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设在高等法院旧址一进院门的一排窑洞里，有男监和女监。
1937年7月9日，高等法院成立时，就设有看守所，最初的地点在清凉山上，杨佛云任所长，主要关押已决和未决犯，分编两个大队，已决犯称为“工作队”。同时，各县保安科设有看守所，羁押未决犯和刑期一年以下的已决犯。1938年11月，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边区政府决定疏散各级机关，高等法院看守所迁往安塞李家沟，看守所设置所长1人、看守员2个警卫排。后又迁至延安白家坪、龙湾山等地。看守所后改为监狱，李育英、刘汉鼎、党鸿魁、李福元、刘丰等人先后担任典狱长。1942年9月，李木庵任院长期间根据政府决定，将劳作队改为监狱，边区监狱正式成立。看守所成为专门羁押未决犯的机构，而监狱成为罪犯服刑及改造之场所。直属县一年以上的徒刑犯、非直属县二年以上的徒刑犯，均送边区监狱集中教育。1944年5月12日，边区政府曾下令在分区设立分监，但由于人犯少，不便管理，于1945年12月29日在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上决定取消，由高等法院监狱对边区的人犯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教育。此后，机构设置逐渐完备，人员配备也逐渐增多。1949年5月8日的编制表中，监所下有典狱长2人、典狱员5人、司药1人。1949年6月以后，边区人民法院移驻西安，边区监狱随之移往西安，并管辖陕北、晋南、晋西北行政区各分区的监狱及边区监狱事务。1949年8月时，监狱的工作人员已达33人。
边区监狱1938年关押了7名罪犯，1942年最高时达到416人。
1937年7月—1949年6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典狱长任职表
1938—1943年边区高等法院看守所（监狱）押犯情况统计表（单位：人）
看守所参观规则
典狱长办公室
警卫人员办公室
男监
当时的监狱工作实行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日常管理、鼓励自新等制度。最值得一提的是“党鸿魁经验”，他主要是用说服教育和组织犯人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加强对犯人的思想改造；采用犯人自治，自己管教自己的方法，通过定期汇报、检查、大会评比等制度，鼓励犯人内部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与此同时，通过管教干部上课，参加体力劳动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劳动教育，激励他们尽早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监狱积极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和感化政策，对转变好、刑期长的犯人，允许夫妻同居。可以说，监狱如学校，入监即入学，教犯人识字学文化；监狱如工厂，入监即进厂，犯人生产给分红。延安时期的监狱工作，在改造罪犯上取得的成绩，不仅对边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为共和国监狱制度的建设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解放日报》对监狱工作进行了多次报道，有人物专题《典狱长党鸿魁》、专访《边区的犯人是怎样在生活的》、报道《延县提前释放犯人，让他们回家春耕》、通讯《劳动改造着人们——记一个军事犯纸厂》、纪实《从黑暗走到光明》等等。高等法院监狱工作得到了边区政府的充分肯定。
看守所规则
女监
看守所
禁闭室
高等法院监狱犯人生活
入监就是入学
犯人到监狱，虽然被限制了自由，但就他们所遇的教育生活来说，入监就是入学。
一进监，首先是“个别谈话”，就是负管教责任的（典狱长、教导员、看守员）同进监狱的犯人，对法庭判决有没有什么意见，并随即告诉监狱的守法规则，劝勉安心守法、积极改造自己的错误。然后就编号编组，每组约七八人，组长是由转变较好、能积极帮助别人的犯人担任，管理各个组的是劳作队部，也是由转变得好的犯人担任，一人任队长，一人任文书，直接受看管员的领导。犯人一到组上，睡的是他们习惯了的熟炕，吃穿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住的号房，除在门上多开了碗口大的一个圆洞外，和一般人住的房子没有不同的地方。
三大课程
犯人有三大课程的学习：第一，是生活教育，又分两方面：一是日常生活教育，一是劳动生活教育。前一种，是每天晚上开小组检讨会，定期开自由演唱会，或管教者随时召集大家讲话，来改变犯人不良好的思想行为；后一种，是使犯人参加生产，如设有农场、菜园、板厂、炭厂、纺毛、畜牧等，以培养犯人的劳动思想习惯，更打下犯人出监后有生活技能的基。第二，是政治教育，由管教者上政治课，讲边区建设、政府政策法令、各个犯人犯罪的原因和改正方向。
李育英典狱长
干掉了八个县衙门里催租子的警察，黄二鱼就更不能回党家山自己的家了。这是一个倔强勇敢的青年农民，在苛捐杂税的威逼下，家破人亡、父兄逃散以后所做出来的。在统治阶级的眼睛里，他犯了滔天大罪一九三三年时候的清洞，遍地发生着这样的壮举。
——参加红军吧，只有这一条活路！
