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和第120师粉碎了日军对陕甘宁边区府谷至宜川黄河防线的历次进攻。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千里河防是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自1938年3月起，日军先后以第109师、第26师及独立混成第3旅、第16旅等部向边区黄河防线进攻，企图切断边区与山西省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配合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为抗击日军的进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黄河防线划为3个地段，分别由神府、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警备司令部设防，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其部署：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6团驻神府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警备第8团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坪渡口；警备第3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枣林坪（不含）等渡口；警备第4团驻守永坪地区，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第5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岸至清水关渡口。
1938年3月13日，日军第26师2000余人，在飞机和地面炮火的掩护下，从神府河防对岸抢渡黄河。警备第6团以突然猛烈火力击其于半渡之中，并以一部兵力迂回河东，袭击日军侧背，毙伤敌140余人；后在河东八路军第120师配合下，迫使日军向兴县撤退。5月初，日军第109师1个旅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突破宋家川河防阵地。警备第8团主力东渡黄河，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伏击、袭扰日军。10日夜，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击溃日军1个营，歼敌200余人，迫敌向东撤退。1939年6月4日至5日，日军万余人进占军渡，在附近山头构筑工事，以炮击向宋家川、枣林坪一线阵地和哨所；6日又以约15000人进占孟门、碛口，派飞机轰炸河西李家沟等阵地，企图强渡。八路军河防守备部队经过三昼夜隔河顽强抗击，迫使日军退至军渡后山。与此同时，河东八路军袭击日军侧后，破袭交通运输线，使日军腹背受击，迫其退至柳林、大武。守备部队一部乘胜渡河追击，收复李家垣和柳林，粉碎了日军大规模的进攻。为加强边区河防，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于8月上旬由山西省恒山地区回师陕甘宁边区。10月初，到达指定位置，担负宋家川至葭县的河防任务。11月下旬，日军万余人，附炮30余门，分4路由大武、离石、柳林、穆村向碛口合围，占领碛口、孟门镇后，在炮火掩护下以2000余人集结碛口河滩，实施漕渡。第359旅集中火力予以阻击，并以一部兵力东渡，袭击日军侧后，经5小时战斗，击退日军进攻，歼其百余人。
1940年，日军在军渡附近的李家垣、穆村、玉皇顶、南梁山等地建立据点，与宋家川河防阵地隔河对峙。1941年4月和10月，中共中央军委先后将第120师独立第1旅第715团、第2团调回边区，执行保卫河防任务。10月31日，日军1500余人进占碛口、咀头，11月2日，企图在炮火与飞机掩护下西渡。第2团在河东部队配合下，击退日军进犯。此后，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参加太平洋战争，并以主要力量继续进行“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兵力严重不足，因而对河防的进犯逐渐减少。到1943年，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与扩大，日军陷入游击战争包围之中，到处受到严重的打击，不得不停止对边区河防的进攻。
在保卫河防作战中，担任河防任务的八路军部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行了大小战斗百余次，消灭日军8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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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1903年1月4日生于湖南长沙赵洲港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幼时读过私塾和新式学堂。1917年，萧劲光考入长沙长郡中学，与同班的任弼时结为好友。1919年，萧劲光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夏，萧劲光加入“俄罗斯研究会”，赴上海学习俄语并接受革命教育。同年冬，萧劲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萧劲光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一起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2年，萧劲光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一度转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
1924年初，列宁逝世时，萧劲光作为东方民族代表为其守灵。同年秋，萧劲光回国，到湖南安源路矿从事工会工作。1925年，萧劲光被派往广东，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北伐战争中，曾率部参加南昌、南京、鄂西等战役。大革命失败后，萧劲光再次奉派到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知识。
1930年，萧劲光毕业回国，被派往闽西苏区，先后任闽粤赣特区军委参谋长、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彭（湃）杨（殷）军政学校第3分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31年12月，萧劲光任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团政治委员，针对该部官兵思想混乱、听信谣言、疑虑重重等情况，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圆满完成了对这支旧军队的改造工作，使之经受了赣州、漳州、水口、乐安宜黄、建黎泰等战役的考验，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红军劲旅。1931年，萧劲光任红11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员、红7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9月，萧劲光率仅有70人的教导队和部分地方武装抵御国民党军3个师对黎川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11月，因对“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撤职审查。