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孔坐北面南的石窑洞，是王稼祥的旧居。
在1933年4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王稼祥身负重伤，他是躺在担架上走完长征的。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即设法送王稼祥赴苏联治伤。1937年1月17日，王稼祥在贺诚等护送下离开延安，经西安、天津、上海，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9月，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1月，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8年8月初，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回到延安，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传达，对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延安整风学习运动中，王稼祥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副组长，负责军委系统的整风学习。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带头精读文件，写心得笔记。他把军委各部门一把手的笔记统统收去，亲自检查并写上批语，推动了各部门的整风学习。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王稼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廿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并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些论述，对全党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他召集军委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制订本单位生产自给的计划。一次，政治部在军委礼堂召开全体人员生产大会，王稼祥做动员。他说：“我们的干部、战士不仅会打仗，而且要会生产。我们搞生产，不仅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而且是为夺取抗战胜利创造条件。”会上，他还讲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钱的作用。他说，钱这个东西，要辨证地对待，既可爱又可恨。钱要从正道上来，通过自己辛勤劳动来获得。如果违法乱纪搞歪门邪道，甚至贪污，就可恨了。
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调整后，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尽管他身体欠佳，伤病常常复发，仍努力做好工作。当时中央组织部统一规定，给残废或受伤军人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当秘书将钱领回时，他却执意要退回去。秘书说：“你受过重伤，身体虚弱，应该补养补养。”他说：“我的生活和老百姓比好多了，应把这些钱省下来，给有困难的同志。”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领导同志，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搞了几头奶牛，给王稼祥每天供一磅牛奶，每月供一斤白糖，他却把奶和糖省下来，送给杨尚昆、陶铸、胡耀邦等同志的孩子吃。供给部批准王稼祥的伙食可以实报实销，但他严格要求，每餐只一菜一汤，绝不准超过标准。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2月，由于伤病复发，王稼祥在夫人朱仲丽等陪同下从王家坪离开延安，再次赴苏联治疗。1947年5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到达哈尔滨，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
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