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创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作出的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抗大总校先后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保安（今志丹县）、延安，山西武乡（蟠龙镇）、黎城（西井镇），河北邢台（浆水镇）和陕北绥德等地办学。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抗大先后成立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分布于西北、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域。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回荡着抗大的校歌。抗大在9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10万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史诗。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瓦窑堡。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定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和战略问题，并于12月25日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同时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2月下旬决定，将中央红军干部团部分教员和学生并入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更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联名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原定4月1日开课，但由于战争环境及红军东征，学校未能开课。
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交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办红军学校的问题，他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些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5月14日至15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干部送到学校培养训练。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务会议，具体研究了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学习时间为6个月，部分的9个月到1年，前方干部可自给，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各占一半，军事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学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占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槪论及各种重要材料；军事——中国革命战争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及政治，讲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五）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张浩、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
1936年6月1日，抗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的旧庙堂前举行。庙堂前空地上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创建抗大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我党创办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他鼓励抗大全体教职学员：“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会上宣布，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全校学员编为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科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全队共40人，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平均年龄27岁。第二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全科共225人，分为两个队。第三科科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全科共有800人，编成六个队。第一、二科驻在瓦窑堡，第三科驻甘肃省环县木钵寺。
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炮兵营，从横山县石湾出动，乘虚突袭瓦窑堡。6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中央党政机关及军委各部与抗大撤出瓦窑堡。抗大于7月11日抵达保安县城。抗大第一科驻在离保安县城1公里处的山坡上，第二科驻地离第一科约有2公里路程。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决定第三科与红二、四方面军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校址仍在甘肃省环县木钵寺。随后，第二校移驻甘肃省庆阳，不久改为步兵学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几经努力，终于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东北军主动撤出延安，抗大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迁至该地。此时，中国共产党确定将工作重心由实现停战转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共同抗战。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设在延安，并于1937年1月21日向全国各地发布抗大招生布告。全国各地革命知识青年于1937年春节前后，一批又一批地陆续抵达延安。针对全国飞速发展的抗日形势，毛泽东再次强调办学校培养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地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并特别强调“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抗大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增加了一项培养教育革命知识青年和抗日志士的重要任务。
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与1939年6月20日作出将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移驻晋东南的决定。7月10日，抗大总校5000余人在罗瑞卿、成仿吾率领下，从延安出发，9月下旬抵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于1940年2月26日抵达山西省武乡县的洪水、蟠龙镇一带。1940年11月，抗大总校又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的浆水镇南峪村办学。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抗大总校，返回陕北继续办学。1月24日，抗大总校1000多名教职学员，在何长工副校长的带领下，于3月上旬到达陕北绥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抗大也随之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
1945年10月16日，抗大总校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何长工的率领下从陕北绥德出发向东北挺进，于1946年2月抵达吉林省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继续担负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干部的光荣任务。
