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处干部学习过的有关新区接管工作的学习材料
保安处干部学习过的有关新区接管工作的学习材料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断派遣汉奸、特务潜入边区，进行渗透、策反、刺探情报、暗杀等破坏活动。边区保安处在中共中央、中央社会部、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正确地执行锄奸政策，依靠群众，肃清了一批汉奸特务，为保卫边区、巩固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工作吸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工作扩大化的经验教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经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总结提炼为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保障人权，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宽大政策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在全党推行，使我党和各解放区的锄奸肃特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渐趋向成熟，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一、锄奸保卫工作的历史转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锄奸工作。他特别强调：“锄奸运动应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的与被骗的，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律看待。还须注意_实证据，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锄奸目的在肃清真正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1945年，秋边区保安处侦查科和工作队部分干部合影
抗战时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六中全会后全党加强锄奸保卫工作，在党的高级组织内设立社会部，军队设立锄奸部，各级保安组织及其工作也得到了加强。
中共六中全会后，边区保安处内设机构由科改部，部下再设科。六中全会后全面加强锄奸保卫工作，是为了应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断升高的反共声浪。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加紧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特务渗透活动。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周围有国民党特务机关53个，特务据点57个，特务训练班2个；边区内有特务据点14个，特务机构共计126个。潜入边区的职业特务和发展的特务共700多人，被我保安机关破获的特务有279人。
二、锄奸工作走群众路线
群众锄奸工作是陕甘宁边区锄奸肃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门机关工作的社会基础。陕甘宁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处对组织、教育、发动群众开展锄奸运动倾注了极大心力，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创造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在领导边区锄奸工作中，非常重视锄奸宣传。他有一句名言：“没有锄奸保卫工作的宣传教育，就没有群众的锄奸保卫工作。”他责成保安处教育科编写印发了好几种群众锄奸保卫的小册子，出版《锄奸画报》，举办锄奸展览，订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条例，普遍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群众锄奸保卫组织，建立了保卫工作的群众耳目。
在西北局、边区政府的倡导下，边区涌现出了许多像张丕谟那样的群众锄奸模范。边区经常奖励群众中的锄奸模范，边区的报纸也不断传扬他们的英雄事迹。
延安时期，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公营商店等都有严格组织的单位，构成了延安与边区政治生活中最亮丽的风景。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既是共产党领导组织群众、推动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敌人渗透破坏的主要对象。保安处非常重视机关单位的保卫工作，在机关单位普遍建立秘密保卫员（网员），直属保安处开展工作；建立由单位首长、党的负责人、保卫工作负责人组成的保卫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保卫工作和保卫员（网员）。
机关保卫工作的任务是：侦察调查机关内部一切有敌探奸细破坏嫌疑的分子；调查机关内部一切治安案件；反映机关内部一切不良现象。
据统计，抗战期间，保安处在边区一级机关即清理出123个特务，以及更多的特嫌分子与党派问题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组织。
王凡（王范）曾任保安处机关副特派员、保安部副部长、侦察科科长，主要负责边区机关学校的保卫工作。
三、侦察工作
侦察工作是锄奸保卫工作的拳头。为此，保安处于1938年底成立了侦察工作队，主要担负延安市及边区内部的秘密侦察工作。侦察工作队在延安及其周围主要交通大道建立了一批秘密侦察据点及交通据点，侦察员均以社会职业为掩护，人员最多时有100余人。因队部设在延安南门外，故也叫南关工作队，是保安处主要的侦察组织，受保安处侦察部门领导。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先后派遣联络参谋徐佛观、陈宏谟、郭仲容等常驻延安，以合法身份刺探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的军政情报。边区保安处派侦察科干部杨黄霖、任敏坚、郑继安、冯瑾、黄彬等人，以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负责监视常驻交际处的国民党联络参谋的活动，并获取了他们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密码，从而掌握了重庆方面的动向性情报。
保安处机关全体干部欢送周兴合影
四、施政纲领与宽大政策
延安整风运动不但是全党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一场革命，也是保卫工作领域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一场革命。1941年5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首次提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施行宽大政策”。1941年8月，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成立调查研究局，中央社会部提出反对锄奸保卫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神秘的特务作风，使调查研究成为保卫工作的根本制度与基本方法。“宽大政策”与“调查研究”的提出与实践，成为我党保卫工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刑讯逼供是保卫机关的顽疾，保障人权、废止肉刑的规定不会自己落实。
1944年8月，清涧县公家商店一驮（2捆）布匹晚上被盗。县保安科捕获嫌犯王大儿，追回布一捆，在找寻另一捆布时，王大儿逃跑。这时，另一名嫌犯刘过斌向政府自首，但却不交代藏布地点。在办案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刘过斌供认师张锁等4人知道藏布地点并伙同盗窃。县保安科将师张锁等4人拘押，捆绑吊打，逼问口供，致师张锁右手残废。直到王大儿二度归案，才搞清该案系王大儿、刘过斌2人所为，师张锁等4人系被刘过斌诬陷。县保安科科长刘光荣、科员惠志升因用刑逼供被撤职。1945年5月22日，边区政府将该案通令全区，要求各级政府遵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切实废止肉刑，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司法工作。
毛泽东关于反特务斗争中捕人杀人问题的批示手迹
毛泽东关于防奸问题的两条路线批示手迹
由保安部部长布鲁和陇东分区保安科科长两人发端，1942年陕甘宁边区破获了一起大案——军统汉训班特务案。
“反特”始终是公安保卫部门的首要任务。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40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机构，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对边区的一次最大规模渗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这个案件也间接导致了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等人片面夸大敌情，严重影响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
陕甘宁边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感，唯有在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陇东地区东部是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保安处侦查科科长王凡
