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于1938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延长县组建，先后转战晋东南、山东。在敌后办学7年多时间，培养军政干部2.4万余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北渡渤海湾，进军东北，改为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抗大第一分校是分校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培养干部最多、办学成绩显著的一所分校，被誉为“敌后办学的先锋”。
（一）组建与挺进敌后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办学的战略部署，1938年12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中共中央决定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成立第一、第二分校，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抗大本校改为培养八路军高级干部的学校。12月2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复电同意中央决定，认为将来陕甘宁辖区将更加困难，延安物资条件将更加艰苦，因此，抗大一部分到晋东南、晋察冀成立分校极好，物质条件好，给养也好解决，并可大规模招收华北各地学生。
1. 在陕北延长县组建
1938年12月13日，抗大在延安召开关于学校改变建制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培养训练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广州、武汉失守后，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针是培植干部，去领导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因为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抗日武装。罗瑞卿副校长就组建分校问题进行动员。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一分校由驻甘肃庆阳的抗大第五大队、驻陝西洛川县的抗大第六大队与驻延安的抗大第三、第四大队各一部和驻陕西省旬邑县看花宫一带的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大部，以及驻陕西省三原县安吴堡的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一部合并组成，共计3000余人。要求这些各编成单位的人员在12月下旬到陕西省甘泉县一带集中，然后编队、动员，向晋东南挺进。12月22日，抗大第五、第六大队的教职学员到达陕西省甘泉县。当日，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也来到甘泉县。12月25日，抗大一分校在陕西省延长县召开了成立暨东迁大会。罗瑞卿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12月13日发布的命令：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同时宣布了总校的命令：韦国清为训练部部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并决定组成第一分校党务委员会，书记黄欧东，委员何长工、周纯全、韦国清、刘浩天。
12月27日起，第一分校用一周时间在延长县进行整编。组建了训练部、政治部等机关。为便于指挥，各建制单位未作大的调整，编成临时行军大队：总校原五大队编为第一大队，由何长工负责；原第六大队编为第二大队，由韦国清负责；其他单位编为第三大队，由周纯全负责。为隐蔽东进意图，适应军事行动需要，何长工任纵队司令员，以“何纵队”为代号。同时，抓紧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召开政工会议、强调行军纪律、组织军宣小组，并决定把原抗大六大队创办的《锻炼》改名为《火炬》，作为第一分校校刊。
2. 挺进晋东南
1939年1月3日，“何纵队”3000余人从延长出发，向行军途中的第一站——延水关前进。延水关是当时陕北通向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重要渡口之一，它的对面是山西省的永和关。顺利抵达延水关后，乘坐长方形大木船，用了半天时间，全体人员顺利渡过黄河。至8日，经永和、石楼等县，踏上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敌我交错的游击区和同蒲铁路沿线的敌占区。
穿越同蒲铁路，翻越绵山，抵达屯留县故县镇。日军为隔断抗日根据地同外界的联系，沿同蒲铁路设卡筑堡，构成了封锁线。为了使学校安全通过封锁线，上级将掩护任务交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陈支队作了周密部署，派出警戒，封锁消息，组织部队声东击西佯攻灵石城，迫使敌人的主力困守据点。“何纵队”乘夜幕于1月11日通过冰冻的汾河，12日，又翻越了白雪皑皑、险峻陡峭、海拔2405米上下90里的绵山，黄昏在山下凤凰村一带宿营。经沁县、襄垣和夏店，于21日到达指定位置——山西长治地区的屯留县故县镇。大部分人马抵达前，分校领导派贾若瑜等人到八路军总部请示学校驻地问题。朱德总司令指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腾出住房作为学校的校舍。25日，学校召开了庆祝东迁胜利大会。左权副总参谋长出席大会，并代表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对抗大一分校胜利抵达敌后表示祝贺，向全校师生作了《敌后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校长何长工作了东迁总结。会后，从上到下立即投入紧张的开学准备工作之中。
（二）开创敌后办学新局面
抗大一分校在晋东南的战斗岁月，是敌后办学的开创时期。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探索，成功地开创了敌后办学的新局面。
1. 编制机构，任命干部
第一分校到达晋东南后，立即确定编制机构，任命各级干部。学校设校部、训练部、政治部，中层设处、科、室。学员编为7个教学营29个学员队。训练部部长韦国清，军事总教室总教贾若瑜，政治总教室总教李培南，教务科科长郑文卿；政治部主任黄欧东，干部科科长程坦，组织科科长刘浩天，宣传科科长安征夫，锄奸科科长陈德先，民运科科长欧阳平，校直属政治处主任周贤（兼）；校务处处长周贤，供给处处长李厚坤，卫生科科长曹国珍；第一营营长杜义德，教导员铁坚；第二营营长徐国夫，教导员廖海光；第三营营长余克勤，教导员姜达生；第四营营长张培荣，教导员李振邦；第五营营长姜殿富，教导员魏鼎源；第六营营长李绍桥，副教导员马兴隆；第七营营长黎有章，教导员何侠。
1939年5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为适应敌后战斗环境需要，增设学员支队建制。共编3个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营，每营4至5个学员队。第一支队长杜义德，第二支队长阎捷三，第三支队长贾若瑜。校直属的班、队编为第八营，在晋东南招收的240多名工人学员，编为第九营，统归第三支队领导。
第一至第六营培训军政干部。第七营为特科营，主要培训机枪、工兵、炮兵等军事技术干部，编为各专业队，配备专职教员。开学后，路军总部根据日军在战场上使用毒剂，抗日军民多次中毒的情况，指示学校增设防化训练队，学校立即挑选50多名政治条件好、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的学员到防化队学习。
8月上旬，八路军总部调黄欧东任第一二九师宣传部长，学校政治部主任由李培南接任。
2. 第一期开学
1939年2月23日，第一分校在故县镇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出席大会。开学典礼由校长何长工主持，朱德总司令作了《敌后形势和斗争》的报告。周纯全副校长宣布了教学计划和各项工作安排，学员代表表达了全体学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努力学习的决心。第一期学员共3237人，其中有在晋东南招收的八路军连排干部420人，地方知识青年2817人。这些青年学员多数是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冲破重重阻力、闯过道道封锁线，到延安进抗大或陕北公学不久，就奉命编入抗大第一分校，挺进敌后学习。
为了解决军事、政治教员、基层政工和行政管理干部的不足，第一期还举办了军事、政治教员训练班和政工干部训练班，后又增设一个区队长训练班。军事教员训练班选调了24名学员，政治教员训练班选调了32名学员，政工干部训练班培训了40名政工干部。
3. 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
第一期教学计划是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及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制订的。根据不同对象，区分课程的比例。
军事队以军事教育为主，约占总课程的70％，训练内容有战术、技术和队列。战术课分步兵战术（以班、排、连攻防为主）、游击战术。此外还设有地形、侦察、警卫勤务和通信联络等课程。军事技术有刺杀、射击、投弹、爆破、筑城以及战场抢救等。防化训练队开设有机化学、化学战剂、化学兵器、防毒器材、毒剂侦别防治、化学战术和军事气象等课程。机枪、工兵等军事专业队的教学计划，都突出了专业的训练内容，时间一般均占70％左右。
政治教育时间占总课程的30％左右。课程设置根据学习对象和斗争任务有所调整。针对第一期学员多为知识青年的特点，政治课设《社会发展史》《什么是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史》《国际现势》等课程。教学目的是转变学员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为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专门开了《抗战理论》这门新课，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等著作为基本教材。
军事教员训练班的课程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的军事著作，《苏军步兵战斗条令（1927年版）》，游击战术和日军战术研究。给该班上课的多是闫捷三、贾若瑜和王泮清等富有战斗、教学经验丰富的领导和老教员。
政治教员训练班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等。政工训练班的政治工作课全部由黄欧东讲授。
第一分校距八路军总部驻地约10余里，在教学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得到总部的及时指示。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形势与政策报告会、对日作战经验总结会、战斗经验交流会等一些重要会议，都通知学校派人参加。从1939年4月到6月，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杨尚昆等总部领导及北方局领导，都曾到第一分校作报告或讲课。朱德总司令讲授军事课的时间最长。这期间，他按时到校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还多次讲到办抗大的战略意义，使教职学员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1939年3月中旬，第一分校派训练部政治总教室干事白彦，回延安向抗大总校汇报工作。3月底，白彦回到延安后向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许光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汇报了工作。罗瑞卿副校长在听取汇报后指出，第一分校是抗大挺进敌后的首次尝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在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晚会上，白彦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这次行动也算是一次小长征啊！看来中央把抗大搬到敌后，就地培养干部的方针是正确的。”
4. 养成教育与作风培养
第一分校继承总校的优良传统，把养成教育与作风培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学员每天6点起床，打背包，带上枪支弹药（少数学员配发武器）以班为单位要求10分钟跑步到操场集合。7点钟收操洗脸，吃早饭，8点钟上课。晨起，各班值日员负责给房东挑水，清扫室内外卫生，为全班准备洗脸用水，领取饭菜等。
日常风纪、着装、紧急集合、早出操、晚点名、卫兵条例、队列教练、防空教育、组织打靶均由区队长、中队长负责。上课，除雨雪大风外，都在露天进行。学员座在背包上，膝盖就是“课桌”。一般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到操场、野外进行操练，或自习、开讨论会，或整理笔记、开展互帮互学等。晚上点名时，由队干部对一日生活作出讲评，传达布置有关事项。每周有一个晚上开班务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星期日全面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擦拭武器、洗衣服、检查评比内务卫生，帮助房东干活。
这种紧张而有序的一日生活，是养成教育与作风培养的重要组成内容，它把课堂教学与作风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精神。
5. 转移到太行山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所属太行区是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为此，日军把太行区当作心腹之患。1939年7月6日，日军调集5万多兵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分校转移到太行山南部的平顺、壶关、长治、陵川、林县一带的山岳地带。该地区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军高树勋、孙殿英部杂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第一分校进入太行山南部地区以后，一面坚持教学，一面组织力量配合太南军政委员会，发动群众，巩固扩大太南抗日根据地。学校抽调人员组成战地工作团，由欧阳平、罗野岗、铁坚、刘惠东、袁成隆带领，深入屯留、壶关、平顺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战地工作团还组成若干精干的游击小组，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动员民工拆桥破路，空舍清野，袭扰打击敌人。7月中旬，第一分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又称“太南游击司令部”，何长工校长兼司令员，总部锄奸部部长杨奇清为政治委员。9月，第一分校文工团和战地工作团组成工作队，协助黄克诚任司令员的太南军区，开展对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和骑兵第十四旅张占奎等友军上层将领的统战工作。工作队应他们的要求对其部队进行慰问活动，演出文艺节目，分散到基层教唱抗日歌曲，开座谈会，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这些工作对友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有利于联合抗日的局面。不久，这些友军部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约20多人来第一分校学习。
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进攻被挫败后，第一分校的教学环境逐步稳定下来，住在壶关的神郊一带。为了解决基层管理干部的不足，第一分校决定开办区队长训练班，从第一期学员中挑选了80多名，编为两个区队。该队队长王魁先是长征干部，有较丰富的基层行政管理经验，军事教员康斌，在友军中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该期区训队学制3个月，到11月圆满结束，学员全部留校工作，对学校的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9月18日，第一分校在壶关县神郊大庙举行了第一期毕业典礼，毕业学员手拿印有朱德总司令题词的“从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自己”的毕业证书和蓝色证章，心情格外激动。毕业学员大多数分配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等部队工作。
从10月中旬开始，第二期学员陆续人学。至月底，1330名学员全部报到。学校奉命将学员支队改称大队，撤销教学营的建制。这学期的学员编成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4至5个学员队。学员中知识青年的比例减少，绝大多数来自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排连基层干部和少数营职干部。
11月3日，第二期开学典礼在壶关县的神郊村举行。开学后不久，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往山东敌后办学。于是，学校以第四大队为基础，将因病因故不宜长途行军的教职员和第二期招收的1300多名学员组成留守大队，赖光勋任大队长，铁坚任政治委员，在何长工领导下留守原地，做好迎接抗大总校迁址晋东南的准备工作。1940年3月20日，抗大总校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抵达晋东南，留守大队随即从太南地区前往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归人总校建制，编入总校第六期继续学习。
（三）在山东敌后发展扩大
为了进一步在山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上旬，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第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地培训山东部队军政干部的命令。同时对第一分校的领导作了新的任命：周纯全任校长，李培南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任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11月中旬，第一分校从太南驻地神郊出发，经冀南、鲁西，橫穿平汉、津浦铁路，历时40余天，行程3000多里，于1940年1月5日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沂南县孙祖一带，翻开了第一分校战斗历程新的一页。
1. 挺进山东抗日根据地
第一分校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编成3个行军大队，1个直属大队，直属大队由学校的女干部、女学员和文工团组成。1939年11月15日晨，第一分校1370佘人从驻地出发东迁，19日抵达黎城县西井镇集结休整待命。此间，朱德在王家峪听取了周纯全、李培南、韦国清关于东迁的汇报后，明确指出：“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八路军总部，对第一分校东迁是寄予厚望的，要把东迁山东的重大意义向大家说清楚。山东抗日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南可威逼沪宁，北可进逼平津，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山东地大物博，人多枪多，回旋余地大，但缺干部，缺子弹，你们每人给第一一五师和山东部队带100发子弹。希望第一分校在山东越抗越大，像老鸡孵小鸡一样，一批又一批，孵出千万个坚强的抗日干部。”
11月25日，全校人员从西井镇出发，过峻极关下太行山，顺李公道出山西进冀南。30日，在第一二九师部队掩护下，于邢台南沙河一带穿越平汉铁路敌人封锁线。12月3日，到达冀南军区驻地曲周，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宋任穷召开了欢迎大会。休整几日后，全校人员继续东进抵鲁西军区，12日夜通过东平湖进人泰西地区。31日黄昏时分，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的掩护下，于午夜在汶口南侧的南驿车站附近穿过津浦铁路封锁线，1940年1月5日胜利到达山东省沂南县孙祖乡张庄一带。12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在高庄召开欢迎大会，分局书记朱瑞、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出席会议并讲话，宣布第一分校对外称八路军第八支队，由第一纵队领导。
2. 整编机构，及时招生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对学校领导和组织机构作了调整。第一分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韦国清调任山东纵队陇海支队政治委员，调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副校长袁也烈任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并入第一分校，编为第五大队。第一分校以第一大队为基础，配备百余名干部，由大队长贾若瑜、政治委员廖海光率领赴胶东，4月初在掖县桑园与胶东干校合并，成立第一分校胶东支校，分散活动在平度县的大泽山区。随后，又将原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和原在鲁西地区活动的冀鲁豫地区军政干校划归第一分校兼管，分别改称第一分校第一支校和第二支校。同时，胶东支校改称第三支校。不久，鲁西划归冀鲁豫地区，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领导，第二支校亦改变了隶属关系。
1940年春节过后，山东各地选送的学员陆续报到。这是第一分校在敌后招收的第三期，也是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招收的第一期，共招收学员2670名。为适应分散流动情况下的教学，第一分校对训练编队作了调整，学校直接领导大队。大队为建制训练单位，有健全的训练组织，担负主要教学任务。大队分工是：第二和第五大队培养军政干部，女生队隶属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担负特科训练，负责培训机枪、工兵、炮兵等专业技术干部，并负责由参谋和营团干部组成的参训队的训练工作。3月初，学校在沂南县东高庄举行第三期开学典礼。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到会并讲话。他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创不久，斗争相当尖锐复杂，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全校师生一定要学会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才能适应客观的斗争环境。”第三期学员经过5个多月的培训，于1940年年底毕业，分配到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政府工作。7月1日，第一分校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到会并作了《从国际到山东》的政治形势报告，李培南作了《关于抗大第一分校成立以来党的工作总结和发扬优良作风》的报告。会议选举了第一分校第一届党务委员会，李培南当选为书记。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培养县、区、乡地方三级干部的任务由第一分校承担。为此，学校将第二大队改为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干部，4个月毕业；第三大队担负特科训练任务，训练工兵、炮兵、机枪、防化学、测绘等专业干部。全校共编20个学员队。1941年1月初，第四期学员陆续人学，共有2524名，以大队为单位先后开学。2月，抗大总校派遣的45名干部组成的山东大队并入第一分校，以充实加强教学工作。该大队聂风智大队长担任校直属机关校务处长，随后调往第三支校任校长。学校所属的第一、三支校，主要担负一般军政干部的训练任务。由于驻地相距较远，又被敌阻隔，支校受当地八路军部队领导。建国大队第一期经4个月学习，学员于4月毕业，回原单位工作。该大队共办4期，每期学员500余人。1942年3月，第一分校撤销建国大队建制，抽出一部分教员，与地方财经学校合并，组建山东建国学校，负责培养地方干部。第四期其他学员先后于八九月间毕业。
3. 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
在抗日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山东敌后办学过程中，“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是这一时期教育训练的显著特点，学校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学校重视总结、研究教学的经验教训，注意摸索敌后办学的规律，不断用现实的、典型的战例补充教学内容。学校把学员参加过的各种类型的战斗，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加以总结，收到战教一致、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各大队在教学时，一面警戒敌人，一面进行教学。学校以教学为主，一般不主动作战，但自卫性小型战斗时有发生，有时还要参加上级统一指挥的反“扫荡”、反“蚕食”以及开辟、巩固根据地的战斗。从进人山东到1942年12月，第一分校参加战斗一百多次，有防御型的垛庄战斗、河阴战斗，遭遇型的摩天岭战斗，进攻型的铜井战斗，攻坚型的侍郎宅战斗，袭扰型的猪尾巴沟战斗等。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的摩擦，学校兼负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多项任务。在艰苦的环境中，边战斗边教学，做到战教合一，学用统一。
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学校建立了适应斗争环境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行政管理、教学组织、干部配备都着眼于适应分散、流动条件的要求。机关人员连队化，按班、排、连编成，教学组织实行教员驻队，队干部兼军政教员，或教员兼任队干部。学校采取教学编组与军事编组相结合的措施，学员大队在战时担负战斗团职能，中队、区队分別担负战斗连、排职能。大队、中队干部既能组织领导教学，讲授部分课程，又能指挥战斗，保证教学和战斗的顺利进行，做到战斗、学习、生活一体化。有一个区中队在半年中参加战斗59次，有时一天转移多次。但由于妥善安排，周密计划，教学仍然得以进行。处在战斗、分散、流动的环境中，除了尽可能的按计划进行教学外，还结合战斗任务安排应急训练。训练部规定：在非战斗时一切应服从教学，教学是中心；在战斗时，教学服从战斗，把以战教战纳人正课内容，总结和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分散、流动环境的施教办法。学校明确规定：一个连队分散两处，相距10里以内，照常上课；相距20里以内、分散三处，完成一半课程；一天行军2小时以内，应正常上课，4小时以内课程减半，6小时以上不上正课，但要抓紧复习。在教学设备上，把黑板做成能组装的，拆开便于行军携带，拼起来能书写上课。还制作了活动的图书资料柜，平时放开是书架，学员可以随时借阅，一有情况马上合住，置于驮鞍上行军转移。
第一分校在敌后7年，全体教职学员为开辟与巩固抗日根据地和保卫教学环境，与日伪顽进行了几百次殊死战斗，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仅1941年大青山突围就牺牲290余人。1941年冬，日军集中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战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中心区军民，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
11月30日拂晓，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第一一五师后方机关、抗大一分校等领导机关和群众万余人被围于大青山腹地，形势十分紧急。周纯全、李培南、袁也烈、闫捷三等领导决定，主动承担掩护突围任务。周纯全校长沉着指挥第五大队的第二、第三队近300人抢占李行沟的南、北岭等有利地形，誓死顶住敌人，力阻敌合围，掩护军民向中蒙山方向突围。掩护部队以劣势武器与敌人英勇拼杀，为突围争取了宝贵时间，粉碎了敌人妄图聚歼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的阴谋。在掩护突围战中，第二队的指战员打得非常英勇。队长邱则民、指导员程克带领40多名学员，坚守高地，与敌人拼杀。机枪手牺牲后，邱则民立即抱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弹尽后，他砸毁机枪，跳崖牺牲。程克和最后17名学员与数十倍的敌人激战数日，粒米滴水未进，弹尽后用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18勇士壮烈牺牲在李行沟村前。在突围中，抗大第一分校第二大队政治委员刘惠东等290余名优秀儿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4. 校刊和图书馆
校刊《火炬》从创刊开始，就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有力助手。校刊的具体领导工作由校宣传科科长安征夫负责。1940年1月，第一分校挺进山东后《火炬》改名《战旗报》。1942年学校精简整编，《战旗报》即行停刊。
第一分校组建时就建立了图书馆。图书是由组建单位宣传部门提供的，陕北公学带得最多，有6驮。成立图书馆时，任命带这批图书的王耕今为馆长。东迁晋东南后，环境比较稳定，学校又购买了一些图书。挺进山东时，图书增加了，牲口驮子不够用，于是发动师生一人带几本。急行军过封锁线时，几次轻装，只把个人用品“轻”掉了，图书一本未少，一直带到山东交给图书馆。在沂蒙山区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图书始终都被安全转移，保存完好。
第一分校向晋东南挺进时，有一个三四人的油印股，他们的战斗武器是钢板、蜡纸、油印机和纸张，负责学校文件、教材及校刊的刻板印刷工作。开始编在校办，到晋东南后，编在宣传科，人数增加至十余人。学校开训后，要求教材必须在讲课前发到教员和学员手中，所以油印股是非常繁忙的，经常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到山东后，油印股经常随学校行军转移，给教材刻印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保证教材按时供应，学校领导让他们穿上便衣，住在比较稳定较安全的地区，派专人送取材料，通报消息，在群众的掩护下秘密工作。在战争环境下，即使在较安全的地方也难免发生意外。一天凌晨，伪军发现并包围了油印股的住房，在校政治部民运干事江枫指挥下，大家顽强战斗，敌人久攻不下，放火烧了房子，9名干部英勇牺牲。
（四）精简整编，胜利归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配合太平洋战争，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久抗战，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号召，第一分校进行了几次整编，精简了机构，与部队交流了干部。在此期间，进行了深入的整风学习。于1946年2月归属总校建制。
1. 精简整编
1942年初，按照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第一分校实行精兵简政。学校对原来的三个部门（校部、训练部、政治部）、四个大队的编制作了压缩。校部领导基本未动，只任命第一大队政治委员张雄为校政治部主任，调出数百名干部到山东分局和部队工作。1942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山东部队，第一分校改由第一一五师领导。鲁南第一分校改为第一大队，原第五大队改为第二大队，女生队停办。时值学校第五期，共有学员1299人。
1942年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第——五师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第一分校的组织机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撤销训练部，军教科改为军教处，负责组织教育训练工作，并与供给科、卫生科和新成立的调查研究室，直属校首长领导。政治部设组织科、宣传科和特派员，政治教育由宣传科负责。领导成员变动较大，政治委员李培南、训练部长袁也烈、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调离。张雄任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副校长，闫捷三任教育长，大队机构缩编为营。经过这次精简机构，人员大为减少。
1943年1月，为了发展壮大文化工作队伍，同时为使学校机构人员更为精干，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决定，第一分校文工团与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合并，组成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1943年3月8日，第一一五师电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敌后环境和贯彻精简方针，拟将抗大第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团。16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抗大第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袁仲贤任团长，继续保留抗大第一分校的番号。分校第三支校改为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学校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进一步缩编，直属机构改为参教处、政治处、供给卫生处。学员编为3个营和上干队。教育长由孙继先接任。9月梁必业任校（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4年6月，第一分校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其机构和领导成员又作了调整。袁仲贤调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校长由曾国华接任，孙继先已在3月被任命为副校长，教育长由李梓斌接任。撤销了营一级建制，学校直接领导学员队。学员队除编有上干队、城市青年队外，还编有4个队：第一、二队为军事队，第三队为政治队，第四队为文化队。
2. 整风学习与教育训练
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2月，第一分校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学习整风文件，联系实际进行自我反省，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对照检查中曾出现死扣、硬套、乱戴“帽子”的现象，影响了整风学习效果。审干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在教学工作上，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加强了调查研究，使教学计划更加切合战斗实际。在教学方法上，废除注入式、填鸭式，提倡启发式、研究式、讨论式，使教学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
1942年6月1日，第一分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李培南代表校党务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着重总结了两年来敌后办学的经验。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敌后办学的指导思想，把教学与战斗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非战斗时，一切服从教学，以教学为中心；在战斗时，一切服从战斗，以战斗为中心；努力加强军事技能训练，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紧急集合等，作为行政管理、养成教育的课程内容，认真抓好。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务委员会，委员11人，书记为李培南。
