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园，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他从20世纪初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1905年8月，在日本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11月由日本回国，赴东北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回到湖南，参加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他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护法斗争，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20年冬到上海，1921年1月在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下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按照党的指示，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工作。1926年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务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受党派遣于1928年秋抵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下半年经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意由苏联回国。1933年3月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兼财政部部长。
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做报告
林伯渠
1934年10月，林伯渠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担任总供给部部长职务，负责后勤供应工作。长征途中，林伯渠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坚定地跟随毛泽东北上抗日，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西北办事处，林伯渠担任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为红军东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军筹措了大量的资金。1936年冬至1937年春曾任办事处主席。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林伯渠从1936年春就赞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奔走于西安、南京、上海与庐山之间，参加了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担任首任边区政府主席，以后连选连任。1938年9月至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0年10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奉命卸去八路军驻陕党代表之职回到延安，集中全力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卫生等建设中，进行了许多拓展性的工作，政绩斐然，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他还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负责领导边区政府系统的学习委员会。1944年9月5日，林伯渠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义主张。1945年4月至6月，林伯渠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反击，林伯渠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生产、减租和练兵三大运动。1947年春，国民党军进占边区后，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转战陕北，竭尽能力支援前线。同年12月，出席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批评了土改中“左”的错误。1948年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后，5月11日，率边区政府返回延安，除继续搞好支前外，积极领导恢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1948年11月，奉命调到中央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奔忙。这时，他仍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直至1950年1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机构撤销。
1949年10月1日，林伯渠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并主持了当天下午举行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秘书长的岗位上，协助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他虽年逾古稀，仍多次外出考察，参加党中央召开的许多重要会议，带病进行工作。1960年5月29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林伯渠同志因病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74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首都万人公祭大会上致悼词说：“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衣服就不能当枕头了？麻绳就不能当裤带了？”
林伯渠在边区政府的办公室，按照当时状况布置，靠窗子放一个写字台，上面放着电话机、茶缸、墨水瓶、笔筒、墨盒、砚台，桌前放一把旧藤椅。靠窑掌处，放着一张双人床，上面铺着一床白粗布褥子和床单，放一床粗布被子。他没有专用的枕头，经常用衣服包裹来代替。他还用麻绳做裤带。身边工作人员觉得太简朴了，就买了一个枕头和一个皮带，他却说：“衣服就不能当枕头了？麻绳就不能当裤带了？”一位外国记者采访后，竖起大拇指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林伯渠虽身居高位，但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的一套棉衣已穿过三个冬天了，工作人员按规定给他领了一套新的，他不要，也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的眼镜掉了一条腿儿，自己拴了一根线绳继续使用。他还写过一首生产节约的诗，很是感人：