保安处邮电所所长朱桂芳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社会上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和地位。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毕业，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忙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缪至德是国民党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公然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沖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吴南山被军统特务诱骗到陕西汉中军统局直属的特务训练班受训，同年冬，潜回庆阳从事针对边区的特务活动。1940年春反摩擦斗争中，庆阳县成为边区的一部分，吴南山被庆阳小学聘为教员。目睹边区的现实情况，特务训练班的欺骗教育自行瓦解。对边区社会生活的向往与对军统特务纪律的恐惧，令吴南山异常矛盾与痛苦。他向过去的老师、庆阳县县长陆为公坦白了他参加军统特务训练班和接受特务任务的罪行，寻求解脱。陆为公向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和地委社会部部长兼专署保安科科长李甫山作了汇报。李甫山与吴南山谈话后，确认吴南山确有悔意，坦白诚恳，并愿意参加革命，反戈一击，遂提议并经地委同意，任命吴南山为庆阳县政府教育科科长，秘密从事识别潜特工作。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了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准备接替李甫山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相当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赵苍璧设计一个局，派治安股股长涂占奎执行。
以往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凌汉捎给西峰镇的张明哲。这次，赵苍璧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只传这一份情报。
张凌汉赶着毛驴上路了，保安队的吕剑华挑着担子在后面悄悄跟踪。半路上，涂占奎带着夏华、董辅元截住张凌汉，可是，反复搜查，连驮子底下都翻了，怎么也找不到情报。涂占奎像个凶神，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只得把张凌汉押回庆阳。
还是吴南山悄悄问张凌汉怎么回事，张凌汉才说把情报扔了。原来，庆阳的地形是塬、沟交错，赶毛驴的张凌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塬上的挑担人。张凌汉以前就知道这个人是保安队的，所以赶紧把情报扔到草丛里面。
吴南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赵苍璧，赵苍璧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了那份情报，而且确实是赵苍璧提供的那份。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的可靠。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中特训班”案件深入查处。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头子们绞尽脑汁才想出的诡计。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所以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1939年正是延安最艰苦的时候，这是保安处部分干部在延安东郊春游时的留影
转移途中的保安处干部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是边区当地人。“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他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说：“‘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得惊天动地，死得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200元，其他每人20至50元。“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等18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潜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作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训班”，才有一批特务成功地渗透到延安。可是，“汉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张国焘在重庆磁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有西北特侦站书记林继之、助理书记朱增福（朱国才）、情报编审朱沐光、人事徐志平、原陕西分组组长李元、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延安组副组长傅镇基，以及赵秀、祁希贤（祁三益、祁希贤、祁秀山）、李昌盛（李春茂、李军）、杨朋（杨超）等人。其中祁希贤和李昌盛二人，是程慕颐专门从甘肃当地人中选拔培训的人才。祁希贤原名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于“汉训班”第4期毕业，又留下专攻特技，由于爆破技术出色，又留班任教。李昌盛原名李春茂，甘肃宁县人，1940年9月第6期毕业，也是特技训练高才生，留班任教。程慕颐见这两人熟悉边区情况，特意将其调到西安特侦站延安组。祁希贤任副组长兼联络员，李昌盛任联络员。
程慕颐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复线，把“汉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22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等4人虽然是教官，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合水、镇原等7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他在“汉训班”的同学祁希贤！
1945年，保安处总务科科长吴台亮与政治科科长刘兰亭合影
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祁希贤也认出了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
见到老同学，祁希贤没有完全保密：“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吴南山心想，祁希贤是镇原人，不回老家却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你去延安有手续吗？”祁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祁三益”。吴南山就说：“你这个22A护照不顶事，会引起怀疑。”这下祁希贤就紧张了：“你说怎么办？”吴南山灵机一动说：“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祁希贤十分欣慰。从西安一路过来，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眼看邻近延安，祁希贤不禁心中发慌，这下可好，又碰上“汉训班”同学了！
吴南山体贴地对祁希贤说：“同路有7个县的教育科长，你突然跟上不好，还是晚上到黑水寺会面。”
祁希贤追上那个军官，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远远跟在吴南山后边。
第二天，二人同行，途中又互相试探。吴南山不会告诉祁希贤自己已经主动向共产党交代，而祁希贤也没有告诉吴南山此行延安是执行程慕颐的联络任务，那个同路的军官正是西北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国才。
回到庆阳，吴南山立即找李甫山汇报，自己擅自带回一个特务。李甫山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祁希贤安顿下来。陇东保安科研究认为，祁希贤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定由吴南山对祁希贤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务任务。李甫山向庆阳县县长陆为公作了交代，又由吴南山出面推荐，把祁希贤留在庆阳民教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很快，保安科就发现祁希贤给上级的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祁希贤与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3次。可是20多天过去，祁希贤却没有新的动作，其真实目的还是没有搞清。倒是祁希贤等不及了，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吴南山故意拖着，祁希贤终于说出：“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就可能误事！”
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
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希贤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希贤实行突击。
第二天，吴南山邀请祁希贤到庆阳郊外十里铺的老家吃饭。两人走到城同时，涂占奎带人拦截，当即将两人拘捕。为了掩护吴南山的身份，将其送至385旅，在那儿帮部队画了一天列宁像，祁希贤则被押解到鹅池洞边保外勤组的驻地。边保保卫部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科科长李甫山、侦察股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祁希贤不说实话。可是，当郝苏问起他1940年春天的去向时，祁希贤就无法解释了，因为那段时间正是祁希贤离开镇原到汉中参加军统培训。
祁希贤颓丧地说：“当了特务，好活不了，好死不了，你们看着办吧。”郝苏交代了政策：“只要你交代问题，把人都弄出来，就不杀你。”
