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完整准确宣传红军三大主力长征
军史、革命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对这段史实的征集、整理、挖掘、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搞清了许多重要问题，也出了不少的编研成果，但也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党史宣传口径不够统一，加之甘肃会宁县在10年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在当年红一、四方面军纪念地———会宁城文庙场修建了宏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并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扩大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在三大主力会师的另一重要遗址———红一、二方面军会师纪念地将台堡迄今尚未建成纪念标志，也未很好地进行宣传，而使本应与会宁会师并肩齐名的将台堡会师鲜为人知。在史学界，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研究和宣传还存在一些误区，对将台堡会师的研究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
中宣部1995年12月19日《关于宁夏将台堡修建革命遗址纪念标志问题的复函》中提出：“要完整准确地反映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史实和意义，以便与修改过的会宁红军会师纪念塔有关介绍内容相一致。”为了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完整准确地宣传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长征胜利结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正确认识将台堡会师在三大主力会师中应有的地位，纠正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误区，本文试就将台堡会师的历史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将台堡会师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会宁会师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1936年夏，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战略决策。5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西方野战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挥师西征，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迎接二、四方面军（二方面军时为红
二、六军团）北上；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并肩北上，挺进甘肃，向红一方面军靠拢。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经我军艰苦奋战和复杂的党内斗争，终于在10月间在预定的会师地域（甘肃会宁县和隆德县将台堡一带———因将台堡位于静宁县北部，又称会静地区）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这一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历经千难万险，坚持团结战斗，战胜强敌，全部实现战略大转移的伟大胜利，也是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危险的伟大胜利。
它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出动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消灭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英勇无敌、不可战胜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工农红军实现了空前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局面。这是一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由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两个有机部分组成并分阶段实现的。据我国党史、军史权威部门出版的党史、军史正本记载和宁夏党史部门考证核实的史料证实，继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后，21日，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今宁夏西吉县境。22日，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总指挥部及二军团官兵，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时属西方野战军建制）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及所部二师官兵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将台堡土堡内。会师部队在土堡东侧大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次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到达将台堡以南的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全部胜利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上述史实，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在中国
工农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军史（战史）和有关省、自治区编辑出版的其他党史、军史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记述。这些记述均把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和红一、二方面军的将台堡会师作为三大
主力会师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党史、军史上给予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并且把这两次会师的实现作为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
然而，由于以往对中央党史、军史研究部门的权威史书学习不够，缺乏广泛、深入的正面宣传，加之受到某些党史、革命史书刊和老同志回忆录中不准确记述影响，造成宣传口径混乱，产生了一些误区。人们习惯于说“红军长征会师在陕北”，或者说“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这些说法，都没有完整准确地反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史实，有意无意否定了将台堡会师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追根溯源，有三种说法需要加以澄清。
一是“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这一说法主要来源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注释（21）：“同年十月，第二方面军全体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到达陕北，与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经查，这一条注释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已经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内容是：“同年十月，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应该说，修改后的注释与党史、军史正本的记载是一致的，但对将台堡区划的注解却不准确（隆德县应为西吉县）。二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这种说法主要来源于过去出版的有些党史、革命史教科书和会宁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塔的碑文、解说词以及某些老同志的回忆录。如我国已故著名党史、革命史专家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为高等学校文科公共课教材，198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15万册。
