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若虹，原名蔡雍，笔名张在学、雷蒙等。著名美术家、社会活动家，是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1910年出生于江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喜欢诗词、绘画。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火炬画报》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画。1930年秋天进入上海美术专科西画系，次年毕业后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31年至1938年短短7年间，创作发表的漫画作品达1000多幅。这些作品积极宣传抗日，揭露了旧社会的现实与黑暗。
1938年10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蔡若虹去当教员，蔡若虹与好友张鄂等人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历经艰辛终于在1939年5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辗转香港的时候，蔡若虹认识了夏蕾，两人彼此欣赏，情投意合，不久便在香港订下了终身。初到延安的蔡若虹对这块心向往之的土地充满热情，但是他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穿着西装皮鞋，以及养成的习惯与这里的一切显得格格不入。他也想和大家一样坐在地上吃饭，可是他的两条腿并不听使唤，也是怕弄脏了衣服，结果连坐也坐得不像样子。不管怎样，他迫切地想要和大家统一行动，因为他从心眼儿里觉得这种生活很崇高，很伟大。
蔡若虹馆（1）
蔡若虹馆（2）
1940年8月，蔡若虹在王曼硕、胡蛮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的时候，他想起了少年时期那位让他尊敬的革命先烈张如龙。1923年至1926年，蔡若虹在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就读时，与同班同学张如龙的关系十分要好，张如龙是共产党员，常借《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给他。1926年夏天，张如龙担任九江市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十分支持蔡若虹进行宣传画创作。不久国共合作破裂，张如龙惨遭国民党杀害，蔡若虹冒着生命危险到刑场寻找张如龙的尸体，之后自己也被迫逃亡南昌。14年后，当他面对着鲜艳的红旗宣誓的时候，流着眼泪默诵了两句诗“小溪有幸归沧海，大局无忧靠义师”。
1941年，蔡若虹、华君武和张鄂在延安举办了“讽刺漫画展”，引起了很大轰动。讽刺漫画展后的一天，他同张鄂、华君武一同去枣园会见毛主席。主席在一间老式的客厅里接见了他们，主席说：“讽刺是批评的一种手段，我们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不会把讽刺关在门外。批评也好，讽刺也好，说话总要说得符合事实，要避免片面性，不能以偏概全。”这次谈话让蔡若虹毕生难忘，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在讽刺画展中的作品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于是在1942年2月，蔡若虹、华君武、张鄂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文中说明了他们举办画展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当时在边区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风气，角度等方面产生了偏差，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蔡若虹馆（3）
蔡若虹馆（4）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此次大会上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讲话对蔡若虹从事文艺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我还是觉得他讲的话内容很丰富、很生动、很有说服力，就如同一柄沉重的斧头往我的脑门上砍，硬是把他鲜红的思想琼浆往我的脑门里灌。我直觉地感到，他站得很高，看得很远，从表面现象一直看到骨子里。他讲的话都是我没有听别人说过，别的书本上也没有写过的话，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就像他对战争的理解那样纯熟，那样透彻，那样准确。这种直觉，逼得我后来把铅印的《讲话》原文一读再读。”讽刺画展的经验加上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促使蔡若虹的创作角度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文艺座谈会之前和之后创作的两组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后两幅作品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纠正了讽刺画展中创作的片面立场和角度。
1942年，蔡若虹的女儿蔡晓晴出生，一家三口住在东山上的窑洞里。蔡晓晴在两岁的时候得了非常严重的痢疾，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带孩子去了医院。据夏蕾说当时医院里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连续为晓晴输了3次血，一次比一次多，才救了晓晴的命。在哓晴上初中时，蔡若虹对她说：“你的血管里曾经流动过一个坚强不屈的小红军的鲜血，你应当像她一样坚强。”
抗战胜利后，蔡若虹被调往山西、河北参加土改工作，创作了漫画组画20多幅，有力地配合了土改工作，在解放区引起了轰动，后编辑为《苦从何来》出版，成为蔡若虹漫画的代表作。《苦从何来》深刻地反映了旧社会农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也描绘了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此外，蔡若虹参加土改工作时还收集到了许多素材，创作出了《我是一个急打手》《没有土地的人们》《史万一诉苦》等，真实地记录了贫苦人的无奈与反抗，也揭露出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是他们贫穷的根源所在。
1947年底，重回工作岗位的他笔耕不辍，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著作。展柜中还展出了蔡若虹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部分作品，以及他1953年被任命为美协副主席的任命书和美协会员证。
新中国成立后，蔡若虹被调到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49年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经主席批准组建了大众图画出版社，一年的时间就组织编绘、出版了《鸡毛信》《小二黑结婚》等新连环画20余种，很受群众欢迎。其中，《王秀鸾》《鸡毛信》《东郭先生》《打渔杀家》的脚本就是他编写的。这一时期蔡若虹也经常下基层指导研究美术工作，展馆墙上的照片就是他在陕西、广东等地与众多艺术家的合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蔡若虹惨遭迫害，被隔离审查、批斗。1969年被下放到静海团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
“文革”的阴霾散去后，蔡若虹再度走上美术领导岗位，年近古稀的他仍然关注着美术事业的发展，常常挥笔著文，着力培养美术新人。漫画集《昨日的花朵》是他在90高龄时出版的，前言是先生亲手所写。文中流露着作者对这本有着深刻时代烙印的画集在新时代发挥余热的期望。2000年，蔡若虹在家中写作回忆录《赤脚天堂》，所谓赤脚，是指延安艰苦的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而天堂则是指这里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世界。
蔡若虹与老一代的革命艺术家们一起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晚年期间，对和平生活备加热爱，对几十年建立起的友谊更加珍惜。
晚年时期的蔡若虹扶持和培养了很多艺术青年的成长。1990年，80岁高龄的他与素不相识的青年画家邢庆仁进行了长达8000余字的纸上深谈（《忘年书简——给青年画家刑庆仁的一封信》）。蔡若虹当时从《美术》月刊上读了刑庆仁的文章，从中看出了这位年轻画家的迷惘，因此对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产生了深深的关怀之情。他通过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以及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感情低谷来勉励这位青年，让他早日甩掉迷惘的帽子，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结合起来，与祖国的发展建设结合起来。从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位老艺术家对年轻一代艺术家寄托的期望，令人感动。200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0周年之际，蔡若虹撰写《足迹》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表纪念。
这位诗情画意的人民艺术家，一生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始终不渝地把握社会主义美术的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美术的发展呕心沥血，尽心尽责，做出了重要贡献。“花好尚无千日美，人生能得几回搏”，蔡若虹先生晚年的这首诗句正是他拼搏奋斗的人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