深入基层，调查硏究，成了边区干部共有的作风。1943年4月1日，建设厅的田夫要求去延安县搞基层工作。林伯渠热情赞扬，并题词：“师群众，勤调查；智欲圆，行欲方。”林伯渠更是这方面的模范。他常常手拄拐棍，深入基层和群众一起席地而坐，农村孩子在他跟前也没有拘束感，有的抱一下他的腿，有的还亲热地摸一下他的胡须。他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群众同吃小米饭、腌白菜。他深入基层从不带秘书，不事前通知，更不吃专门的招待饭，为大家树立了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榜样。
7孔窑洞
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
1940年10月林伯渠从西安返回延安时，正值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党在指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三制”政权的要求。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要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而“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仅阐明了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实质，而且具体地规定了这种政权组织中的人员构成，以便从组织上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所谓“三三制”政权，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林伯渠在认真硏究和领会中央指示精神后，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实际，着重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边区的民主政权，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工农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那时，还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党员组成各级政府，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由于受到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军的大规模进攻与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及封锁，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在此情况下，为克服困难，巩固边区，更好地团结各阶级、阶层的人民共同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就必须尽快建立“三三制”政权。为此，边区政府先后在陇东分区和绥德警备区以选派、聘请方式组成了有各抗日党派、各抗日民众团体和开明士绅参加的过渡性民意机关——临时参议会。根据陇东、绥德及富县的经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认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不仅民意机关，政府机关中也要实行，遂决定于1941年开始按“三三制”原则进行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三级民主选举，在全边区范围内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
林伯渠对这次“三三制”选举极其重视，为搞好选举，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1940年12月，他亲自主持召开政府委员会议，确定民政厅1941年的工作中心是搞好县、区、乡各级参议会的选举。1941年1月30日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强调指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未经过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必须由老百姓选举，才能叫正式政府。同年2月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同时成立了以乔钟灵为主任的边区选举委员会。随后，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要求各级选举委员会切实搞好宣传动员工作，并选择延安市裴庄乡等地进行了试点，至4、5月，乡（市）参议员的选举在边区各县普遍开展。5月22日，边区政府在总结各县选举工作的经验教训后，林伯渠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各级参议会第二次指示信》，再次强调了这次选举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乡市选举工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必须用大力做好乡（市）选举工作。
在边区政府的第二次指示信发出以后，边区各县的乡（市）选举进入高潮。6、7月间，各县乡（巿）选举陆续完成，全边区31个县，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全边区1549个乡（市）召开了乡参议会或代表会，组成了以“三三制”为原则的乡级政府。8、9月间，进行了县和边区两级参议员的选举，并召开了县参议会，选举了县长和政府委员会。但由于部分干部对“三三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帮助非党候选人当选的意义也理解不深，工作不够有力，加上群众对选举中间分子担任参议员在思想上有些抵触情绪等原因，在选举过程中曾使许多非党候选人落选。当选的边区参议员中，共产党员仍占了绝大部分。为使边区参议员的成分符合“三三制”原则，边区政府聘请了一批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员，以表示实行“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林伯渠在推进这一工作中，广泛联系了大批党外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心声，对于非党人士的爱国抗日热忱给予了肯定，并鼓励他们出来参加政府工作，为抗日救国出力。林伯渠的诚心与热情给党外民主人士以深刻印象。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顺利召开。大会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长及常驻委员会、边区政府主席和边区政府委员会，大批非党民主人士进入了各级政权机关。林伯渠以他德高望重的社会影响，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实事求是、朴实廉洁的工作作风，再次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可以说，经过二届一次参议会，在陕甘宁边区基本落实了“三三制”政策。
