胜仗以支援谈判的精神。在重庆，毛泽东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也常被称作《双十协定》。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小礼堂内部
在重庆的43天中，烟瘾很重的毛泽东竟连一支烟也未吸。毛泽东除主持谈判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其间，有人问：“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幽默地说：“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草头将军而已。”9月6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并以《沁园春·雪》词书赠柳亚子。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在机场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回到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他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当年，住在枣园的中央首长和办事机构越来越多，康生为了解决枣园人口稠密和便于保卫工作，要求行政村主任兼枣园村长谢红元动员枣园村群众全部搬出枣园。毛泽东严厉地对康生说：“你们干什么名堂？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毛泽东没让枣园村的乡亲们搬走，而是让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的一部分同志搬出枣园，住在裴庄。
每当逢年过节，毛泽东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并且为老人们祝寿。他称自己是“枣园的居民”。
1943年2月18日即正月十四，毛泽东在延园外散步，看到几位老乡正在聊天，就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问了他们的年纪，有两个老汉告诉他说：“枣园乡一共有24个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明天是正月十五，是我俩的生日。”毛泽东笑着说：“好啊！你们都是年高望重的人，应该给你们祝寿才好。”一个老汉叹口气说：“唉！咱们这号受苦人过生日，还祝啥寿啊！”毛泽东说：“咱们如今翻了身，生产搞得好，真是人寿年丰啊，明天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坐坐，咱们大家一起祝个寿，一定要来，不要客气。”
第二天，毛泽东在这里备了三桌酒菜和又细又长的长寿面，邀请枣园村24位年过60岁的老人来到这里做客，为他们集体祝寿。一位老人紧紧拉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你是我们庄户人的大救星，穷苦人的引路人，你把我们大大小小的事都记在心里，我们祖宗三代都没有祝过寿啊！”毛泽东亲切地说：“老人家，不要难过，咱们今天翻了身，生活大改善，今后咱们的生活会更好的！”毛泽东亲自给老人敬酒，祝福他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并送给他们每人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作为祝寿礼品，告诉他们要讲究卫生，移风易俗，又专门为他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老人们都非常感动，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在旧社会，官府要粮要草，又打又骂，谁拿咱们当人看。现在共产党对我们这样关心，回去一定要搞好生产，多缴公粮，支援前线。”毛泽东祝他们健康长寿，希望他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发展生产，过上更好的日子。
1944年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枣园乡文书江英的陪同下，去枣园区乡政府拜年。毛泽东一进门就亲热地向区乡干部们问候：“过年好！身体好！工作好！”并和每个人握手。毛泽东对枣园乡乡长杨成福和村长谢红元说：“我也是咱村的一户人，我们这户人口最多，以后开会也要叫我们参加。”接着，毛泽东了解了枣园乡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问：“每年缴纳多少公粮？有没有没粮吃的人？”当看见旁边9岁的小孩李治安时，毛泽东亲热地问：“娃娃同志，上学了吗？”娃娃答：“没有。”这时，毛泽东对枣园区委书记王有义说：“要好好开展教育工作，陕北文化落后，我们的地方将来要扩大，中央不一定常住在我们延安，将来一走，地方工作就给你们丢下了。教育儿童是很重要的工作。”为了解决缺教师的问题，毛泽东让江英一边帮政府工作，一边给村里的孩子教字。毛泽东的一声“娃娃同志”，逗乐在场的人们，从此，枣园的年轻人见了面都快乐地相互称“娃娃同志”。
毛泽东和枣园群众在一起