1938年10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广泛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了完成在新阶段大批培养干部的任务，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全党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的需要，中共中央作出了改变抗日军政大学建制，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以冲破日、伪顽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到敌后办学，就近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训练干部，去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发展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部署。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指出：“六中全会以后，全中国都要有个整个的布置，教育工作也要有个整个的布置，我们决定有组织有系统地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强调要培养大批干部上前线，指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12月13日，毛泽东在抗大召开的关于学校改变建制干部动员大会上再次强调培养训练干部的极端重要性。罗瑞卿副校长在动员会上就建立抗大分校的目的、意义作了深刻阐述。他说：“我们到敌后办学开办分校，是为了迎接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是为了不因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影响国防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为了便利敌后广大青年来校学习；是为了便于学习前线丰富新鲜的战斗经验，从而更好地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也是为了毕业学员更便于分配工作。”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将整个华北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要大大发展军队和人民中的革命文化运动，要收集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信任他们，坚决打破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使知识分子工农化，抽调大批老兵、老干部进学校，使工农干部知识化。江南、皖南、皖东、苏北、淮北、鲁南、胶东、冀中、晋西北九地，须各办一个抗大分校。”
1941年至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部队先后大力实行了精兵简政。为了保留在精兵简政中编余的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或骨干，八路军总部于1941年10月15日决定各抗大分校成立陆军中学。决定指出：“各抗日根据地［成］立——陆军中学性质之学校，附属现有抗大分校或另设，由各根据地按照实际决定之。学生300至500人，学校以3年为期，初期主要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末期加强军事政治理论的学习。必须抽调一切可能抽调的、可能深造的中下级干部就学。”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培养干部的重大决策，从1938年12月开始，抗大总校与八路军相继在陕北和华北等地创办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和太岳、太行等7所抗大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共培养了6万多名军政干部。
在华中，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华中是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停止；为此目的，中原局应动员豫西鄂北的大批忠实青年去彭雪枫部开办千人左右之学校，雪枫在当地应注意招收些知识分子；北方局应立刻准备从抗大本校及一、二两个分校拨出学生700人妥慎地送往雪枫处。随后，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挺进敌后、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时，开办了一所随营学校。194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鉴于华中的特殊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华中立即成立抗大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因受李品仙压迫而逃往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学习。2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在“华中立即成立抗大分校，吸收华中大批青年学生，并要求晋东南开抗大分校一部到华中，以作为华中分校之基础”。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晋东南蟠龙镇的抗大总校很快组建了一支能独立执行办学任务的华中派遣大队，随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第四师于1940年3月创办了抗大第四分校。同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也先后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和抗日军政学校。1940年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以江北军政干校和苏北抗日军政学校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五分校。12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电示八路军总部和抗大总校：“苏北局面扩大，望再分出一个分校的干部，派去苏北。此分校要比山东分校还要强些，因为苏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于是，抗大总校又派出第二华中派遣队，到苏北加强第五分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为全面加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于1941年6月上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新四军各师与各抗日根据地继续开办抗大分校。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1941年12月，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和新四军军部决定，以抗大第五分校为基础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另在新四军第三师组建新的第五分校，新四军第二师建抗大第八分校，苏中第一师建抗大第九分校，豫鄂边第五师建抗大第十分校，新四军第七师建抗大皖江第十分校。这样，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创办了7所抗大分校。
中共中央关于创办抗大分校的战略部署，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创办抗大分校指明了方向，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首次将抗大教育方针用三句话加以概括。之后，毛泽东又于3月19日、3月20日和4月9日在抗大对这三句话加以阐述，其中阐述得最完整、最系统的是4月9日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发表的《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演讲。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在抗大期间要学到抗日救国这样一个宗旨。他说：“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为实现抗日救国这一宗旨，毛泽东强调抗大学员必须学习掌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灵活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完成这种政治方向，必得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还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军人是老百姓变来的，大家都不肯做军人，便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广大的老百姓都愿意变作军人，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这里的战略战术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就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它。