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
延安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
西北政治保卫局（保安处）从成立之日起至抗战初期，一直担负保护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革命领袖安全的重任。1939年春成立延安卫戍司令部，分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卫，由中央警卫营（团）负责；边区党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的警卫，由边区保卫营（团）负责；延安各种集会的警卫由边区保卫营（团）和延安市公安局负责。但边区保安处仍负有保护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安全，保护来延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沦陷区地下党领导人安全，保护来延外国友人安全的责任。同时，各级保安机关还担负剿匪，配合军队反击反共摩擦袭扰，保卫边区安宁的责任。西北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公安保卫干部赤胆忠心，机智勇敢，他们以血肉之躯铸就了保护革命领袖，保卫边区的钢铁盾牌。
一、热血写忠诚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原驻防延安的东北军奉命撤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往延安。中央进驻前，西北保卫局和陕北省保卫分局对延安城进行了认真的政治清理，确保中央机关安全进驻。1937年1月13日，西北保卫局特务队由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带领，安全地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从保安县（今志丹县）护送到延安。
1936年至1937年，在内战向国共合作全面抗战过渡的转折关头，西北保卫局特务队曾两次以流血牺牲换来革命领袖的安全。
第一次在1936年6月，党中央撤出瓦窑堡，国民党军86师511团团长张云衢侦知红军准备放弃瓦窑堡，让给东北军，并得悉驻瓦窑堡的红军多为机关、学校及后勤人员，战斗力较弱。6月21日，张云衢便亲率300多名兵丁，加上民团和地主武装，总共近千人从横山石湾方向突袭瓦窑堡。为掩护中央机关撤退，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务队队长李玉堂率领特务队30多名战士冲上瓦窑堡城的制高点——米粮山，对敌进行顽强阻击。战斗中，李玉堂中弹牺牲。
第二次是在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副主席乘一辆卡车由延安出发，拟经西安去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同行的有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等。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带领10余名战士随车担负警卫护送任务。当卡车行至延安南甘泉境内劳山时，突遭政治土匪李清伍伏击。在警卫战士拼死掩护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几位首长安全脱险，陈友才、陈国桥等11人壮烈牺牲。
二、延安卫士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边区政府设保安处，各专署、县政府设立保安科，区政府设保安助理员，乡设锄奸主任，村设锄奸小组，负责锄奸保卫工作。在延安、绥德、庆阳、定边、茶坊等人口较为稠密，商业比较发达的市镇设立公安局，其职责与县保安科相同，但侧重于社会治安维护工作。另在边区政府设立保卫营（团），专署、县政府设立警卫队，由该级保安处（科）领导，担负党政机关警卫、城防、武装护送、逮捕看押犯人、剿匪等任务。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37年4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成立保卫科，负责延安市的社会治安工作。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首府设在延安。同年10月，以保卫科为基础成立延安市公安局。延安市公安局的主要职责，一是负责延安市社会治安工作，二是负责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及其首长的警卫安全工作。刘护平为公安局局长，王卓超为副局长。1938年刘护平到苏联学习，王卓超任局长。
延安市公安局设3个科，治安科科长杨开明，社会科科长由局长兼，司法科科长朱化龙，警察队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后来，又有一些变化，一科负责侦察（科长苟良法），二科负责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负责司法，四科负责总务。
延安市公安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所长邵炎，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第四派出所所长李××；还有骑兵巡逻队，指导员曾绍东。另外，还设有4个检查站：第一检查站设在七里铺，站长赵去非，指导员丁尚柏；第二检查站设在富县茶坊，站长程洪义（陈平），指导员李启明；第三检查站设在永坪，站长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临镇，站长张金华。4个检查站于1938年秋撤销。1939年，国民党搞摩擦，故1939年初又恢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撤到茶坊，站长罗光。
1937年6月，以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务队为基础，在延安成立了边区保卫营，负责中央机关、边区政府机关的警卫和延安城的巡逻、防空工作。1941年5月，保安处将保卫营扩编成立边区保卫团。1947年12月，保卫团主力编入西北野战军，余下两个连于1948年5月编为边区保卫营，负责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警卫工作和保安处犯人的看守押解工作。1949年6月，又扩编为边区政府保卫团。1950年1月，更名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保卫团。