第二次党代会后，第六期1300多名学员在滨海区莒县郑家相邸村举行开学典礼。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到会并讲话，他要求学校既要搞好整风学习，又要搞好军事技术训练，使学员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的需要。经过一年半的整风学习和军政训练，第六期学员于1944年3月毕业。罗荣桓、黎玉、肖华为该期学员题词：“打通自己，改造自己，坚持游击，掌握政策，努力生产，组织群众，提髙技能，准备反攻。”
走出校门，到部队办训练班。1943年以后，学校多次派郑绍成、王茂德到第一一五师、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办刺杀训练班。派徐行、赵志坚等教员到部队开办机枪等兵器训练班。1943年还专门编写了《通俗射击原理和射击要领》一书，由第一一五师印发给部队。
3. 北渡渤海湾，归建总校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大规模反攻阶段。中国的敌后战场也开始攻势作战，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主动地向日伪军发起攻击，扩大根据地，为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做准备。1944年6月15日，第七期开学，学员共654名。该期学员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于1945年5月上旬在鲁中地区浦江一带毕业离校。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8月决定由分局城工部和抗大一分校合办城市青年队，其分工是城工部负责学员审查、选调和分配。第一分校负责教育训练工作。这期城市青年队的学员是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交通线，由北平、上海、济南、青岛等城市选调的进步青年，其中济南的最多。多数文化程度为中学生，少数为大学生，年龄18岁左右。由于学员毕业要做地下工作，因此学习期间都改名换姓，不准谈论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情况，主要课程是学习中共中央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城市青年队毕业后，由分局城工部接回分配工作。
1944年7月，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决定在8月份召开英模大会。第一分校民主推荐宋锡纯、杜平斋、赵立苍、徐绍仪为教育英雄；余兴华、张尊吾为文化学习模范；郭树科、徐国栋为工作模范；司东初为一等工作模范。8月13日，宋锡纯、赵立苍、郭绍仪、郭树科和徐国栋代表出席了山东军区英模代表大会。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大会确立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鼓舞下，山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不失时机地奋力扩大根据地和人民武装。第一分校为适应大反攻的形势，根据中共中央“使我军扩大一倍数倍”的指示，迅速将6个学员队扩大为3个大队，上干队继续开办。4月2日，抗大一分校第八期在费城县县城举行开学典礼，这是第一分校到敌后办学7年来，第一次在县城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扩大一倍，达到1200多名。
9月15日，山东军区发布命令，第一分校除留下部分干部编入第十二步校外，其余干部、学员由参教处处长邸怀珍、政治处代主任徐洪才率领近期开赴东北，归属抗大总校建制。政治委员梁必业、团长曾国华调山东军区工作。
11月1日，全校人员分乘机帆船和木船，在龙口和栾家口出发，北渡渤海湾。8日，抵达庄河，14日到安东（今丹东）。在这里全校人员听取了东满军区司令员肖华作的《关于东北及东满形势报告》。接着从安东出发，经沈阳、抚顺，抵达吉林省通化市。此间部分人员调至军兵种部队和地方工作。
1946年2月，何长工率领抗大总校抵达通化市后，奉命编成东北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立即归属总校建制，编成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不久，学校转移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由山东带来的第八期学员先后毕业分配工作。至此，第一分校完成了历史使命。
抗大第二分校于1938年12月成立，1944年3月撤销建制，历时5年多，共培养了2万余名干部，在晋察冀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奔赴晋察冀办学
1938年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七大队和第一大队第一支队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二分校，东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陈伯钧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徐德操任训练部部长，袁子钦任政治部主任，张平凯任政治部副主任，朱达任校务处处长，吴先恩任供给处处长，萧永正任供给处副处长，包玉珍任卫生处处长，潘云先任政治协理员，张介夫任医务主任。第二分校以第一大队第一支队的领导干部和机构为骨干，从第一大队第二、三、四支队共抽出5个学员队和少量军政教育干部，组成抗大第二分校先遣大队，詹才芳任大队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第二分校全体人员分三批东渡黄河，先后由第一二〇师和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护送，穿越同蒲铁路，到达预定地点——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镇地区。1938年12月22日，先遣大队600余人从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出发，经绥德、葭县（今佳县），渡黄河到达山西省临县，稍事休整后，于1939年1月经兴县、岚县、静乐、忻县、阳曲、盂县及河北省平山县，中旬到达灵寿县，驻扎在陈庄镇、女东庄、牛庄一带。第七大队先期到达延安集中后，陈伯钧校长率领第七大队、总校调到第二分校工作的数十名干部、到敌后分配工作的女生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部分学员、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部分学员共1500佘人，组成第一梯队，于1938年12月22日从延安出发，沿先遣大队所经路线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驻扎在下石嘴、大湾一带。1939年1月上旬，邵式平副校长、袁子钦主任率领陕北公学枸邑分校部分干部和一个学生队、抗大总校第五、六大队选调到第二分校的干部共200余人组成第二梯队，从延安出发沿第一梯队行进路线，于1939年2月24日到达灵寿县，驻扎在寨头、索家庄一带。
随后，第二分校根据总校指示和当地的环境条件，对所属各部进行了统一编组和配置，校部驻下石嘴。训练部驻祁林院，下设4个科：秘书科（科长唐永健），军事教育科（科长陶汉章），政治教育科（科长罗华民、副科长洪水），管理科（科长朱达）。政治部驻张家庄，下设5个科：训育科（兼管党务，科长王平民），干部科（科长李平），宣传科（科长蔺子安），锄奸科（科长水家佩），技术科（科长林荿源）。供给处驻杨树沟，卫生处驻任家庄。
学员分为3个大队及直属队和女生队。
第一大队由先遣大队编成，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协理员李中权，副大队长侯正果，总支书记王桂功，军事主任教员陈焕（后杜瑜华），政治主任教员卫孑人。辖5个队（第一至第五队），分驻女东庄、陈庄、西湾。
第二大队由总校原第七大队第一至第五队编成，大队长胡喜庆，政治协理员明邦梅（兼总支书记，不久由吴宝山接替），副大队长黄永贤，政治主任教员江峰。辖5个队（第六至第十队），分驻女庄、大湾、下石嘴。
第三大队由总校原第七大队第六至第八和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学生队，以及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部分学员、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部分学员编成。大队长陈文彪，政治协理员袁佩爵，军事主任教员赵犁平，政治主任教员花怡庚。辖4个队（第十一至第十四队），分驻寨头、价峪、索家庄、苏家庄。
直属支队由开学后新入学的学员编成，支队长谢国仪，政治协理员王学清，副支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甘炎林，辖3个队，分驻牛庄、南沟。
女生队从延安出发时有70余人，陆杰任队长，吴竞任指导员。到晋西北时，有少量学员分配工作。到达灵寿县后，分驻下石嘴、牛庄和祁林院。后经陆续分配，所余人员移驻任家庄。1939年5月分配完毕，建制随之撤销。
东进途中，第二分校视征途为课堂，边行军边授课，组织学员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论著；结合地形、敌情修改想定，组织学员演练各种战术运作，使学员经受初步的实战锻炼，也使军事教材和理论得以验证与提高。沿途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加深了知识青年学员对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关系的认识，坚定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与解放浴血奋战的决心。
（二）探索敌后办学新路
1938年9月，日军先后调集5万余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发动围攻。北岳区以地方部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而以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军包围线以外寻机作战，从而粉碎了敌之企图。日军不甘心失败，从1939年1月中旬起对北岳区的边缘频繁骚扰，不时以部分兵力伸入根据地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或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第二分校基本上驻扎在灵寿县陈庄地区，处于北岳区腹地南端，而灵寿县以及周围的行唐、曲阳、正定、平山诸县城均为日军所占。学校距敌军控制线不足百里，敌机时常从上空掠过，枪炮声不断传来，经常有受敌袭击的可能。再加上没有集中的校舍，学员只能分散借住民房；没有教室，只能在露天上课。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第二分校坚持“以教育为中心”的办学方针，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较为正规的教学秩序。
第一期于1939年3月开学，共有学员1106名，编为3个大队，13个学员队。学员大多是在延安时从地方招收的知识青年。他们在陕北已有过短时间的学习，在挺进敌后途中，又结合实际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受到了初步的实战锻炼。由于当时晋察冀军区新发展的部队急需补充骨干，因此经过较短时间的学习和训练，第一大队的300余名学员于5月9日毕业，其余学员则于9月初毕业。
第二期于1939年5月开学，共有学员2327名，编为15个队。这一期包括：建校时的第三大队第十四队、直属支队；4月下旬成立的第一大队第一支队（由冀中军区随营学校合并于第二分校），支队长由副大队长侯正果兼任，张驾伍任政治协理员，辖4个队，驻陈庄以东的大庄、七祖院，于5月初移驻女东庄、西湾并开学；同时，从晋察冀军区招收了5个队和1个地方干部队编在第一大队。第三大队第十四队、直属支队和第一大队第一支队学员于9月18日毕业，其他各队学员于年底毕业。
第三期于1940年3月开学，共有学员3526名。这一期开学前后，第二分校组织机构变动频繁。1940年1月，抗大总校第一大队女生队（70余名学员）转至第二分校，编为直属女生队，殷之瑶任队长，陈剑戈任政治指导员，驻大寺沟；总校第二大队4个队的学员也转到第二分校学习，编入第二大队，唐凯任大队长，吴宝山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王功桂任总支书记，甘炎林任军事主任教员，江峰任政治主任教员。同月，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志民调任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袁子钦调任总校组织部部长。2月，分校成立特科大队，詹才芳任大队长，林茂源任政治协理员，杜瑜华任副大队长兼军事主任教员，洪水任政治主任教员。特科大队辖4个队，第一队为团干队，第二队为团营干部混合队，第三队为政治干部队，第四队为连排干部队。6月，陈伯钧离职赴延安。7月，冀中军区参谋长孙毅接任第二分校校长。
为了更好地在敌后战斗环境下坚持教学，第二分校于1940年8月调整了编制体制，大队改编为团。第二大队改编为第一团，唐凯任团长，杜瑜华任副团长，王功桂任政治处主任，张杰轩任军事主任教员，李君彦任政治主任教员，分驻女东庄、女庄、大湾。撤销直属支队，其4个学员队隶属第一团。第三大队改变为第二团，任昌辉任团长，李平任政治委员，汪乃荣任副团长，赵国烕任政治处主任，花怡庚任政治处主任教员，分驻团泊口、水峪。第一大队改编为第三团，陈文彪任团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王洗凡任副团长，辖3个大队，在行唐县梨沿庄编成后，于8月20日开往冀中，接替总校原“抗三团”担负冀中军区训练军政干部的任务，受冀中军区和第二分校双重领导。特科大队改编为高干科和上干科。詹才芳任高干科科长，林茂源任政治协理员，萧全夫任副科长，辖两个队，驻寨头、牛庄；洪水任上干科科长，吴彪任政治协理员，辖两个队，驻寨头；原特科大队第四队学员均为连排干部，改编为第二团第五队。同月，徐德操调冀热察挺进军任参谋长，陶汉章升任训练部副部长兼军事教育科科长。
这一期学员先后分三批毕业。直属女生队于5月毕业，第一大队5个队和第二大队4个队于7月毕业，其余各队于12月下旬毕业。
面对敌后战斗环境，第二分校明确提出“教育计划等于作战计划”的口号，实行教学、行政和政治工作一体化。第一，将训练部视为前线司令部，作为统一管理行政与教学的首脑机关。第二，各大队行政干部凡是有任教能力的都兼任主任教员或教员。学员队队长、政治指导员都兼任教员，区队长一律兼任助教并在教学工作上受教员指导。第三，明确各大队和学员队的首长即为相应层次的教学负责人，要求各级领导尊重教员的意见，与教员协商解决教学的问题，特别是在时间的分配上充分考虑教员的建议。第四，明确了校机关、大队、学员队在教学中的职责与分工，规定学员队为实施教学计划具体方案的基本单位；大队为督促、检查与研讨实施办法，提出教学意见和保证教学的机关；训练部则负责确定教学方针方法、修订教学制度及检查督促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第五，在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设立研究室，其职能是研究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召集教学准备会，以提高教学水平。第六，政治教学中，每门课程由学员选出一名课代表，以加强学员与教员之间的联系。
在课程设置上，以总校第四期的教育计划和教育大纲为蓝本，本着“理想教育和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军事理论教学和抗日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第一期的直属队教学开始，确定了适应敌后条件的教学课目。军事课有战术、技术、兵器。其中，战术课包括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和日伪战术研究。营、团战术和实兵演练中，强调运动战、进攻、遭遇和退却；游击战术中，强调埋伏、袭击、破击战术；对日伪战术的研究则要求掌握日伪军的战术特点。技术课包括射击、刺杀、投弹和土工作业等四项。兵器课以兵器知识条例、条令和教范为内容。此外，还编印了《军事问答一百条》作为辅助教材。政治教育前两期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从第三期开始，针对学员基本上来自战斗部队，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将政治课调整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党的基本政策、政治工作等。文化课有国文（语文）、算术、自然常识等，以提高学员阅读写作能力为主。对文盲、半文盲，则从识字扫盲入手。
教学实施中，在继承延安办学的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一是按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适当编队；二是在学员队每月初公布学习课程和进度表，每月末对学员进行测验，检查教学效果，并进行工作检查总结；三是灵活掌握教学方式，避免生搬硬套和过多的引经据典，抓住重点，多举实例，先讲后做（示范），少讲多做，或先做后讲，与启发式、讨论式结合运用；四是除专业性强的教学内容如射击原理、地形学、筑成、防空、防毒等课程由军事教育科或大队派教员任课外，一般性内容多由学员队干部任教，制式教练，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由值周区队长讲解和组织；五是紧密结合实战教学，不断派出教员到战斗部队参观学习，搜集和整理战例，用以充实和修改教材。
第二分校驻地分布在西起灵寿县团泊口，东至行唐县阎庄的20多个村庄。由于日寇的反复“扫荡”，群众生活非常困苦。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动员当地群众，克服困难，千方百计腾出房子给学校使用，从各处征集粮草保障学校的生活需要。但要进行正规教学，第二分校师生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上大课没有教室，只能在野外树林讲授；开始时区队规模的学习讨论是在室内，后来民房也大多被日寇炸毁烧光，大课小课都在野外进行。学习中只能用门板当黑板，石头土块当板凳，双膝当课桌。教学中墨水、纸张、课本、铅笔等物资也很匮乏。没有现成的教材，要靠教员一章一节地从头编写。学员们经常用树枝当笔，以地面当纸。生活保障方面，尽管有当地政府和群众全力以赴地支援，粮食还是经常接济不上，分校每月要组织两至三次到游击区去背粮。每次行动，全校上下齐动员，用裤子当口袋，每人背负七八十斤，往返百八十里。学员分散住宿民房，但并未放松对内务卫生的要求，力求整洁有序。不论走到哪里，都是缸满院净，只要没有严重的敌情，每月都组织3次爬山、2次急行军、1次会操。
第一期临近毕业时，部分学员参加了与敌寇争夺秋粮的斗争。1939年7月，第二分校所处的磁河流城发生水灾，粮食减产，与敌人争夺秋粮的斗争更加尖锐。为迎接并保障总校的同志到来，8月20日，第二分校派出第二大队第七队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平山县慈峪东南游击区，掩护农民抢收秋粮，协助抗日政府和地方武装在青廉周围征集到公粮40多万斤。9月9日，日伪军300余人向青廉窜扰，分校武装工作队一个区队对该敌连续游动袭击，将敌人引向青廉以北，掩护民工将公粮全部运出，并毙敌4人。
9月26日夜，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一大队1100余人，经慈峪绕山间小路偷袭陈庄，妄图消灭第二分校及驻陈庄的县区两级抗日政府机关。27日上午，第二分校第一大队第三队的一个区队正在陈庄东南的头道沟上“小哨课”，发现敌情后果断开火阻击敌人，并向陈庄报警。与敌人交火中，一名学生中弹牺牲。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距陈庄较远，第一大队第一支队队长张行中、教导员谢特山奉命带领第六和第七队迅速抢占敌人偷袭陈庄必经的南山头，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掩护全校及地方机关和驻地群众安全转移。28日，晋察冀第四军分区第五团和从冀中开赴晋东北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部队闻讯赶到，将来犯之敌包围，在第三五八旅张宗逊旅长的直接指挥下，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该敌。
10月下旬，第二分校把陈庄一带驻地让给总校，移驻灵寿县韩信台和唐县葛公、神南、洪城一带。11月7日，日军乘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于河北涞源与完县之间的黄土岭围歼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之机，突然从唐县、完县出动，奔袭合击八路军驻神南地区的后方机关。为掩护校部和后方机关转移，大队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率领全大队同志坚守神南镇外围阵地，与敌人激战两天一夜，毙伤敌数十人，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直至胜利完成任务才撤出战斗。
1940年8月下旬，第二分校三团开赴冀中，恰逢百团大战全面展开。根据冀中军区的命令，分校三团就近参加了沧石路破击战，配合冀中军区第二十三团破路40余公里。
（三）在反“扫荡”斗争中生存发展
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在1941年重点对华北进行“治安肃正”。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的作战计划，于2月下旬下达1941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和“剿共”政策纲要，决定集中重兵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连续“扫荡”。由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进入极度困难的阶段。
1941年3月初，第四期开学，学员总数4200余人。开学前，学校又进一步紧缩编制，校部与训练部合并，由教育长统一领导；训练部的政治教育科与政治部的宣传科合并为宣传教育科。各科工作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学员科、队编制也作了调整，高干科和上干科合并为高上科，萧全夫任科长（兼第一队队长），林茂源任政治协理员，王功桂任总支书记，吴友文任政治主任教员，辖3个队，驻白家河石门。第一团仍辖5个队，驻东西寺庄、台头一带。第二团辖4个队，驻女东庄、女庄、大湾。此时，校部机关驻韩信台、大庄。
7月，日军集中7万余人（内有日军6万余人、伪军1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壁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法，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8月，日军集中1.5万余人，由新乐、正定、井陉分三路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边区政府及抗大二分校所在地陈家院、陈庄地区实施围攻。在“扫荡”中，日军把“消灭抗大”作为它的重点目标之一，用飞机撒放了十余万份《敬告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生诸君书》，传单撒遍阜平、行唐、灵寿地区，对第二分校教职学员进行威胁、恫吓。日伪报刊还扬言：“消灭抗大，就等于消灭边区一半。”
8月中旬，日军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秋季大“扫荡”，分校所在地陈庄地区为其主要目标之一。根据军区指示和敌我力量对比等情况，第二分校决定全校分两路实施转移。
8月下旬，第一团、政治部及文工团和训练部部分干部由李志民主任率领，在军区战斗部队掩护下向冀中转移。从冀西到冀中需跨越平汉铁路，日伪军对平汉铁路封锁很严，铁路两侧岗楼密布，公路纵横，还挖了3米多宽、2米多深的封锁沟。封锁线周围的树木全被砍光，不许老百姓种高杆庄家，夜晚还派出铁甲车在铁路上巡逻。第一团曾先后两次通过封锁线，但都未成功，只有先头部队少数人员通过，直到第三次才寻得空隙，全部跨越平汉铁路。部队刚刚进入冀中平原，突然发现有两股敌人正在逼近，于是当机立断，分散到附近村庄和青纱帐隐蔽，待敌人过去后，才继续东进。而机关和文工团3次过路均未成功，遂折返随校部行动。第一团到达冀中后，乘冀中之敌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在深泽、安平、深县地区以排为单位分散教学，进行了“平原游击战术”课目的训练。
孙毅校长率第二团及校直属队从唐县转移到城南庄以南，继续西进时，第二团在温塘与敌遭遇，伤亡10余人。此后，孙毅率第二团在行唐县棉花庄、咬角镇一带与敌周旋。队伍翻大山，走小道，先后突围7次，转移42次，行程600多公里，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冀西山沟里兜圈子，使敌人瞎碰、瞎撞，疲于奔命。
陶汉章副部长率高上科、训练部、政治部大部分和校务处、卫生处，经阜平县转移到山西省繁峙县神堂堡以南一带。随后又化整为零，分散游击。陶汉章率训练部和骑兵通信班携一部电台经阜平县前往行唐县棉花庄、彩家庄一带与孙毅校长会合，到达预定会合地点咬角镇时，不料该镇已被敌占领，与敌人遭遇后边打边撤，被困在咬角镇西山达两天才与孙毅校长取得联系，并在彩家庄地区会合。政治部、卫生处由组织科科长李平带领，在神堂堡以南一带活动。直工科长洪水带领文工团和供给处，由晋察冀军区教导团第三营第九连掩护，在阜平县至五丈湾以北地区活动。
9月4日夜，洪水所部与掩护部队失去联系，行至行唐县鳌鱼村时，发现村中鸣枪数声，遂停止前进。次日佛晓查明鳌鱼村已被敌人占领，于是洪水命令文工团抢占村北山头，遭到先机占领山头之敌袭击和包围，直到掩护部队闻讯赶到与敌激战，才使该部脱险。战斗中，张金辉（文工团长）等4人负伤，王济民（戏剧队长）等4人阵亡，李锦（女、文工团员）陷敌包围，弹药用尽后仍拼死与敌搏斗，壮烈牺牲。
10月中下旬，李志民主任率第一团和新招收的700余名附中学生返回冀西。这次通过封锁线比上次更加困难，因为附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其中还有一些女生，他们年纪小、体质弱。有时刚接近封锁线，就遇到敌人阻击，一个也过不去。有时刚过一部分，便被敌人发觉，后续部队只好返回。就这样，先后5次才全部通过。有一次过路时，敌人从炮楼上用机枪、迫击炮疯狂射击，附中学生5人牺牲，数十人受伤。第一团团长唐凯在铁路线上指挥战士搀扶学生过封锁沟时负伤，第七军分区第十七团的一位机枪手为掩护学生，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而英勇牺牲。
10月下旬，日军“扫荡”被粉碎，第二分校教职员返回原驻地。高上科300余名学员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部队工作。因山区大路两侧村庄的房屋大部分被毁，粮食被抢，秋粮未收，疫病流行，当地人民处于极度困境。全校人员随即以主要精力投入到帮助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医治疾病的工作中。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晋察冀军区于1942年3月决定将第二分校第一团、第二团改编为4个大队，分散到第一、二、三、四军分区，对外称各分区教导大队，归军分区领导，教学业务上由分校指导，作为分校的一、二、三、四大队。同月，第三团也将所属的3个大队改编为第七、八、九军分区教导大队（仍保留第三团第一、二、三大队番号），另外成立了两个直属大队。
1942年3月编制调整后，第二分校本部只保留高上科4个队（高上科原有的3个队和新成立的高级参训队）。这4个队于1942年3月开学，为第二分校的第五期，共有学员340余人。
1942年9月，第三团团长陈文彪到高上科第三队任队长，政治委员李中权调任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三团建制即行撤销。能伯涛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调任第二分校教育长。10月，高级参训队40余名学员毕业。问月，晋察冀军区骑兵第二团所属40余骑由张德先率领，从冀中奔赴北岳区，编为第二分校骑兵区队。
第三团长期坚持在冀中平原，环境更为险恶，斗争更为复杂。当时日伪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8000余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竟修筑了1600多个据点，3000多公里公路，1700多公里封锁沟。日军凭其装备好、火力强、机动快等军事优势，频繁地进行“扫荡”。为避免遭到日伪军偷袭，第三团不得不经常变换活动地点，一般是2至3天为一个教学日，总结完就转移。转移一般都是在黄昏出发，如果当夜12点以前能够到达宿营地，则第二天不出早操，白天照样上课；如果是黎明前到达，则上午休息，下午上课，努力完成教学计划。1942年5月1日，日伪军大举“扫荡”冀中区，第三团的两个直属大队和第三大队（第九分区教导大队）随团部从深县境内转移到沧石路以南。团部和两个直属大队于5月12日冲破敌人对深南地区的合击后，23日又在护驾池附近遭敌合击，被迫化整为零。第三大队乘敌人合围前回到沧石路北进人白洋淀地区坚持斗争。
（四）返回陝北，归总校建制
1943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抗大第二分校返回陕北，归总校建制。根据中央军委这一决定，第二分校高上科、附设中学和陆军中学先后分批开赴陕北。在此期间，后续梯队和留守学员仍坚持教学并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教学任务，第二分校于1943年2月进行机构调整和精简。撤销训练部和政治部，部分编余干部分到附设中学和陆军中学任职。李志民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区副政治委员，唐子安调任军区骑兵团团长，李钟骑接任陆军中学总队长，刘兴隆接任第三大队（第三军区教导大队）大队长，王耀南接任第四大队（第四军区教导大队）大队长。4月，教育参谋训练队成立，商正因任队长。5月，校机关进一步缩减为教育科（科长李君彦）、秘书股（股长邵北星）、干训班（班主任蔺子安）。8月，陆军中学总队改称陆军中学第一大队；原冀中军区教导团合并到第二分校，编为陆军中学第二大队。
1943年2月中旬，第二分校高上科与附设中学的1500多名学员在分校教育长能伯涛、附中校长江隆基的率领下，从河北省灵寿县的牛庄、女庄一带出发，越过云中山、芦芽山，渡过黄河，于4月上旬到达绥德。高上科学员除少数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外，大部分编入抗大总校第一大队。附设中学于4月底到达延安，5月中旬开往甘肃省合水，并入第七分校。
1944年初，总校决定第二分校陆军中学第一大队归总校建制。3月中旬，陆军中学第一大队从河北省阜平县广安镇出发，经山西省五台、定襄、忻县，穿越同蒲路，再经岢岚、岚县、兴县、临县，渡黄河，于4月到达陕北绥德，编为抗大总校第二大队。
3月下旬，孙毅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陆军中学第二大队改称“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4月，教育参谋训练队毕业。第二分校建制即行撤销。
第三分校是1939年7月抗大总校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学时，留下一部分教职学员组建的。1941年11月与军政学院第三、四队合组为军事学院，至1943年3月编入抗大总校。尽管开办时间不长，但由于在延安环境相对安定，第三分校得以保持正规化教学秩序，培养了2600余名具有相当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在延安组建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抗大总校于1939年7月10离开延安挺进华北敌后。为了培养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干部和接收附近省区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抗大第三分校。分校由抗大总校第五期的第一、二、五大队各一部和总校部分教职员为基础组成。校长许光达，副校长陈奇涵，教育长张振风，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副主任张正光。
第三分校第一期编成两个大队及参谋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队等直属学员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胡登高，第二大队大队长何辉燕。学员1758人，其中八路军干部仅240人，外来知识青年占绝大多数，达1518人。开学后，他们重点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军事基本知识，改造世界观。学习结束后，除少数留校或派往敌后工作外，大部分配到八路军留守兵团。
参谋训练队于1939年1月开学，共招收学员120名。7月，由抗大总校第五大队划归抗大第三分校建制，1940年1月学习结业。第三分校组建后，参谋训练队成为直属第一队，队长李国华、政治指导员钟铭标。下设3个区队：第一区队队长陶铁英、第二区队队长白映奎、第三区队队长沈影。每个区队分3个班。为了满足部分女学生参加参谋训练的强烈要求，经毛泽东批准，在参谋训练队专为女学员设了一个班。毛泽东非常关心参谋训练队的教学工作，亲自审查训练计划，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培养有用的参谋人才。他曾3次到参谋训练队讲授军事辩证法，一般每次讲授两个小时。讲课方法也很灵活，有时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有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他讲课，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经常结合一些生动的历史故事和古今中外的战例，阐述辩证法原理，引人入胜。
东北干部训练队为直属第二队，队长高存信，政治指导员张炽昌。学员80多人，主要来自东北军、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原拟学习半年后到冀东组建游击队，后因形势变化，延长学习时间。1940年初，张学思任队长，高存信改任军事教员。9月，该队挺进敌后，11月到达冀中军区。
（二）坚持以教学为中心
第三分校建校初期，未能充分利用环境相对安定的有利条件，抓好教学工作。1939年7月，中央军委检查第三分校工作时，发现存在着“注重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重教育的倾向”，“教育计划只完成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同时，北方局和总校检查第二分校的情况，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中央军委于7月25日发出《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切实转变工作方针，把工作中心放在教学与党的工作上，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教学，党是完成一切工作的推动机，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把第一期的整改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7月至8月底。为了稳定学习情绪，提出“埋头读书”的口号，并从组织上保证学员读书的条件，紧缩学校的行政机构，增加教育干部的配备，培养学员学习理论的兴趣，形成学习理论的浓厚空气。在政治上强调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中心，整顿与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使之在各项工作中确实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强调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避免形式主义。经过这一段工作，基本上纠正了开学时对教育抓得不紧，党的工作不力与形式主义的缺点，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以教育为中心的轨道。
第二阶段，从1939年9月至12月，提出了“深入教育”的口号。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端正学员的学习态度，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把理论学习的效果落实到行动上，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言行。为保证读书，改选了学习小组，减少了学员的勤务。其次要求改进教学方法，把理论和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规定连队干部要听课和参加讨论，切实把教育作为中心工作。经过这个阶段的工作，使教育工作深入了一步，在促进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变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第三阶段，从1940年1月至3月，提出了“提髙教育质量”的口号。为此，在连队中增设了军事助教和政治助教，减少每周上课的次数，使学员有充分的自习和讨论时间。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使教育质量提髙了一步，较好地完成了第一期的教育任务。