第二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书记处小礼堂设了14张方桌，上边堆满了花生、糖果、纸烟和年饭等，宴请枣园区、乡干部和群众代表。乡亲们带着油糕、油馍、米酒，还有特地给毛泽东蒸的几个白面大寿桃等礼物和写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来到枣园，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拜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地招呼大家，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接着，毛泽东亲自给每个人斟酒。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喝，毛泽东便笑着说：“不要客气，军民一家人嘛！”可是大家还是不好意思喝，于是毛泽东提议说：“如果再不喝，咱们就猜拳，谁输了谁喝。”平时这些老乡猜拳还可以，但这天不知怎么搞的，一猜就输，输了就得喝，输得多了，就说喝不过。毛泽东乐乐呵呵地说：“能喝就能干嘛！”席间，毛泽东招呼大家吃好，喝好。
在与乡亲们拉家常时，毛泽东说：“要实行变工互助，不但做到‘耕三余一’，还要做到‘耕二余一’。”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毛泽东：“已经达到了‘耕二余一’（即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或二年耕而余一年之蓄）。”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又问：“枣园村多少户人家？今年过年杀了几口猪？”大家回答：“全村共25户人家，今年过年杀了18口猪。”毛泽东说：“还不够，每户还没有平均到一口。要多养猪，从下年起，争取每户过年都杀一口猪。”饭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直把大家送到延园大门口，还一再鼓励他们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
这年春，毛泽东号召中直机关每人种植南瓜5棵，中央领导带头完成，陈云种了40棵。
1944年春，枣园秧歌队队员的合影
“为群众服务”是1944年毛泽东为书记处同志题写的。
东厅既是当时的会议餐厅，也是周末活动的乐池。
照片中的演员都是西北公学的学员。西北公学直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兼任校长。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是在整风过程中从鲁迅艺术学院、青年剧院、平剧院等部门调来接受审查的同志。在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中，一些人被错误地打成“特务”“内奸”。这些被冤枉的同志没有怨言，没有怨气，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在学习中、劳动中，表现都非常好，成为社会部机关的一支活跃力量。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1944年春，西北公学文工团秧歌队扭着秧歌，欢快地走了进来，生龙活虎的表演，立刻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毛泽东也被感染，转身问坐在身边的李克农：“这是谁家的秧歌队啊？”李克农笑着答：“这是枣园后沟西北公学同学组成的秧歌队。”“怪不得呢，他们唱词里代表枣园，也是代表我们感谢乡亲们。为什么不报单位呢？”李克农笑了笑，没有立即回答。毛泽东说：“就叫枣园秧歌队吧。”李克农高兴地点了点头。事后，他让总务处买了几丈红布，上书“枣园秧歌队”几个大字。毛泽东命名的这支秧歌队，威名远扬了。
西北公学枣园文工团编排的秧歌剧《动员起来》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组织起来》的讲话精神，兼任西北公学校长的李克农亲自组织西北公学的简化僧、汪吉、陆石、严正等艺术工作者深入农村，搜集素材，很快就创作了一个反映农村题材的剧本《动员起来》，剧情主要讲述“二流子”张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过妻子、妹妹、老村长的共同帮助，最终被改造成一名劳动能手。剧组演员为了把戏演得逼真，背上行李，走进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音乐组的同志，搜集民歌素材，为秧歌剧配上了有陕北民歌情调的悦耳动听的音乐。1944年春，秧歌剧《动员起来》在秧歌大汇演时引起轰动，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庄稼汉、婆姨女子，无不拍手称赞。静候佳音的李克农得知演出成功的消息，高兴之余，慰劳剧组人员美美地吃了顿饺子。著名作家萧三专门撰文写道：“这是春节演出许多节目中最令人满意和最成功的一个。”为满足热情观众的需要，延安新华书店于这年6月出版了《动员起来》单行本。
1992年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之际，《动员起来》剧组演员白茜、李高峰、张婷乙、刘苏和导演严正结伴返回延安枣园。他们是剧中“二流子”扮演者原名李高峰（在北京对外艺术中心工作），“村长”扮演者白茜（在辽宁电影公司工作），“妻子”扮演者原名张婷乙（在北京戏剧学院工作），“妹妹”扮演者原名刘苏（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工作）。当他们走进枣园小礼堂，看到展出的这张照片时，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