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习仲勋同志为布鲁题词
2001年，习仲勋同志为布鲁题词
保安处的情报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不同的阶段。抗战时期，保安处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局下，获取边区内外反共顽固派、特务企图破坏边区的情报是其一个重要职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的情报工作以配合西北野战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解放西北、西南广大国土为主要任务，开辟了看不见但却异常残酷激烈的另一条战线。
一、反摩擦斗争中的情报工作
1937年至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安定（今子长）、延川、延长、甘泉、富县及绥德警备区的绥德、吴堡、清涧、米脂、佳县等11县，事实上存在着一县“双县长”，国共双重政权同时并存的奇特局面。这些县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保安队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思团结抗日，专以制造反共摩擦为能事。其中绥德专员何绍南、安定县县长田杰生、富县县长蒋隆延、甘泉县县长杨烈等人，在1939年至1940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更成为急先锋。为拔除这些反共据点，巩固边区，边区保安处遵循毛泽东提出的“攻势防御”的方针，在这些反共阵营内安插情报力量，搜集其违法、破坏证据，配合驻防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于1940年春将何绍南等驱逐出境，统一了边区行政。之后，边区保安处的外勤情报人员又配合边区党政军民取得了反击第二、三次反共高潮和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使陕甘宁边区在反共势力的重重包围中屹立不倒且不断壮大。
为了便利保安处与外勤组的联系，1944年给保安处情报科和外勤组都配备了联络电台。
1946年，参加保安处外勤工作会议人员合影
在边区边境地区建立外勤组（据点），是抗战时期保安处外勤情报工作的主要组织形式。
1938年11月，边区保安处派赵去非到甘泉开展外勤情报工作。赵去非发展国民党所办甘泉县高级小学校长闫庆丰、教师石志文为内线情报人员，搜集反共顽固派破坏边区的罪证，配合边区富甘警备司令部于1940年2月和1941年春，先后将国民党甘泉县县长杨烈、富县县长蒋隆延“护送出境”，廓清了边区南大门。
1940年2月，甘泉县县长杨烈被八路军“护送出境”时，石志文借口受到共产党迫害，亦“流亡”西安，借机打入中统在西安举办的华北特工训练班学习，获得了该班43名特务派遣情况的重要情报。后继续在洛川、宜川等地敌特机关做内线情报工作。1942年夏，发展特训班同学、中统宜川县专任调工聂铭锡为保安处工作，两人分别占据了洛川调统室主任和宜川专任调工职务，使中统在洛、宜两县的活动一度处于保安处掌控之中。1943年9月，石志文与聂铭锡一同回到边区。
程永和，1911年生于江苏扬州，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学生，因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两次被捕。1937年6月出狱后到陕北，同年11月从陕北公学第一期毕业，分配到保安处从事社会侦查工作。1938年9月以“流亡大学生”身份，打入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前哨阵地洛川县，初担任《洛川日报》录事。1939年春加入中统，1940年参加“党网”，1942年、1943年又相继担任中统“兼任调工”，“党网”洛川中心小组组长，驻洛川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特联汇报会”秘书等要职，向保安处输送了大量核心情报。1943年冬，洛川国民党党政首脑大换班，他失去“靠山”，于1944年夏向耀县、西安“转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部宝天段党务指导员。程永和被派出时，女友就在延安，但为了革命工作，只能向女友隐瞒实情，被女友斥为“负心人”。十多年地下情报工作中，程永和严守组织纪律，直到1953年42岁时才结婚。
1950年3月，边区保安处情报科主要干部在西安药王洞44号合影
1939年初，保安处派李启明、陈雷、林汝滨到绥德开展外勤工作。李启明等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的副官及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鲁南、专署传达长龚震、保安7团某连准尉特务长崔际洲等人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掌握了何绍南贪污、破坏边区的罪证，配合八路军359旅将何绍南等反共势力逐出绥德五县，巩固了边区北大门。
苗乐山，陕西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1933年被捕后向敌自首。1937年任国民党佳县党部书记长。1940年佳县成为边区一部分后，苗乐山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佳县参议会并任副议长。“抢救运动”中被佳县保安科逮捕，在万人大会上被批斗，指控他是日本汉奸和国民党复兴社（军统）特务，关押在绥德保安分处审查。1944年初甄别中发现，苗乐山加入国民党属实，但不是汉奸和复兴社特务，而且苗乐山在榆林国民党党部认识不少人。布鲁看到苗乐山与国民党特殊关系的价值，设计让苗乐山打入榆林国民党特务机关。1944年3月苗乐山到榆林后，取得国民党榆绥区党务办事处主任徐玉柱的信任，历任镇川堡、横山、安定（今子长）、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直到1949年6月榆林和平解放。5年间，苗乐山搜集了大量西安、榆林中统特务组织及其活动的情报，成为战斗在敌人内部的“红色间谍”。在苗乐山作出成绩后，布鲁曾带他去见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习书记亲自与苗乐山谈话，予以鼓励。
鲁南情报组交通员崔际洲
胡轩
布鲁参加锄草劳动
1943年至1945年，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布鲁任绥德保安分处负责人。在侦破军统“汉训班”特务案、绥德师范“刺杀杨典案”中，布鲁表现出的聪明睿智，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1943年审干反奸运动中，布鲁受到怀疑，被下放绥德保安分处担任副处长。1944年初结束审查后，他担任绥德地委委员、绥德保安分处处长，立即提出“外勤工作第一”，大力开展外勤情报工作。同时，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对外勤工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周兴语）。按照边区保安处绥德分区外勤工作要“向北线开展，由榆林区逐渐向绥远伊蒙深入”的指示，布鲁组织分处和各县保安科积极开展外勤资源调查，物色合适对象派出去，或从敌人营垒中物色合适人员拉出来为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全区新建外勤力量256名，获得重要情报362件，发现敌人在边区的特务97人。在1946年5月召开的保安处外勤工作会议上，周兴处长特别表扬了绥德的外勤工作：“工作惟绥德好，可称全边区首位。”