1939年冬，中共中央为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在延安开展了宪政宣传和成立宪政促进会的活动。12月28日晚，抗大第三分校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成立了抗大宪政促进会，选出许光达、李逸民等15人为促进会筹备委员，并通过了全体教职学员加入延安宪政促进会的决议。
1940年2月1日，分校教职学员参加了延安各界的“讨汪大会”，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听取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
3月至5月间，分校教职学员还聆听了周恩来、朱德和康克清的讲演及陈嘉庚先生介绍爱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情况的报告。这些活动使分校的教职学员开阔了视野，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看到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对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热爱和支援，更增加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1940年3月19日，第三分校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第一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暨欢送毕业学员上前线大会。陈云、王稼祥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应邀出席大会。陈云在讲话中向毕业学员提出了“不怕做小事，对老干部相处要好，在工作中学习”三点希望，作为临别赠言，并鼓励毕业学员到斗争中继续学习。
7月14日，第三分校举行第一期第二批学员毕业典礼，朱德总司令、王若飞副参谋长、谭政副主任等领导同志出席。王若飞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朱德提出了三点希望：“一、学员们上前线不要骄傲，要和一切的干部团结一致；二、要爱护老百姓、帮助老百姓，不要有军阀的气息，不要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三、要尽量团结各党派各友军队伍一致抗日。”他还要求毕业学员：“要继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使理论和实际打成一片。”
（三）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期共招收学员900人，于1940年5月17日正式开学。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外来知识青年进入延安已很困难，所以，此期知识青年只占学员的三分之一，其余学员是八路军部队选送的干部。为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检查分校工作的指示，在实施教育上进一步作了切实的改进。
首先，正确认识具体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学校教育方针、目的、原则的实施，都是由一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以切合于当前抗日战争的革命知识和军事理论为教育内容，同时注意研究日军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技术，以充实教育内容，适应培养军政干部的需要。其次，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大致上弄清工农出身的学员和知识青年学员的区别，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来自八路军的工农出身的学员，从阶级基础上来说一般是革命的、坚定的，对于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是忠实的，在政治思想上是纯洁的，易于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具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他们没有或很少受过学校教育，文化程度较低；由于大多来自战斗部队，习惯于军事生活且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理论学习上有些困难，还未养成读书的习惯。第三分校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了对工农干部学员的五条教学原则：一、要使他们学会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克服农民意识、私有观念、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二、要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培养成为坚强的干部；三、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四、要加强革命纪律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教育；五、要帮助他们整理经验，把这些经验提高到理论原则上来，把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反对经验主义倾向，养成读书的习惯。
知识青年是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中投奔抗大的。他们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抗战的决心，思维敏锐，不满现状，同情社会解放事业。但由于他们大多数来自学校，不大了解社会斗争，缺乏革命工作经验和政治斗争的锻炼，观察问题易带主观性、片面性，工作上欠缺坚持性和顽强性。为此，学校将学员分编为部队学员和知识青年学员队，分别施教。教育内容分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政治教育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及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军事教育以抗日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知识为中心；文化教育以消灭文盲、提高文化知识为中心。对于工农出身的部队学员，在教育时间安排上，军事、政治、文化各占三分之一。军事课开设步兵战术、射击与兵器、地形学、筑城学、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整军工作；政治课开设政治常识、中国问题、党与政治工作、马列主义；文化课开设国语、算术、自然常识、地理。对知识青年队的教育，分预科和本科两个阶段，在课程设置上预科阶段军事课重于政治课。军事课有军队教育、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和夜间教练；政治课有抗大的组织机构与工作、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政治常识。转入本科阶段后则政治课多于军事课。政治课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哲学和政治工作，另外还有三民主义与日本问题研究、课外讲演等。军事课有步兵战术、游击战术、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地形学、射击与兵器和对敌技术兵种的作战。对两部分学员的教育总的要求是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以达到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基础、有实际工作能力、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军政干部。
这一期的教学计划，响亮地提出了“学习第一，一切为了学习”的口号。并指出：学校的目的和任务在于以一定的方针和计划来教育学员，创造与培养一定目标的军政干部。因此，一切为了学习、一切保证学习是学校全部生活与全部活动的最高原则，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以保证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教学的组织领导上，强调训练部的“双重”职能，它既是组织教学的领导机关，又是实施教学的执行机关。各科设总教，领导各科的教育；各课设主任教员，以统一各科的教育内容和改进教授方法。各课的教育准备会由各任课教员召集。
在学员队的编制上，取消了大队一级的中间机构，校直辖7个学员队。在教学实施中，以队为基本单位，以班为学习单位。每个专业队的学员，根据政治、文化、理论水平编班。作为学习单位的班，则采取文化水平高低混合编配的原则，由水平高的帮助水平低的。还设立文化教员与助教，进行辅导。在学习时间上，俄文队3年，老干部队6个月，参谋训练队10个月。在教学方法上做到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由现在到过去及将来。
1941年7月初，第一、二队的219名学员毕业。这时全校有干部169名，其中军政教员35人。
（四）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第三分校继承和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取得了学习、生产双丰收。
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相比，延安的环境要安定得多，但也经常遭到日、伪、顽的袭扰和破坏。日军自1938年年底就开始轰炸延安，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为达到封锁乃至取消边区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先后调集胡宗南部及地方反共势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不断派出武装，配合当地反共势力制造摩擦与流血事件。1939年12月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夺占宁县、镇原等城。1940年7月，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数十万人。修筑了5道包括沟墙和壁垒的封锁线，对边区实行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给边区制造了许多困难，特别是物质上的严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毛泽东到抗大第三分校演讲时，曾风趣地对大家说：“蒋介石不给我们那几块钱有什么要紧？他给我们那几块钱，还不够我们买辣椒吃！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劳动生产，克服困难。”
第三分校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自力更生，劳动生产，克服困难”的号召，当即提出“没有粮食自己种，没有窑洞自己挖，没有木炭自己烧”的口号。由于驻地比较分散，不便于领导和教学。1940年4月，学校领导考虑把学校驻地相对集中到延安清凉山一带，但窑洞不够，于是决定开展生产建设运动。从4月6日到15日的10天内，全校就开荒种地2000多亩，新挖窑洞60个，比计划多种地200亩，多挖窑洞10个。5月初，分校全部集中到清凉山一带。1940年冬，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学校组织教职学员到离延安40多里的劳山去烧木炭、背木炭。尽管背木炭又累又脏，往返一趟要走几十里山路，搞得全身乌黑，但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是干部还是学员，人人争先，少者背二三十斤，多者背七八十斤。大家边走边唱，边走边讨论问题，谈笑风生，愉快接受锻炼，在劳动中磨炼意志，从而增进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由于第二期绝大多数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因而将学习时间延长，于1941年9月陆续毕业。
（五）合组军事学院与并入抗大总校
1941年8月26日，中央军委根据抗战形势和今后部队发展及准备反攻的需要，指示抗大总校及各分校，训练干部前后方要有个分工，前方训练步兵干部，后方则主要培养特种兵干部。因此，第三分校的主要任务为培养炮兵、工兵和俄文干部。
10月10日，第三期开学。全校有4个大队：俄文大队、炮兵大队、工程大队、参谋大队；包括2个炮兵队、6个工兵队、1个机械工程队、1个参谋训练队、1个步兵队、2个俄文队。为加强炮兵、工兵的教学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工程学校和炮兵团教导营并入抗大第三分校。11月21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八路军军政学院第三、四队与抗大第三分校合组为军事学院，由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参谋长兼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胡登高任院务部部长。
军事学院于1941年1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全院分为高干队和特科两个部分。高干队培训旅、团级干部，学员90人。特科有两个炮兵队，学员180人；工兵队，学员30人；参谋训练队，学员60人；机械工程队，学员100人；俄文队，学员130人。共编为7个队。1942年3月，高干队调到中共中央党校继续学习；4月，将原八路军军政学院第四队编为上干队；5月，俄文队与军委第四局合并成立俄文学校。11月，参谋训练队、工兵队和炮兵第一队毕业，炮兵第二队调回炮兵团继续训练。叶剑英副院长出席参谋训练队的毕业典礼并讲了话，号召毕业同学到战争中去锻炼，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战斗实践中去，加强部队的参谋业务建设。
1943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为政治部副主任。3月上旬，抗大总校从晋东南由何长工副校长率领返回陕甘宁边区到达绥德，与军事学院以及第二分校、第七分校的一部分合并。开始时，仍沿用“军事学院”的名称，不久便恢复抗大校名。
抗大第四分校是华中敌后创建的第一所分校，于1940年3月在安徽省涡阳县成立，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历时最长的一所分校。在豫皖苏边区平原游击战争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七期，吸收华中和江南的知识青年，培养了近5000名干部，为新四军第四师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完成历史使命，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苏中公学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大学，继续培养人才。
（一）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开办随营学校
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在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艰难过程中，豫东许多有志抗日的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新四军的发展也急需培养大批干部。为此，新四军游击支队决定开办随营学校，这是抗大第四分校的前身。
1. 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徐州、开封相继沦陷。5月22日，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速陷入敌手，我应准备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9月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根据日军将战线推进到武汉地区，豫东、皖北大片国土沦陷的情况，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豫皖边区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据此，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开创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将竹沟教导队毕业的部分学员、八路军从山西临汾派到河南确山竹沟镇的部分干部以及在当地招收的新兵共370余人，组成游击支队，由之前中共中央派遣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主持河南省委军事部工作的彭雪枫率领，于9月30日从竹沟镇誓师出征，向豫东敌后挺进。10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后，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抗日游击队三支队一部，以及先期到达的由萧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辖3个大队，共1020人。10月下旬，游击支队东渡黄河，经鹿邑，进人雎县、杞县、太康地区，依据豫东、皖北平原地区的地形特点，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打击伪军、土匪，扩大了新四军在豫东地区的影响，初步打开了豫东的抗战局面。
1939年初，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开辟商丘、亳县、永城地区，相继进行了芦家庙、瓦岗战斗，打击了日伪军。支队继续东征萧县、宿县地区，歼灭了土匪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1939年11月，游击支队改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仍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年底，第六支队已发展成为拥有3个主力团、4个总队、1个特务团和3个独立团的游击兵团，共1.78万余人。同时，根据地建设也初具规模，先后成立了豫皖苏联防办事处及各县区政权。11月初，刘少奇到华中敌后，途经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第六支队时，着重指出第六支队的发展和地区的扩大，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进军敌后的方针完全正确，证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完全可能。同时，指示第六支队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武装群众，建立与改造政权，除创建永城、夏邑、亳县、商丘小块根据地，以便尔后连成一片外，还应巩固、扩大部队，加强部队建设，准备在一两个月后，向津浦路东发展，放手创建苏北敌后根据地。
1940年初，第六支队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条件更加成熟。当时中共中央指出：继续发展华中抗日进步势力，是制止国民党反共投降逆流，争取时局好转的重要一着。中原局应当坚决地、有计划地在豫东、皖北、苏北建立民主政权，与八路军密切协同，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北打成一片。根据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第六支队抽调大批干部充实永城、夏邑、萧县、宿县、亳县等5县机构，建立边区联防委员会。一面发展县区乡武装和自卫队，成立永城、肖县、宿县3个县独立团，并抽调一批地方武装力量充实主力部队。同时，又以4个主力团执行向北开辟商丘、亳县、宁陵、夏邑和砀南县游击区的任务，成立了砀南县政权，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为路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开办随营学校
在游击支队东征胜利的形势下，豫东许多有志抗日的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随着游击支队的快速发展，也急需培养干部。为此，游击支队决定开办随营学校。1938年11月初，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在睢杞太地区正式成立。彭雪枫兼任校长，吴芝圃兼任副校长，萧望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共有学员120人，编成1个中队，下设2个分队和一个女生队。钟致远任中队长，段佩明任政治指导员，第一分队由钟致远兼任分队队长，第二分队由杨斐任分队长，女生队由李芝生任队长。12月上旬，支队进驻河南省鹿邑县白马驿整训。同时也加强了对随营学校的领导，制订了教育计划，注重提高教学质量，支队首长亲自上课，并派陈致远到校任大队长，由八路军派来的一批干部也同随营学校一起行动。
随营学校随部队迁到书案店后，在短期内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教学环境。学校利用这段时间对学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教育，军政学习有很大提高，作风养成也很有成效。这时，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初建，需要大批干部，1939年4月第一期学员毕业分配。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投奔随营学校的青年日益增多，随营学校第二期在短时间内就招收了永城、宿县、涡阳的青年250多人，编为2个中队。程志远仍任大队长，刘作孚任教育长。6月，支队进军淮上，随营学校随支队行军，一面行军，一面进行教育。由于开辟淮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需要，第二期学员8月毕业。
随营学校第三期招生时，宿县、蒙城、淮运等县有100多名青年报名入学，9月随营学校驻新兴集以西的麻冢集。10月，豫皖苏边区党委成立，游击区扩大至10个县。当月，游击支队两个学兵排60余人并入随营学校学习，边区的萧、宿、永、亳等县青年也纷纷前来报名，学员增加到250多人。这时，环境相对稳定，学校的生活秩序、教育已逐渐走向规范。11月下旬第三期毕业，大部分随张爱萍赴津浦路东开辟皖东北根据地工作。
1939年11月，游击支队改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12月11日，第六支队随营学校在新四军《拂晓报》刊登招生广告：为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军事政治干部人才，招收18岁以上25岁以下之初中以上或同等学历者300名，课程有统一战线、游击战术、三民主义、中日问题、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步兵战术。这期招收的学员最多，除边区各县青年纷纷报名外，安徽、河南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进步青年也远道而来。永城县干部训练班100多人并入随营学校，全校学员达到500多人，编成一个大队，4个中队和一个女生队。学校扩办后，正式建立了校部机构，教学逐步走向正规。
（二）创办第四分校
随着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武装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干部需求量大大增加，干部问题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应立即成立抗大分校。
1. 开学典礼与学员编队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江北新四军向东海边发展问题，致电刘少奇、彭德怀等，指出：“中原局应动员豫西鄂北的大批忠实青年去彭雪枫部开办千人左右之学校，雪枫在当地应注意招收些知识分子”；“北方局应立刻准备从抗大本校及一、二两分校拨出学生700人妥慎地送往雪枫处”。1940年2月24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华中青年学生因受李品仙压迫，大批地来新四军，华中应立即成立抗大分校，吸收华中大批青年学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第六支队党委决定以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抗大第四分校，彭雪枫兼校长，吴芝圃兼副校长，刘作孚任教育长，廖弼巨任训练部部长，萧望东兼政治部主任。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总务科、保卫科和秘书室，分别管理全校的教育、行政和政治思想工作。豫东、豫南、鄂北、皖北不少知识青年，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护送下，克服种种困难，奔赴分校。第六支队还从部队抽调了200多名优秀连、排干部，送分校培训。随营学校的第一、二、三中队和女生队共180多人，于3月中旬转入分校继续学习。
1940年3月18日，抗大第四分校在第六支队司令部驻地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的精忠堂举行开学典礼。第六支队和边区领导彭雪枫、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等出席了大会。彭雪枫司令员兼校长在会上讲了话，他阐述了当前抗战形势以及创建抗大第四分校的目的、意义和任务。他勉励大家要能文能武，要立志做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把抗大四分校办成培养军政干部的大熔炉。
第一期学员驻在麻冢集。开学后，仍有不少知识青年络绎不绝地到校学习，学员增加到1000人左右。不久，第六支队又将教导队和萧县学兵连调归第四分校建制。学员编为两个大队和两个直属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大队长吴刚，政治教导员刘结挺，辖第一、二、三中队。第一中队由彭修强任中队长，沈坚任政治指导员；第二中队由钟福云任中队长；第三中队由刘步周任中队长。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大队长谢骙，政治教导员赵坚明，辖第四、五、六中队。第四中队由韦非任中队长；第五中队（青年队）由季辉任中队长；第六中队由严肃任中队长，刘建功任政治指导员。直属防化队由耿佩伦任队长，施哲平任政治指导员。女生队由解少江任队长，贾铁梅任政治指导员。当时，各级干部短缺，许多中队干部身兼数职，许多领导干部兼任教员。各大队分驻在麻冢集及其附近，距日伪军据点只有10多公里，常常可以听到枪炮声。学校无固定校舍，全是借用民房。第一大队驻唐楼，第二大队驻曾楼，女生队驻集北头街西，防化队驻麻冢集西，校部驻集北头街东。
2. 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根据知识青年多的特点，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问题等基本理论和游击战术、步兵战术、战略指导、兵器常识、射击投弹等军事技术基本知识课程。同时，还有党课教育和形势教育。各大队根据自身的特点，分别制订教学计划。由于缺乏专职教员，开学后，第六支队和边区党委负责同志都亲自到学校讲课或作报告。彭雪枫讲游击战术，吴芝圃讲群众工作，张震讲步兵战术和战略指导，肖望东讲政治工作，张百川讲政治经济学，孙叔平讲中国革命运动史，周季方讲哲学、党史，曹荻讲中国革命问题，向明讲群众运动，刘作孚、王子光、岱岳也经常讲课。领导同志讲课、作报告时，结合边区斗争实际，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给学员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彭雪枫还先后为分校编写了《游击战术的实际应用》《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教材。有一次，他讲军事理论课时，结合边区抗战实际，精辟地阐述了敌我形势及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思想。学员们把他讲的这一课，誉为“生命的第一课”。
为了发扬民主，有利于学员互相帮助和自我教育，1940年5月13日，第四分校学生会举行成立大会，王奇等12人当选为校学生会执行委员。彭雪枫亲临大会讲话，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国内外形势作了精辟阐述，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敌后斗争的任务，提高了奋发学习的信心和参加抗战的勇气。6月1日，支队在新兴集召开纪念“五卅运动”大会，检阅了部队和抗大第四分校的训练成绩，号召边区军民继承“五卅”革命精神，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大会进行中，突遭千余日伪军袭击。彭雪枫果断地指挥部队进行顽强反击，歼敌200余人分校学员安全转移。这是抗大第四分校成立后经受的第一次战斗考验。
1940年4月，抗大总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派出华中派遣大队加强第四分校的办学力量。华中派遣大队由刘明清任大队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率领200余名教职人员从晋东南的蟠龙镇出发，经冀鲁豫，过平汉路，历时3个月长途行军，于6月26日到达第四分校驻地麻冢集。随后，华中派遣大队编人抗大第四分校。刘清明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一个月后，刘清明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张明河任副主任，候香山任训练部副部长，李挽伦任军事教育科科长，邓江任政治教育科科长。其他同志如陈秉德、马云涛、金荣功、尹锡珍、王天锡、董振华、杨致平、王伟、周子平、林连章、朱力生、诸葛文、宋毅、王光堂、刘东光、李泗美等分配到机关、大队和中队担任军政领导和教学工作。从此，充实和加强了分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分校成立了教研组，编写了统一教材，办起临时补习班，边学边教。在教学安排上，军事队军事课占三分之二，政治课占三分之一；政治队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同时，分别修改了教育计划。从此，分校的教学工作走向正规。
第一期学员经过6个月的学习，于1940年9月18日毕业。分校对学员的学成绩、实践活动及政治思想表现，认真作了鉴定，并颁发了毕业证书。彭雪枫校长为学员题写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赠言。这期学员，除根据形势需要已陆续分配了400余人外，其余600余人分配到部队和县、区、乡地方政权机关以及民主、财税、妇女等部门工作，初步解决了部队和地方机关缺少干部的困难。
（三）在反顽斗争中坚持办学
豫皖苏边区位于津浦路、陇海路、黄河及淮河之间，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1年初，日军进一步扶植南京汪精卫政权，并趁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之机，纠集兵力，向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蒋介石除了原部署在豫、皖北的第十二军、骑兵第二军外，又从豫西调来国民党嫡系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作为骨干力量，总计9个师，10余万人，以相当于新四军第四师7倍的兵力，企图一举围歼新四军第四师主力。面对日伪军“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险恶环境，第四分校采取小型、分散、隐蔽的办法，昼伏夜出，不断转移，利用战斗间隙坚持教学。
1. 适应战斗需要调整教学组织
1940年11月7日，第四分校第二期开学典礼转移到麻冢集南的牌坊集举行。彭雪枫校长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指出：“永城、亳县、宿县之日伪军，最近调动频繁，似有对我边区进行‘扫荡’之势。你们应该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要经常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应付敌人之‘扫荡’，做好在战斗中办学的准备。”第二学期学员约900人左右，有部队选送的连排干部，有地方党政干部，也有外来的知识青年。编为两个大队，7个中队，其中3个部队干部队，1个地方干部队，3个知识青年队。第一大队由武刚任大队长，刘结挺任政治协理员。第一中队由杨再林任中队长，杨致平任政治指导员；第二中队由李平夫任中队长，刘步周任政治指导员；第三中队由王天锡任中队长，王伟任政治指导员。第二大队由王光堂任大队长，李泗美任政治协理员。第四中队由陈秉德任中队长，马云涛任政治指导员；第五中队由周子平任中队长，项铁任政治指导员；第六中队由董振华任中队长，刘建功任政治指导员。女生队由解少江任队长，黎珂任副政治指导员。
1941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一），第四分校奉命撤离麻冢集，开始转移。经过三天雨雪中的急行军，于日到达涡河北岸双涧集渡。此时，北风卷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各学员队按建制站在涡河岸边等待渡河。在教育长刘清明的指挥下，全校仅靠3条小船，井然有序地渡过涡河，进驻周圩子休整。
为了便于主力部队执行反击作战任务，也便于学校进行一些教学活动，并执行支援作战任务，学校调整了教学组织，把学校干部、学员和后勤人员整编为3个工作团，分别随新四军第四师师部、第十旅、第十一旅活动，每个团300人左右。第一工作团由校部、第一中队、女生队等单位组成，在刘清明教育长率领下，随师部行动。第二工作团由第二、四、六中队组成，在吴剑、李挽伦率领下，随第十旅行动。第三工作团由校政治部和第三、五中队组成，在政治部张明河主任率领下，随第十一旅行动。从此，学校流动性更大，采取小型、分散、隐蔽的办法，同敌周旋，抓紧时间，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教学，师生随敌情变化，昼伏夜行，不断转移。
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政府筹粮、扩军、做群众工作、支援部队作战，并同敌人进行游击周旋，以保存有生力量，执行巩固后方的任务。他们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动员300多名青年参军，征集军粮10万斤，胜利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随后，第四分校在宿县、蒙城公路沿线进行游击活动，待命行动。
2. 经受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1941年5月1日晚，分校按师部指示，向淮上地区转移，准备东进。各工作团经过50余里的急行军，通过宿蒙公路日伪封锁线，转移到蒙城东北苗庄西南一带。当得知顽军已有部分骑兵渡过涡河的情报后，分校当即决定于2日晚返回苗庄及其东北一带。3日晨，驻苗庄的第一工作团哨兵发现顽军骑兵自东南方向西疾进，过早地向其射击，暴露了目标。顽军骑兵随即向苗庄发起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清明教育长从全局考虑，当即决定令第一中队担任阻击任务，牵制敌人，掩护直属队和女生队迅速向驻地西北转移。第一中队是军事队，有110多名学员都是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其中有几名是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但这一带是平原地区，有利于骑兵的运动。战斗刚打响，据守村口的全中队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出了故障。第一中队在敌众我寡、武器陈旧的情况下，发扬英勇牺牲精神，与敌骑兵展开村战和巷战，顽强地阻击敌人。激战一小时后，一中队伤亡较大。在这危急关头，指导员杨致平同志带着以红军干部为主的手枪班，接过牺牲同志的步枪，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村头麦地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但大部分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只有指导员杨致平等几位重伤员在敌人撤走后，校部派人打扫战场时才被抢救回来。在第一中队与顽军交火时，校部和女生队向北急速撤退。时值春末夏初，一气跑了10多里路，接着又急行军50多里，终于安全地撤出了危险地带。