边区1941年的三级民主选举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在县级选举中“三三制”却未能全部实现。林伯渠1942年在总结这次选举经验时说：“去年的改选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曾经得到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缺点，那就是：有好些地方，‘三三制’还贯彻得不够，而在某些机关里，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三三制’，但是有少数干部还有把持包办的现象。”为了克服这些现象，进一步充实县、乡两级的“三三制”政权，边区政府决定按选举条例于1942年4月开始进行一年一次的乡（市）参议员改选，8月底结束。县参议会和政府，按规定虽然2年改选一次，但为了补救“三三制”的不够，选定延安、延长、子长、志丹、神府、新正、曲子、定边等8个县在当年提前改选，从8月开始，到12月底结束。林伯渠要求这次改选中各地要注意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不仅在形式上要完全实行‘三三制’，在内容上也要完全符合‘三三制’，使我们的民主建设，更加向前发展”。
经过这次改选，到1942年底，县级参议会议员，常驻议员及政府委员，已有22县完全实现了“三三制”，只有8个县还未完全实现。在绥德、吴堡、合水、米脂、安定、镇原、环县、新宁等县里，非党人士在政权中都占大多数。在这8县乡议员中，共产党员占19.8％，国民党员占4.9％，其他无党无派人士占75.3％。上述事实说明，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取得了显著成果。1942年11月初，林伯渠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三三制’在边区的推行，已获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是由于‘三三制’政策的正确，由于共产党员打破了关门主义，也由于共产党外各阶层人士对‘三三制’有了认识和信任。”为进一步巩固“三三制”，他提出了共产党干部应该认真加以注意的四个问题：
（1）要认清“三三制”是长期的制度，在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无论属何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均负有巩固“三三制”的共同责任。共产党人尤须克服关门主义残余，履行其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
（2）坚持共产党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的原则，关于政府一般设施，共产党人均须同党外人士竭诚商量，不得一意孤行。而日常生活上的来往接近，也同样重要。
（3）在执行政务中，可能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此种原则性的争议常常是正确决定问题的条件，遇有此争议发生时，开诚布公、平心静气地商讨，依施政纲领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求得合理解决。
（4）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党外人士都难免发生过失或错误，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之间，应本着与人为善之精神，保持必要的友谊的相互批评，而共产党人尤须听取党外人士之批评，共策共励，以达精诚团结、巩固“三三制”之目的。
上面这些关系，都集中反映在一个问题上，即：要巩固“三三制”，必须要求共产党员率先垂范，严格要求，才能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关系。
对于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的经验教训，1944年3月25日林伯渠在《三三制工作总结》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各地已建立的民主政权一般都实行了选举联盟。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选举出人民的代表和参议员，尽管处于抗日战争环境，各阶级、各阶层的选民都踊跃参加了选举，边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充分说明了这个政权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根据林伯渠报告中统计的数字，各地在贯彻“三三制”原则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比如，陕北清涧县选出的2087名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416名，国民党员占69名，其他为无党派人士。志丹县选出的800余名乡议员中，地主成分的11人，富农成分的45人，工商业者17人，开明绅士20人。
由于边区彻底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加强和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林伯渠也对“三三制”政权的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把“三三制”称为“伟大的创造”，是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他说：“在这一切不可磨灭的创造中，我们政权工作者足以自豪的，是在‘三三制’的建业工程上，奠下了一块基石。这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建设，抗战是它建设的条件，共产党的远见与诚意是它建设的动力。”他赞扬说：“还有什么政权比‘三三制’更能表现民主精神，使得来自不同阶级的人感到政权是非一党一派私有的东西，因而更加增强自己对于政权的拥护的呢？还有什么政权比‘三三制’更能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使得任何人都各得其所，享受同样的权利与义务，因而更加增添了生活的色彩的呢？”所以，“三三制”政权的实现，使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模范区更加光彩夺目，并成为其他根据地的典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模型。
14孔窑洞
大力推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经过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通过而实施的。当时中共中央把“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在林伯渠的主持下，陕甘宁边区率先认真贯彻执行，先后三次进行精简，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
新当选的第二届边区政府委员会，1941年11月22日宣誓就职后，就把“精兵简政”作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1941年11月27日，林伯渠主持召开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硏究精兵简政。会议确定由周文、周兴、南汉宸、刘景范、高自立组成编整委员会，刘景范为召集人，按照机构紧缩原则，12月15日以前编好，次年1月1日起执行。