这本书在“文革”后革命史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全国影响很大。但该书中对三大主力会师的记述却不够全面、准确：“除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锋两万人，在张国焘欺骗命令下渡河西进遭到失败外，四方面军后续部队和二方面军全部，终于在1936年10月上旬在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段记述不仅忽略了10月下旬的将台堡会师，而且对西路军问题的记述也是不正确的。三是把将台堡说成“甘肃会宁将台堡”或是“甘肃静宁将台堡”。这是对将台堡的地理位置和区划变动情况没有搞清而产生
的误讹。这里需要说明，将台堡的区划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变动：1936年，它属于甘肃省隆德县，1942年西吉县成立后划归甘肃省西吉县，现为宁夏西吉县的一乡。目前出版的党史、军史著作中一般都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的提法，有的也注明了“今属
宁夏西吉县”，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将台堡都不曾属于会宁县或静宁县的管辖范围。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误讹，与将台堡地处几县交界和区划归属几经变更关系甚大。据《西吉县志》记载，1936年10月将台堡会师之时，西吉县现辖地域分别归属甘肃省的庄浪、静宁、隆德、固原和海城（今海原县）五县管辖。兴隆镇、将台堡一带属隆德县管辖，而与之交界的单家集却归静宁县管辖，与之相近的平峰镇、硝河城等地则分属于庄浪、海原和固原几县管辖的“花地”。红军当时处在行军打仗、随时迎敌的险恶环境之中，对于地处交界地带的将台堡、单家集等地的归属，不一定能分得十分清楚。后来时过境迁，也就只能记个“大概”。这也许就是有些老同志回忆录和有些史书对将台堡归属记述不准甚至“张冠李戴”的客观原因吧！
二、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中最后一次会师，将台堡是红军长征结束地。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中共有8次大的会师（包括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揭开长征序幕），即：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同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个军团集中行动。1934年11月初，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在江西葛源以北之重溪等地同红十军会师，会师后组成红十军团。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于8月上旬混合编成左右路军，统一北上行动。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团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会师，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北上部队（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结束长征后，不久于甘泉县下寺湾一带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今属四川）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城会师。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肃隆德县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上述后两次会师，即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在党史、军史学界一般合称为一次，即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或称“三军大会师”）。因为这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战略决策和统一部署、指挥下，由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预定的会师地域（会静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方野战军实现的会师行动，应当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三军大会师不是由同一部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的，而是由不同的部队（红一、四方面军和红一、二方面军）在不同时间（10月9日和22日）、不同地点（会宁城和将台堡）分别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会宁会师与将台堡会师又可以看做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次会师行动。而从时间顺序上看，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次会师。关于红军长征结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红军长征结束已经60年了，但迄今为止，虽有“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之说，也有权威史书客观准确的记载，但究竟以何时、何地作为长征结束的确切时间、地点，尚无定论，在宣传口径上也不统一。笔者认为，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并有国际影响的历史问题应该到了正确解决的时候了。根据史实，参加长征的几支大的红军部队，结束长征的时间、地点依次为：
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16日在陕北永坪镇；
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19日在陕北吴起镇；
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9日在甘肃会宁城；
红二方面军，1936年10月22日在宁夏将台堡。
从上述时间顺序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1936年10月22日是红军长征最后结束日，将台堡是红军各部队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个地方。笔者建议，应当尊重历史事实，确定将台堡为“红军长征最后结束地”。对这一问题，目前在史学界和党史工作者中间还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是认为“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这种认识如果指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实现了伟大的战备转移，结束长征，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整个长征结束混为一谈。
二是认为“中央红军会师贺电宣告长征的结束”。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联名于10月10日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有的同志以此为据，说“三军会师贺电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笔者认为，“贺电”是历史事实，应当承认，但据此作出“贺电”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画上圆满句号”的结论则失之偏颇。因为它不完全符合当时红军部队作战行动的实际情况。贺电发出之时，只有红一、四方面军于前一天（10月9日）在会宁会师，这只能说是四方面军长征结束于前一天（10月9日）在会宁会师，并不能包括二方面军。由于张国焘主张西进的分裂活动贻误了战机，破坏了静会战役计划的实施，使二方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全军被迫从10月4日开始放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临时根据地，仓促北移。“贺电”发出之时，二方面军正在长征路上“奋勇苦战，夺路前进”，付出了很大牺牲，直到22日才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