当第一工作团在苗庄遭敌袭击时，第二团的第四、第六两个中队位于距苗庄五六里路的东北方向。他们听到枪声后，立即集合部队，沿交通沟向北转移至南坪集附近隐蔽，避免了损失。
5月3日下午，第三工作团的第四、第六队和校政治部人员，遭敌骑兵袭击。当时部队在宿蒙公路西侧刘庄吃过午饭，休息后，闻有敌情，即向北转移，至曹市集东南、刘庄以北、赵家村的一个大凹坡里，突遭敌骑兵袭击，未及展开，随即被围，干部、学员生还者甚少。
第四分校在一天内，两处遭敌袭击，干部、学员损失近300人，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们的英勇牺牲精神，将永远载入抗大的光荣史册。
3. 在洪泽湖畔的教学与作战
1941年5月5日，学校随师直属队经宿县南蕲集过浍河，穿越日伪津浦铁路封锁线，向皖东北根据地转移。8日到达安徽省泗县鲍集（今属江苏省盱眙县）一带作短期休整，并总结和检讨了5月3日在苗庄战斗的经验教训。为了稳定学员的情绪，彭雪枫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困难与挫折，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5月中旬，第四师师部转移到津浦路东后，与原在该地区活动的张爱萍、韦国清率领的第九旅会合，成立淮北军区，彭雪枫师长兼任军区司令员。师部驻在江苏省洪泽湖西岸的半城集（今泗洪县雪枫镇），第四分校奉命经由洪泽湖以北的成子湖南渡淮河到淮宝县永丰镇，一面整顿，一面教学。由于第一、三、五中队伤亡很大，已不成建制，学校调整了组织和干部配备，撤销了大队一级机构，改由分校直接领导中队的工作。8月13日，学校奉师部指示，由永丰镇出发，西渡洪泽湖，于16日到达半城集以西的祖姚庄。8月30日，第二期学员在祖姚庄举行毕业典礼，分配到部队和地方机关工作。
9月下旬，师部从部队抽调了80余名营、团干部，组建一个干部队来校培训。张永远任队长，寿松涛任政治指导员，刘增奎任支部书记。军事课占60％，主要学习营、团战术，由军事科科长李挽伦主讲。政治理论课占40％，主要学习中国革命问题和哲学，由孙叔平主讲。
10月27日，第三期在祖姚庄开学，学员约700人左右。其中，有从部队抽调的干部，有从当地招收的知识青年，也有从上海、南京、广州等江南沦陷区来的青年学生。学员编为6个中队，1个上干队（营团以上干部）、2个干部队（军政各一个）、1个青年队和1个学生队。开学不久，第四师参谋长张震兼任分校副校长。由于分校靠近师部，有关敌情动态都能及时得到通报，学校的流动性减少，可以致力于教学。1942年5月，第三期学员毕业。
1942年6月，分校驻地北面泗县、灵璧、泗洪等县的日伪军调动频繁，似有进攻半城集的迹象。为此，第四师师部及直属队南移到泗洪县的仁和集，分校随师部转移到泗洪县洪泽西岸边的鲍集镇，以防敌偷袭。
1942年9月，第四期在泗洪县鲍集镇开学。学员共编6个中队，其中4个军政干部队，1个青年队，还有200多人的普通科，从上海来的女青年编为1个女生班，附设在第二中队学习。普通科带有预科性质，为解决一部分青年怕参军打仗的思想，课程设置着重形势任务教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部分文化课程，主要是提高这些青年的政治觉悟，激发其抗日热情。两三个月后，绝大部分学员自愿转入本科，插入军事队或政治队学习。这学期开学前，蓝桥任训练部部长。
不久，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决定，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将淮宝县（即淮安、宝应两县边界的根据地）划归第四师管辖。原驻宝县的第二师第五旅转移淮南根据地。分校奉命东渡洪泽湖，接替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的防务。这样，分校不仅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承担了淮宝地区的防务工作，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淮宝独立团和民兵保卫这一地区。
淮宝县西靠洪泽湖，东临宝应湖，南有淮河，境内大小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是一个水网地带，不利日伪军大兵团活动。只有北面淮安、淮阴是日伪军据点中心，敌人如果向南“扫荡”，至高良涧一带约有一天的路程，是分校防卫的主要方向。分校与淮宝独立团共同组织了对两淮（淮安、淮阴）的侦查情报网，随时了解日伪军活动情况，从而取得了一定的对敌斗争主动权。为了执行作战和组织领导教学的双重任务，分校训练部兼行作战部职责，一部分干部集中精力抓教学，一部分干部分管作战与情报工作，随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1942年11月24日，日伪军一部奔袭淮宝县髙良涧镇，遭到新四军第四师部队和民兵的阻击，未能继续南犯。这一期，第四分校处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坚持在洪泽湖畔的水网地带与敌人周旋。学员以中队为单位，分散进行教学，边学习边战斗，并利用淮宝地区自然环境好的特点，进行生产，种粮种菜，打鱼捞虾，养猪养鸡，不仅改善了学员的生活，还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2年12月30日，分校进行精简，重点是压缩减机关，加强连队。教员下队，同时实行行政、政治干部兼课。训练部的军教科、政教科、文教科撤销，改设军事主任教员和政治主任教员。政治部改为政治处，取消科股。组织科取消后，设总支书记及几名组织干事；宣传科取消后，设几名宣传干事；保卫科取消后，设特派员和几名保卫干事。分校对外番号称“独立团”，校部称“团本部”，训练部称“参谋处”；校长称“团长”，教育长称“副团长”，训练部部长、副部长称“参谋长”“副参谋长”。
1943年5月3日至5日，张震副校长到学员队检查学习和训练情况。5日下午，他在分校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分校要以战斗的姿态、突击的精神完成学习任务。要求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指挥能力；加强学员的射击技术及利用地形地物的训练；搞好干部的整风学习；努力生产，开垦荒地，种好庄稼。
1943年7月1日，分校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副校长陈锐霆致词，政治处主任邱一涵代表分校党组织作了工作报告，对学校党的工作提出了5项要求：1. 巩固党的组织；2. 坚定革命胜利信心；3. 提高警惕，加强党的思想修养，锻炼思想意识；4. 同个人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要以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去克服缺点；5. 服从组织决定，渡过难关，坚持革命到底。1943年10月，日伪军在淮北、淮南增设据点、修筑公路，蚕食边区，推行伪化政治。淮宝境内党政军民，在抗大四分校副校长兼淮宝县委书记陈锐霆的指挥下，粉碎了日伪军的“治安肃正计划”，从而保证了分校的正常教学工作。1943年底到1944年初，第四期学员陆续毕业。
1944年4月1日，第五期开学。这一期学员主要是在职干部整风学习轮训。学校集中半数以上的在职干部，在营王庄举办首期整风学习轮训，历时8个月，于11月结束。12月，在湖西刘凹举办了第二期在职干部整风学习轮训，于1945年5月结束。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总结个人思想，整顿学风，主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这次整风学习轮训曾有一些过火的做法，但总的来说，全校干部思想活跃，读书研究问题的空气浓厚，上下紧密团结，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教学工作。
4. 更名后的雪枫军政大学
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为了早日收复路西根据地，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任务，于8月间西征，在萧县、宿县、永城、夏邑之间，同日伪顽军展开激战。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彭雪枫，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于1944年10月12日决定将永城县更名为雪枫县，抗大第四分校命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将彭雪枫的事迹写成传略作为新四军各师的教材。为了第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战斗的需要，彭雪枫牺牲的噩耗只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所以，这个决定暂时未公布，四分校仍沿用原来的校名。
1944年年底，边区形势好转，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为了迎接战略大反攻，急需培养大批干部，第四分校奉命扩编，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训练部与校部合并为校务部，政治教育划归政治部，成立宣教科。1944年9月，第六期开学。共招收学员1000多人，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亦称普通科。这一期由新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兼任校长，邓子恢政委兼政治委员，张震参谋长兼副校长，任命冯文华为专职副校长。
1945年3月24日，在洪泽湖以西半城集的祖姚庄举行抗大第四分校成立五周年暨雪枫军政大学命名大会，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1944年10月12日的决定，将第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张爱萍师长兼校长主持大会并讲话。他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反攻，我们要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凡是从这里毕业的干部，都应该具备彭雪枫同志一样的品德。”他勉励大家要以实际行动来悼念彭雪枫师长，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新的雪枫军政大学，为培养千百万个雪枫式的干部而努力，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5年4月12日，雪枫军政大学第一期（即四分校第六期）学员于张唐附近举行毕业典礼，分赴各部队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最后一战。1945年5月，雪枫军政大学第二期（即四分校第七期）开学，继续培养部队军政干部和从江南来的知识青年。抗战胜利后，雪枫军政大学与苏中公学、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大学。
抗大第五分校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和苏北抗日军政学校为基础，于1940年11月在苏北盐城成立，由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是抗大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的一所重点分校。1941年底，第五分校一分为二：校部改称抗大华中总分校，归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另从原分校抽出部分干部，组建了新的抗大第五分校，划归新四军第三师领导。1942年精兵简政时，第五分校暂时停办，1944年夏季又恢复重建，仍归新四军第三师领导，直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结束。第五分校先后培养了近5000名军政干部，为新四军的发展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一）在组建中办学
1940年10月初，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胜利。与此同时，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从淮海区南下。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各一部在东台以北的白驹胜利会师。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协力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打开了苏北抗日斗争的局面。为了统一指挥华中地区各部队，以适应斗争的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挺未到职期间由副总指挥陈毅代理），刘少奇任政治委员。11月24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迁至盐城。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940年11月底决定，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和苏北指挥部抗日军政学校为基础在盐城创办抗大第五分校。陈毅兼任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冯定任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谢祥军任教育长，贺敏学任副教育长，谢云晖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五分校第一期于1941年元旦举行开学典礼。这一期共招收学员1478人，其中江北军政干校400多人，苏北抗日军政学校400多人，其余600多人是新招收的苏沪青年学生。分校编为4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队，第二大队为政治队，均以从部队抽调的学员为主，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队，第四大队为女生队。这期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干部，以及少数营团干部，一部分是从上海、苏北及皖东地区招来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学校先后在黄桥、营溪、海安、东台等地设立了招生处，欢迎各地青年前来报考。上海地下党有计划地选送了一批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分校学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仍兼任抗大第五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早在1940年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决定以抗大总校第三团为基础，组成山东派遣大队和第二华中派遣大队，分赴山东和华中，加强抗大分校的建设。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由总校原第四团团长洪学智任大队长，吴胜坤任政治处主任，并配有军事主任教员杜剑华、政治主任教员孙达生等共130多人，1940年11月9日由河北邢台出发，跨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6个省，行程2500多里，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种种阻挠，历经千辛万苦，于1941年4月28日抵达盐城，加人抗大第五分校的行列，进一步加强了第五分校的领导和教学力量。
1941年四五月间，第一期学员陆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此期间，新四军军部重新调整配备了第五分校的领导干部。校长和政治委员仍由陈毅兼任，冯定、洪学智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贺敏学任副教育长，薛暮桥任训练部部长、谢云晖任副部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吴胜坤任副主任。
（二）在反“扫荡”中坚持教学
第五分校第二期于1941年7月正式开学，共招收学员1526人，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何东江任大队长，黄瑛任政治教导员；第二大队由张兴发任大队长，于辉任政治教导员；第三大队由田培芳任大队长，朱讯任政治教导员。这一期新开设了一个培训营团级干部的上干队，其佘各队的培训对象与第一期相同。夏季反“扫荡”期间，训练部副部长谢云晖带领第三大队的两个队前往抗大苏中大队，第五分校第三大队即行撤销。
1941年7月，日军开始发动对苏北盐阜地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日军集中了其第十二混成旅团全部，第十五、第十七师团，独立混成旅第十一旅团，伪第一、第二集团军各一部，并以海军炮艇队封锁苏北沿海海面，对盐城形成包围。7月20日，日伪军共1.7万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分4路直扑盐城，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领导机关和第三师主力。新四军在盐城外围阻击来犯日军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于22日主动撤离盐城，主力迅速转移到敌之侧翼。第五分校副校长洪学智兼任盐城卫戍司令员，负责率领第五分校抗击进犯盐城的日军，掩护军部后方机关转移。由于日军进攻时乘坐汽艇，洪学智便率领分校第一大队的第一队在盐城城内登瀛桥等几个地方布设雷，并组成若干游击小组在城区分散活动滞扰敌人，以争取时间，保障尚未撤离的单位安全撤退。第一队在城内的战斗中炸伤日军汽艇一艘，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后，洪学智率分校第一大队和警卫连掩护撤出盐城的军卫生部和供给部的后勤人员2000多人，在3天内，分批从盐城和上岗的敌人据点间安全通过封锁线，前往阜宁。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第五分校一部奉命配合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作战。按计划第二旅进攻盐城南面的伍佑日军据点，第五分校攻击盐城东面的南洋岸据点，以牵制敌人。分校第一大队负责攻打南洋岸，另派第六队警戒从盐城至南洋岸的水上通道新洋港。参战的学员冒着倾盆大雨激战一昼夜，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旅作战。后因作战计划改变，分校奉命撤出战斗。
整个夏季反“扫荡”斗争期间，第五分校主要在串场河以东的盐城、东台沿海一带活动，几乎天天行军，出没于草滩、碱洼之间。因海边人烟稀少，粗粮、淡水供应极为困难。这次反“扫荡”行军途中，分校的队伍几次与敌人遭遇，大都安全脱险，只有第七队在盘湾镇遇敌人时，一个排因缺乏战斗经验，伤亡30余人。为了坚持边战斗边学习，女生大队以排为单位分散到各队。由于盐城地处多雨的水网地带，所以女学员的背包上都带个小板凳，便于利用战斗间隙上课。因此，日伪军就到处搜寻带小板凳的女兵部队，妄图消灭这支培训抗日骨干的队伍。全校的教职学员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老干部、老党员冲锋在前，英勇战斗，为学员们树立了榜样。队长文有武在阻击敌人时腿骨被打断，伤未痊愈又参加战斗，壮烈牺牲；副队长张茂发、吴邦东为了掩护学员转移，英勇阻击敌人，光荣献身。许多知识青年入伍才几个月就投入战斗，经受了战斗的考验。
由于苏北、苏中军民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使日伪军陷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处处挨打。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伤日伪军3800余人，生俘日伪军官兵400余人，击沉敌汽艇30余艘，粉碎了日军对苏北的大“扫荡”。
9月，分校回到靠近军部的阜宁县王桥口、硕集休整，并恢复上课。10月，分校迁往阜东县的东坎、八滩。此时，洪学智副校长调任盐阜军区司令员，冯定副校长调往新四军政治部工作，韩振纪继任副校长。
1942年元旦，第二期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学员共1257人，其中女学员240人。
（三）分校的整编与发展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决定，将抗大第五分校改编为抗大华中总分校，负责领导新四军各师的抗大分校和随营学校、教导队培养训练干部的工作。另从原分校抽调一部分干部组建新的抗大第五分校，划归新四军第三师领导。
新的第五分校成立时，校长由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兼任，吴胜坤任政治委员，张兴发任副校长，庄林任教育长，于辉任政治处主任。1942年，分校招收学员1200多名，编为9个学员队，其中3个队（400多名学员）是来自第三师部队的干部；另外6个队是从地方招收的知识青年。
1942年年底，由于准备对付日军对盐阜地区的大规模“扫荡”，部队实行精兵简政，第三师决定第五分校暂时停办。
1943年冬，苏北开始摆脱严重困难局面。1944年春，新四军第三师为粉碎日伪军“第二期治安肃正”，在淮海地区发动了攻势作战。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仅需要加强对已有干部的培训，而且还需大量培训新干部。于是，新四军第三师决定重建抗大第五分校。重建工作主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派人到山东考察学习；二是选调优秀干部，配备分校领导班子。
1944年6月上旬，第三师派遣由王太然、程国藩、曾峰3人组成的考察组，赴山东军区参观学习。黄克诚要求考察组的同志注意搜集八路军的建军经验，特别是炮兵、工兵的建设经验；要认真学习抗大第一分校培训干部的经验，借以办好第五分校。
考察组到达山东后，罗荣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详细介绍了山东新建的山炮营和工兵的情况，指出：“要夺取对日反攻作战的胜利，进行现代化战争，没有强大的炮兵不行，没有工兵也不行，一定要把特种兵建设摆到议事日程上来。”随后，考察组在抗大第一分校参观了学员队和校部机关，听取了他们办学的经验。
与此同时，黄克诚师长还抓紧从全师选调优秀干部，组建分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员队伍，从组织上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建，重建的第五分校领导班子和教员队伍很快组建起来了。谢详军任校长，沈铁兵任政治委员，王信虎任教育长，唐克任政治处主任。分校辖9个学员队：第一队队长崔芝岐，政治指导员姜士修；第二队队长邢一孚；第三队队长叶进夫；第四队队长薛毓芳，政治指导员任奇智；第五队队长程国藩，政治指导员李云龙；第六队队长艾绍叶，政治指导员闰平波；第七队队长赵伯如，政治指导员李祥麟；第八队队长曾峰，政治指导员颜捷玉；第九队队长沈达思。各队干部兼任军事教员，陈克、姜宁、汪溪、王枫等担任专职教员。
1944年8月上旬，重建的第五分校正式开学。黄克诚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作了《目前形势任务和办校方针》的报告。这一期共招收学员1200多人，其中部队干部400多人，地方知识青年近800人，编为3个部队干部队，6个知识青年队。
结合苏北敌后和第三师部队的实际情况，抗大第五分校当时制订的教育计划是：
1. 政治课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课，结合时事政策教育。要求不论是军事队、政治队还是学生队，都必须学好这门主课。通过政治教育，使学员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而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2. 军事课包括射击、投弹、构筑简易工事、利用地形地物、小分队的攻防战斗等。结合部队战斗经验，重点突出，少而精，对不同的培训对象有不同的具体要求。
3. 军事教育比例各有侧重：军事队的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30％，政治队的政治教育占70％，军事教育占30％；知识青年队的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40％。
4. 学习时间为每期8～10个月，必要时提前结业，分配工作。
第五分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行战教结合。在1945年4月阜宁战役中，黄克诚师长命令分校各队长参加战斗，考察学习，取得第一手资料，以便提高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当时，第五队队长程国藩奉命到第八旅二十四团三营参加进攻七灶的战斗，又到该团第一营参加攻克头灶的战斗，后随第八旅第二十二团参加总攻阜宁城的战斗。参战和考察学习的队干部回校后，向学员介绍了战役情况，还组织学员到战场实地考察。结合实战的教育训练，使学员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效果显著。
政治教育中注重社会调查。苏北盐阜区匪患成灾，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土匪杀害抗日干部，抢劫、残害群众。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第三师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清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并实行减租减息。第五分校的学员大都是本地人，他们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政治教育。
1945年夏，重建的第五分校第一期结业。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举行战略反攻，第三师奉命开赴东北。第五分校的学员全部分配到部队，其中两个知识青年队随第三师北上，到东北后分配做地方工作。第五分校改建为盐阜军区独立旅司令部。至此，抗大第五分校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抗大第六分校正式成立于1940年11月，1943年冬结束，在太行山区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数千名干部，为坚持太行山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第六分校的组建
1940年6月3日，抗大总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扩大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派出抗大第一团第三营和第四团第一、二营共9个队1000余人，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率领，前往河北省涉县五堡，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由于6月下旬第一二九师进行武（安）沙（河）战役，随后又参加百团大战，致使抗大第六分校的筹建工作被迫暂停，抗大总校派出的9个学员队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都先后转人反“扫荡”战斗。其间，抗大第三团的教职员于8月30日从冀中到达山西黎城抗大总校驻地，随总校进行反“扫荡”战斗行动。
1940年11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抗大总校从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霞庄一带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随后，中央军委命令抗大第三团团长刘忠留在晋冀豫军区筹建抗大第六分校。11月上旬，刘忠离开总校到达驻灰窑村的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11月30日，抗大总校派出的9个学员队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在河北省涉县固新镇会合，合并组建抗大第六分校，负责培训第一二九师和晋冀豫军区的初、中级干部。刘忠任校长，黄欧东任政治委员，姚继鸣任参谋长，铁坚任政治部主任，胥光义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六分校组建后，奉命到山西武乡县一带选择校址。12月中旬，第六分校进驻武乡县东沟村。1941年1月，日军对太行山进行春季“扫荡”，第六分校转移到山西省黎城县东、西黄须一带。春季反“扫荡”结束后，第六分校于2月15日由黎城县转移到武乡县蟠龙镇及其附近地区。
3月18日，第六分校在蟠龙镇义安村召开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及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吴格成出席了大会，刘伯承作了关于敌后干部训练问题的讲话。
分校设训练部、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学员是从第一二九师选调的基层干部和从晋冀豫边区选调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另有从抗大总校转来的部分学员，共计2700多人，编成4个营：第一营训练连级军事干部；第二营训练排级干部；第三营训练营连政治干部；第四营是特种大队，训练炮兵、工兵和供给管理干部。后来成立了第五营，负责训练民兵干部。每个营辖5个连。另外，还有校直属干训队、青年队、地方干部队。第一、三营的干部学员，80％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军的，这些学员战斗经验丰富，但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
课程设置为：军事干部营，军事课比例占60％，政治课占30％；政治干部营，军事课比例占30％，政治课60％。由于学员大多来向前线部队，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所以一律安排10％的课时学习文化。
军事课程有战术课和技术课。战术课为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技术课主要是三大技术——刺杀、射击和投弹，还有土工作业和防空等内容。此外，还学习部队的管理教育、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教材主要是翻印抗大总校的军事课教材，射击教材使用的是第一二九师参谋田牧翻译的日军射击教材。军事教员中有部队的技术专家，当时全军著名的炮兵射击专家赵章成担任炮兵教员，刺杀教员高孚是第一二九师的刺杀尖子。由这些专家担任教员，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政治课有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政治常识等内容。由于这一期学员中有来自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一批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但受阎锡山旧军队影响较深，因而政治教育任务很重。政治教员讲哲学课时，专门批判了阎锡山的“唯中哲学”，指出他鼓动的“抗日准备联日”“联蒋准备反蒋”“联共准备反共”的实质是要当汉奸，帮助学员进一步认清了阎锡山的反动本质。
第六分校是由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虽然两个学校的任务与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作作风、组织形式及工作制度都有差异，人员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也不尽一致。为此，学校狠抓了组织建设，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成立了校临时党务委员会和5个党总支委员会，建立了组织工作制度和会议汇报制度。对全校1406名党员进行考察，对排以上干部学员进行鉴定，从而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政治素质。按师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开展了存档工作，初步建立了档案制度，并收集整理干部档案。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给予党纪处分。与此同时，还经常组织排以上干部参加时事报告会，并进行小测验。校宣传队在驻地附近公演10多场，观众达1.5万多人，散发宣传品5万多份。各营、连多次登门听取群众意见，密切了军民关系。1941年12月，学校提出“继续巩固我们的团结”口号，既克服了一团和气的倾向，又注意纠正不团结现象，切实做到互助、互让、互谅，加强了军政干部、新老干部的团结，保证了分校的顺利发展。
1941年4月18日至19日，第六分校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32名。黄欧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胥光义作了组织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学校成立以来党政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共抗大六分校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目前学校党的任务就是加强学校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学校教育方针之实施，完成教育计划，为军队培养大批坚强军政干部；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深入马列主义教育，加强党的生活与支部工作，教育干部学员成为模范干部，建立正规的党日制度。会议决定，“七一”前在全校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模范干部、模范青年的活动，造成学习、工作的热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暨抗战4周年。会议选举产生了由黄欧东、刘忠、胥光义、朱玉学、张照全、吴恒夫、曾宪池、张进朝、曾德胜等19人为委员的中共抗大第六分校党务委员会，黄欧东为书记。
1941年秋，第六分校参加了第一二九师召开的运动大会。由于进行了严格刻苦的训练和充分的准备，在10多个参赛单位中，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通过参加比赛，学习了兄弟部队的好经验，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推动了学习、训练的深人开展。
（二）在反“扫荡”中经受锻炼
1942年2月，日军纠集了2万余兵力对太行、太岳进行春季“扫荡”。日军对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今左权县）进行“铁环合击”，奔袭扑空后，遂在和顺、辽县、武乡等地进行“辗转抉剔”，实行“三光政策”，不仅到处烧杀破坏，掠走大批粮食和牲畜，而且惨无人道地释放糜烂性毒剂，残害根据地军民。针对日伪军的“扫荡”，第一二九师制定出军民协力，加强县、区指挥部及游击集团，坚持腹地游击，打击“扫荡”之敌的作战方针。向敌临时补给线实施宽正面破击，断敌运输补给；另以主力一部组成若干轻便支队，深人敌占区，乘虚袭击敌人交通线和城镇据点，迫使“扫荡”之敌撤退。