总之，你们在这里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要学做干部。毛泽东指出：“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群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的组织，至今也还组织得很不够。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组织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学习，却可以靠你们将来在工作中间把这个政治方向告诉全国的人民，使他们都明白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像你们在这里吃小米饭，爬清凉山，也可以说是一种艰苦奋斗，是要你们改变不能艰苦奋斗的软弱作风，有点‘劲’，譬如跑路跌了一跤，碰坏了牙齿，却依然站起来向前迈进，单是你们有这个作风还不够，要使全国人民都有这个作风。在我们的征途上摆着一样东西，其名曰‘困难’，我们告诉它，我们是从抗日军政大学锻炼出来的，不怕你！它说它有很大的本领，能使我们没衣服穿，我们不怕！能使我们没饭吃，我们不怕！它说它还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我们都不怕！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再问它还有没有，它说没有了，便只好缴枪。我们便是这样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要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而且能克服困难，这样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
第三，要有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毛泽东指出：“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么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你们要学抗日救国，我们要帮助你们完成。但有些人只有一个‘大概’的决心，所谓‘大概’，是说也许有点模糊，不十分坚决彻底。我们八路军，在敌人的后方，接济困难，上有飞机，下有大炮，但在这种困难环境之下还要拖牛尾巴，不断地打击敌人。你们从各地出发的时候，有的是想到了，恐怕有的人没有想到延安的艰苦，在别的地方有鱼有肉有大米饭，这里却只有小米，还得爬清凉山。现在你们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决心是有了，但你们将来还要去‘拖牛尾巴’，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放的，而且将来还要建设新的中国。我看你们都是没有胡须的，没有胡须的人名之曰青年，青年人是有勇气的，但你们要到长了胡须的时候（自然女同志是不会生胡须的），到老到死，都不动摇，不退缩。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自己的决心！”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新中华报》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进一步强调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毛泽东对抗大教育方针的深刻阐述，使抗大全体教职学员深受教益，从而使他们更加明确了办校的方向，坚定了办好抗大的信心，为抗大在抗日烽火中迅猛地发展，特别是为培养教育好知识青年指明了方向。
为办好抗大分校，使之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适时对分校的领导体制和教育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
1939年1月27日，中央军委获悉第一、第二分校分别到达目的地后，特地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罗瑞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何长工、周纯全，明确规定了分校的领导关系和教育任务：（一）抗大学生以培养八路军战士及干部为主，毕业生应分配到八路军工作。（二）抗大应保证其有最低限度的教员干部，今后凡由抗大分校抽出主要干部应经中央军委批准。（三）应继续用“抗大”名义，分校应向母校经常报告工作及经验，而分校工作之监督则由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及各分局负责。电报还规定如果要改变上述规定，应征得中央军委同意，否则不得改变。3月6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罗瑞卿发出关于抗大分校军政教育问题的指示：关于抗大分校之教育计划，应当加强军事教育，强化军事生活，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以及重新配备教学方法，训练教育干部，使之更加适合于新的教育对象。这些改变的意见，我们在原则上均同意，唯在几个问题上，再提供下面意见：
（一）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因此，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此外，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而统一战线倒可以放到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内教；党的建设，只作党内教育，一般的学生只讲共产党问题；国际形势亦不必教，为着重于临时的时事教育。
（二）为了教育深人，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每周上课无论如何不得超过6次。
（三）因此，军事教育内容似乎太多，如教育时间仍为8个月，则除连以下的步兵战术及游击战术为主要内容外，只能教一点战略学（以《论持久战》为教本）及下级干部所必须具备之筑城、兵器、地形的知识。交通、军制、马学、卫生学、典范令虽亦有其重要性，但以时间所限，恐仍以不教为宜。
（四）学生将来主要在八路军工作，为加强党的教育起见，党的支部应当公开，并实行党日制。
（五）在8个月学习期间，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时间约一个月。
7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对抗大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决心深人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并责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总领导第一分校，晋察冀分局与军区领导第二分校。指示要求抗大分校必须在当地最高党及军事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宜所谓独立自由及各自为政，而党、军机关必须对分校工作负完全责任。
为了加强对地方武装干部的培训，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2月1日指示各分校：“应附设二至三百人地方武装干部的训练队，三至四个月毕业，着重游击战术，抗日根据地各种政策及启发民族意识的教育。”
1940年12月10日，中央军委关于抗大的领导体制致电八路军总部和抗大总校，指出：“为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及教育能力。”②同时，还对总校与分校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总校坚持在华北训练部队干部，着重训练上级干部，训练参谋人员，培养教员，有计划地编写教材，整理总结教育经验，加强对于分校的领导；各分校不仅办下级干部班，且应办上级干部班，过去军委及总政在延安集中办高级班，在抗大集中办上级班的计划，应有部分的变更。
1941年8月26日，中央军委又就抗大总校和分校的领导体制和教育任务发布指示：抗大各分校分散在各根据地，总校对分校不易领导，今后各分校由所在地最高军政机关领导，总校归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其任务，总校着重培养上级干部、参谋人员、教员；各分校着重培养中、下级步兵干部，延安第三分校培养特种兵干部。
中央军委对抗大分校领导体制及教育任务的规定，一方面使抗大分校的领导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大力创办抗大分校指明了方向，是各分校更能密切联系各根据地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招生培训，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输送急需的军政人才，为抗大分校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