1934年1月，萧劲光又以对黎川失守有责为名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并被判刑5年。后在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保护下获释，到红军大学任教员、政治科科长。10月，萧劲光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萧劲光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和军籍，并调任红3军团参谋长。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1937年3月，任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萧劲光同志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联防军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率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剿匪任务，稳定了边区秩序；打退了日寇数十次进攻，固守了边区千里河防。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萧劲光负责处理了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中的许多尖锐复杂的问题，他多次做邓宝珊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他还同王若飞一道为解决“晋西事变”与阎锡山谈判。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他以身作则，领导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萧劲光在留守兵团倡导了把战术和技术分开的军事训练方法，开办各种军政训练班、研究班培养干部。多次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写的《近战战术》，被军委作为军事教材印发。《游击战争指导要令》中的一些观点，被毛泽东采纳。1945年，萧劲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萧劲光和邓宝珊将军的交往
抗日战争期间，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对于顽固派，针锋相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对于中间势力，如地方实力派中愿意同我们团结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泽东的主张是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在延安的一些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反复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对萧劲光说：“只要双方赞成抗日，对我友好，我们对他就要以诚相见，以礼相待。”在这件事上，毛泽东不仅给了萧劲光许多指示，而且亲自做工作，为我们团结争取友好人士树立了典范。
邓宝珊是甘肃省天水市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和我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等有深厚的交往。在兰州任国民党新编1军军长的时候，邓宝珊经过我党当时派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共同努力，同我党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邓宝珊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过我们的同志，并将他的女儿送来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邓宝珊部在榆林地区驻防，对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沟通联络，协防抗日，他在边区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的驻地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193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打电话给萧劲光，说据延安市负责同志报告，邓宝珊一行数人，路过延安，住在南关附近的一家骡马大店里。市里的同志邀请邓宝珊住招待所，被一再谢绝。毛泽东要求萧劲光同他一道到骡马大店去看望邓宝珊。萧劲光一听，喜出望外。因为萧劲光要经常同边区周围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打交道，对邓宝珊其人，萧劲光虽然久闻大名，但并没见过面。有机会同他结识，对边区今后的防务将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要萧劲光随同看望，也正是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他们走进骡马大店的院子时，邓宝珊闻讯迎了出来。邓宝珊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面笑容，同毛泽东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随后，毛泽东在交际处摆了几桌酒席，请他吃饭。出席作陪的有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同志。毛泽东挽留他多住几天，到各处走走、看看，对边区建设多提宝贵意见。邓宝珊很受感动，欣然改变了原先打算第二天就启程的计划，在延安逗留了一段时间。这一次相识以后，邓宝珊到西安、重庆等地开会，途经延安时，几乎每次萧劲光都要陪其去会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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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邓宝珊由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萧劲光给他打了一份电报，表示祝贺。电文一开头就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鸿猷而建奇勋，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给了邓宝珊很高的评价。
同年5月6日，邓宝珊又路过延安，下榻交际处。当晚，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联合为他举行了欢迎晚会。邓宝珊在晚会上讲了话，除了赞扬边区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感谢边区政府的热情接待以外，还就加强团结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民族之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实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地进行批评，要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摩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几句真诚的话语，博得了全场1000多人的热烈掌声。