编整委员会组成后，由林伯渠签署，边区政府先后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多次训令和指示，边区由此开始了第一次精兵简政。经过数月努力，第一次精简取得了一定成绩。经过整编，初步调整了机构，裁减了一些机构，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精减了1598人，其中有300余人下乡加强区、乡政权，其余的去学习，或转入生产第一线。但林伯渠认为，这次精兵简政并没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因此在组织机构上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没有适当调整，工作制度尚未正规，政令尚繁而又有些不切合实际的情形；在工作联系上，是上级领导不够具体，检查不够深入，下面是不完全了解政策法令，有些工作方式是与指示相反的一套，形成一些上下不通气和工作脱节疲沓现象。对此，林伯渠首先承担了作为边区政府主席的责任，并找出了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指出了继续进行整编的方向。
为了切实搞好精兵简政，林伯渠于1942年4月7日至10日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检查政府工作，再次对精兵简政进行了总结。林伯渠在会议上说：“在新政权建设途中，缺点是不可免的，我们要暴露缺点。但同时我们对克服缺点要有信心。”他强调指出：“以后要把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加强自卫军这几个方面多做些具体工作。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地执行精兵简政。”为此，针对存在的问题，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
1942年4月28日边区政府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等单位组成边区总编整委员会，林伯渠亲自主持会务，同时决定在各系统成立分会，要求在一个月内，由各系统做出编整方案，汇交总编整委员会讨论、决定并贯彻实施。5月20日，边区召开了边区政府一级干部动员大会，林伯渠在动员报告中进一步阐明精兵简政的意义并指出：“精兵简政绝非一般的‘裁兵减员’。‘精兵’乃使每一个战士，以一当百，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简政’乃使各级机关不庞大复杂，一人当十，十人当百。”他号召干部深入群众，到县、区去，同时提出四点希望：1. 紧紧掌握22个文件和政府政策，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为群众解决问题；2. 团结地方干部，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3. 加强调查研究；4. 不是“钦差大臣”，要有做“小学生”向人民学习的态度。接着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和《实施方案纲要》。6月11日，林伯渠又在《解放日报》上专题论述了“精兵”和“简政”政策的关系与要求。
第二次精兵简政于1942年8月结束。通过编整，基本上做到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要求。但是，由于精兵简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加上一些单位的领导对精兵简政的意义还理解不深，重视不够，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教训。如单纯着眼于裁并骈枝机构，缩减人员，未能从改革体制，健全制度，整顿机构和提高效能上整体考虑与全局安排，加之欠缺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因此这次精减也不翻底。
林伯渠
林伯渠
为了切实达到精兵简政目标，边区政府从1942年8月底开始到1943年底，又进行了第三次精兵简政。边区政府于1942年8月底至9月2日召开了第33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边区政府系统的精简问题，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重新调整成立了边区简政委员会，仍以林伯渠为委员并主持会务，这就为第三次精简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为接受前两次思想工作欠缺的教训，边区政府于1942年9月10日召开了关于检查、总结政府系统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的动员大会。林伯渠在动员报告中，详细认真地总结了前两次精简工作的缺点，提出了简政的目的是：政权机构一元化；组织精干，以少数人做更多的事；提高工作效率等。特别强调说：“这次一定要彻底做好，政府已专门组织了简政委员会，可是还需要上下一致，进行工作检查，来完成这个任务。”动员会后，从9月11日至17日，边区政府一级机关就前两次精简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随后于9月18日至26日，又召开了各分区专员、县长及区干部简政座谈会，林伯渠每日亲临指导。他对县区乡长说：“精兵简政不等于裁兵减人，它的真意，乃是为了增强我们抗战的力量，渡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要“求得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等五项原则之实现，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以及改善各方面的关系之目的”。
对林伯渠提出的关于搞好精兵简政的五项原则，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曾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为进一步总结精简工作，1942年11月4日，林伯渠在高干会上做了《简政整政问题》的专题报告，就边区中心工作，民主集中制、领导作风、加强乡政权、巩固“三三制”、拥军等八个方面做了论述，并为第三次简政规定了指导方针。之后，边区政府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并于1942年12月11日至1943年1月16日召开了各分区督察专员、各县县长联席会议，林伯渠在会上做了《发展生产，教育干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他指出：“边区目前基本任务，第一为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第二为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所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中心任务而奋斗，分散力量的‘百废俱举’的思想目前决不允许存在，因而彻底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就成为熬过困难，准备胜利反攻的重要条件。”林伯渠的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内容丰富，对加强边区政权建设有重大指导意义。
在林伯渠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经过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并创造出宝贵的经验，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
高度重视干部作风建设
