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出身于澳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因为是在星夜大海的渔船上降生的，所以母亲给他取名星海。父亲在他还在母亲腹中孕育时就早逝，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童年时代受尽磨难。虽然贫苦，但他性格坚毅，立志要振兴民族音乐。1929年，他带着一把破旧的提琴，告别母亲，后程赴巴黎求学。在远洋船上他没钱吃饭，只能靠着水手和客人的剩饭菜来果腹。到了巴黎，为了生存，他开始做餐馆的跑堂，理发店的杂役，在餐馆和马路边拉琴讨钱，不惜干任何下贱的工作。生活的贫困阻碍了他的学习，往往只能在夜间拉拉琴，看看谱。两年多以后，他的工作较为稳定，也陆续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他认识了法国印象派作曲家保罗·杜卡。保罗·杜卡非常赏识这位有才华的青年，将他收为门生，并鼓励他考取自己在巴黎音乐学院开办的高级作曲班。报考那天，门警因其衣衫褴褛，又是中国人，而将他拒之门外。因为在之前，中国人报考初级班的人都很少，恰巧遇到保罗·杜卡进门，才把他带进门。冼星海如愿以偿考录了，当学院问他需要何种物质奖励时，他脱口而出说要饭票。之后，他师从保罗·杜卡专心学习作曲和指挥法，并得到教授物质上的资助。1935年春天，冼星海毕业，保罗·杜卡教授因病去世。1935年夏秋之际，冼星海途经香港回国。
冼星海回国后，毅然投入到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中。1938年10月，在党的安排下，他来到延安。
在延安，他白天给学生上课，也和同志们一起上山开荒。晚上，常常手提马灯，翻山越岭，步行十几里到延安各处去教歌，深夜归来，又在油灯下编写教材，从事创作。
冼星海对西方音乐艺术造诣很深，但他深知他的音乐是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所以他的作品都是追求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在延安当时没有大型管弦乐队伴奏的情况下，他创造性地用口琴、京胡、鼓、锣、钹等中国传统乐器，夹杂着锅碗瓢盆创造出雄壮、呼啸奔腾的浪涛声来衬托《黄河大合唱》的演唱，真可谓是“锅碗瓢盆交响乐”了。
冼星海在延安享受的是专家待遇，但他丝毫没有学者的架子，他的居室常常是门庭若市。他给学生上课很灵活，不拘形式，往往在与学生聊天当中，就把知识灌输给学生了。他与学生无所不谈，常常通宵达旦。
1940年5月，受中央委派，冼星海与袁牧之一起前去苏联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创作配制音乐，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正当该影片制作接近尾声时，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在紧急撤退中，苏方工作人员丢失了影片的全部底片样。两人寻找底片无果，被困于苏联。流亡期间，化名“黄训”的冼星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饥寒交迫和疾病缠身之下，他坚持创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乐等三十余部民族音乐作品和几十万字的论文，为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音乐遗产。
冼星海馆（1）
冼星海馆（2）
冼星海馆（3）
冼星海馆（4）
冼星海馆（5）
1945年5月，长期的流亡生活和繁重的创作任务彻底拖垮了冼星海的身体。即使在住院抢救期间，他的创作欲望仍未熄灭，在病中他完成了《中国狂想曲》和60首中国民歌。8月15日这一天，当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他兴奋得难以自抑，在病榻上创作《胜利交响乐》，来庆祝祖国人民的胜利。在临终前他还给前来探望的人讲：“我多么希望再活30年，我还有30年的创作计划需要完成啊！”10月30日，时刻渴望归国的冼星海终因多种疾病的折磨，病逝于莫斯科，时年40岁。噩耗传到延安，党中央为冼星海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冼星海在他短暂的艺术生涯中，以顽强的战斗性和革命性实践了中国新兴音乐的方向。他一生创作了近300首既有鲜明民族特点又富于强烈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和大量音乐论文，为中国民族新兴音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他当之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1939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