六七月间，萧劲光到绥米一带河防部队检查战备工作时，也到邓宝珊设在榆林的总司令部去拜访，受到了热情款待。当时，同萧劲光一起去的还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李公朴是曾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迫害过的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之一，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又因争取和平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这是李公朴专程到榆林看望邓宝珊将军。路过延安时，李公朴与萧劲光结伴而行。交谈中，邓宝珊流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不满，而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设，表示拥护和赞赏。双方都表示要团结对敌，遇事多商量，互相体谅，友好相处。
邓宝珊部下当时驻榆林地区的还有第22军军长高双成部，兵力比较单薄，对我方也比较友好。到榆林时，萧劲光也去拜访过高双成。
由于有这样两位进步将领，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摩擦事件就较少。有时，个别下级军官不大讲理，与我军发生了一些纠纷，也比较容易解决。例如，1939年冬天，邓宝珊所属的新11旅第1团第3营一个姓宋的营长，率领士兵强占边区警2团所属骑兵营在定边县城的三处营房，引起冲突。双方开了枪，各有伤亡。我骑兵营追到宋营营房内，并收缴了对方一部分枪支。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如不抓紧处理，很可能酿成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
闻讯后，萧劲光立即致电邓宝珊，根据警2团的报告，向其通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电文的最后有这样几句话：“恳请速电制止，将该营另调他处，以平公愤，并将敲诈人民、贪赃枉法、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肇事凶犯之宋营长撤职严办，以惩刁顽，而维法纪。”毛泽东审阅电稿时，将这段话全部划掉，改写成：“事件发生谅系宋营长受人挑拨所致。现在事态颇为严重，敬恳我公速电制止该营长，勿再寻衅，然后查明事实，合理处置，并可否将该营另调他处。”他还在电稿的旁边加注提醒：“萧：后面口气太硬不好。”平常，对于邓宝珊，萧劲光还是把他同国民党的其他将领区别对待的。定边事件发生后，萧劲光正在气头上，对口气这样生硬的话都没有注意；毛泽东提醒后，萧劲光才认识到自己的粗心和意气用事。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萧劲光对于毛泽东经常讲的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不同对象要区别对待等指示，还理解得不深。如果毛泽东不把最后那些指责和带命令口气的话，改得比较缓和，邓宝珊看了虽不会勃然动怒，但至少心里会不高兴，那定边事件的处理就可能节外生枝，迁延时日。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只有像毛泽东这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邓宝珊收到萧劲光的电报后，果然态度很友好，回电主张和平解决，并建议双方立即派代表到当地去查明处理。我方派贺晋年为代表，到达定边后，会见了邓宝珊派出的代表王参谋和当地驻军陈团长、徐县长等人。对方态度友好，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承认事情的发生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部队军纪败坏，领导无方，预先不通知，就占驻我营房造成的，表示要将宋营长调防，希望双方友好相处。贺晋年经过调查了解，事件确实是由于对方个别下级军官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而不是来自上面有意制造的摩擦事件。现在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只是在“谁先开的第一枪”等个别问题上，各执一词。事情发生在黑夜，一时也难以查清。对方态度好，我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部队，将所收缴的对方的枪支和其他物品如数送还。同时要求部队认真总结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以后处理类似事件，要尽可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萧劲光在发给驻定边部队领导的两份电文中，陈述了这些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份电稿时批示：“很好，照发。”后来，萧劲光把贺晋年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如实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并对他能够秉公处理，不使事态扩大的公正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批示，要萧劲光把这份电报迅速发给邓宝珊，很快了结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一场风波迅速平静下来了。当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打电报来，要萧劲光报告定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时，他在回电中只用了“现已合理解决，和好如初”等几句简单的话，就算作了交代。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解散，由各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本国革命。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顽固派乘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取消边区割据”，陕甘宁边区周围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猛增。6月18日，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3日，中共中央获悉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的情报后，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加之7月后日美关系缓和，担心美援终止的蒋介石最终停止了进攻边区的计划。同时，中共中央积极展开军事部署，做好全面军事斗争准备。联防军司令部在原有防卫力量基础上先后调120师独1旅和358旅从晋缓到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防御。在我党公开揭露国民党阴谋和我军严密部署面前，国民党夺取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最终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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