了长征，怎么能提前十几天就“为长征胜利结束画上圆满的句号”呢？三是认为“红军总部首长和西方野战军首长打拉池会见是长征结束的标志”。1936年10月2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甘肃靖远县之打拉池，同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会晤，商讨了宁夏战役作战计划。当天傍晚，红一、四方面军部队还在这里召开了联欢大会。笔者认为，这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总部和西方野战军总部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不能以此作为长征结束的标志。因为红军长征是一个空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的结束应以红军部队战略转移目的的实现为标志，而不应以红军领导人的会见为标志。吴起镇、会宁、将台堡三次会
师，标志着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任务先后在预定地域完成，同时也就标志着各个方面军长征的结束。四是认为“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标志着长征的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1936年11月16日至22日在宁夏豫旺以东和甘肃环县山城堡地区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此役歼敌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一团，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三军大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充分显示了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强大威力，但不能作为长征结束的标志。其理由：第一，它是在三个方面军已经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以后共同组织的战役行动；第二，它是在前敌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三个方面军实行统一指挥以后发生的事情。三、尊重历史，求实存真，完整准确地宣传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会师的真实历史综上所述，多年来，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与长征结束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认识不够统一，宣传口径比较混乱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的地理位置和区划变动方面造成的误解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对党史、军史权威部门正式出版的党史、军史正本学习宣传不够，许多人不知道在这些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早已有了客观、准确的记载；二是对一些党史、军史、革命史著作的出版审查、把关不严，让一些不实、不准甚至是错误的记述继续流传，以讹传讹；三是对一些传统的不准确的提法和错误的定论没有认真清理，加以纠正，使许多人以之为据，继续引用，扩大宣传。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前述的胡华同志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关于三大主力会师的那段误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打下了较深的烙印，至今还在继续起着作用。当然，这些误讹是受到编书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掌握史料的条件限制而形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不加纠正，继续引用，就不应该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纪传体党史著作，填补了中共传记体史的空白，在海内外史学界享有盛誉。该书已经出版56卷。笔者查阅了前50卷中收编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张子意、陈赓、徐东海、王树声、邓华等9位老同志的传记，发现对三大主力会师的记述，除《邓华传》外，余皆有误，且提法较为混乱。如有的说：“（1936年）10月，红军二、四方面军来到甘肃会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有的把将台堡会师的时间提前为10月20日，把将台堡的区划说成是“甘肃会宁将台堡”或“会宁县兴隆镇将台堡”。有的甚至说“（1936年）十月八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在打拉池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从有些新近出版的党史、军史书籍中发现，对三军会师问题的记述仍有误讹处。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会宁会师”条，就说：“会宁会师，又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贺龙传》，将将台堡的区划错记为“会宁县将台堡”。该书附录的《贺龙生平大事年表》中将将台堡会师的时间错为“10月21日”。由上可见，当前仍然存在着对三大主力会师问题众说纷纭，让读者莫衷一是的情况。究竟以何者为准呢？笔者认为，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着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以经过党史、军史权威部门考证核实的史实和论断为依据，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主管部门的有关批示为准绳，统一认识，统一提法，统一宣传口径，完整准确地宣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这一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根据笔者学习、研究的体会，在众多的党史、军史、革命史著作中，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以及红一、二方面军军（战）史等著作外，有些兄弟省、区的党史、军事著作，如甘肃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甘肃党史大事记》，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军大会师》等，对三军会师的记述是比较符合“求实存真”和“完整准确”的要求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著作都是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军委有关文件精神为指导，以征集到的大量的党史、军史资料（包括文献、电报、报刊资料，老同志回忆录、日记，敌档资料等）为依据，经过认真综合研究、缜密考证核实而形成的党史、军史科研成果，因而它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而使
这些成果具有严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将台堡会师问题上，红一军团和红二师首长上报中央和西方野战军首长的几份电报以及张子意、王恩茂、萧锋等老同志从枪林弹雨中保存下来的日记，显得特别珍贵。这些电报和日记是60年前的真迹，真实地再现了会师前后和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存在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记忆误差，因而成为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使将台堡会师史实确凿，真实可信。因此，笔者深感，在一些党史、军史重大问题的认定上，坚持以党史、军史部门经过考证核实的史实和论断为依据，走出误区，求实存真，这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六期。邵予奋时任宁夏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