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是中国当代著名国画艺术大师、美术家，是著名的“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他一生豪迈不羁，但又命运多舛，是中国当代画坛的一个传奇人物。
石鲁原名叫冯亚珩，字永康，1919年12月出生于四川仁寿县文公乡一个冯姓的大地主家庭，在整个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九，是冯家的九公子。
他自幼喜爱绘画，15岁时进入了由二哥冯建吴参与创办的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二哥冯建吴在东方美专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石鲁在此开始接受系统和正规的美术学习。
他毕业后在家乡的一所小学任美术教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萌发了去延安投身革命的想法。1939年初，他逃婚北上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先被介绍到三原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后又到宜川民族革命大学前锋剧团承担舞美和道具工作。
1940年初到达延安之后，石鲁曾报考鲁艺美术系，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考入了陕北公学学习，在学校的业余剧团负责舞美和化妆。从那时起，取了他崇拜的清代画家石涛和文豪鲁迅之姓，从此改名为石鲁。
石鲁馆（1）
1941年9月，陕北公学合并到延安大学，文工团改名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石鲁任美术组组长。在西工团担任美术组组长的日子里，他自己画布景，做道具。延安没有专门的颜料，他就带领美术组到山上岩壁风化的石缝里采集不同颜色的矿石，洗净碾细，用胶水调制成各色颜料，来绘制演出和宣传所需的各种景片。
在西工团，他与四川女演员闵力生结为夫妻，由于妻子是演员，得排戏，还要外出演出，于是带孩子的重任便落到了石鲁肩上。有时石鲁在窑洞窗下的桌子上伏案工作时，为了免受干扰，他就在脚上系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连着位于窑掌位置的摇篮，每当孩子哭闹，他就一边干着手里的活，一边动动脚拉一拉绳子，摇篮慢悠悠晃荡起来，孩子很快便止住了哭声，进入梦乡。
石鲁为了画画时能够准确把握人物的整体造型，特地向鲁艺美术系的教员王朝闻借来一本西方雕塑艺术的书，并临摹了法国著名雕塑大师罗丹的《青铜时代》创作了一组泥塑。在偏远的黄土高原的土窑洞里，石鲁倔强地追寻着他心中的艺术梦想，没有因落榜鲁艺而消退意志。
1948年以后，石鲁的工作连续变动，先是调延安群众日报社，主编《群众画报》，1949年初调入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任教，随后又调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部工作。
1946年7月6日，27岁的石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边区的美术活动中，成就比较突出的要属鲁艺的木刻版画创作了。经常到鲁艺来交流切磋的石鲁也受到了影响，开始搞木刻。《群英会》是他早期的版画作品，描绘了主席与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劳模们热情交谈的情景。
《说理》是石鲁木刻版画创作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它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通过木刻形式，表达了一种在土改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主张。另一幅木刻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就是《打倒封建》，原型是他在绥德写生时画过的一家地主宅院的门楼，由石头垒起的城堡式的门楼，层层叠叠、密密麻麻，象征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年深日久和罪恶深重。
除了搞木刻创作外，在延安期间，他还长期坚持写生，苦练基本功，石鲁延安时期的部分速写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时延安条件艰苦，画画用的笔是他用捡回的敌机轰炸留下的子弹壳自制的弹壳钢笔，本子用的是当时延安生产的粗糙发黄的马兰纸订成的一本本速写本。
在延安期间，石鲁做木刻、画写生，另外他还搞“新洋片”创作。1945年的木刻《改造西洋景》就是以这一题材创作而成的。“西洋景”源于清末，是老北京天桥有名的杂耍，也叫“拉洋片”。一个大木箱子，里面装有画片，外面开有若干小孔，观众可以从孔里窥视里面变换的画面，艺人一边拉放画片，一边根据画面内容配以唱词和锣鼓。画片内容最初是西洋景致，后来扩展到中国的美景以及传统历史故事等，俗称“拉洋片”，也叫“拉大画儿”。在电影尚未普及的年代，“拉洋片”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民间娱乐方式，被称为中国街头的“土电影”。1944年，石鲁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从事美术普及与宣传工作期间，就利用了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表演方式，把旧洋片进行了改造，将箱子有孔的一面打开，面向观众，洋片换成连环画，并且还配上了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说唱台词，把原来少数人看的小洋片变成了一台戏，在边区各地和一个个小山村巡回演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后来以石鲁为组长还成立了“洋片组”，不仅跑遍了延安的沟沟峁峁，还渡过黄河在山西进行演出。
延安十年是石鲁革命信仰和艺术追求的成型期、积淀期，为他之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石鲁随所属的西北局文艺系统迁往西安，生活和工作条件好起来后，正式开始了他的中国画创作生涯。1954年，石鲁担任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在职期间他带领美协的同志们多次外出写生搞创作。《延安故居》就是他1957年赴陕北农村写生回来创作的。1958年他以延安大生产为题材创作了《小米加步枪》。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1959年陕西省举办了美术展览会，石鲁以陕北题材创作的国画作品《高山仰止》参加了美展，表达了对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陕北劳动人民的最大的崇敬和赞美之情。