第六分校奉第一二九师命令，以第四营（即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了一个加强营。该营在营长谢光梓、政委邢亦民带领下，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以精干的小分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对敌人据点进行夜袭，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所谓“总进攻”。由于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保存干部，所以在反“扫荡”中虽然也要以作战为主，但主要是采取回避、突围的办法，以便脱离封锁包围圈跳到外线，到大山区、青纱帐里或游击区分散活动。据当时抗大第六分校政治委员黄欧东、参谋长姚继鸣1942年3月20日《抗大六分校反“扫荡”战斗总结》记载：从2月12日至3月8日共参加战斗9次，其中第二营进行了河凹反袭击战斗、福井村袭击战斗和南羊圈伏击战；第三营进行了马鞍山、龙舌山和普子岭遭遇战斗；第四营参加了夏店、西河底和鲍家峪袭击战斗。全校“把握游击战战术原则，不久住一地，经常转移，并加强封锁消息，协同地方政权适时清查户口，防止敌探混入刺探军情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如第三营在反“扫荡”的两个月时间中，除在青家岩、东邢庄各驻训3天外，每天都要转移驻地，而且每次行军时学员要背30多斤的粮食，日行程都是五六十里，十分劳累。在这次反“扫荡”斗争期间，第六分校教职学员歼敌近百人，有4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第六分校的生活异常困苦。为了解决粮食困难，经常组织人力跋涉二三百里的崎岖山路，到平顺、昔阳等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要背上背包，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大家用裤管装粮食，用双肩来背负“粮袋”，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七八十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四五十斤。往返一次，约需10天时间。背回来的大部分是黑豆和高粱，只有少量的小米留给重病号吃。同志们由于体力消耗大，又缺乏营养，患夜盲症的很多，夜行军十分困难。加之疟疾流行，不少连病号达一半以上。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治疗疟疾的奎宁丸很难买到。大家就千方百计找偏方治疗，有的用醋煮鸡蛋，或喝狗骨头汤。大家以革命精神去战胜疾病和困难，不少人实在挺不住时才休息一下，病情稍有好转又去背粮，有的同志为此牺牲在背粮路上。
食盐也是大问题。学校驻地一带不产盐，外边的盐又运不进来。为了使大家吃上盐，要到200多里外的武安县去采购。
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第六分校党委提出了背粮和教学相结合的方针。每次背粮前都做好军、政、文的教学准备工作，把背粮当作有计划的教学活动。当时工农干部学员占绝大多数，所以分校把文化教育作为重点。行军时，每个学员在背包上挂张“学习牌”，写上生字、生词和算术题，让身后的学员边走边读或练习演算。既学文化，又提高情绪，减少疲劳。小休息时，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大休息时，教员上课或组织讨论；宿营时，组织学员看地形，拟定作战方案，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抗大第六分校就是采取“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使学习与背粮两不误。
在背粮途中，要通过敌人的公路封锁线。学校把每个班的一支老式步枪以连为单位集中起来，组成掩护组，负责监视敌人，掩护背粮队伍通过。因而，每次背粮活动实际是一次“虎口夺粮”的战斗。遇上敌人就打，打不赢就走。1941年10月，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到祁县、太谷之间去背粮，与日伪军遭遇。大家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迅速抢占山头，先敌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待敌人援兵赶到时，他们就边打边撤，安全转移。
分校领导和政治机关利用行军前的政治动员，休息时的政治课和行军中的“走谈会”，做深人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保证学习、背粮任务的完成，各个中队都办了自己的小报。一张纸，一瓶墨水，一支笔，一两天出一期。这些小报文字短、内容多，有消息，有问答，有故事，及时具体，大家都爱看。在行军背粮途中虽然大家负荷很重，累得满身大汗，但通过唱革命歌曲，讲故事，使大家精神振奋，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学员们通过学习、背粮、战斗，学到了真本领，回部队后大都成了军政兼优的骨干。
1942年4月28日，太行区春季反“扫荡”胜利结束后，第六分校奉命调回总校归建，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到部队或地方机关工作，教职员大部分返回总校。至6月间合编就绪，第六分校暂告结束。
（三）重建第六分校
1943年1月，抗大总校奉命返回陕北。为了保留一部分教学力量，继续为一二九师和太行区地方武装培养干部，决定以总校基本科第一、二、三营为基础，并从校直机关和各分队抽调部分干部，组建新的抗大第六分校，归第一二九师领导。校长徐深吉，政治委员袁子钦，教育长胡汉标，政治部主任张力雄，供给处处长徐熘、副处长郭清明，卫生处处长饶亟进。校部下设3个科：校务科，科长杨恬；军事教育科，科长王文科；政治教育科，科长张衍。政治部也设3个科：组织科，科长马毅之；宣传科，科长徐芳庭；锄奸科，科长石于。精兵简政后，校属机关全部不过百人，校务科直辖1个警卫排和1个通信班。
抗大总校留下的基本科第一、二、三营，编为第六分校第一、二、三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每个中队有百余名学员。全校共有教职学员1600余人。校直属机关驻河北省涉县南面的原曲镇。第一大队驻莲泉，大队长胡鹏飞，政治委员何德庆；第二大队驻固新，大队长童国贵，政治委员彭宗珠；第三大队亦驻固新，大队长王诚汉，政治委员袁文波。
5月，冀南大队从冀南来到太行区，归第六分校建制，编为第四大队，大队长孙三，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毅之调任大队政治委员。此外，抗大太岳大队亦归第六分校建制，大队长刘蓬，政治委员李良汉。该大队辖5个中队，仍留太岳军区，为太岳军区和决死队培训干部。
1943年3月初，新的抗大第六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各大队和中队的干部多数是部队的营、连干部，相当一部分是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军，既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有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军事和政治教员大部分是抗战初期到抗大总校学习后任教的干部，一般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学员都是从部队来的连、排干部，大部分是红军时期入伍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但具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学习热情非常高。
大多数学员是在总校学习的基础上继续学习。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首先对学员进行文化教育。根据学员的文化状况，分别开办中学班、小学班、初小班，对少数人重点进行扫肓，然后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内容有：制式教练主要是利用早操时间训练养成严整的军人姿态动作，学会各种队形及变换；技术训练有射击、投弹、劈刺等；战术训练主要是营、连战术原则。除了课堂讲解外，还进行必要的野外演习。引导学员用书本上的知识来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认知，再用这些认识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政治教育主要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政策，使之明确当前与今后的奋斗目标，帮助学员总结部队平时和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分校处在敌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环境动荡不安。敌后办学既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好学习任务，同时还要准备随时参加战斗，参加保卫抗日根据地，开展新区工作，参加生产建设。
当时，分校的物质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就在露天上课，用门板作黑板，用石灰或木炭代替粉笔，没有课桌就在膝盖上写字，没有凳子就席地而坐，没有钢笔就用子弹壳加上尖铁片代替，没有笔记本就找废纸订成本子。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机关人员和学员都要轮流到百里之外去背粮和上山打柴。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度过灾荒，学校把粮食定量减少到每人9两（16两为一斤，下同），不够吃就到地里挖野菜。分校为了响应第一二九师关于自力更生搞生产的号召，要求每人生产30斤菜交给食堂。但涉县地处山区，土地少，部队又不能与民争地。于是，上下齐动手，在路边、山坡、屋角边挖出点地来种菜。大家称之为开展麻雀战。
学校严格执行总校制定的教学制度。教学计划由分校颁发，一切按计划进行，如有变更须经校领导批准。每周课程由大队制定，需要调整时，须经大队批准。各类课程都要按校里的教学大纲安排，课前都要经过教育准备会，或先试讲尔后再向学员讲授。课堂上教员就是指挥员，但教员不得自作主张任意更改授课内容。教学中充分发扬民主，课前课后都要虚心听取学员们的意见。为了严格实施教学计划，保证教学质量，校领导经常跟班听课，亲临训练场地参加讨论，检查学员作业，进行具体指导。由于教学中严格执行教学计划，遵守规章制度，所以教学质量高，收效快。由于时间紧，功课排得很满。除上课外，早操练制式动作，晚饭后开展体育活动、做游戏。有时，周末也要充分利用起来，教员要找学员补课，党组织要开展活动，大队要安排打柴背粮，除保证睡眠外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为完成教学任务，大家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互相照顾。经过艰苦努力，学员们的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完成了总校制订的教学计划。与此同时，分校学员还直接参加了对日伪军的作战。
1943年5月，日伪军出动了数万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日伪军从山西长治、河南林县和河北邯郸、武安分3路合围驻涉县一带的第一二九师师部和第六分校驻地。各路进犯之敌以“梳篦”队形，步步压缩合击。分校在敌军合围之前，遵照师首长的指示，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以大队为单位分散寻隙跳出合围圈，及时转移到山西省平顺、壶关地区，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在敌伪军进占林县等地后，分校奉命参加开辟豫北地区工作。豫北地区的林县为伪军孙殿英部占据，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为打击敌伪活动，学校进到林县境内，校机关驻姚村，第一大队驻原康，第二大队驻魏家河，第三大队驻临淇，第四大队驻东姚。各大队在驻地发动群众，执行工作队任务。这对学校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进一步充实了学习内容，巩固了学到的知识。5月26日，第四大队和第六军区地方武装攻克安阳以西的岭头据点，俘伪军200余人，打击了日伪军的活动。1942年，豫北地区遭大旱，灾情严重。1943年又遭旱灾和蝗灾，成群的蝗虫由北向南飞，几天几夜不间断，遮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加上日、伪军蹂躏，豫北人民群众不仅没有粮食吃，就连野菜、树叶、树皮都吃光了，真可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在这种形势下，要发动群众、开展新区，首先要进行救灾。一方面，部队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另一方面，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向富户借粮食和从老区运谷糠赈灾，并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积极开展巩固新区的工作。
为消灭伪军第24集团军主力，开辟林南新区，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二九师兼）于8月发起林南战役。以6个团组成西地区兵团，由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副政治委员何柱成指挥；另以6个团及第六分校组成东地区兵团，以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和第六分校军事教育科组成东地区兵团的指挥机构。由第六分校校长徐深吉和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指挥，执行此次战役任务。校机关、直属部队转移至林县任村，第一、三、四大队分别在原康、临淇、东姚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袭扰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第二大队移驻兵团部附近，作为兵团的战役预备队。
林南战役自8月18日开始，至26日胜利结束，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并击落日军飞机1架，收复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第六分校的四个大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得到了实战的锻炼。
林南战役后，太行军区将巩固林县以南新开辟的根据地和改造伪军俘虏两项任务交给了第六分校。由于学员即将毕业，校领导当即以校部教职员为主组成了“第一二九师补充团”，进行改造俘虏的工作。
改造俘虏是一项新任务，是分校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分校领导和全体人员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荣辱教育，在提高其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慎重、细致的政治审查工作。1943年冬，补充团人员经过3个月的教育整训，除少数政治不纯和思想落后者遣送回家外，大部分自愿参加八路军。补充团圆满地完成了改造俘虏的任务。此时，太行军区进行整编，第六分校除留下第二大队改编为“抗大太行大队”外，其余人员都分配到军区各部队工作，第六分校宣告结束。
抗大第七分校于1941年7月在晋西北兴县创办，1943年转移到陇东地区，1945年11月结束。第七分校转战于黄河两岸，历经艰辛，在抗日烽火中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教育训练和劳动锻炼，为八路军培养了大批年轻干部。
（一）晋西北创办时期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晋西北地区开办一所抗大分校。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讨论学校工作问题时，也提出在晋西北增设抗大分校。
1941年4月30日，抗大总校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军委，建议批准晋西北成立抗大第七分校。
6月29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陆定一副主任发布命令，决定以第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七分校。任命第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兼任校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喻楚杰任副校长，方复生任训练部部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和供给处、卫生处。训练部下设军教科、政教科、列队科、管理科、图书馆。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校部辖营长队、教导员队、连排干部队、参谋训练队、测绘训练队、骑兵队、工兵队和地方干部队。另编有警卫通讯连。学员1000余人，多数为第一二〇师和晋绥边区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工农干部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
7月7日，抗大第七分校在山西省兴县李家湾举行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庆祝大会。徐文烈政治委员宣读了八路军总部关于成立抗大第七分校的命令，贺龙司令员讲了话，驻地党政军领导致词祝贺。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演出了《车站》《命令》等短小精悍的节目。
8月4日开始正式上课。这一期教学分预科和本科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5个月的预科文化教育及队列教练，1942年初转入第二阶段的本科教育，学习军事和政治课程。为便于教学，分校将学员按文化基础编成互助组，每组3～4人，互助组组长就是辅导员，开展互教互学活动。
教学内容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重点不同，比例各异，但基本的政治教育内容是相同的，如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结合实际，进行国内外形势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培养学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事课程中的队列训练、技术课目，如投弹、刺杀结合早操进行。战术课各队有所不同，从单兵到班、排、连、营战术，还有游击行动等，所有的战术课目既有昼间演习，也有夜间演习。业务课按军队具体情况安排。
此时，日军正在加紧对黄河东岸的“扫荡”，妄图消灭在晋西北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然后凭借黄河天堑，构筑严密的封锁线，隔断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针对日军之“扫荡”企图，第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下，发动与依靠群众，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战斗。在此期间，第七分校的广大教职学员也积极投入反“扫荡”作战。
分校成立不久，即由李家湾移至刘家峁，驻在兴县县城东南20余里的深山沟。不久，开始秋季反“扫荡”，学校又转移到黄河东岸的碧村、里峪口地区。反“扫荡”作战胜利后，学校回到兴县，驻在县城以北20多里的瓦塘镇。
晋西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加上日军频繁“扫荡”，大搞“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第七分校的教职学员吃的主要是谷子加黑豆，每人每天半斤粮，发到班里，自己磨成面，加上野菜蒸窝窝。有时来不及磨，就只好“囫囵吃，囫囵拉”学员队经常组织人力去背粮、背炭。三五十里路，当天可以返回，有时到百里以外，往返需要三四天。冬天运煤炭时，他们将成块的煤炭用绑腿扎紧，在冰河上拉运，每人每次可拖带百余斤。为了使学员能多学一些知识，还要利用行军进行勤务教练，如行军常识、尖兵勤务和宿营警戒等。当时棉花短缺，棉衣是羊毛絮的，穿不了几天便挤成了疙瘩。袜子都是自己用羊毛织成的。文具纸张十分紧张，铅笔每人两个月一支，还剩一寸多长时，便捆在木棍上继续用。纸张是晋西北生产的马兰草纸，又厚又黑，还要限量供应，每张纸都得两面用。背包随身带，一物多用，既当坐凳，又当课桌。大树下、院落中和避风的山凹，均是课堂。教员用门板当黑板，石灰或木炭当粉笔。学员有时就用大地当纸，木棍作笔。
预科教育时间按计划是5个月，但由于背粮、背炭和转移、搬家，用去3个月，实际教育时间不足2个月。
1942年精兵简政后，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分校于4月14日在山西兴县魏家滩成立一所陆军中学。学制3年，以学习文化为主，军事、政治为辅，以培养能掌握专门技术的人才。
1942年，第七分校的教职学员参加了整风学习。从5月开始学习整风文件，并确定了以学习研究整风文件为主的新的教育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学员停止了政治课和文化课，减少军事课，要求在3个月内完成整风学习，在职干部年底前完成。7月19日，全校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政治部杨尚高主任作动员报告。他总结了过去的教育成绩及组织领导中的缺点，指出过去整风学习中的主要偏向，如把整风学习当做单纯的政治课；就文件研究文件，没有反省自己；只检查别人，不检查自己；把整风学习和业务学习对立起来，不了解整风学习就是业务学习的基础等。他要求每个人都要认真反省自己，认识到整风学习的重要性，把它当作学习的重要一环。学校成立了学委会、学习指挥组及学习中心组，以指挥、协调和带动全校的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学习，整顿了党风、学风、教风和校风，使全体教职学员划清了真假马列主义的界限，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划清了不良作风和优良作风的界限，形成了团结、奋发、向上的风气；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使教学内容更切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总之，端正了办校治学的政治方向，对学校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1年8月26日，学校联合晋西抗战学院、民运干部学校、青干校等校学生会，向晋西各学校发出倡议，建立晋西学联，进一步开展根据地学生运动，使之在日益开展的文化教育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积极响应和支持全国尤其是沦陷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第七分校坚持和发扬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都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各学员队都有俱乐部，负责出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会演、歌咏比赛和体育活动。特别是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校的文艺演出队编排了许多丰富多彩、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经常在校内外演出，深受欢迎。学校还经常组织军事、体育比赛。从1942年7月7日起，学校用7天时间进行校庆一周年系列活动。内容有阅兵式、分列式、射击、体育、马术、器械操、地雷爆破等项目的竞赛、表演。阅兵式之前，晋西北军区派员到校进行了政治、文化抽查，检验学习效果。阅兵中举行分列式时，学员们整齐、庄严的步伐，健壮、愉快的精祌，博得首长、来宾及群众的一致称颂。接着进行了军事演习，有营进攻、防御和战地救护等。纪念活动中，还举办了建校一周年成果展览。展览共分5个展室，包括政治、文艺、教育的成绩统计和教材，关于一年来改善教育环境和办学条件的情况统计，各种照片、整风墙报、学员生产成绩，以及各种训练模型、实物等，展现了第七分校学员正规的军事生活、优良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二）在陇东重建与发展
1943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争取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并有计划地准备干部，以便对日反攻，决定把坚持在敌后办学的抗大总校和第二、第七分校及几所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都从原驻地转移集中到陕甘宁边区办学。
3月，第七分校及其陆军中学从山西兴县开赴陕甘宁边区接受任务。分校及陆军中学在转移前召开了动员大会，喻楚杰副校长在动员报告中指出：“现在的转移是形势的需要，转移是暂时的；我们的目的是退一步，进两步，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他要求大家克服困难，圆满完成转移任务。3月16日，分校在副校长喻楚杰和政治部主任杨尚高率领下从驻地出发，经临县第八堡西渡黄河，于3月21日到达陕西省绥德县。当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学院、抗大第二分校上高科、第七分校的营连干部队合并到抗大总校，校址设在绥德。陆军中学9个学员队则继续南行，经清涧到达延安。
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二分校附设中学与第七分校陆军中学合并组成新的抗大第七分校，校址设在甘肃省合水县；并任命抗大总校副校长彭绍辉兼任第七分校校长，张启龙任政治委员，喻楚杰任副校长，杨尚高任副政治委员。分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供给部、卫生部，以及办公室和文工队等。教育长方复生，政治部主任康永和，校务部部长张杰轩，卫生部部长谭道先，政治委员刘火煜，供给部部长章亮基，政治委员孔勋。以原第七分校陆军中学的9个学员队编为第一大队，杨文安任大队长，康永和任政治委员；原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的8个男生队编为第二大队，何远平任大队长，匡磨伟任政治委员；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领导。
5月4日和5日，朱德和贺龙先后在八路军大礼堂接见第七分校的领导和教职学员，动员全校开赴陇东，边学习训练，边开荒生产。5月上旬，毛泽东接见了第七分校的教员和学员代表。中旬，第七分校校部及第一大队到达甘肃省合水县东华池，第二大队的8个男生队于22日到达合水县豹子川，两个女生队则留在合水县柳沟。
9月，原留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的抗大太行陆军中学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翌年1月，太岳陆军中学也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两所陆军中学分别从太行、太岳地区出发，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1943年年底和1944年4月，先后抵达陇东合水县东华池附近的平定川，合编为第七分校第三大队。任白戈任大队长，高厚祖任政治委员。此时第七分校教职学员达6000多人，其中学员4970人。
第七分校驻地陇东地区比敌后的战斗环境要安定得多，但这里地广人稀，房屋很少。开学时，有的队员只得露宿于深沟丛林之中。因此，分校一到陇东，就发扬抗大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分散在合水县的豹子川、东华池、平定川、大风川一带，开挖窑洞，建设校舍。
1943年7月，第二大队开进豹子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豹子川属陕甘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曾在豹子川的张家岔办过党校。据当时调查，豹子川方圆40多里内仅散居着42户人家，190余口人。张家岔只住有两户人家共5口人，仅有三四孔破窑洞。在这里建学校，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要到六七十里甚至百里以外去背，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住的更困难，只有少数人住进破烂窑洞，多数人住的是用树枝搭的棚子，下雨时只好挤在石崖下躲雨。分校为解决安家必需的工具和经费，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给二大队500把铁镐和10万元陕甘宁边币。为解决吃菜和住宿问题，第二大队决定各队抽少数人抢种秋菜，多数人集中力量从8月6日开始挖窑洞。劳动中，大家肯干、肯学、肯钻，仅一周时间就学会了切窑面、开窑口等技术。大家齐心协力，艰苦奋战，爬着跪着挖土，汗流浃背，滚得像个泥人。工具少，就轮流干，晚上点着小麻油灯一直干到半夜。经过50多天突击，到9月底共挖出3丈长、2丈7尺高、8尺宽的窑洞137孔。此外，还修建了一个大操场。1944年夏天，各队都修建了一个既作课堂，又作饭堂和倶乐部的“三用堂”。第六队建的房子能容纳四五百人，后来作了大队的“礼堂”。分校在东华池盖了一座占地两亩、能容纳三四千人的大礼堂，可供各大队学员在这里听报告、上大课、开晚会，使人烟稀少的东华池充满了生机。
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热潮。第七分校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3月29日，全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并举行向荒山进军的誓师仪式。4月2日，各大队在豹子川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到4月26日，全校共开垦山地1.7万多亩，开垦稻田324亩。第一大队第一队每个劳动力每天平均开荒8.6分。第二大队98％以上是青少年，全大队每人平均日开荒在一亩以上的就有234人。其中第二队负责开垦稻田，稻田地荆棘丛生，而且要求深翻6寸以上，先把荆棘草根刨净，再将下面的泥土翻上来，开一分稻田，顶半亩山地的工夫。第二队的青年不怕苦，不畏难，埋头苦干，其中张振吉、王进喜日开稻田1.2亩，创造了最高纪录。
在生产运动中，全校开展“大战红五月”竞赛，班排互相挑战，教职学员人人争先，每天早出晚归。有的队从驻地到开荒点往返六七里，大家嫌走路浪费时间又影响休息，干脆搬到山上去住。炊事班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将饭菜、开水送上山。许多学员手上打满血泡，累得腰酸腿疼也不叫苦。在全校教职学员的艰苦努力下，蔬菜全部自给。同时，全校养猪1300头，羊1100，牛100头。其中第一大队第六队达到4人1头猪，3人1只羊，10人一头牛，将近1人1只鸡；第二大队不仅做到蔬菜自给，肉类、油类也基本自给，第四队每人每月可吃到5斤肉。分校还白手起家，先后建起了木工厂、肥皂厂、纸厂和磨坊，仅木工厂一年生产的木板、椽子即价值边币1000万元。全校女学员纺纱6000斤，价值6000斗细粮。此外，学校还组织人力进山烧木炭，每个伙食单位烧木炭三四万斤。学员们利用生产空隙，就地取材制作生活用品。当地盛产桦树，用桦树皮制作饭盒、斗笠、墨盒和笔记本。第二大队供给处派人组建了马帮，到陕西的安边、定边、靖边和宁夏的盐池等地驮盐，除供本大队食用外，还到城镇出售一部分，换回学习用具和日用品。还开设酒厂、军民商店、骡马店等。多种经营的发展，不仅克服了经济困难，同时也促进了边区市场的繁荣。
由于生气的发展，教职学员的生活大为改善。到1944年冬天，不仅能吃饱饭，有木炭烤火取暖，每人还领到一双手套、两双毛袜，有的教员还领到一件毛衣。经过大生产运动，为学习创造了条件，使学员学到了一些农业、手工业知识，增强了体质，树立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信心，磨炼了革命意志。
1944年12月中旬，分校举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成绩展览会，表彰了大队级英雄与模范72人，并选出校级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张秉照等22人及6个先进单位。在展览会上，展出了530件展品和100多幅图表、木刻和连环画，表彰了英雄、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事迹。第二大队第六队炊事班班长王有恒，年近60岁，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深受大家的尊敬。由于他的模范事迹突出，被推选参加了1945年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召开的英模大会。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趋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43年秋决定加强训练干部、训练部队，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
1943年9月5日，毛泽东电示陝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今年“在冬季5个月中实施全军普遍的彻底的军事训练，准备迎接大规模战争”，并强调“把此事看作一个严重任务”。九十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髙级干部会议上，要求边区部队在“今年冬季来他一个很好的训练，达到一个当两个的目的”。贺龙在联防军团以上参谋长会议上，要求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学校教育要赶上部队的需要，努力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训练任务。
1943年秋末，第七分校举办队长集训，为开展冬季大练兵做准备。由于建校任务重，各大队练兵活动开始较晚，学员又多是来自原各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从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一切需要从头学起。主要科目是单兵和班制式教练、投弹、基本瞄准、刺杀、单扛、双扛、木马和《内务条令》《纪律条令》等。年底，分校从抗大总校调来一批军政干部任队长、政治指导员，从而大大加强了练兵工作的领导和教学力量。
在练兵活动中，学员们士气高昂，精神饱满。不少学员不顾冬季的寒冷，常常是起床号未响就起来跑步，练习所学的科目。熄灯号吹过，有的还在练习单杠、双杠。有的学员上山放羊时，也随身带着教练手榴弹，在山上练习投掷。1944年春节，分校召开了生产、练兵总结大会，授予先进单位锦旗，向成绩突出的个人颁发了奖品。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在一年内加强整训军队，以现有的物质基础，在战斗与生产间隙中把军事与政治工作提高一步，为将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一倍至数倍创造条件。
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增强战斗力，改善技术条件，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联防军司令部决定由警备第一旅、第三八五旅、骑兵旅，帮助抗大第七分校开展军事训练。贺龙在旅、团参谋长参加的军事教育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帮助军事院校把干部训练好，大家都有好处。”他希望大家说到做到，使部队的军事训练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
分校在开展练兵的同时，还坚持进行教育训练，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开展战术、技术的基础训练，并继续学习文化，使学员们得到全面发展。
1944年5月，分校从延安“鲁艺”“延大”等单位选调来大批文化教员，联防军派来一些军事教员，使分校的教学力量得以增强。军事、政治、文化教育时间的比例为：军事、政治各占10％，文化占80％。文化课以语文、数学为主。教员认真备课，先写出教案进行试讲，对不易理解的内容，自己动手制作模型，尽量进行直观教学。教员坚持深入各班了解学习情况，帮助学员建立互助组，还抽时间给学员补课。学员们刻苦钻研，想方设法多学一点文化知识。
经过一年的文化教育，学员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军政素质也有了全面的发展。第二大队原是抗大第二分校的附设中学，他们于1941年在冀中参军时，大多是13～16岁的少年，经过4年的学习和生产劳动锻炼，既提高了思想水平，又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语文和数学程度普遍达到初中水平。到结业时，90％以上的学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三大队的学员虽然平均年龄大一些，但其中不少是1942年精兵简政时储存起来的年轻战士，特别是原第七分校陆军中学的学员中青年干部较多，他们经过几年的教育锻炼，也更加成熟了。第七分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储存和培养了约5000多名年轻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到部队工作，一部分同志被选送至专业技术院校继续深造。
