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隅、唐荣枚馆（1）
向隅和唐荣枚这对革命夫妻是鲁艺建校初期音乐系仅有的三位教员中的两位。他们都是湖南长沙人，早年都曾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向隅学习小提琴、钢琴、作曲等综合音乐知识；唐荣枚主修声乐。1934年在同乡友人贺绿汀的介绍下两人结为夫妻。1935年至1936年期间他们与张署等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们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先后来到延安参与了创办鲁艺的工作并在这里任教。向隅历任音乐研究室主任、音乐系代系主任、副系主任、鲁艺实验剧团音乐顾问以及星期音乐学校校长；唐荣枚任音乐系教员兼全院的声乐指导。鲁艺建校不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大家决定分头创作三幕话剧《流寇队长》、京剧《松花江》和三幕歌剧《农村曲》。《农村曲》是由文艺老战士李伯钊编剧，温涛、潘琦、吕骥、李丽莲、安波、高敏夫、郑律成集体创作的，向隅在短短的4天里就完成了这部歌剧的音乐创作。1938年7月7日的庆祝晚会上，《农村曲》在延安城里的中央大礼堂与观众见面，向隅除了担任乐队指挥，还担任小提琴伴奏，唐荣枚弹风琴。
《农村曲》以反映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国的现实题材，新颖的艺术形式，生动感人的舞台表演，富有民族风味的音乐，受到延安各界观众的热烈欢迎，连续演出20余场，始终座无虚席。《农村曲》作为鲁艺师生在延安上演的第一部歌剧，为延安时期歌剧的发展实现了良好的开端。随着鲁艺毕业学员奔赴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歌剧《农村曲》也传播到了四面八方。1939年3月《农村曲》的剧本与乐谱由上海辰光书店出版后，在国统区也陆续上演。1947年，中国歌舞剧艺社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历时两年的巡回演出中，都作为保留节目进行演出。1947年，《农村曲》改为《儿女英雄》。
1938年冬，冼星海、杜矢甲相继来到延安，李焕之从第二届毕业后也留校任教。鲁艺音乐系的师资力量大为增强，第三届招生57人。1940年，音乐系的教员欢送洗星海去苏联并合影留念。向隅的儿子向延生出生于1939年7月1日，这一天也是党的生日，向隅夫妇非常希望主席能为孩子取个名字，但主席工作那么忙他们又难以启齿，起名字的事也就一直拖了下来。后来孩子的舅舅自告奋勇为其代笔给毛主席写信，没想到18天后竟然收到了主席的复信，主席为孩子取名为“延生”，并在信中祝福他们。
1942年，向隅、唐荣枚夫妇一起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向隅还创作了歌曲《歌颂毛泽东》，这是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最早的一首颂歌，也是在这一年，向隅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鲁艺根据指示迁往东北办学。向隅担任东北鲁艺音乐系主任，唐荣枚任教员、系副主任等职。1949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成立，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向隅担任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和第一、二届理事，吕骥任协会主席。同年7月，向隅、唐荣枚夫妇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之后奉中央指示：贺绿汀、向隅、唐荣枚返回上海国立音专工作，也就是他们曾经的母校上海国立音专，由贺绿汀任院长，向隅任副院长，唐荣枚任声乐系副教授。这期间向隅不仅主持日常的院务工作，同时还担任教员教授提琴课，特别是他们在这里也继续发扬延安时期形成的工作作风，带领学生下工厂、下基层，送音乐上门，在地方和部队开展音乐进修班。唐荣枚还开拓性地将在延安学到的民歌进行演唱，不久在学院就掀起了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热潮，后来在音乐教材里新增添了许多民歌和富有中国气派的音乐作品。
1954年唐荣枚奉命调往北京中央歌舞团任声乐指导。1955年，向隅也调往北京任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兼音乐部主任等职。这一时期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交流，他应听众的要求，将广播节目安排得丰富多样，约请音乐界专家为电台撰稿，推出音乐专题讲座节目。在广播电台工作的这一时期也是向隅音乐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代表作品有《高山挡不住红太阳》《大进军》等，以及4部合唱歌曲。1966年“文革”时期，向隅再次被审查，无休止的批判和劳动惩罚，使他终于在1968年1月20日含冤去世，时年55岁。时隔5年后，1973年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向隅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1980年他才被彻底平反。
向隅先生去世后，唐荣枚仍然不忘初心，继续为音乐事业努力，发挥余热。2006年，88岁高龄的她依然心系延安，在延安留下了新的足迹。
向隅和唐荣枚这对杰出的音乐家夫妇，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向隅、唐荣枚馆（2）
向隅、唐荣枚馆（3）
向隅、唐荣枚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