1960年初，石鲁接到了中国美协的任务：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一幅延安题材的巨幅国画，《延河饮马》成了石鲁的名作。画中生龙活虎的战马在延河边自由自在地饮水，象征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从延安汲取精神的养料，更寓意延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大本营和摇篮，从而激发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揭示出画面深邃的内涵。这幅画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文革”前一直悬挂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文革”中被撤下，至今下落不明。
1961年9月，石鲁与美协几位画家回延安写生，创作了一系列延安题材的画作。《东方欲晓》画面没有出现任何人物，只有窑洞前的两株梨树枝干和窑洞顶上一丛朦朦胧胧的枣树，主席居住的窑洞灯光彻夜明亮，寓意中国革命即将跨过黑暗，走向黎明。画完之后，石鲁还特地写了一首诗：“长宵漫漫绝豸虫，不谢灯花兴正浓，银钩铁划书天地，刺破东方一道红。”《南泥湾途中》创作时正值我国的大饥荒时期，创作这幅画不仅仅为了回忆过去，更重要的是要再一次唤醒人们发扬宝贵的南泥湾垦荒精神，克服眼前暂时的困难，给人以鼓舞和憧憬。
在石鲁的国画艺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就是《转战陕北》了。为庆祝建国十周年，1959年石鲁接受中国美协邀请，赴京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了这幅《转战陕北》。画作取材于党中央转战陕北的革命历史题材，画中的主席屹立于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间，背手侧身，极目远眺，虽不见一兵一卒，却能让人感受到领袖一览众山、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伟大胆识和气魄。作品在创作技法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诗画美学传统，成功地将西画技法与中国画传统技法相融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黄土高原皴”，填补了自古以来各家山水画派黄土高原入画难的“盲区”；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他成功地将山水画与人物画相结合，打破了当时画坛流传的山水花鸟不能表现政治主题的说法，在人文精神与自然魅力的交融渗透中，拓展了中国画的新领域，增加了中国画新的审美内涵和价值。这幅画不仅是石鲁探索中国画创新道路上的一部代表作，而且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一幅里程碑式的杰作。
1961年10月，西安美协国画创作研究室在北京中央美院举办了习作展，共展出包括石鲁在内的6位国画研究室成员的习作200多件，其中石鲁约50件。《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长安新画》的专版，中国美协为此还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进行研讨。北京展出之后石鲁一行又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进行巡展，所到之处均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以石鲁为代表的一批西安画家以其独特、崭新、富于生活气息的西北画风受到了观众和美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是“长安画派”的崛起。
《东渡》是石鲁继《转战陕北》之后，就开始构思酝酿的另一幅革命历史题材的国画作品。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由石鲁抱病创作而成，准备参加西安和全国性的大型美展。它以194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奔赴华北的革命历史事件为题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石鲁创作这样的一幅画不得不说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东渡》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含蓄地表达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人民与执政党之间亘古不变的真理，体现了石鲁作为先知先觉的艺术家那种忧国忧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但不幸的是这幅历史巨作在“文革”浩劫中不知去向，现在只给后人留下了创作手稿。
石鲁馆（2）
石鲁馆（3）
《黄河船夫》和《养牛老汉》就是他来到陕北吴堡为创作《东渡》收集素材而作的。
1964年是石鲁命运的转折点，他的《转战陕北》被人认为是画中主席走投无路，悬崖勒马，作品被封杀，《东渡》也因此受到牵连，未能在京展出。石鲁骨子里不畏强暴、傲岸不羁的个性使他没有向命运屈服，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与那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进行抗争，写下了几百首凌厉的诗词来讽刺“四人帮”的罪行。他还两次出逃（一次逃到西安市郊草滩，一次逃回四川广元深山老林50多天），企图寻找一方内心深处的“净土”。
“文革”开始，他遭受了整个画坛都罕见的非人迫害，致使他患精神分裂。直到1978年底，石鲁才得以平反昭雪。
1982年8月25日，石鲁终因多种疾病医治无效，走完了他坎坷但又辉煌的一生，安葬在西安革命烈士陵园，时年63岁。
石鲁虽然离开了，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作品多次在法国、日本、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地展出，被称为是“中国的梵高”。他曾在末完成的电影剧本《共产党人》的尾声中有这样的一段旁白：“一个真正的人，是抛掉一切自私的心理，站在精神的高峰，俯视一切的人。他既无任何顾虑，也无任何设计。然而他得到的不是荣誉、名声，而是屈辱。但屈辱并不曾损害他，反而在他崇高的品格上染上一层不可磨灭的光采。”这其实也是石鲁的自白，并且他做到了——站在精神的高峰，俯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