林伯渠在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政权中，特别重视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他就指出：“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各级参议会中产生出来的，就保证了真正坚决抗日的分子，真正人民的代表参加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一般是忠于抗日的事业和抗日人民的利益，坚决为抗日与民主的政纲而斗争的。在我们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的模范。”这是因为“凭我们过去一贯的艰苦奋斗作风，我们能够自我牺牲，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之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随着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环境的相对安定，在边区政府各级干部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思想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诸如不细心硏究具体情况和工作计划，工作任务不具体、不实际，不能按期完成；一切都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不能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恶习：“为民之上”，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一切都出之以简单的行政方式，出之以强迫命令，而不耐心地进行说教解释工作的官僚主义残余，以及假公济私、耍私情和仗势欺人的恶劣作风等。这种种表现说明，尽管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条例中对干部思想作风有过明文规定，但没有深入细致地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难免存在缺点或错误，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还只是大体上完成，民主制度还未完全正规化，工作方式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某些残余，经济建设规模还小，而行政干部的能力与经验离应有的高度还远，许多工作还应该加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还需要大加改善。”他特别强调说：“要更加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必须改善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方式，对于一切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必须给予无情地批评和切实地纠正，以便更好地发扬我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和科学作风。”
为切实加强边区各级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建设，林伯渠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重在思想教育。林伯渠曾多次强调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他在《贯彻民主作风与科学作风》的专论中，要求广大干部必须在思想上要明确：“所谓民主作风，就是群众路线；所谓科学作风，就是实事求是。”他指出：“作风是贯彻在实际工作里面的，离开了当前的实际工作，就谈不到作风的改进。在作风问题上，同志们常犯的毛病，一个是急躁，一个是拖沓。前者发生强迫命令，后者形成放任自流，这是由于那些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还不会走群众路线，还不会与实际结合，亦即不善于贯彻民主作风与科学作风。”于是，他要求干部首先要从政权性质上来认识作风的重要性。因为政府是人民组织起来的，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政府只能执行人民的意志。只有在人民的监督下政府才能把工作做好，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接受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民主政权的本质。
林伯渠言行一致，不光教育他人，而且事事率先垂范。他从不计较个人享受与地位，不考虑个人得失，而是以勤勤恳恳、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大公无私的好作风，为广大干部作出了表率。在他的要求与带动下，边区广大干部真正从思想上树立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正确观念。
第二，贯彻民主精神。林伯渠认为要搞好作风建设，必须充分贯彻发扬民主。他要求贯彻民主精神于一切部门、一切工作人员和一切地区内的民众之中，使边区每一个人都不仅过民主生活，还善于运用民主权利，这才是彻底实现民主的政治保障。在民主作风建设方面，他提出了三条意见：1. 发扬民主作风，严格实行集体领导，耐心倾听下级的意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倾向，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2. 更进一步密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尊重群众利益，倾听群众意见，加强乡政府的工作，因为乡政府是政府的基本组织，是群众首先接近的政府；3. 提拔与培养最能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所爱戴的干部。只要干部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思想作风建设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第三，树立典型，奖惩分明；建立制度，定期检查。在实际工作中，只要干部把某一项任务出色完成并取得显著成绩，林伯渠都给予嘉奖表扬，树立学习榜样。如边区每年都要选出模范乡长、区长、县长或各行业的先进个人，以此来推动作风建设。对于违反纪律者，边区政府则严肃惩处，以此来教育干部发扬正气。同时林伯渠也指出，要使干部作风更民主，检查作风很有必要。为此，他领导边区政府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形成检查监督机制。如：召开民主生活会、干部作风座谈会；建立各级干部的报告制度、调动工作交代制度等，以此来约束、检查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状况。1944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多次召开干部作风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林伯渠在1945年6、7月间，也曾先后4次以“要使干部作风更民主，检查作风很有必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一定要改善作风”等内容为题，精辟地论述了作风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干部作风大检查和座谈会，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的工作作风更加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