黄二鱼打定主意，就改名为党鸿魁。在绰号“朱八戒”领导下，组织了游击队，闹红了。
这是十年以前的事。如今党鸿魁同志却站在革命的司法岗位上，执行着共产党改造人的伟大事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怀着过去做县军事部长、区委书记、县裁判员同志的热忱和信心，接受了陕甘宁边区监狱典狱长的工作。
“对犯人绝对不能打骂受刑，和施用严格的处罚，要从思想上教育他们。”
在工作中，党鸿魁同志不但随时记住雷院长这个指示，并且具体地执行了党的宽大政策。从自己的年世，党鸿魁同志深深地了解：人生来是善良的，旧社会逼人犯罪。这样，他愿意用尽所有的力量，改造监狱里的人。
“咱们边区的监狱，就是学校。”党鸿魁同志常笑着对别人说，“犯人的生活、学习、娱乐，各个方面的享受是和我们工作同志一样的，物质待遇有时还较多些。‘刑期’只不过是一个学习和改造的过程。在这期间，让犯人学会各种生产技能，认识共产党救世救人的政策。”
监狱在三十里铺东面红寺小山村里。如果不是大门上悬挂着牌子，都会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机关。连村里的老百姓，对监狱也亲切。没有铁窗镣铐，更没有日夜守望的狱卒。很少几个警卫和看守的同志，是和犯人们一起出现在饭堂、俱乐部、球场和一切生产岗位上。坐落在低矮的土墙所围绕的大院子里，五间宽敞的平房，是犯人的住房。太阳终日照耀着它。早晚从里面传出来一片喧闹愉快的乐器声和歌唱。犯人们自由地呼吸辽阔丰茂的山林的空气。
典狱长办公室
党鸿魁典狱长
党鸿魁和犯人们生活在一起，已经整整一年了。他一到监狱里，很快就和犯人们打成了一片。全狱一百一十九个犯人，才只有三个行政工作同志。他启发犯人的自主性，组织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帮助他们成立小组和俱乐部，分设伙食、卫生、文化、生产四个部门，民主选举干事，克服了犯人一向互相轻视和自暴自弃的观念。
他熟悉和了解各种不同性格的犯人，施用不同的教育，分配不同的工作。对于爱说漂亮话调皮的，他随时注意他们的实际行动，派到领导强的生产组去；鼓励爱戴高帽子的，不应当众批评他们；时时发现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在犯人中表扬。由于他深入和细腻的领导，一年当中，没有一件逃跑的事情发生。刹那间心头上闪现想逃跑的念头的犯人，会自己主动向党鸿魁反省说：“典狱长，我是不会逃跑的。今天想起我那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心里动了一下念头。”
党鸿魁同志立刻亲切地对他说：“人谁不想家呢，你只要好好守法，彻底改过，将来决心做一个好公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有一名犯盗窃罪的人，在狱里还时常犯他的老毛病，比较顽固难改造，犯人们自动地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要吊打他。
党鸿魁同志却婉言平服了众人的激愤，开斗争会，采取集体教育和个别说服的方式。最后，这个犯人不但承认了错误，发誓改正，而且在以后的行动上成了积极分子，影响了别的犯人。
党鸿魁每天晚上无论怎样疲劳，都要轮流到号子里去。这工作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最初，他一踏进号子的门，犯人们都立正地站起来，木呆呆的什么话都不敢说。渐渐的，虽然不起立，也还不和他谈什么。但是党鸿魁不但十分耐心，还用一切方法接近犯人。现在，他可以和犯人同坐同睡，同说同笑，犯人们有什么意见都对他谈出来。他给犯人们读报，教字，写家信。
看守所
当他发现有精神不好的犯人时，立刻慰问是不是生病、难过，并交代伙食委员开病号饭，或者劝搬到后窑病室里去休息。
一天下午，警卫员带着一个衣服破破烂烂、脸色苍白、背上背着一个吃奶娃娃的中年妇人，到党鸿魁同志的屋里来。这女人像失了神一样，进门就跪在地上叩头，号啕地祈求着说：“大慈大悲的大老爷，开恩让我见见我男人吧！”党鸿魁同志立刻把她扶在椅子上，查明她是一个新犯人的老婆，不但让他们会面，并像招待所有干部的家属一样，给他们开饭，借被褥，住在招待室里。
为了响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党中央号召，高等法院每年完成边区下达的生产任务，实现自给或部分自给，也成立了生产科，开办了农场2个、商店2个，粉房、纸厂各1个。为此，生产部门不仅成为边区高等法院的常设组织，生产活动也成为其主要职能之一。1939年，边区高等法院利用政府所给资本1560余元，借银行600余元，组成犯人为主力，全体工作人员参与的生产队伍，开始生产劳动。种荒地，开办杂货商店，办农具厂，饲养牲畜，第一年各种收入达到355石6斗细粮，次年继续扩大生产，收获445石5斗。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还制定了《法院劳动暂行条例》，要求工作人员“每人每周参加生产劳动2次，每次4小时，但于必要时得变更之”；“勤杂人员每人每周参加劳动4次，每次4小时，于必要时得变更之”；“警务人员每人每周参加劳动4次，每次4小时，于必要时得变更之”。同时还规定了奖惩办法。
1943年代院长李木庵给雷经天院长移交财产清单中记载，当时高等法院的固定资产有137孔窑洞、54间房屋、31间马棚、3间碾房、1439亩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