抗大第八分校于1941年5月以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创办，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结束。第八分校共举办4期，培养学员约2000人，为新四军第二师的发展和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的同时，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1940年春，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扩建为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以大力培训部队基层干部。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正式成立。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和活动于陇海路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进行整编。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即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由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为适应第二师部队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1941年2月8日，原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留在淮南的第三大队扩建为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
1941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为了号召外地知识青年来根据地受训，需要扩大干校，因此，提议将现有军政干校改为抗大分校。不久，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皖东设抗大第八分校，归第二师直接领导，同时与抗大总校建立联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于1941年5月4日改为抗大第八分校，并充实干部，扩大招生。张云逸兼任第八分校校长，第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兼任副校长，冯文华任教育长，高志荣任政治部主任，黃一平任训练处长，王淑明任训练处副处长，翁行茂任供给处处长。校址设在安徽省天长县张公铺，后迁至龙岗。
第八分校第一期编为7个队：1个营级干部队，2个连级军事队，1个连级政治队，2个排级军事队，1个排级文化队。共有学员365人，其中，部队干部223人，地方干部142人。这一期学员经过8个多月的学习，于1942年春毕业。
第二期于1942年4月开学，共有学员827人，都是第二师的营级以下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较低。所以，开学后先进行3个月的文化预科学习，扫除文盲，尔后再进行编队，转入军政业务和本科教育。开学前，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兼任分校校长。
预科阶段，大体按文化程度编为7个队：第一队有学员58人，男女生各编一个排，男生排的文化程度均在初中以上，编为军事预科，女生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行政生活由队统一管理，但分开上课；第二队有学员170人，为初中肄业程度；第三队有学员120人，为高小毕业程度；第四队有学员105人，识汉字1000个左右；第五队有学员140人，识汉字600～800个左右，该队原为第二师参谋训练班，为保证教学质量并入抗大第八分校，单独编队；第六队有学员94人，识汉字600个以上；第七队有学员140人，识汉字不到600个。
预科学习国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算术5门课程。每一门课按学员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3个组，选用不同的教材。国文课甲、乙组分别学习自编教材，丙组则学习师部编发的识字课本第二、三、四册，各组都要练习识字和写作。历史课主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地理课学习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地理概况与各抗日根据地的地理位置与地形。自然常识课包括天文、气象、地质、生物、生理卫生和军用化学常识。算术课学习整数和小数四则运算。由于课程多，涉及面广，学习时间又紧，不易接受和消化。所以，分校在教学中尽量采用直观教学的方法，使用挂图等辅助手段。为此，分校购买了18张一套的小学自然常识挂图和动物解剖图。
经过预科学习后，转入军政本科教育时改编为6个队：上级干部队、连级军事队、连级政治队、排级军事队、支部书记培训队和青年学生队。
1943年春，抗大华中总分校撤销时派出数十名干部和教员加强第八分校的教学力量。这批干部和教员大部分来自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有较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他们的到来，使第八分校的教学工作得以进一步提高。这一期学员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于1943年秋毕业。
第三期于1943年冬开学，学员约500人，都是来自第二师的干部，编为5个学员队。开学不久，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第二师实行精兵简政，分校改编为第二教导团，冯文华任团长，刘毓标任政治委员。教导团干部和教员仍是原分校的成员，组织规模、办学方针、培训对象、教学内容等都没有变化。
这一期，除军政文各科学习外，还展开了整风运动，以提高教职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团结。为了充分发挥分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每周一日的党日活动，召开党的小组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话直说，不背后议论。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分校组织学员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党》等著作，联系实际，深入讨论，强调党性锻炼和思想意识修养，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的事业甘愿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观念。
第八分校地处皖东抗日根据地，环境较为安定。分校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正规化建设，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军政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时间分配以及教学方法，与其他分校大致相同。军政教育的教材除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外，还使用了一些抗大总校、华中总分校以及华中党校的教材，第二师机关和分校也编印了一些教材，如《党的政策》《政治工作》等。军事教育中，紧密结合淮南地区的斗争形势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方面对学员进行游击战的作战训练，学习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着重领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另一方面，针对敌军作战的特点，进行正规的攻防战术训练，上干队侧重学习营团战术，连以下干部侧重学习连排战术。训练中，从学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实际出发，着重于实际演练。大家感到这样学习形象生动，效果好。
政治教育的内容分为时事政策教育、政治理论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时事政策教育主要由师和校领导作报告、上大课，陈毅、张云逸等都到校作过时事政策报告。政治理论教育主要讲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变人”讲起，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史着重讲解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教育，明确当前的政治方向和未来的奋斗目标，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高革命的自觉性，增强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军队政治工作主要讲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战时政治工作。政治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比较系统，其他各队则较为简略。总的要求是使所有干部都重视和参与政治工作。
为了保证以教育为中心，校领导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十分注意强化行政管理，注重日常生活的养成教育。队列操练，要求动作准确、认真；军容风纪，做到整洁一致；起居作息，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为做好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分校经常进行夜间和拂晓的紧急集合，注重培养处置紧急情况的能力。
第八分校十分重视教员队伍建设。教员来源主要依靠部队自身选拔培养，同时也积极争取外部输入。1942年下半年，全校有军事教员、军事教育干事人，其中，延安来的3人，军部教导总队来的3人，国民党友军来的3人，部队来的5人。政治教员、政治教育干事13人，其中，军部教导总队来的4人，部队来的5人，学员中选拔的3人，地方选调的1人。文化教员、文化教育干事16人，其中，抗大总校来的3人，师机关来的3人，部队来的9人，地方来的1人。
尽管当时给养很困难，但分校领导还是想方设法提高教员的生活待遇。1942年，分校每人每日伙食费4角5分，教员每月另加菜金3角，教育科长另加菜金5角。每月的津贴费，团以上干部5元，队长4元，区队长3.5元，管理排长文书3元，学员2.5元，教员12元，教育干事8元。
1942年8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华中抗大工作会议上，陈毅代军长表扬了第八分校在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认为第八分校在军事演习、文化预科、体育锻炼、养成严格的军人生活等方面，都很有特色。1945年5月，第四期开学，学员300余人，编为3人个队，主要集训第二师的基层干部。8月，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全面展开后，学员即行分配到前线部队，投人对日军的最后一战。至此，第八分校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抗大第九分校由抗大苏中大队改编，于1942年5月成立，到1944年6月改为苏中公学。在近3年中，辗转于苏中的一、二、三分区和新四军第三师的盐阜地区、新四军第六师的苏南地区、新四军第二师的淮南地区、新四军第四师的淮北地区。一面战斗，一面学习，以战斗保卫学习任务的完成，培养了3300多名军政人才，特別是培养了一批归国华侨青年干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为苏中、苏南军政干部队伍建设和开辟苏浙地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抗大苏中大队与第九分校
1941年7月20日，日军1.7万多人对苏北、苏中和新四军军部驻地的盐城进行大规模“扫荡”，连续进行分区“扫荡”“清剿”，增设据点，封锁交通，把苏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零碎小块。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急需开办学校培养干部，另一方面华中已不宜继续以集中形式办学。驻在盐城的抗大第五分校积极配合苏北部队在盐城外围阻击与杀伤敌人后，主动撤出盐城，分散转入日伪军侧后，展开游击战。第五分校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率领的一部分学员，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南下东台地区活动，并于9月间奉命与新四军第一师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抗大苏中大队，隶属第一师。原苏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吴肃任大队长，谢云晖任政治委员。大队下设5个队：一个连排军事队，一个政治队，一个知识青年队，两个地方武装队，共600多人。
抗大苏中大队成立后，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单独行动，穿插于日伪据点与河网、公路之间。1941年10月，在日伪顽策动下，数千名反动会道门大刀会分子在东台的三仓、泰东的角斜、李堡等地暴动。苏中大队参加了军事镇压和善后处理工作。10月中旬，日伪军三路合击三仓，苏中大队在三仓附近的许家河打了一次伏击。第二天夜晚，又出袭数十里之外的富安据点。11月7日，日伪军2000余人分三路合击三仓时，苏中大队在三仓西面的高桥遭到袭击，后安全转移。12月8日，日伪军2000余人，在南线的如东县丰利地区“扫荡”，同时出动日伪军千余人，于9日分3路再次向北线的三仓进犯。苏中大队配合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担任正面防御，部分队伍被敌包围。在突围中，干部、学员伤亡近30人，二队政治指导员陆修牺牲。12月中旬，苏中大队奉师部命令，由东台经如东县境向南通、海门转移。12月22日，到达如东县丰利时，正遇连续七昼夜的第三次丰利战斗，大队担任掩护师直属队的任务参加战斗。1942年1月1日，苏中大队又参加了海门县三阳镇战斗，与地方武装配合，收复了三阳据点。苏中大队在90天里，跑了七八百里，参加了7次战斗。1942年1月，到达启东县吕四镇，3月移驻海门县海复镇附近的垦牧公司。
1942年5月，新四军第一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决定，将抗大苏中大队改为抗大第九分校，仍隶属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粟裕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张日清任教育长，姜茂生任副教育长，谢云晖任政治部主任，刘亚奇任政治部副主任。校部设军教室兼参谋室、政治部、队列股、医务所、电台，工作人员60多，学员600多人，编为7个队：连级军事队、连级政治队、参谋训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武装队、会计训练队，还有一个附属的师卫生部办的医务干部训练队。
6月15日，敌南浦旅团抽调日军1500余人，纠集伪军2000余人，分九路“清剿”苏中四分区。抗大第九分校奉命突破封锁北上，从吕四港附近的三甲镇入海。在海上生活时，各分队分散在船上组织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主要以分散自学为主，教员下队，对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组织讨论和辅导，度过了10多天海上的艰苦生活后，在台东县弶港附近登陆，一直在台北、盐东的海边流动近半年时间。后经新四军军部决定，暂去阜宁一带休整，于11月初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的阜宁硕家集，住在镇南的蒋家机米厂。
12月中旬，新四军军长陈毅到第九分校动员反“扫荡”。他分析了当前华中地区的敌情变化，指出日伪军最近集中兵力，可能对苏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为了对付这一严重的局势，做好反“扫荡”和反“清乡”的准备，要精兵简政，疏散后方机关，决定第九分校立即离开阜宁，回到苏中地区。第九分校立即行动，回到苏中的台北县。校部机关进行了精简，学员队进行了整编。保留了一个连级军事队，一个连级政治队。此外，第十八旅教导大队划归第九分校建制。
第九分校在战斗环境中，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军事教育方面，以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战术课为重点。主要课程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战术课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重点。课程有制式教练、内务条令和军事纪律、单兵战斗动作，包括各个跃进、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投弹要领以及侦察警戒等。战术训练课包括班、排、连的进攻、防御、退却、追击以及行军、宿营遭遇战斗、夜间战斗等，还有游击战术、理论等。军事教育的野外演习时间多于课堂授课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操练和演习，特别重视夜战和近战的演习。每月有若干次紧急集合，在日常行军中进行通讯联络、连疏开、夜袭等演习。到宿营地后设置警戒，研究地形、敌情等。在教学方法上，采取课堂上研究情况，自由讨论，最后总结。有时召开战斗回忆晚会，总结实战经验。每次参加战斗后，认真进行战斗检讨、总结。
政治教育方面，以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主课。社会发展史教育主要是帮助学员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加强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促进学员的思想革命化。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党的基本政策教育，主要是帮助学员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目的，以提高理论水平。在学习中，教员用大量生动、具体的材料，将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变化和现状，反复作鲜明的对比，使学员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明确抗日战争究竟依靠谁来领导，以及中国的光明前途所在。当学校在台北、盐东一带海边活动时，联系当时战斗环境和艰苦生活，讲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残酷性，讲要坚持斗争，咬紧牙关，度过今后最艰苦两年等。党的基本政策教育，主要是弄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重点是解决对党的政策上的一些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以提高政策水平。师首长和校领导还经常向全校学员作报告，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以及苏中各个时期的主要工作任务。在教学方法上，实行课堂讨论和课后辅导制度。教学中，提倡独立思考，发扬民主，课堂上允许质疑，讨论中鼓励争论。
文化教育方面以语文课为主，算术课次之，适当进行一些地理和自然常识教育。语文课主要是提高学员的阅读、写作能力，能看书报，能写简单报告。在进行识字课教学时，注意字、词、句的统一，音、形、意的统一，识、写、用的统一。算术课不仅要懂得算法，而且要力求准确、熟练，并着重应用，多出联系军队生活的应用题。世界地理着重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自然常识主要目的是破除迷信，并注意在日常生活中解释天文、气象等现象，增长科学知识。
（二）两渡长江与苏南反顽战役
从1943年开始，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德、日、意法西斯已由战略进攻转人战略防御。在中国战场，日本侵略者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大力强化伪军，控制伪政权，对紧逼敌京沪腹地的我根据地实行反复“清乡”。继苏南根据地之后，苏中根据地成为敌“清乡”的重点地区，斗争形势更加严重。
1943年1月上旬，中共苏中区党委和第一师决定：第九分校南下苏南，前往新四军第十六旅驻地溧水地区。第一旅和第三旅的两个教导大队归属第九分校建制。第一师师部机关抽调部分干部和师政治部服务团，由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崇文率领到第九分校加强工作和学习。苏中党校由苏中区党委文教部长、党校校长刘季平率领，与第九分校一同南下。第九分校南下，主要是为了保存干部，并寻求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教育训练，同时配合新四军第十六旅进一步开辟和巩固两溧（溧水、溧阳）地区。第九分校和各个单位立即分头出发，边行军，边集中。1月31日，第九分校同各单位会合，集中在江都沿江的大桥北一带。2月4日，旧历除夕之夜，第九分校、苏中党校、第一师师部机关和第一师政治部服务团，经三江营附近的渡江点，分批乘船过夹江，到新老洲的十二圩、四方桥、高桥，再乘船渡江至丹北姚家桥一带。2月10日晚，第九分校从新丰车站附近通过了运河和铁路封锁线，于1943年2月中旬到达茅山西南溧水地区的里佳山、云鹤山、上下芝山、铜山一带，胜利完成了从苏中到苏南的转移。
1943年2月26日，第九分校根据第一师师部的指示，在溧水地区进行了整编。苏中党校并入第九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仍由第一师师长粟裕兼任，刘季平任副校长，杜屏任教育长，张崇文任政治部主任，姚耐任副主任，廖昌金任参谋长。校部下设一个直属的党训队和3个大队。党训队主要由苏中党校学员、师部服务团和部分营以上干部组成。第一大队以第一旅教导大队为主编成，辖3个队：第一队为军事队，主要由第一旅营、连军事干部组成；第二队为连级军事队；第三队为政治、文化干部队，主要由第一旅的营、连政治干部和部分文化干部编成。第二大队以新划归九分校建制的第十六旅教导大队编成，辖4个队：第四队为排级干部队，第五队为连级干部队，第六队为政治干部队，还有一个培养机枪手和迫击炮手的机炮队。第三大队以第三旅教导大队为主编成，辖3个队：第七队为连级干部队，第八队以第三旅教导大队排级干部队和原校部所属的第十八旅教导队合并编成，第九队为原校部所属连级政治队。全校共有1200余人。
为了保密，第九分校对外代号为“特务团”，杜屏为团长，刘季平为政治委员，对外大队称营，队称连，党训队称特务连。
整编后，3月10日，第九分校在溧水甘戴树村举行开学典礼。第十六旅政治委员江渭清致词，副校长刘季平作动员报告，提出校风八大要求。教育内容主要根据陈毅1942年8月在华中抗大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安排。教育长杜屏作了行军和渡江的总结报告。开学后，一大队、三大队驻在上、下芝山，二大队驻在云鹤山，以山野为课堂进行教育训练。
从3月中旬起，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其主力第五十二师、第一九二师、挺进军、保安纵队和忠救军等部12个团约1.5万余人，迂回包围，东西夹击，大举向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四军第十六旅、抗大第九分校驻地溧水地区进攻，妄图消灭苏南新四军主力，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
4月12日，顽军向我全面进攻，我奋起自卫。在东线，我十六旅四十八团、四十六团、旅部特务营和五十一闭二营，迎战国民党挺进军、忠救军5个团，重创来犯之敌，击破了顽军的包围圈，打开了撤向敌后的通道。在西线，我抗大第九分校三个大队和四十七团一个营，面对国民党军队主力五十二师、一九二师以及江苏省保安纵队共七个团的猛烈进攻，浴血奋战，牵制了顽军主力，配合了东线战斗，赢得了转移时间。
4月12日凌晨，在东线国民党挺进军3个团向我第十六旅发起进攻的同时，西线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第一九二师从溧水地区南面向第九分校正面和侧面发起进攻。第九分校以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抵抗，钳制顽军进攻部队。二大队首先接战于云鹤山、枫香岭。随后，第四队、第五队和机炮队守卫里佳山阵地，第六队守卫观山主峰阵地。第五队在激战中反复争夺山头，坚持到天黑撤出战斗，队长陈吉冲等英勇牺牲。守卫观山前沿阵地的四队，经过激战后，于13日拂晓转移到观山主峰继续抗击，在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于13日中午主动撤出战斗。扼守铜山的是第一大队的一队和三队。一队学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在大队长汤万益的指挥下，打得机智顽强，先后击退敌人数次进攻。顽军转而攻击我右翼的三队阵地。三队学员大多为政工干部，还有一些没有打过仗的文化干部。他们面临人数众多和装备精良的顽军，毫无惧色，在政治教导员唐昆元、副大队长文有武的指挥下，坚守阵地，浴血奋战，与顽军激战到傍晚，终因敌众我寡，伤亡过大而撤出战斗。大队长汤万益、教导员唐昆元、副大队长文有武、三队队长张茂发等壮烈牺牲。13日夜，我十六旅四十六团、四十八团集中兵力攻下了顽军占领的回峰山、北经巷，在顽军的包围圈上打开了缺口。14日凌晨，二大队奉命随十六旅四十六团向西北突围，进入石臼湖以北的横山山南地区。14日上午，顽军第五十二师、一二九师继续向我上、下芝山阵地轮番发起攻击。守卫芝山阵地的三大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黄昏，九分校分两个梯队分批突围，先后经回峰山、北经港村边，穿过青龙、白虎两山间的山门，撤向敌后，经天王寺附近进入溧武公路北句容地区活动。
在这次苏南反顽战役中，第九分校三个大队全部投入了西线战斗，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机智英勇，顽强奋战，给顽军主力第五十二师、第一二九师以严重杀伤，阻滞了他们的进攻，保证了新四军东线主力能集中兵力重创顽军挺进纵队；同时，为新四军赢得改变部署和准备突围的时间，对粉碎顽军的阴谋，夺取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第九分校在西线战斗中，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近200人。其中阵亡的团级干部3人，营连以下干部和学员105人。
突围以后，第九分校奉师部指示，准备到淮南新四军军部驻地休整。为防止日军袭击，白天隐蔽，夜晚转移，一面与敌周旋，一面做渡江准备。4月22日晚，经过50里急行军，从龙潭、下蜀之间穿过铁路，又经过20里急行军，从江边的营防镇附近渡口渡江，次日拂晓到达仪征县胥浦镇，后经六合县八百桥到达马集。
在马集休整期间，第九分校在镇旁的一片松柏林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沉痛悼念在溧水铜山、里佳山、观山等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党训队的关真作词，沈亚威作曲，创作了《英雄们还活着哩》的挽歌：
“英雄们据守在每寸土地，光亮的眼睛，使魔鬼胆寒……三昼夜的血战，遍山滴落血花斑斑。英雄们没有死，他们含笑矗立在铜山巅。”
第九分校渡江北上到淮南时，代号为龙山大队。5月上旬，分校到达天长县大通镇，集中整顿了一个多月，总结了苏南反顽战役的经验教训。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第二师所在地，因此，九分校对外称第二师第十二团。
1943年6月，第九分校在大通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教育工作。7月，全校移驻铜城以东的龙岗镇，按照上级指示调整、精简了组织机构，取消了大队建制。全校缩编成5个学员队：第一队为连级军事队（部分副营级），第二队为排级军事队，第三队为班级军事队，第四队为政治队。党训队主要是营以上干部、文艺骨干和女同志。8月，组成医务干部轮训队，成员主要是六师的医务人员。
淮南根据地环境当时比较稳定，新四军军部和第二师的领导机关驻在天长、盱眙地区。陈毅代军长、张云逸副军长亲自到九分校视察并作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潘汉年、彭康，以及第二师师长罗炳辉、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也先后到校作报告。陈毅在一次报告中说：“你们是从龙潭虎穴里创过来的，很不错。你们有一面作战、一面学习的经验，要好好总结。”第八分校送来自己生产的蔬菜，帮助第九分校克服初到淮南缺菜的困难。兼校长粟裕等到校检查指导工作，并向教职学员作报告。
第九分校在龙岗连续驻训8个多月，抓紧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在时间比例和课程配置上，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阶段提出不同要求。军事队首先集中3个月时间学习文化，尔后转入军政教育，军事课占三分之二，政治课占三分之一。政治队和党训队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
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等基本军事技术和利用地物、识图用图、防空常识等基础知识仍是必修内容。制式教练、队列训练有了相应的重视，这些课程主要在早操中实施。军人姿态、军人气质的养成教育、夜间训练则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讲授游击战术是军事教育的中心。以战斗条令和抗大总校的教材为主，辅以自编教材，除了讲授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的特点以及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外，主要讲授特种战斗，包括村落战斗、街道战斗、森林战斗、河网战斗、山地战斗等。在实施单兵战斗动作到班、排、连、营的战斗中，要求各级指挥员不仅掌握本级的战术动作，而且要熟悉上一级的战术动作，并在不同情况下能够灵活处置，正确组织指挥。军事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课堂讲授、示范动作、操场训练、野外演习。这一时期，在军事教育上的另一特点是以整风精神总结检查过去，分析战例，总结经验。校领导以《反对军事上的主观主义》为题向干部和学员作报告。
政治教育分一般的政治课和整风学习两个方面。前期主要是一般的政治课，后期主要是整风学习。第四队、党训队和在职干部轮训队则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全力进行整风。第一、二、三队的政治教育除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外，主要是密切结合实际，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以及学习整风文件。
党训队、第四队以及在职干部组成的干部轮训队，除一般的政治学习外，主要是进行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为主，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第二阶段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一步学习整风文件，加深领会文件精神实质，进行点滴反省；第三阶段是系统检查，全面反省，对照文件精神，分析个人思想历史发展，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人生观。学习方法主要是个人自学，听报告，小组民主讨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谈心互助活动。最后各自写历史思想自传和努力方向，并经小组讨论通过。
整风中，九分校认真贯彻执行“整风、审干、锄奸”三结合方针，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着重于提高思想觉悟，因而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没有产生重大偏差。但在全面反省阶段，小组通过自传时的群众性质疑，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
第一、二、三队在学期开始的头3个月集中学习文化，对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进行扫肓。对初小文化的进行语文、算术、自然、历史教育。对少数文化稍高的进行阅读、写作指导。发挥干部、教员积极性，自编教材、自印课本、自制教具，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开展教学活动。召开文化教学经验交流会，举办文化成果展览，表扬和奖励教学工作有创造的教员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员，并把识字、学算术、介绍自然常识和地理历史知识同文娱活动结合起来，既增强学习兴趣，又提高了学习效果。经过半年的学习，许多原来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学员，已能独立看书看报、看懂地图、写简短的报告和总结，并学会了加减乘除，为学好军事课、政治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学习过程中，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相互取长补短，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增强了团结和信任。
1944年是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拥政爱民月的第一年。春节时，全校举行文艺晚会，组织军民大联欢，演出多幕剧《重庆交响乐》和歌剧《兄妹开荒》以及荡湖船、踩高跷、花灯舞等，军民同乐，盛况空前。分校还举办过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有田径、球类、游泳、负重行军等比赛和刺杀、武装泅渡等表演。
九分校的供给、卫生工作围绕教育训练的中心任务，以战斗保卫学习，适应游击环境，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供给、卫生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筹集军需物资，采购教学办公用品和医药用品，宣传、督促战地抢救和驻地卫生工作，宣传、督促日常卫生保健，自己采挖中草药防治痢疾、疟疾等传染病，为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作出了贡献。
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发动车桥战役，胜利地打开了淮（安）宝（应）地区，苏中区委党、政、军领导机关移驻固津、太仓一带，第九分校奉命返回苏中。3月15日，第九分校离开龙岗，经黎城（今金湖县）到淮北地区洪泽县，随后继续经岔河，从平桥南过运河封锁线，到达淮宝地区。后继续经车桥，进驻流均沟、金吾庄一带。1944年5月底，各队学员先后结业。
为了大量吸收宁、沪、抗等江南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入学，培养大批抗日干部，以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抗大第九分校于1944年6月1日奉命改为苏中公学。第九分校的历史是一部一面学习、一面战斗的历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历史。
抗大第十分校于1942年2月成立，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3年多，先后办了5期，为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培养了4000多名军政干部，被誉为坚持在豫鄂边区敌后根据地培养训练干部的“背包大学”。
（一）从随营学校到第十分校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豫鄂边的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纷纷揭竿而起，搜集枪支，建立抗日武装，保卫家园。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为从军事上打开武汉周围的抗日局面，决定组建一支新四军部队，在武汉外围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元旦前后，中共豫鄂边区委扩大会议确定以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为主，组建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1月17日，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和随行人员共160余人离开竹沟镇，向武汉外围挺进。
