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是一幢飞机形办公楼，由杨作才设计，于1941年建成。作为延安第一幢三层建筑，在众多土窑洞的陪衬下，显得有点鹤立鸡群。三楼是政治局会议室，许多重大决定、文件在这里部署通过，被毛泽东戏称为“政治工厂”。二楼是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人的办公室。南一楼原是中灶餐厅，也是会议室。北一楼是作战研究室，后为中央图书室。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半，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在此召开。现在内部仍按座谈会原样布置。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在杨家岭召开。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开座谈会。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揭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序幕。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毛泽东和延安文艺界的人士广交朋友，使他能够及时掌握文艺界的动态。194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发出了由毛泽东和凯丰签名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手持木棍的塞克来了。一曲《二月里来》使他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有一次，毛泽东让李卓然邀请塞克到自己的住处晤谈，不料竟被塞克拒绝。塞克提出的原因很古怪，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毛泽东知道后，便再次让人去请塞克，并且在塞克来杨家岭的那一天，对卫士说：“我的朋友来看我，你们不能挡驾。”他还风趣地说：“我这位朋友脾气可大啦！你一挡驾他就回去了，那你可就吃罪不起呀！”当塞克来到杨家岭时，果然不见了荷枪肃立的哨兵。毛泽东为与塞克谈而尽撤岗哨，使塞克这位名士更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
《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来了。1938年3月，几经颠沛的萧军从山西吉县前往五台山时，绕道延安，住在延安南门外龙湾山下的西北旅社。毛泽东听到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派秘书邀请萧军面谈，岂料年轻气傲的萧军竟直率地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路过延安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繁忙，还是不打扰的好！”毛泽东的秘书走后，丁玲曾劝萧军，既然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该主动拜访的好。萧军也感到自己的言语有些欠妥，准备前去拜见毛泽东。谁知他尚未成行，毛泽东竟亲自来到萧军的下榻之处，看望这位30岁出头的青年作家。毛泽东礼贤下士的领袖风范使萧军感到异常惭愧。
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人员合影
欧阳山、草明夫妇来了，罗烽、白朗夫妇来了；向隅和唐荣枚夫妇也来了……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
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发表《引言》的讲话。他讲道：“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接着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讨论开始，当过炮兵的萧军放了第一炮。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发言者争相不断，将各种观点都毫无保留地亮了出来。毛泽东手拿铅笔，专注地倾听，并不时地在纸上记着要点。
5月16日，第二次讨论会召开，长须垂胸、有“美髯公”之誉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兼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站了起来。他说：“有人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却很欢迎。我们每次演出之后，老百姓都拿出许多鸡蛋、花生来慰劳我们。我们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点走去。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路，只要顺着鸡蛋皮走就找到了。”会场一片笑声。毛泽东也笑着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拿出更多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然的话，下一次群众就不会给你们吃鸡蛋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次人代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柯仲平，还风趣地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就到哪里！”
第三次会议在5月23日下午举行，朱德做了最后发言。夕阳衔山，出席座谈会的代表同中央领导同志在门口合影留念。
最后请毛泽东做《结论》的讲话。晚饭前没有讲完，晚饭后继续讲。由于听报告的人越聚越多，室内十分拥挤，便将会场移到室外广场，临时用三根木椽支个架子，吊上一盏汽灯。报告结束，已经是深夜了。
《讲话》从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走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根本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工厂、农村、部队，熟悉生活，了解群众，创作了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使文艺工作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的繁荣局面。
1943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
60多年过去了，《讲话》所阐述的思想不仅对中国的革命文艺，而且对共产党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