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政府办公厅会议室，是当年边区政府里人流最集中的地方。人们在这里经常可以见到边区政府首脑，也可以见到来自各县各村的干部和公职人员，还可以看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身影。边区许多政府重要会议在此召开，硏究制定大政方针，听取各方面意见。
当年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个长2米、宽1米的长方桌，四周摆着一圈长条木椅，木椅后边放着长板凳。两边窗台下边各有一个木炭火盆，桌子上放着两个粗瓷茶壶和十多个茶杯，墙壁上挂有锦旗和奖状。现在踏进这里，还依稀能够感觉到当年边区政府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
林伯渠力保延安城墙
1941年，有一次边区政府在这里开会，延安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拆除城墙，重新规划延安城市建设。延安市商会有人不同意，说：“延安的城墙不能拆，他挡不住敌人，可以挡住洪水。”林伯渠听后，亲自登上城墙，观察地处三岔口的延安城与上游水位情况后，做出了不拆城墙的决定。1942年农历的七月十三日，即公历8月24日，南河突发特大洪水，南关大操场的戏台像一只脱了钩的船一样被冲走，但由于城墙的阻挡，延安城区安然无恙。林伯渠说：“好！好！这个建议顶事了。”
毛泽东虚怀若谷对待农民怨言
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正在召开直属县、市长联席会议。突然天空浓云密布，雷电大作，一道闪电将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击死。这一自然现象霎时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有位农民借机骂了毛泽东，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毛泽东虽然很吃惊，但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陷入了深思，然后开始调查研究，弄清原委。
原来，自1937年秋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战后，国民党政府不履行原先的诺言，不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相继增调几十万大军，构筑三道封锁线，包围封锁边区。同时在边界不断制造摩擦，先后占去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豫旺6座县城及数千处村镇，面积约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边区的面积、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这时，由于边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外援的断绝，人民的负担逐年加重。1939年边区政府下达的救国公粮任务是5万石，1940年增加到9万石，1941年翻了一倍多到20万石。由于公粮负担过重，农民有了怨言。
经过调查分析，毛泽东不仅没有生气，而且坦承，农民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多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因此，毛泽东说：“我不怪说这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毛泽东指示西北局宣传部深入安塞、固临县调查。了解实情后，下令减收公粮4万石，同时发动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边区经济情况很快就好转了。
厉行增产节约
1943年5月8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也就是在这个会议室讨论制定的。公约内容有十条：忠实施政纲源，贯彻法令、决议；坚持民主集中制，严守政府纪律，服从集体利益；调查硏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互规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爱护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提高政治警惕性，严防敌探奸细；努力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上述每条都注释有具体要求，边区干部将其落实到了行动上。这个公约对今天干部的廉洁自律，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边区政府把增产节约当成一项大事来抓。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在这里专为增产节约问题开会，讨论制定了以下五项措施：“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保证给养外，其他消费需厉行节约。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约。要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集中力量于急用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爱惜民力，倡导节约，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畜力。保持廉洁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为了节约开支，边区政府从1942年开始，实行财政统筹统支的办法，不足部分由机关和个人自给。1944年，林伯渠给自己制订的增产节约计划如下：1. 从农业上完成细粮两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办法）；2. 收集废纸交建设厅；3. 自1944年正月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4. 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毛巾、肥皂完全不用公家供给。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将其制订的增产节约计划，张贴在他陈设简陋的土窑里，约好与夫人王定国共同执行，并接受别人的监督。他们在居住的窑洞旁边种上菜，喂了猪，被评为增产节约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