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部署，鄂东、鄂中、豫南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在湖北省应山以北的四望山召开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区委，组建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由郑位三任书记（未到职），陈少敏任副书记（代理书记）。将3个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
1940年1月，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理治任书记。1月3日，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县正式成立，共辖6个团，3个游击总队。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的指示，李先念率部南渡襄河，进逼汉阳。5月5日，中共中央指出：“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9月，在湖北省京山县八字门召开了豫鄂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在一年的时间里，创建了鄂中、鄂东和豫南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民兵自卫队10万人。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是一个远离新四军军部机关的战略区，是战胜日军长期分割，粉碎日伪军与顽军夹击，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战略枢纽。
部队的壮大，根据地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为此，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及豫鄂挺进纵队决定创办随营学校。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学校，以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在河南竹沟的教导队为基础，于1940年1月成立，李先念兼任校长，朱理治兼任政治委员，杜石公任副校长，黄春霆任副政治委员，纵队参谋长刘少卿具体负责随营学校的领导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原所属部队分别编为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及第一、第二游击纵队。9月又组成了第三游击纵队。随营学校直属师部领导。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要求各师、各根据地都要成立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培养和训练干部以加强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10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决定将新四军第五师随营学校改编为抗大第十分校，李先念兼校长和政治委员，萧远久任副校长，郑绍文任副政治委员。分校设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训练部设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科，张水泉任训练部部长；政治部设组织、宣传、联络、敌工和民运科，冷新华任政治部主任，余潜任政治部副主任；校务部设军事、管理、供给科及书记室。
1942年2月15日，第十分校在湖北省随县白兆山洛阳店举行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第五师和豫鄂边区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第十分校的创办，把它当作边区巩固与发展的主要保证、边区及第五师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来看待。李先念赞誉第十分校为“豫鄂边民族英雄的摇篮”“英雄儿女的萃英堂”和“新中国的育才院”。豫鄂边区党委指出，第十分校将成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内干部的熔冶炉”，“巩固与扩大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有力支柱之一”。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在贺信中祝第十分校更加扩大、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第一期学员有1000多人，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主要训练连级及少量营级军事干部；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主要训练连级及少量营级政治干部；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多数是河南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其中有一个青训队都是抗日军烈属的子女，年龄在15岁左右的小学毕业生。军事队的军事训练时间占70％，政治学习时间占30％；政治队和知识青队政治学习时间占70％，军事训练时间占30％。军事课从实战需要出发，着重学习军事理论、基本战术、射击兵器、工事伪装、夜战、简易测量等。政治课主要学习政治常识、中国革命问题、抗战理论、军队政治工作、世界革命史、哲学等。文化课有语文、算术、自然科学等。由于教材十分缺乏，分校专门成立了油印股，自行翻印。但因蜡纸和纸张都很紧缺，每次只能翻印300份左右，学员只好轮流阅读或集体宣读。
第二期约有学员1000人，仍编为3个大队，即军事大队、政治大队和参谋大队，另设有日语训练队。参谋大队主要为各旅团培训参谋、通讯、机要测绘、统计人员；日语训练队是培养日语翻译和对敌工作人员。这一期因为敌人的封锁，外来的知识青年大大减少，所以就以训练部队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为主。
第三期招收学员约1000人，编为军事大队、政治大队、参谋大队和学生队。学生队的学员大都是河南省地下党组织送来的青年学生。
第四期有学员1090人，编为军事队、政治队、机炮队、参谋队和学生队。机炮队学员有120多人，主要来自第十三旅的优秀班长和特级射手；学生队主要来自武汉、黄石、沙市、宜昌沦陷区的爱国青年学生，部分是来自国统区重庆等地的革命知识分子。
第四期开学后，为适应战争环境，将训练部和政治部改为作训科和政治处，大队改为支队。1943年秋，萧远久副校长调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杨焕民接任副校长；郑绍文副政治委员调任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冷新华调部队工作，余潜继任政治部主任；邝林任教育长。
1945年春，第五期开学时，因第五师的部队和根据地扩大，师部兼豫鄂皖湘赣军区，辖第十三旅和8个军分区，地域遍及5个省的边区。在此情况下，如果再集中办校，势必造成选调和分配学员的困难。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第十分校奉命派出干部和教员，分别到离师部较远的第十三旅，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和鄂东分区创办了4个教导团，分校则直辖4个学员队，负责训练附近部队的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十分校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分校改编为新四军第新十四旅旅部。
（二）“背包大学”
第十分校所在的中原豫鄂边地区，濒临长江和华中重镇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地区后，一直驻扎着重兵，汪精卫傀儡政权也在武汉设置行营，驻有大量伪军。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陈大庆、王仲廉部等4个集团军，在放弃武汉之后，即龟缩于武汉东西两侧的大别山和大洪山一带，并伺机配合日伪军向新四军进攻。抗日军民在日伪顽夹击之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反“扫荡”、反摩擦的战斗十分频繁。同时，因为豫鄂边区有平汉铁路纵贯其间，淮水、漳水和涡水等水网纵横交错，敌人利用铁道线和河道设封锁线，使抗日根据地难以连成一片，只有一些小块的根据地散布于边区的广大山区。第十分校处于这种险恶的抗日游击战争环境，经常辗转于敌人据点林立的封锁线之间，流动性之大是其他分校所少见的。学校在办学的3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固定的校址，先后流动在湖北的随县、应山、京山、孝感、黄陂等县及河南信阳的广大地区，一般在一个地方只能驻十天半月，能够驻扎一个月以上的很少。铁路西边有敌人的活动时，分校就转移到路东的大悟山、小悟山地区。学员们每天起床后都要打好背包，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坐着背包上课，真是背包不离身，可谓“背包大学”。
第十分校以教学为主，一般不担负战斗任务，但它经常活动于据点林立的敌人封锁线之间，难免与敌人遭遇。第四期时，第三支队在湖北省京山县城南的一个山村，突然遭到日军的偷袭，一个排的大部分人员负伤，10多人牺牲。为此，全校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了警惕。不久，第三支队再次遭到敌人包围时，支队长周正立即组织指挥投入战斗，将100多名枪榴弹手集中起来占领制高点，用枪榴弹大量杀伤敌人，将敌击退，掩护支队顺利转移。分校刚转移到湖北省黄陂县王家河的一天晚上，日伪军1000多人突然封锁公路，企图包围袭击第十分校。哨兵发现敌情及时报告，杨焕民副校长沉着指挥，充分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带领全校人员沿着另一条山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穿过公路封锁线，安全转移。
由于第十分校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同抗大总校及其他分校的日常联系非常困难。分校领导根据抗大总校的方针和要求，从豫鄂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发扬抗大校风，注重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为了结合实际制订教学计划和安排课程，第五师及分校领导强调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深入具体地了解实际情况。不仅要求了解和掌握学员的特点和实际水平，而且要了解部队状况和部队干部的实际水平及存在的问题，了解第五师部队和边区当时的实际需要，了解学校毕业生在工作中的表现等等。为此，分校一方面请师机关经常提供有关情况，另一方面规定分校干部要在学员中进行各类调查研究，并定期到部队调查访问，了解情况。从1942年年底到1943年年初，分校政治部主任余潜、大队长周正、文化教员刘卫等组成专职考察团，到第一分区特务第一团考察毕业学员和征求部队对教学的意见。
教学中，第十分校从战争环境严酷、流动性大、教学时间有限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突出重点，把当时最急需、最实用的知识教给大家，使学员们容易接受，学了就能用得上。如结合作战中的实战经验，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结合边区的军事、政治斗争实际，讲授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讲授军队政治课等。为使学员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原则分析实际问题，还经常向学员提供一些实际材料，即进行“情况教育”。在军事方面，使学员了解敌军、我军、友军的武器装备，战斗力和战术特点；在政治方面，使学员了解敌我友各方的情况以及我党我军的政治斗争经验，把“情况教育”贯穿到每一门课程之中。同时，还组织学员调查队，利用时间下乡访问，搜集情况，使理论紧密地联系实际。在教学中有计划地使学和做密切地结合起来，学校的各种行政工作在不影响学习的原则下尽量吸收学员参加，以提高学员的行政工作能力。还组织学员做群众工作，使学员学会组织和主持会议，学会做总结，学会演讲，以提高政治活动能力。由于分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意总结和积累办学经验，克服了环境艰苦、流动性大等诸多不利因素，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髙教学质量，从而使学员的军政素质得以显著提高。
抗大第十分校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十分校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校部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十四旅旅部。
随着华中敌后苏中、淮南、苏北、淮北4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新四军部队的发展壮大，培养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的任务日益紧迫。为此，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和新四军军部于1941年12月决定，以抗大第五分校为基础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华中总分校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工作，总分校接受抗大总校的领导，成为总分校的组成部分。华中各抗大分校接受总分校的领导，成为总分校的组成部分。要求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建立完整统一的军事教育制度、工作报告制度和检查制度。抗大华中总分校由陈毅兼任校长、政治委员，韩振纪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薛暮桥任训练部部长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1月4日，总分校召幵全校干部大会，陈毅出席并讲话。
总分校第一期于1942年6月1日开学。主要轮训军队团营级干部，培训参谋、工兵干部。学员约300人，编为5个队：第一、二队为上干队，培养营团级军事指挥干部；第三队培养连级军政干部；第四队培养团级司令部参谋；第五队培养工兵技术干部。第一队队长何东江，政治指导员尚民；第二队队长罗有荣，政治指导员吴凡吾；第三队队长宋传海，政治指导员孟文选；第四队队长王韬，政治指导员宋养朴；第五队队长刘品玉，政治指导员于熬。原定学制第一、二队为1年，其余各队为8个月。
为了加强对华中各抗大分校培训工作的指导，194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阜东县（今滨海县）东坎召开了抗大华中总分校与各分校的工作会议。陈毅出席会议，并作了《对抗大的建议》的总结讲话，韩振纪作了《关于抗大军事教育的意见》的报告，薛暮桥作了《抗大政治文化教育报告》。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总分校和各分校的教育内容，总结过去的工作，并交流各分校的教学经验。
陈毅在总结讲话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理解抗大的教育方针，批评了教学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指出：“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教育与作战联系，这是我们军队教育、学习上采取的三大原则。华中各抗大应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践，作为教育与学习的总方针。”他还指出：“教员的任务不仅限于讲解书本，而在于帮助学生如何去运用书本知识，以总结其本身的工作经验。学生的任务，不是限于熟读讲义和课目，而是在于能领会课目讲义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并能进一步启发对实践经验的了解，提高今后指挥作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强调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而进学校，为了培养一批军队工作干部才办抗大。
这次会议，提高了全体与会者对于教育方针的认识，是华中各抗大分校发展历程中一次重要的会议。
抗大华中总分校还经常通过文件、电报，交流各分校的情况和经验，提供教材，对各分校的教育思想、业务工作进行指导。
1942年秋，日军自中途岛海战失利以后，在太平洋战场每况愈下，因而更加急于巩固中国占领区，使这些地区成为支持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这一时期，日军以很大的力量在华中等占领区进行所谓的“治安建设”，并准备集中力量“扫荡”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基本根据地，首先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盐阜地区，妄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
新四军军部对此作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并采取了果断措施。鉴于苏北地区狭小，部队回旋余地少，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机关于1943年初转移至淮南的盱眙县黄花塘。与此同时，抗大华中总分校转移至盱眙县牛沛湾。这时，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和新四军军部关于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的指示，总分校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全部分配到部队和各分校。副校长韩振纪调任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余立金调任第二师政治部主任，训练部部长薛暮桥率领抗大华中总分校和华中局党校的五六十名教员、干部前往延安。抗大华中总分校就此结束。
抗大皖江第十分校于1945年5月间，以新四军第七师教导队和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在安徽省无为县团山里村创办。10月，改为新四军第七师随营干部学校。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先后为皖江地区的新四军和地方培养训练了近千名干部，为第七师的发展和皖江抗日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春，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日军被迫收缩兵力，实行战略退却。新四军第七师抓紧有利时机，发展和壮大队伍，全师扩充到3万余人。随着部队数量的迅速增加，干部队伍不能适应部队发展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到来，急需培养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为此，第七师研究决定，并经新四军军部批准，于5月间以教导队和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在安徽省无为县团山里村成立了抗大皖江第十分校。第七师师长谭希林兼任分校校长，师政治委员曾希圣兼任分校政治委员，陈仁洪任教育长，杜剑华任副教育长，阙中一任政治协理员。
为了尽快培养出部队和地方急需的军政干部，分校从一开始便建立了较完整的组织管理系统，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实施。分校在校长和政治委员的领导下，设立校务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处理学校的重大问题。校务委员会由陈仁洪、阙中一、杜剑华等组成，陈仁洪和阙中一分别担任书记、副书记。校务委员会下设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总务3个股，分管教学和保障工作。
分校共设5个学员队，其中第一、第二是军事队，学员主要是部队的连排长和优秀班长；第三队是地方武装干部队，学员大多是地方游击队的战斗骨干，以及地方政府分管军事工作的干部；第四队是政治干部队，学员主要是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和准备担任政治工作的排长；第五队是学生队，主要是来自上海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和部队中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战士。另外，还为中共皖江地委代办一个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员大都是敌占区暴露了身份的各级地下党政干部。
皖江第十分校的教学基本上按照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原则予以实施。分校的主要负责干部和教学骨干大多在总校和华中总分校学习或工作过，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经验，因而能够正确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保证了教学质量。
分校在办学中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立足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学习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学说，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学习瓦解敌军、战时群众工作以及怎样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宣传和动员群众等。教材主要是参照抗大总校和华中总分校的课本和教学大纲，并结合新四军在皖江地区对敌斗争实际而编写的。要求学员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等著作以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了解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军事教育是全体学员共同学习的重要科目。当时处在战争环境，学员毕业就要奔赴战场，带兵打仗或作政治工作，所以学习军事的积极性特别高。分校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部队装备情况和战术要求的教学方案。战术训练以连、排的战术动作为重点，单兵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重点。理论讲解以游击战、麻雀战、夜战为重点，并结合具体战例，深入浅出地进行形象教学。课程的安排非常紧凑，教学内容结合演习和操练进行。从单兵的技术训练到连以上的攻防战术训练，经常反复地演练。由于学员大多来自部队，有着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学习又十分刻苦努力，所以他们提高很快，毕业时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分校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学员大部分住在团山里村的祠堂和民房里，村旁的场院和祠堂就是课堂，门板一竖就是黑板，但大家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毫无怨言，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学习生活中，始终保持着饱满旺盛的精神。每天清晨，东方刚刚发白，嘹亮的军号声就划破了寂静的黎明，学员们随着响亮的口令开始操练。夕阳西下时，村子里便响起激昂的歌声和欢声笑语，同学们三三两两，或漫步交谈，或开展歌咏等娱乐活动。当夜幕降临时，学员们又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进行热烈的讨论，相互交流学习体会和经验，或复习白天所学的课程。教员深入班组同大家一起讨论，听取意见，解答问题。学校的学习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却处处充满着民主、和谐、朝气蓬勃的气氛。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军政人才，校领导特别注意发挥广大教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地把搞好教学同提高部队战斗力、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大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早起晚睡，一心扑到教学工作上。缺乏教学器材，大家不等不靠，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简易教学器材，使教学得以顺利进行。教员对所教的课程认真备课，对编写的讲义反复进行修改，力求符合部队实际和学员需求，使学员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在斗争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分校始终注重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既使学员学到急需的军事知识，更使他们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树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强信心和建设新中国的远大理想。
1945年9月，第七师遵照新四军军部命令开始北撤，抗大皖江第十分校随同第七师师部一起撤退到苏北的淮阴。10月，第七师进行了整编，皖江第十分校改编为第七师随营学校，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抗大太岳分校于1944年10月以抗大太岳大队为基础组建，1945年10月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历时一年多。它是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太岳军区部队培养干部的一所抗大分校。
太岳区是陈赓旅长率领第三八六旅开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位于晋东南白（圭）晋（城）铁路以西、同蒲铁路以东，北靠太岳，南依中条山，西连巍巍吕梁，东傍茫茫太行，是联结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41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先后推行3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平汉铁路西侧获鹿至水冶段先后修了3道封锁线，切断了晋冀豫山区与冀南、冀鲁豫平原地区的联系。由于日伪军加紧进攻和“蚕食”，根据地出现了日益退缩的局面。太岳区与太行区已被完全分割。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第三八六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后改称决死队第一旅）及第二一二旅组成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
1942年2月3日，日寇开始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出动1.2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山区，出动7000余兵力“扫荡”太岳山区；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军勾结，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因而给抗大总校的招生和毕业学员的分配增添了许多困难。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和打破顽固派的封锁，培养更多的干部，总校决定派出一部分干部和教员到太岳区建立太岳大队，就地培训干部。
太岳大队由杨秀全任大队长，张力雄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李良汉任党总支书记，军事主任教员刘鹏，政治主任教员张衍，特派员龚增生，宣传股股长刘仲民，供给股股长许炳巨，卫生所所长曹民哉。1942年3月18日，太岳大队教职员百余人从河北邢台浆水镇出发，经过山西黎城、襄垣，通过白晋铁路封锁线，到达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山西沁源县郭道镇和太岳区党委、军区所在地阎寨。大队受太岳军区和抗大总校双重领导，教学工作及大队干部配备由抗大总校负责，日常党政工作和后勤供应由太岳军区负责。
太岳大队第一期于1942年6月开学，学员近千人，编成5个学员队。学员主要来自太岳军区，第三八六旅，决死纵队第一旅，新一旅的连、排干部，少数营级干部和部分地方武装干部。
1942年秋，为适应晋南、豫北斗争的需要，太岳军区决定由太岳大队派出一个队到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建立太岳大队中条山中队，驻阳城县松树庙。中队专门培训地方武装干部，以后又接收从豫北、豫西和敌占区奔赴根据地来的知识青年，每期三四个月，办了3期，共培养300多人。1943年夏，中条山中队归建后，改为第五队，专门轮训县、区的武委会主任和民兵干部，每期半年，共办了两期。
1943年春，太行军区成立新的第六分校，从太岳大队调了一些干部去分校和部队。杨秀全调往部队任团长，刘鹏继任大队长，张力雄调到第六分校任政治部主任，李良汉继任大队政治委员，浦通修任大队军事主任教员。此时，太岳大队由第六分校领导。
1943年秋，第六分校的170多名学员在参加林南战役开辟林县根据地后调到太岳军区，编入太岳大队。这批学员是来自第一二九师第五旅和太行区的连、排干部。
太岳大队是抗大的一个独立大队，带有随营学校的性质，随太岳军区机关行动，一面学习，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由于太岳根据地所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反“扫荡”战斗特别频繁。1942年10月，日军对太岳北部地区进行所谓“剔抉扫荡”；1943年4月，又对这个地区进行所谓“分区辗转扫荡”；当太岳大队随太岳军区机关转移到太岳南部安泽县翼氏一带以后，日伪军又于10月出动2万多兵力，采取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对整个太岳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把八路军往南压至中条山区，把太岳部队一口吃光。日伪军对太岳区的“扫荡”，规模不断扩大，花样不断翻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反“扫荡”战斗中，太岳大队在太岳军区直接指挥下，紧密依靠群众，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以队（连）或排为单位，迅速分途转进，寻隙脱离敌人的合击圈，转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地雷战。1943年日军进行“辗转扫荡”时，太岳大队及时化整为零，以麻雀战形式，二三人为一组分散到6个县的8个区，既是战斗组，又是学习组。全大队教职学员在反“扫荡”战斗中利用点滴时机坚持教学，同时也经受住了严峻的实战考验。
由于战斗频繁，驻地经常更换，学校几乎跑遍了太岳根据地的每一个县。在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大队仍制订有教学计划，每周排有课程表。学员行军时，背包后都系有一块小纸板，写有讨论题，或生字，或几道数学题。被学员们誉为“活动的课堂，流动的学校”。
1944年，敌后战场全面展开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为收复国土，解放豫西人民，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发出指示，要求迅速派干部深入敌后，组织与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7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向河南进军的命令，要求太行、太岳军区抽调精干部队，尽快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0月，太岳军区抽调部队组成豫西抗日游击队，与太行军区部队共同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急需迅速地培养大批基层干部。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太岳大队扩编为太岳分校，由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赵征夫任副政治委员，李懋之任教育长，李良汉任政治部主任。校址由沁水县上、下木亭迁移到阳城县的李庄沟一带。分校组成豫西招生委员会，到豫西的新安、洛宁、洛阳等地招收200余名青年学生。同时，又从根据地各县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及部分小学教师和地方基层干部入学，为太岳部队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
分校机关设有训练处、政治处、供给处、卫生队。分校辖一个营连干部队，2个连排干部队，2个班级干部队，1个县区武委会主任和民兵干部队，1个知识青年男生队，1个知识青年女生队，按顺序编为8个队，每个队辖3个区队，区队辖3〜4个班。全校司政供卫机关人员和学员共1000余人。
1945年6月，陈赓师长参加党的“七大”后回到太岳，要求分校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干部。他指出：“当前要狠抓军事教育训练，这是战争发展的需要；当然也不能放松改造世界观的政治思想教育，而是要抓住重点；今后在教学内容与教育形式方面要正规一点，因为现在的游击战一定要随着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向运动战、正规战发展，部队要能攻克城堡，夺取据点，坚守阵地，这些战术都得学会；夜战、近战、突袭这些特长是我们的决胜法宝，要进一步发扬。”
根据陈赓校长的指示精神，分校对教育训练计划作了调整，军事教学占70％，政治教育占15％，文化教育占15％。在教学安排上则区别对待，连以下基层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工农出身的多，文化程度不高，不少是文盲、半文盲，文化课程占的时间多一些，政治课占的时间少一些。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文化课占的时间少一些，政治课占的时间多一些。工农干部的文化课主要是识字、作文、算术。识字，要能看书、看报；作文，主要练习起草简明扼要的军事文书、请示报告、工作总结；算术，要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学会百分比，使学员毕业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干部。无论做军事工作还是做政治工作，都得具备基础军事知识。军事干部要学会做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也要学会做军事工作。
军事教育训练课程从队列、单兵教练开始，要学立正、稍息，名种转法、步伐，军人礼节，军事语言，喊口令等。训练中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为保证军事训练的质量，学员队的班长、区队长必须加班加点先行一步，以便带头示范，教好学员。单兵教练打好基础后，进行队列教练，要求整齐划一，行动一致。
军事理论课主要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军事专业基础课有射击学，主要讲解步枪、轻重机枪的构造及零部件的名称、性能、射击原理等，边讲边结合实际操练，使学员熟练掌握手中武器。同时还讲手榴弹的构造与使用方法以及步兵重武器常识。
军事地形学首先学识图、用图和用比例尺，要求熟记地形地物、山川河流的名称、标号和曲线标高。教员用一些形状各异的大土豆，按地图曲线等距离切成片，在黑板上先一片一片划出其平面形状，然后再从下到上一片一片垒上去，直到“山顶”，使大家对照地图，认识地形。然后学习目测距离与高程的方法，并实地演习。学听炮声、辨炮位；学辨别方向，白天看太阳，夜晚看星象，掌握季节与星象位移的关系。
军事技术课着重抓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埋雷排雷等步兵常用技术。这些技术有的天天练，如瞄准、刺杀、投弹；有的间断练，如爆破、土工作业、埋雷排雷。定期实施实弹射击，模拟爆破、埋雷伪装与排雷方法。
