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排坐北面南的石窑洞共14孔，是1941年修建的。从前线回来的负责同志，临时在此居住，实际上成为中央高级干部招待所。
1942年12月，刘少奇从华中局回来后，住在中间两孔窑洞里。
刘少奇经过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任北方局书记。当时的北方局由于同中央失去联系，“左”倾路线几乎原封不动地在那里保留。刘少奇到达天津后，调查研究，撰写文章，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白区工人运动的经验，系统地阐述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他正确领导各级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逐步使我党在华北的工作公开化、合法化，党的队伍得到发展壮大。193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基本上的转变。”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认为他是“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在太原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的重任。六届六中全会中央做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成立了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新四军各部队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向敌后挺进，发展抗日武装，扩大抗日阵地，在华中敌后战场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在移师北上途中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8万重兵包围袭击，几乎全军覆没。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刘少奇于1月17日、18日两次向中央提议，重新“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代军长”。中央同意刘少奇的提议。1月20日，中央军委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随即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继续坚持长江南北抗战。
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在1942年2月15日至3月5日华中局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做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他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和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刘少奇与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
刘少奇领导华北、华中抗战功勋卓著，正如陈毅在华中局高干会上所讲的：“他始终灵活地估计形势，能够把整个历史行程的转折点抓住。我想这是马列主义实际运用最精彩的一页，应该成为抗战史上以及我党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刘少奇在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1941年10月，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要他回延安，在延安指挥华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刘少奇回延安途中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视。1942年2月13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陈毅、刘少奇说：“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毛泽东也许觉得这样还不保险，于是又给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去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同时要刘少奇再等一等。一个星期后，3月21日，毛泽东把彭德怀关于沿途敌情的电报转给刘少奇，并且又一次强调“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一行化装成老百姓，从苏北盐城启程，经过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省，历时近九个月的长途跋涉，穿过敌人100多道封锁线，于12月30日回到了延安。1943年3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刘少奇做了《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在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分别任书记。会议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华中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兼中央研究局局长。从此，刘少奇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中的重要成员。
1939年年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时，应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就有关思想修养的问题，给马列学院做了一场报告，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张闻天认为刘少奇的报告对于广大党员都是迫切需要的，便请他整理成文，发表在《解放》周刊上，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全党整风中，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将这篇文章规定为整风的必读文件。刘少奇在这里居住期间，先后写了《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对华中工作的意见》《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著作。
刘少奇对干部的工作作风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为争待遇、争个人荣誉而纠缠不休的人。刘少奇满怀感触地说：“所谓大公无私、秉公、奉公等等的意思，就是要求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不要把个人的利益掺杂进去，不要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摆在第一位。如果一个人因为话是他说的、意见是他提的、事情是他办的，那就不论正确与否，不能再有异议，否则就是损害了他的荣誉和威信，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甚至是涉及客观规律、客观真理和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他不管正确与否都要从个人的尊严和权威出发，不准有异议，那怎么能不使问题复杂化，又怎能澄清问题的实质呢？这是违反科学的，但却是常遇到的现象。对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十分警惕。”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刘少奇用这一“最高原则”去教育别人，也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成为自我修养的典范。
今天，当我们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候，就会明白一个浅显而朴素的道理：一个人只要选择了党，那么首先就意味着他选择了“最高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