二、保卫延安期间的情报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边区保安处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军事情报和策反工作方面。
1945年10月25日，抗战时期一直驻守在边区北线安边、宁条梁的国民党第22军新11旅起义。这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起义，也是保安处外勤情报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
早在1941年秋至1943年初，保安处三边据点负责人李明波（黎光）、靖边外勤组组长李启明，即配合中共三边地委，开展对新11旅的争取工作。靖边外勤组先后派干部欧阳天（化名黎宏浩）、余光（化名宋建业）进入该旅进行情报、策反活动，恢复了该旅党的秘密组织。1945年10月起义前，三边外勤组副组长葛申和干部张景文秘密带一部电台进驻该旅一团，参与了起义的策划、组织、联络工作。
毛培春烈士
边区政府公安厅关于毛培春烈士牺牲的通知
新11旅起义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该旅参谋长曹又参时说：“你们是火车头。”
1946年5月，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召开外勤工作会议，总结抗战以来的外勤情报工作，研究部署边区今后的外勤情报工作。周兴处长在会议总结中，将抗战以来保安处外勤力量建设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三句话，即“重拉不重派”“重质不重量”“重上不重下”，提出今后外勤工作的总方针是“把防御的进攻变为全面的进攻”。
鲁南，原名赵锡鸿、赵浮民，曾用名赵伯、赵文伯，山东新泰县人。1939年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因无组织介绍被婉拒，遂北上加入绥德何绍南部，被李B明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鲁南又发展龚震、崔际洲二人。1940年3月，何绍南被赶出绥德，鲁南等三人奉命北上伊盟，打入东胜贸易管理局。1941年8月，鲁南、龚震被军统逮捕，利用军统急于打入延安的心理，崔际洲、鲁南先后回边区报告被捕情况，接受组织审查。1945年，鲁南再次北上，疏远军统，接近中统，先后打入绥南专署、包头三青团部，1946年6月又取得国民党绥远省新任党部书记长、绥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的信任，被录用为绥远省特种会议秘书处中校研究科长。至1946年下半年，鲁南已建立了十来个重要力量及几十个利用关系。1947年1月8日，鲁南在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因患伤寒病不幸逝世，其在绥远省特种会议秘书处的职务由该组成员王琪接任。其后该组在王琪、崔际洲领导下，在绥远和平解放前后，在掌握中统特务活动情况，瓦解、破坏其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李后明在欢送周兴干部会上的讲话（节录）
阎又文、杨子明是抗战初期进入傅作义部，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1945年8月，边区保安处派王玉（化名张治公），前往绥远联络二人，搜集傅作义部军政情报。其时，阎又文担任傅作义的随从秘书，杨子明任傅作义部财经官员。1946年2月，二人向王玉提供了傅蒋关系、傅军实力、师以上将领情况及傅作义部即将进攻我绥东解放区的重要情报。1948年5月至1949年1月，又提供了傅作义本人及华北“剿总”的军政战略动向性情报，为我军取得平津战役胜利及傅作义率部起义，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培春，江苏盱眙县人，1938年入党，是边区保安处七里铺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一期学员，化名孟锡山、孟宪章。1938年9月打入驻宜川的阎锡山部并取得信任，后随该部政治部主任何绍南到绥德，毛培春又获取了何绍南进行反共破坏活动的大量罪证。之后，相继转移到榆林、洛川、耀县等地继续从事敌军内部的情报工作，并加入军统，担任西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中校参谋。1945年7月爷台山反击战、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1948年3月宜川瓦子街战役及1948年4月宝鸡战役，他均传送了敌军调动、配置的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4月奉边区保安处指示，毛培春随延安南逃敌军撤退，行至白水县石头村时，遭敌机扫射牺牲，时年30岁。
陈汝杰，湖北应城人，毕业于国民党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专科班，曾任陆军第5师兽医。向往革命，1945年8月进入边区，被保安处驻富县交道镇外勤据点干部史志春推荐为情报员，奉命打入驻洛川的国民党军165师做情报工作，并发展该师政治部干事刘良骥（山东胶县人，青岛师范毕业）为保安处情报员。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陈汝杰、刘良骥多次向边区传送敌人将要进攻边区的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11月，敌165师在合阳被歼，陈汝杰回到解放区。刘良骥继续留在敌内工作，并发展西安陆军总医院政工室中校主任谢纯阶为情报员，向我方提供了胡宗南准备放弃西安及撤退汉中途中的重要情报。
1950年4月，边区保安处情报科部分干部在西安市药王洞44号合影
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边区自卫战争中，边区保安处的外勤情报工作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遭遇了重大损失，一批外勤情报干部壮烈牺牲。
1947年5月，边区保安处外勤情报人员刘伍在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组织领导的地下武装“西北人民自救军”被敌破获，98人被捕。边区保安处关中分区柳林情报站负责人杨锋（田振英）等人，同期也在西安被捕。1947年10月7日凌晨5时，杨锋、刘伍、胡轩（张周勤）、刘萍（刘高士）等12人，在西安玉祥门外被国民党陕西省当局枪杀。1948年4月21日深夜，保安处外勤情报人员塞坚（女）、张炳南、任秉璋等32名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被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秘密押往耀县药王山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