战术训练从单兵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利用地形地物伪装隐蔽，到分队紧急集合，野营生活，特别注重班排连战斗动作与协同配合的训练。哨兵要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敌情。战术训练除在操场操练外，着重野外学习，制定各种学习方案。从假设情况拟出各种想定，先在图上作业，并自制各种模型，在沙盘上作业，加强形象教学，然后到野外选定符合想定的地形地物，进行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兵力转移、运动防御、交替掩护等课目，反复演练。从单兵战术到班、排、连、营战术的组织指挥，都提高一两级实兵指挥，如班级干部要学会排、连战术，排、连干部要学会营战术，每个学员都得当一当指挥员。学习中，教员有意临时提出“敌情变化”，看指挥员处置是否适当。为了接近实战，还不断组织对抗演习。野外战斗演习是最能引起学员兴趣的课目，他们演练动作都很认真。不管刮风下雨，天气越恶劣，越要进行演习，在漆黑的夜幕下练，学员都不怕苦，不怕累。每次评比，主要是检查战斗动作、指挥行动是否正确，分析处置情况是否明确果断，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教学效果，并要求学员写出学习心得，提高理性认识。
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员们在战术演练中对毛泽东提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并能初步掌握和运用。
为配合军事训练，分校专门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军事体育训练。项目有单杠、双杠等。此外，还组织球类、歌咏比赛和文艺演出。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培养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政治教育讲大众哲学，认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使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讲中国革命运动史，了解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汉奸卖国贼割地赔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耻辱史，认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讲社会发展史，组织学员忆苦思甜，使大家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结合实际，进行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政治干部随学员队活动，随时随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先进，帮助后进，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45年8月，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1.7万余人，从山西临汾、浮山、翼城等地向上党地区八路军部队进攻，于21日占领了长治及其周围几个县城。陈赓司令员率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纵队第一旅共6个团组成太岳纵队，参加上党战役，与太行、太南纵队协同作战。根据太岳军区命令，抗大太岳分校全体出动，经过50多里的急行军，于9月10日赶到沁河以西的三王峪、交界村一带，堵击逃敌。经过侦察地形，预定了几个堵击方案，以连排干部队为主，组成战斗分队。知识青年队坚决要求参加战斗，特别是女学员，当集体请战获得批准后，高兴得活蹦乱跳，互相鼓励着奔赴战场。11日，分校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逃敌1万多人已被包围在沁河以东的佛庙岭、桃川地区。分校参战部队判断可能有溃散之小股敌人向翼城方向逃跑，就将部队部署在南阳、马寨沟阵地上待机。次日凌晨，果然有溃逃之敌沿山梁向西跑。参战部队一阵火力急袭，将敌压到南山坡的高家凹里，拂晓时向敌猛烈射击，致敌死伤惨重，并活捉百余人。
1945年10月，太岳分校奉命由李汉良等率领600多名教职学员从阳城到长治集中，与抗大太行分校合并，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另以留下的少数干部为基础，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随营学校。至此，抗大太岳分校即告结束。
抗大太行分校成立于1945年3月，当年10月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是专为第一二九师短期轮训基层干部的一所分校。
1943年冬，太行军区部队整编、第六分校撤销时，为保留太行军区培训基层干部的骨干力量，特留下第六分校第二大队的干部和教员在河北省涉县固新镇一带组建抗大太行大队，继续为第一二九师培养基层干部。
1944年9月，太行军区部队由内线作战开始转入外线反攻，派出部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为了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抗大太行大队于1945年3月扩建为抗大太行分校。童国贵任校长，彭宗珠任政治委员，孟擎宇任教育长，李克如任政治部主任。短期轮训了第一二九师一批连排级干部。
1945年10月，太行分校的600多名教职学员在孟擎宇教育长、李克如主任率领下，奉命从河北省涉县到山西省长治与抗大太岳分校合并，正式组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至此，太行分校即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是德、意、日法西斯最为猖狂的时期，也是中国敌后抗战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这期间，不仅日军极其频繁地“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而且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加紧对陝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封锁。在此期间，又有一些国民党军投降日军并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部队。在日伪军的夹击下，八路军伤亡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日益缩小，至1942年春，华北根据地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由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加上华北地区连续3年遭受严重的旱灾，致使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在这严重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号召，要求抗日根据地军队和政府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并进一步明确敌后抗战“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
1941年，中央军委针对日、伪、顽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知识青年进入根据地日益困难的形势，为适应将来的反攻和军队发展的需要，决定自力更生培养一批知识分子干部。8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作出《关于培养知识干部的指示》，指出：“我军建军目标是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有高度战斗力的强大的正规军，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质量，而且要能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准备大批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干部。因为要掌握现代技术，没有知识，不懂科学是不成的。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大部革命的知识青年都参加各种工作，同时由于战斗（争）力的摧残和破坏，因此知识分子来源日见枯竭。今后我军所需要的知识干部的解决，希望外来是不大的，主要的必须来不断地培养。因此，各部队政治机关应把培养自己的知识干部看成是当前政治工作严重任务之一。”《指示》要求各大战略区开办学校，把部队中年龄较轻的、有相当实战经验的基层工农干部调出一部分，经过2〜3年的训练，教以中学的各门课程，提高其文化水平，培养成为知识干部。
八路军各大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精兵简政中，为保留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先后在抗大总校和第一、二、七分校以及太岳军区创办了抗大陆军中学，并在第二分校成立了附设中学。
（一）总校陆军中学
1942年春，抗大总校陆军中学成立，滕代远兼任校长，史紫千任副校长，徐兴华任政治处主任。5月1日，抗大总校陆军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全校630名学员来自八路军各机关、部队，是从精兵简政中编余的班排干部、宣传干部和老战士、宣传员中选拔出来的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德才较好的同志。陆军中学的学制预定为3年，以全面提高学员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使这批工农出身的干部知识化，成为今后军队建设的骨干。
8月，由于滕代远调往八路军总部工作，总校陆军中学由任白戈继任校长，陈鹤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梁俊亭任副校长。
1943年1月，抗大总校迁回陕甘宁边区时，陆军中学仍留在浆水镇，改称太行陆军中学，直属第一二九师领导。9月，太行陆军中学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于12月底到达甘肃省合水县，并入抗大第七分校，与太岳陆军中学合编为第七分校第三大队。
（二）太岳陆军中学
1942年春，太岳军区从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纵队精兵简政中编余的连排长、优秀班长和老战士中，挑选了300多名学员，成立了抗大太岳陆军中学。陈赓旅长兼任校长，张力之任副校长，曾廷伟任教导主任，李一萍任政治处主任。学校下属3个学员队，学制预定3年。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军事训练与文化教育并重。1944年1月，太岳陆军中学教职学员由张力之率领，开赴陕甘宁边区，于4月到达陇东合水，并入抗大第七分校。
（三）第一分校陆军中学
1942年8月，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县琉璃井村创办了抗大第一分校陆军中学。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兼任校长，郑思群任政治委员，余克勤任副校长，潘焱任教育长。学员是从军区部队精兵简政时编余的干部中挑选的年纪较轻的团、营、连级干部，以及部分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班、排长和优秀老战士。共600余人，编为4个队：第一、二队为营、团干部军事和政治队；第三队为连、排干部队；第四队为青年队，学员是年轻的班、排长或优秀战士。开学不久，遇到日军的大“扫荡”，学校迅速转移。此后，陆军中学一直处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在冀鲁豫边区的濮阳、范县、观县一带，坚持一边学习一边战斗。由于给养困难，再加上没有固定的校址，无法开荒种地，因此经常过着半饥半饱的艰苦生活。
1944年6月，第一分校陆军中学奉命迁往河南省林县临洪镇，改为冀鲁豫党校，学员毕业即分配到部队工作。
（四）第二分校陆军中学
1942年2月，晋察冀军区为了保存在精兵简政中编余的一批优秀青年干部，为战略反攻培养、储备具有良好的军政素质和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决定创办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学制为3年。学校从部队中选拔了600多名优秀的班、排长和老战士，编为4个学员队。唐之安任总队长，陈宜贵任政治处主任。这批学员年龄都在18〜22岁之间，一般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大多经过战斗考验，其中有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还有“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政治素质好。1943年2月，第二分校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归总校建制，陆军中学原拟作为第二梯队随行，但离开灵寿县阎庄时，日军发动了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陆军中学奉命参加反“扫荡”战斗。8月，冀中军区教导团并入第二分校，编为陆军中学第二大队，高存信任大队长，方国南任大队政治处主任，辖6个学员队，仍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教学。此时，第二分校原陆军中学总队改称陆中第一大队，李钟奇任大队长，陈宜贵任大队政治处主任。9月至12月，陆军中学第一大队在北岳区的反“扫荡”中，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掩护群众抢收秋粮，袭击进占陈庄、下庄、牛庄等地之敌，并取得老虎尖伏击战和赤瓦屋奔袭战的重大胜利，保护了地方机关和群众的安全。为此，第一大队两次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表扬。1944年春，陆中第一大队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绥德，编为抗大总校第二大队。陆中第二大队则改称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留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五）第七分校陆军中学
1942年4月，第七分校陆军中学在山西省兴县魏家滩创办，由分校副校长喻楚杰兼任校长，分校政治部主任杨尚高兼任政治委员，李亚民任副校长，具体负责教学工作。分校从第一二〇师精兵简政中编余的连排长、优秀班长和老战士中招收了600多名学员，编为6个学员队。分校成立后，由于日军连续“扫荡”，晋西北环境不安定，学员们只能一边战斗一边学习。1943年3月15日，陆军中学随第七分校由山西兴县向陕甘宁边区转移，4月26日到达陇东合水县。5月，与第二分校附设中学合并，编为第七分校第一大队。
（六）第二分校附设中学
1941年4月，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的指示和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斗争形势，决定在抗大第二分校创办一所附设中学。附设中学既有普通中学的特点，又富有军事学校的性质。1941年4月派干部到冀中招生，就地办学，11月下旬穿过封锁线到冀西灵寿县。学员人数达1500多人，编为11个队。1943年2月，第二分校奉命返回陕北归总校建制，附设中学也随分校转移。经绥德到延安后，于1943年5月赴甘肃省合水县，后移至华池县，并入抗大第七分校，编为第二大队。1946年4月学员毕业后结束，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1. 赴冀中招生与在反“扫荡”中与敌周旋
1941年4月，为创办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第二分校派出袁佩爵、张杰轩、赵卓云等，从冀西灵寿县大庄出发，越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到达冀中平原招生。在冀中军区和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在深泽、无极、安国、安平、博野、定县一带，以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的名义发布招生简章，说明办学宗旨、入学条件、学习年限、生活待遇等。至6月，先后录取学员近600人。8月，又将冀中军区第八中学的60多名学生和第十中学的100多名学生调入附设中学，使学员达到700多人。
这批学员的特点是：政治上比较纯洁，他们生活在抗日根据地，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有些学员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高小毕业的占大多数，初中或初小毕业的占一小部分；年龄比较小，一般的十五六岁，最小的12岁，少数年龄大的也不过20岁左右。
附设中学在冀中就地办学，由袁佩爵总负责，赵卓云负责政治工作，张杰轩负责军事行政工作。学员编为6个队，1至5队为男生队，6队为女生队。一队队长王修身，政治指导员周家骏；二队队长李学泰，政治指导员徐炬；三队队长罗才元，政治指导员姚超平；四队队长王顺清，政治指导员牛正中；五队队长张倜，政治指导员北岑；六队队长伍文华，政治指导员曹凯。
学员入学随录取随编队，每编一队就开始上课，进行开学前的预备教育。课程有政治、军事和文化。政治课讲中共党史、苏联概况以及苏德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形势；军事课讲军事常识、游击战术；文化课除数学外，选讲鲁迅的《故乡》《祝福》等文章。此外，联系日战争的实际，进行民族气节、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育。
1941年8月14日，日伪军开始对冀中地区进行“扫荡”。招生不久的附设中学随即投入反“扫荡”的斗争之中，在抗大第二分校第三团的掩护下与敌周旋，经定县、无极、深泽、安国等县，行程300余里。在敌人合围圈越来越小的紧急情况下，学校当机立断，决定化整为零就地分散隐蔽。将学员隐蔽在深泽的固罗、定县的子位和安国的崔章一带，安排到可靠的贫苦农民和村干部家中，每家掩护1至3名学生。敌人进村时，随老乡隐蔽在村外的青纱帐里。历时一周左右的反“扫荡”，学生无一伤亡，经历了一次严酷的斗争锻炼和考验。8月底，在定县佑村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恢复正常上课。9月初，除正常进行文化教育外，增加了军事教育内容，有夜行军、侦察警戒、步哨防务和方位判定等，为越过平汉铁路转移到冀西作准备。
2. 五过封锁线转移到冀西
为了给学员安排一个比较安定的学习环境，第二分校决定附设中学转移到晋察冀边区中心地带冀西山区的第二分校驻地。在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第十七团的掩护下，学员们先后5次冲越封锁线，付出了血的代价，胜利到达冀西灵寿县陈庄地区。
1941年10月8日下午，第一次过封锁线。学校全体师生从距平汉铁路40余里的定县息村出发，傍晚到达离铁路20余里的孔庄。半夜时分，在明月店以北寨西店以南地段开始过路。封锁墙已被掩护部队挖倒，封锁沟也被填了约两米的一段。正当学校前卫二队跑步通过时，突然敌人开来一辆铁甲车，打开探照灯照射，步枪、机枪和掷弹筒密集射来。一发炮弹落在女生队中间，站在铁路边指挥过路的抗大一团唐凯团长（带领抗一团的部分干部同时过路）和张凌果、王璞、张是欣、郭春庭等数10名师生负伤，女学生刘桂萱当场牺牲，二队学员乔满在撤退时不幸牺牲，张若愚教员和女生赵青因伤势过重亦先后牺牲，担任掩护任务的十七团机枪手光荣牺牲。只有二队的两个分队约70人冲了过去，其余600余人被迫撤回原地。
10月18日，第二次过封锁线。黄昏，向预定的过路地点明月店车站以北进发，离预定地点约有2里路时，敌人的一辆铁甲车由北向南而来，突然停在预定过路地点的路口，用探照灯向四周照射后，敌人从铁甲车上下来，企图伏击。为避免伤亡，返回原地。
10月24日，第三次过封锁线。地点选在新乐和东长寿车站之间，掩护部队仍为十七团。掩护部队拟定了以一部分兵力佯攻东长青车站，吸引新乐之敌增援，途中打伏击，并在新乐和东长寿间炸断两头铁路的方案，掩护学员顺利通过。一起和学员过路的还有“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十几个人。天黑之后，师生排成一路纵队出发，当临近铁路时，掩护部队向敌人发起佯攻，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火光冲天。这时师生们一路改为三路纵队跑步冲向封锁线，约通过四个队的时候，一阵激烈的枪声向学生队射来，“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个别人一边往回跑，一边哇啦哇啦地直喊，一些学员误以为敌人冲了上来，也随着往回跑，两个后卫队也折了回来，天亮后才知道是一场虚惊。这次大部分学员冲过了封锁线，只有后卫队两个学员队约200人未能过去。队长王修身和学员张金波、陆宪民负伤，崔健两臂被打断，因流血过多送卫生所抢救无效牺牲。
11月上旬，第四次过封锁线。这次除附设中学两个队外，还有一个新兵营和一些地方干部。十七团叶参谋长带一个营负责掩护，地点选在明月店和寨西店之间。快到铁路边时，掩护部队听到敌人吹哨子和大喊大叫，由于敌人已有所准备，只能撤回根据地。
11月中旬，第五次过封锁线。地点选在定县车站以南。这时一些负伤的学员已归队。为了保证附设中学学员及早过去，决定单独护送附设中学的学员，这样目标小，便于保密。掩护部队是十七团第三营。半夜时分，到达预定地点，经仔细侦察，未发现异常情况，队伍立即变三路纵队跑步前进，迅速翻过护路深沟，越过铁路，急行军130余里，到达冀西抗日根据地后，继续向陈庄前进。
11月下旬，为了迎接正式开学，抗大第二分校加强了附设中学的教学力量和领导。选调了一批具有大学或髙中文化的干部到附设中学担任教务工作和教员。提前编写了教学大纲，刻印了教材。任命抗大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兼任附设中学校长，袁佩爵任教导处主任，杨健群任教务科科长，赵卓云任生活指导科科长，舒非任生活指导科副科长，赵凯任总务科科长，张惠敏任秘书室主任，杨震庄任军事指导，区定中任卫生所长。学员重新编为6个队。校部驻女庄，一队驻大湾，队主任彭云，军事指导刘忠朴，住队教员田丁；二、五队驻陈庄，二队队主任徐光，军事指导毋继征，住队教员高琳、刘文林、刘梦天；五队队主任姚峻，军事指导张倜，住队教员北岑；三、四队驻东庄，三队队主任沙拉，军事指导高席瑛，住队教员聂地；四队队主任张益山（后为童振声），军事指导周志坚，住队教员刘卓群、徐明；六队（女生队）驻女庄，队主任伍文华（后为施亚），军事指导杨克谦，住队教员顾玉玲（女）、周静舒（女）。
随后，民主选举成立了附设中学学生总会，主要成员有许宪民、宋春江、赵钊、王士诚、曹桂芬等。各队均成立了学生分会。各学生会在辅导文化学习、开展文体活动、发扬民主、改善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3. 在艰苦岁月中坚持学习
1942年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也是附设中学学员文化学习最紧张的一年。他们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克服缺粮、疾病等各种困难，坚持学习，渡过了难关。
1942年1月1日，附设中学正式开学。《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抗大二分校附中成立宣言》。1月6日，附设中学在灵寿县女庄举行开学典礼，第二分校及附设中学数千人参加。聂荣臻司令员、边区政府宋劭文主任、边区粮食局长邵式平（曾任第二分校副校长）等参加会议。聂荣臻司令员作了报告。他对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所引起的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苏德战争的新发展，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和今后边区的任务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对附设中学的成立寄予无限期望。对全校师生是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不久，晋察冀军区西进干部陈喜仲、谢国宝等30余人调入附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精兵简政中编余的一部分“小八路”和“抗战剧社”“火线剧社”的文工团青年200余人，也被送到附中来学习，增编两个队。七队队长杜培梅，政治指导员田凯；八队队长刘卓群，政治指导员徐光。
正式开学后，按照教学大纲开始正规教育。一般每天授课4至6小时，其余为自习和做作业时间。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七、八队为日语）、动植物、生理卫生、音乐、美术和体育等。军事课主要是早晚时间进行。早晨进行队列教练、爬山、跑步、利用地形地物、防空演习等；晚上除点名和自习外，进行方位判断、夜行军、警戒勤务以及紧急集合等训练。另外，专门安排时间进行野营、长途行军和军事体育训练。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启发式。注重教学效果，重视直观教学，利用模型、标本和教具进行讲解。严格备课听课制度，经常组织教员互相观摩并进行评议，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质量的提高。1942年夏，组织师生到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边区第二中学参观学习。在学员中强调互帮互学，建立“小先生制”，动员学习比较好的学员帮助学习较吃力的同学。此外，还请地方政府负责人来校作报告。
6月中旬，敌人的“蚕食”活动越来越频繁，对根据地实行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冀西一些地方的粮食被敌人抢光或烧光，冀中的粮食运不进来，造成学校的粮食和药品日益困难。到7月，小米、玉米面都没有了，只好以作马料的黑豆充饥。每个队100多人，每顿饭只能吃到十几斤菜或几斤萝卜干，有时甚至没有菜。不少学员从山上拣些老百姓摘剩下的花椒，焙干后加些盐研碎下饭。由于营养不良、医药缺乏，不少同学开始生病。8月，疟疾开始流行，部分学员又患有疥疮、夜盲症和伤寒。学员们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一面同病魔作斗争，一面坚持学习。赵光然、刘春生、王惠卿（女）、郝杰（女）、张志华、乔俊德、刘丙年、邵福全、张荣庆等学员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多数学员战胜了疾病，恢复了健康。
在艰苦岁月中，而对饥饿和疾病，学员们毫不畏惧。当吃着黑豆窝窝的时候，大家向往着革命胜利后的幸福生活；坐在院子里听课时，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在敌人“扫荡”的时候，坚信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够胜利。正是这些崇高、美好、远大的理想，鼓舞着学员们度过了艰苦的岁月。
10月中旬，冀中军区首长为使学员们的体力尽快得到恢复，决定千方百计提高附设中学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周增发二两肉，每天保证三钱油，三钱盐。10月底，任命华北联大教务长江隆基为附设中学校长，张杰轩为校务主任，贾謇为副主任。11月，党组织公开，对党员和群众进行了党的知识教育，吸收非党学员参加发展党员支部大会。党组织在保证教学和克服困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奔赴延安
1943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抗大第二分校返回陕北归建总校。根据中央军委这一决定，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和高上科分三路奔赴延安。1943年1月上旬，冀中军区抗属子弟中学（简称抗属中学）师生300余人，由王泽带领编入附设中学，附中增编了3个队，共11个队，人数达1500余人。各队队长、指导员是：一队队长刘忠朴，政治指导员康文彬；二队队长母继征，政治指导员高琳；三队队长高席瑛，政治指导员聂地；四队队长徐光，政治指导员田丁；五队队长童振声，政治指导员贾铿刚；六队队长刘卓群，政治指导员田凯；七队队长杜培梅，政治指导员张益三；八队队长冀云，政治指导员潘特；九队队长刘成勋，政治指导员张鹤田；十队队长朱来茂，政治指导员姚峻；十一队队长罗宗铭，政治指导员陈播。
2月初，开始为长途行军作准备。第二分校调拨附设中学100只羊、500斤猪肉，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提前下发单衣、毛巾、鞋子。2月12日，孙毅校长在灵寿县团泊口召开了行军动员会，并于2月15日签发了行军命令：高上科的4个队和附设中学的11个队混编为3个营，分南、北、中三路，并于2月16日分别从灵寿县的陈庄一带出发。
南路为第一营，营长张杰轩，副营长戴伯行，教导员赵卓云，率高上科二队和附设中学一、二、七、九队，约600人。中路为第二营，营长江峰，副营长陈文彪，教导员张驾伍，率高上科三、四队和附设中学三、四、八、十一队，约700人。北路为第三营，由分校教育长熊伯涛、附设中学校长江隆基负责，彭云为总支书记，率高上科科部和一队，附设中学校部和五、六、十队，约800人。
南路开始活动在滹沱河沿岸，经建屏、盂县一带游击区，每天行军百余里，于3月初在忻县以北通过同蒲路，翻越云中山，在宁化附近渡过汾河，经宋家沟到达岢岚。然后，走兴县，经临县在第八堡渡黄河，经佳县、米脂到达绥德。
中路开始在龙泉关、大教场、东西下关，后到雁北的灵邱，走繁峙的南山，经崞县，在宁武以北顺利通过同蒲路，翻越海拔2783米的芦芽山，到岢岚。后经兴县，在临县的第八堡过黄河，经佳县、米脂到达绥德。
北路开始于阜平县的城南庄、温塘，后到达北温泉、下关，经平型关到应县的南泉，再过馒头山、雁门关，沿长城西行，于3月3日在宁武以北越过同蒲路。然后，翻越管涔山绵延百余里的黄草梁，经岢岚、兴县，在临县第八堡渡过黄河，经佳县、米脂到达绥德。
3月26日，先后到达绥德的南路和北路师生奉命开往双湖峈、马蹄沟一带休整。中路师生于4月初到达绥德。三路师生在绥德会师后，于4月7日移驻清涧县城，边学习，边进行行军总结。4月24日，在清涧召开了全校大会。4月27日，全校从清涧出发，途经延川、延长、甘谷驿，于4月30日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是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的一个重大历史转变。学习任务由原来的以学习文化为主，转变为学习军事为主。在组织体制上，由抗大第二分校附中转变为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大队驻地确定在甘肃省华池县豹子川。
1943年5月3日上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骨干会议，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参加。江隆基校长进行学校合编和学习任务变化动员。晚上，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动员大会。贺龙司令员作动员讲话。他说：“由于革命斗争形势需要，中央军委决定，你们到陇东去。你们以前主要是学习文化，不会打仗，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你们的教学内容要改变，由主要学习文化改为主要学习军事。”
5日晚，在八路军大礼堂再次召开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出席并讲话。他说：“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你们，毛主席因工作忙没来，毛主席让我问候你们好！”“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面练兵习武，一面劳动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党中央要求你们拿起镐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马列主义和科学知识。”“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是最有前途的因而也是最幸福的。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为将来反攻和建设新中国成为有用人才！”
5月7日，按照中央军委决定，队伍离开延安，经甘泉、鄘县、羊泉、张村驿、直罗镇、黑水寺、太白镇，于5月16日到达抗大七分校驻地合水县。
5. 进驻豺子川，建设新校园
1943年5月中旬，到达甘肃合水县不久，附设中学的8个男生队编为二大队，转移到华池县的豹子川。女生一、二队直属校部，移驻合水县的柳沟。
7月10日，第七分校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二大队编成，黄荣忠为副大队长，江峰为政治处主任，赵卓云为副主任，李思恭为总支书记。7月17日，全大队从合水出发，于22日到达豹子川的张家岔。该地曾是陕北红军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有建立的党校旧址。
豹子川靠近陕甘宁边区腹地，森林遍谷，荒地很多，便于搞生产和办教育。把豹子川建成新校舍，是师生的共同任务。到达豹子川后，放下背包就动手砍树枝，割野草，用3天时间搭了120多个窝棚，挖了7个泉眼，解决了睡觉和吃水问题。为了争取时间，不误农时，用3天时间开了418亩菜地，种上了秋菜。又到葫芦河、大风川背粮93石，解决了建设的吃饭问题。
7月底，召开全大队会议，要求各队挖三丈深的窑洞15至18孔，建饭堂兼课堂一座。从1943年8月6日至11月7日，经过3个月的紧张劳动，原来一片荒凉的豹子川有了宽阔的道路，平坦的操场，整齐的窑洞。全大队共打窑洞198孔，盘炕166铺，修路40里，烧木炭23万余斤，修理破窑洞49孔，新修了一个长150米、宽100米的大操场。驻在柳沟的女生队截至11月底，纺线553斤，织手套468付，织毛袜810双，缝棉衣2860套。大家还自己动手解决日常生活用品，自己做鞋、织袜子，以桦树皮代替纸张，从山上采集野果压成汁当墨水。
在劳动过程中，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从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特殊意义。从国民党顽固派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的罪行中，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保护革命成果的重大责任，克服了轻视军事学习的观念。
1943年秋后，对干部进行了调整。匡唐伟任二大队政治委员。一队队长罗才元，政治指导员周晓山；二队副队长罗勇胜，政治指导员任天云；三队队长高建国，政治指导员周祟礼；四队队长梁光荣，政治指导员王万冰；五队队长苟成富，政治指导员王序卿；六队队长黄光富，政治指导员刘强；七队队长权彬，政治指导员蔡应楷；九队队长郭放哲，政治指导员杨国范。
建设校园的任务完成后，二大队全体师生开展大练兵、大生产、学文化。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主要任务是冬季大练兵。1944年4月，不误农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生产劳动中适当安排文化学习。1944年12月以后，转为以学习文化为主。1945年是学习文化最有成效的一年。
1944年3月下旬，二大队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计划生产粮食1500石，要求各队每人开荒25亩，做到蔬菜、肉类自给。4月2日，学员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上山开荒，每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五队丁健民创造开荒最高纪录，一天开荒七亩。各队用一个多月完成了开荒任务。播种之后，各队着手种菜、养猪、养羊。各队一般都养四五十头猪，八九十只羊，牛十几头到几十头不等。12月上旬，大队进行生产总结，全大队共开荒17672亩，生产粮食3577石，做到了粮食基本自给，蔬菜、肉类自给有余。1944年12月，全大队转入以学习文化为主。在“为军事服务”的原则下确定文化课以国文、算术为主，取消历史课，减少了地理课、自然课。军事课、政治课各占10％，文化教育占80％。为了加强文化教学，从延安派来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教员，分驻各队进行指导。1945年1月，第七分校召开文教会议，对文化教育工作进行检查。5月初，二大队召开文教会议，何远平大队长和匡唐伟政委对文化学习做了进一步动员。
10月下旬，决定对学员集中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后毕业。由于学员陆续调出，已减少到600余人，故撤销了二、六、七三个队。训练课目有步兵战术、兵器射击、筑城爆破、地形学和简易测绘。1946年春节，军事训练结束，进行了实弹射击。1946年4月26日，举行了毕业典礼。全体学员奔赴各条战线，投身于伟大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