当天晚上，祁希贤就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4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5、6、7、8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希贤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
1946年5月，保安处侦查工作队队长郭长年和贺哲民（姚克）结婚，工作队的同志前去祝贺。
祁希贤的交代比较老实，李甫山当即予以肯定，而且没有关押，让祁希贤住在鹅池洞写材料。
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破坏行动，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
祁希贤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祁希贤的思想逐渐转向了共产党，可是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祁希贤试探地提出想回镇原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了祁希贤的要求。
陈世琦当面向祁希贤交代，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还给祁希贤发了路费和通行证。
祁希贤去了3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应贤打入了庆阳。
吴南山到驿马关第二完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的同学李峰璧！约会交谈后得知，这个李峰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后，吴南山骑马跑了90里路，半夜敲开李甫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峰璧，实行暗中监控。
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希贤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希贤、李峰璧等人带回延安。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了延安。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有利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而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
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过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6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第86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成员。1940年，还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
此案发生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有点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代，祁希贤的被捕，显现了“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边保高度的重视。
边保处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社会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朱德（中）、彭德怀（右）与陈宏谟（左）在延安合影
这段时间，社会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
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独特。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公然“围剿”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社会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社会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悔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得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社会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珺，协助边保工作。
叶运高、王珺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祁希贤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珺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珺又到社会部汇报。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出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仅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故简称“戴案”。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出了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了“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军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了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社会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了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钧（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了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385旅锄奸科逮捕了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3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随后，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了此案的侦破工作。听说是由布鲁主持“汉训班”案件的侦破工作后，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1949年1月29日，黄龙保安分处处长于桑写给高孟吉的信
此案侦破工作的特点在于“反用”。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后明，陪客也很威风，有总政锄奸部的钱逸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那贵客是谁？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希贤、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5人参加革命。由于这5人在案件侦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了这5人。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代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代的吴南山。侦破期间，无人被长期关押，逃跑6人，暴露出特务线索150余人（包括敌区和友区）。这是抗战时期延安破获的最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依照“宽大政策”，经过教育、考察，吴南山、祁希贤、李军、王希文这些军统特务成为边区公安保卫干部，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了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了320人。对这些人大部分进行了处理，另有46人逃亡海外，还有40多人下落不明。
五、抢救运动与九条方针
军统“汉训班”特务案的破获，是边区反奸工作的一大胜利，但康生等人也据此夸大了敌情。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在内部进行审查干部和反奸工作。在康生的主持下，从1943年7月中旬起，在延安和边区开展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一大批抗战后进入边区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特嫌，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组织被通为“红旗党”，一些过去曾被俘、被捕的同志被诬为叛徒、内奸。由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吸取了过去苏区内部“肃反”的沉痛教训，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发现并纠正了审干反奸工作中的问题，才未酿成严重后果。
保安处干部伊里、虹林夫妇在保安处档案室门前合影
1944年初，中央和边区机关开始甄别运动中搞出来的“特务”“特嫌”，证明绝大部分是搞错了。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回应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抢救运动”的质疑。他说：“去年今天反特务斗争审查干部，这件事出了许多毛病，引起中央以及许多同志的注意和警觉来改正这些毛病。……在去年过火的时候只看见特务，好像到处都是特务，但是今年有些同志走了另一种偏向，觉得完全搞错了，没有什么特务，这两种显然都是不对。要有严肃的态度，要防止过火，我们的方针是这样两点。一定要有严肃的态度。”
审干反奸运动中，边区保安处内设机构再一次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