解放战争时期边区保安处支援东北、华北、华东部分干部名录
陕甘宁边区警察约言
三、重要会议与来宾警卫
1938年11月20日至12月14日，延安城接连4次遭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延安的机关、学校和居民迅速向周围的山沟疏散。为了保障辽阔地区的安全，延安市公安局派人到榆林买回20匹马，将市公安局警察队装备为骑巡队，担负延安各种集会、中央领导往来的安全和市区的巡逻警戒任务。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按照分工，边区保安处、边区保卫团和延安市公安局担负了杨家岭外围的巡逻警戒任务。
1944年7月，美军向延安派遣了一个观察组，与我党合作抗日。边区保安处派杨黄霖、郑继安、金汉等人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安全警卫工作。
1946年3月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军事小组抵达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到机场欢迎并陪同检阅边区部队。保安处和延安市公安局负责安全警卫工作。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边区保安处由副处长赵苍璧、侦察科科长苏振荣、工作队队长高鹏飞等负责，带领若干侦察分队，就近监视胡宗南主力部队行军、宿营情况，将获得的情报及时用电台报告中央和西北局及边区政府。尽管胡宗南始终在寻找并企图消灭中共中央机关，或驱赶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但因中共中央掌握了敌军的动向，或在敌军追堵的夹缝中穿梭往来，或在敌军到达前安全转移，坚持留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挫败了胡宗南的图谋。
四、英雄浩气贯长虹
忠诚勇敢，坚贞不屈和不怕牺牲，是战争年代公安保卫干部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1940年1月，盘踞在宁夏甜水堡一带的惯匪赵老五（赵思忠，国民党环县保安队队长）、赵民清带领反动民团300余人，偷袭边区环县县城，大肆抢劫烧杀，并利用边区在征粮征兵工作中层层加码的过头做法，策动环县乡干部和自卫军叛变，史称“环县事变”。
环县位于甘肃省东北部，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1936年6月，红军西征来到环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当时，由李富春担任书记的陕甘宁省委就设在环县的河连湾。1940年1月，在土匪赵思忠的煽动下，环县发生了全县性的自卫军（边区不脱离生产任务的地方性群众武装团体）叛变。叛变首先发生在环县耿湾区。1月15日，耿湾区自卫军人员陈兴俊谎称自己喜欢枪，想看看营长胡仲学的枪好不好。当胡仲学将枪交给他后，其他几个叛军一拥而上，将胡仲学绑起来，并将其残忍杀害。叛军随即袭击了区政府，将区长朱文寿戳死。接着，叛军又转到洪德区第二乡，扣押了陇东专署派去的千部马树兴及长征红军留下的女干部蔺桂兰等人。
继耿湾区自卫军叛变后，车道区自卫军也发生叛变，杀害了县政府二科科长李嘉诚、县工会主席白瑞贤等人。之后，这股逆流又迅速殃及虎洞、环城，这几个区的自卫军或集中起来的新兵，也都发生叛变。环县政府当时共辖6个区，39个乡。除毛井区外，其他各区都发生了自卫军叛变。据统计，“叛变的范围，牵连到17个乡，参加叛变的自卫军达900人”。
“环县事变”的发生固然与土匪赵思忠煽动蛊惑有关，但也与环县政府及一些干部在扩兵征粮工作中的不当做法招致民怨分不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切断了陕甘宁边区的外援，并对边区进行封锁；日军也加紧对边区的进攻，造成河防吃紧。为保卫边区，边区政府加大了对救国公粮的征收量；同时，也加大征募新兵的数量。加之这段时间内边区自然灾害频发，人民负担加重。而环县政府不顾严重灾情，无视民众利益，随意加大扩兵征粮任务，并且方式粗暴。
环县地方政府在征收公粮过程中提出了极端的口号，如“提早完成”“大量超过”“不让一颗粮食放在仓库外边”。在这样的口号下继续采取摊派加强迫命令的方式，比如摊派某人出4斗，不出就要加倍处罚，即变为8斗。环县县委宣传部部长田某在其主持工作的耿湾区一乡开群众会时说：“今天我给谁估一石，就要出一石，如果谁不出，我就要加倍征收，再不出，就‘二鬼抽筋（就是拷吊）’。”
在扩兵上，强迫命令也到处存在。边区分配给环县的扩兵任务是290名，环县政府则布置了350名，准备超额完成60名。有些区的干部把扩充队员扣在窑内，队员的父亲要来看，干部们不让看，反说“你们家有3个儿子要哭3次，有5个儿子要哭5次”等。
这些在当地民众中引起一种恐惧和埋怨的情绪。赵思忠借机大搞反共宣传，造谣说：“征粮扩兵这是第一次，还有二次、三次、四次。”正是征粮扩兵中的沖种弊端，导致了“环县事变”的发生。
1949年8月5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关于陇海铁路公安机关领导与各县成立社会部，给代厅长陈仰山、副厅长李启明的信
“环县事变”的发生震惊了边区。事变发生后，边区政府及驻军决定立即剿除赵思忠股匪。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电令陇东驻军警备2团：立即开赴环县剿匪。1940年2月17日，警备2团攻下赵思忠在环县的老巢甜水堡，赵匪最后躲进了甜水堡姚儿井沟的地窨子里。最后，陇东地委动员环县、曲子、华池等县自卫军2000多人，挖战壕，修地道。赵思忠在绝望之际，带领少数亲随，趁风雪之夜，从自卫军包围的薄弱部位突围而走，后窜至宁夏下马关的一处山洞里，病饿而死。3月7日，匪巢被全部捣毁，被掳去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救回，被欺骗、胁迫的自卫军和老百姓大多数返回家里。历时2个多月的“环县事变”遂告平息。
事变给边区党和政府敲响了警钟，并引发了全党的反思。在提升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同时，边区政府和环县政府调整了扩兵征粮政策。当年，环县又逢大灾，边区政府从环县的实际出发，前后捐款万元，公粮百余石，救济受灾民众。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决定环县1940年免征公粮。
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至1949年，西北保卫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系统先后有130多名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被敌人逮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